“只有死人才能看到战争的结束。”
——柏拉图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在其中，调和各种矛盾的努力所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妨碍中最让人没有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的经济政策人士或者公共政策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的要求并非总是合乎情理，亦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看，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方案同时也能对它他有裨益才是。”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外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乃至信仰所支配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间，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武装地下水、扬帆而去，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是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战舰方面的才华，但这样的情况仅仅在纯粹君主制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才会出现。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当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善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漫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变化的大体趋势。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但是如果只能动用武力，则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前额头移到战士的头顶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利益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不是没有道理可言，每一方都各有其力量所在，这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要比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正义观念还是要好。当年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地令人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面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的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错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是不正确的，那就会使人格精神受到损害，除非是面对这一股明显无法抵御的外部强制力量。
我们应当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为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但这种情况通常只是诸多可能性之一。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伦曾提醒他的将军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和战役的规划。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常常被糟糕滥用的话，但它的确包含着重要真理。
二、 古代雅典人的历史得失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雅典将军德米斯托克利
1. 德米斯托克利：政治理智的悲剧
公元前5世纪，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在面向民众的一次演讲中陈述说：“雅典人，世界在你们面前分成两个部分，陆地和海洋，每部分对人类都是珍贵的和有用的，海洋的任何地方都可受你支配，不单是你权力所及之处，也包括其他地方，只要你决心向前推进。驾驭你的海军前进吧！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波斯国王或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阻止你前进。”——伯里克利明确激励雅典民众在一切可能控制的海域确立起雅典霸权。尽管战前流行的诗句刻画说：“马拉松望着高山，高山望着大海。”作为执政官的伯里克利当然明白，这样的近乎文学式的战争想象力和历史记忆还显单薄。
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眼光来评判哪支海军或军队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不管它是波斯的，还是西西里的；相反，而是要去考察世界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政治理想、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各国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所合理折射出的恰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东西都解决不了的症结。 海洋分离于陆地，这使得海洋事务，尤其是海上力量，更显现为政治性的，本质上也是如此。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海军问题，地理联系上的薄弱更需要海军力量服从政治利益和国内文官政府的权力。面对眼前的伯罗奔尼萨危机，伯里克利可以倚赖的只有他的前辈将军德米斯托克利的遗产。而上述正是德米斯托克利向他的继承者传达的教训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全部。
公元前481年，波斯大举入侵希腊，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是大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不仅足以强迫希腊的各邦各派一致团结抗敌，也反过来迫使薛西斯采取了尽可能迅捷的直线攻击。但因为兵力太大，无法使用海运，而必须由陆地前进。但为了应付规模空前庞大的补给运输，又必须使用海洋。结果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海岸附近，而海军又受到陆军天生惰性的牵制。这使希腊海军统帅德米斯托克利准确洞察了波斯军队的预期路线，而波斯人丧失了海上的机动性之后，根本无法耍弄哪怕一点的变化，因为那是行动缓慢的波斯陆军所无法承受的。
希腊的陆军以斯巴达为首领，根据地理优势而获得了一连串的据点，但这些据点很快丧失，波斯军队迅速推进到温泉关，斯巴达及其陆军战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一座可朽的墓碑外一无所剩。德米斯托克利率领雅典海军在海上击败了波斯的舰队，而置入侵敌军于必败的地位。当其时，薛西斯和他强大的陆军只能在一旁爱莫能助地看着他的舰队和补给来源被摧毁。历史把不朽留给了雅典。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之所以能获得这次决定性的海战机会，究其原因，是一个雅典人的出色诡计。德米斯托克利送了一条假情报给薛西斯，告诉他说，希腊舰队投降的阴谋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过去的经验使波斯人信其为真，于是波斯的舰队被骗入了狭窄的海峡，使他们数量上的优势丧失了价值。事实上，德米斯托克利之所以出此一计，是因为他害怕伯罗奔尼萨的联军指挥官会因为恐惧而脱离希腊舰队，提前撤走，在军事会议上，伯罗奔尼萨的指挥官确实是这样主张的。那样的话，就只剩下雅典的舰队，单独在广阔的海面上同波斯人作战。而波斯人在数量上绝对优势将使一切雅典人装备和训练上的优势失去意义。
在波斯方面，只有一个人曾经当面警告薛西斯，此人即为来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故乡的阿尔提米西亚女王。她同德米斯托克利一样，精通海军之道。她主张发挥波斯陆军的优势，建议海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路线，先向伯罗奔尼萨进攻，与陆军合作。她认为在这个威胁之下，希腊海军的伯罗奔尼萨舰队就会自动撤回家，而无法集中兵力于战场。她的预测正是德米斯托克利的焦虑所在。命运选择了德米斯托克利，他的诡计成功了。在萨拉米斯海面上，进攻方一开始就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守方舰队一部分机动后撤，变成了诱敌之计，结果使波斯的强大兵力丧失了平衡。波斯船只进入狭窄的海峡之后，希腊人再度后撤，于是波斯船只加快了划行速度，终于乱作一团。德米斯托克利准确抓住机会，发动侧翼逆袭，使波斯舰队完全暴露，处于被攻击的地位，无法自助。
德米斯托克利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杰出指挥才能主要体现在：灵活、机动、有效、准确。经过这场海战，这些词汇从德米斯托克利天才头脑中的灵光闪念，进而固定为理性的海军原则，为后世所奉行。正象巴顿将军在谈到德米斯托克利时所说：“他总是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候，攻击最关键的部位。”但在所有这些战术原则的底部，德米斯托克利始终坚持进攻的战略考虑，从来不言放弃；他唯一的退却也只是为更具毁灭性的进攻作出铺垫。拿破伦将德米斯托克利的这一举动概括为：“目的的专一乃是成功的最大秘诀。”但对德米斯托克利来说，——这种说法对后世的诸如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伦以及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名将也同样成立——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术问题。
修昔底德曾赞美德米斯托克利说：“他有特别惊人的本领，能够看透未来，看出其结果的好坏的可能性。总之，可以说，由于天才的力量和行动的迅速，他能够正在恰当的时候作出真正恰当的事情来，远非他人所能及。”他的“惊人的本领”是什么？一句话：他看透了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他知道，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多少依赖于机缘巧合，它与其说因为本民族的智慧和勇敢，不如说归功于波斯人的偶然失误；马拉松战役只是希腊和波斯之间漫长战争的序曲，除非他们拥有比波斯人更强大的海军、控制海上霸权，除非希腊人能够象波斯人那样在政治权力上获得坚实的统一。德米斯托克利的结论是：希腊人要想战胜波斯，首先必须战胜自己。他把统一希腊、战胜波斯的希望寄托于平民，而不是传统的没落贵族。贵族和寡头在毫无意义的内战中耗尽了全部德性，而人民却在新的民主政体中茁壮成长。德米斯托克利本人最初在人民的支持下战胜了贵族反对派，成为雅典的领袖。他大胆地告诉雅典人民，雅典的未来不是陆地，而是海洋。为此，他放弃了以上层贵族为主体的陆军，转而发展以下层平民为主体的海军。一句话，德米斯托克利在雅典发动了一场革命，把雅典从一个传统和封闭的寡头政体变成了一个“现代”和开放的民主政体。依靠平民的力量，德米斯托克利希望不仅战胜没落的贵族，而且战胜强大的波斯敌人，拯救雅典和希腊的命运。
局势的发展完全符合德米斯托克利的预见。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刻，德米斯托克利和雅典人民作出了一个历史上最英勇的决定：他们全面放弃了雅典和阿提卡家乡，把所有的人都迁移到海上，免除陆地上的后顾之忧。随后，德米斯托克利率领雅典海军同其他希腊联军在萨拉米会师，准备同波斯人在海上决战。但是，斯巴达贵族在关键时刻再次暴露出他们的自私本性，谋划着将伯罗奔尼萨联军撤离萨拉米，逃到科林斯。德米斯托克利阻止了斯巴达人的错误决定。他警告希腊联军：“当人类依靠理智去考虑，理解即可保证成功；但是假使他们不依照理智去考虑，则神就决不会帮助人类的幻想。”
具体到海军的情况来说。德米斯托克利已经深深明白，在一个贵族制或寡头制国家，征服他的邻国或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它之所以难以征服邻国，是因为它不能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之后长期保持下去；它之所以难以被征服，是因为敌人会在自己的土地上遭遇许多大小不一的防御据点，阻止它前进。在这样的国家里作战犹如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都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海军的突出特征乃是机动性，而消极防御的突出特征则是固定性——这是陆地力量的恒久属性，因为陆地总是有防卫性的基地可以倚靠，而在广阔的海上，除了“暴风雨”般咆哮的命运之外，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脚上，唯击败敌人是图。
德米斯托克利清楚规定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相反因素的适当分量，他首先摸清楚二者的全部分量，在按比例对一方的重要性进行考虑的时候，并经常而又适当地看到另一方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考虑，才能在战场上达到德米斯托克利式的精确程度。一开始就心存折中的人，不会预先就注意到要受两种思考的左右，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在一开始便坚持偏见；对一方坚持倾向，就不会继续想起因另一方而受到的制约。德米斯托克利没有将折中列为协调的同义词。这种的标志并非集中，而是让步或者妥协；让步在实践之中意味着分散于若干目的之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目的调整于一个中心思想之中，而这才是真正的集中。折中的目的不是断然放弃一些合乎需要的、尚非完全不可调和的事物之中的任何一种。它企图将它们全部囊括进来，但并非囊括在一个统一的观念当中，而是囊括成一个实在的混合成果，即所谓的“现状”。这是以到处让步而造就的一种复杂成果。然而，德米斯托克利绝没有犯此类的错误。要想收到效果，就应该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不可能包罗一切，照顾各方，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为主，其余各项都实实在在地、完完全全地处在从属地位。这也就是拿破伦所谓的获胜的最大秘诀——“目的专一”。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才有可能迅速集中足够的军事能量和相应的政治权威，而达到这样的“目的专一”。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旧制度下的法国或者前拿破伦的法国，基本上都将海上战争服务于其他军事考虑，对于海军军费缩手缩脚，因此，他们习惯于通过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努力局限于打退进攻的范围，力图对其舰队进行精打细算。当英国将军坚持联合舰队的最高指挥权，并说：“海洋是英格兰的传统”时，法国人在舰队数量占优的情况下，仍顺其本性地采取让步，置错失历史机会于不顾。与此相应，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截止到1650年，他们已拥有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和美洲的属地，光是对他们进行命名就足以令人深感厌烦。在这方面，他们当时远远走在英格兰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它们并不具备那种可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扩张，而是受制于联合各省商业贵族的利益要求，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尝试进行征服，但也只是出于环境的压力，事出必然。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满足、快慰，甚至荣幸。仅仅满足于获利而不以政治野心为主，或者至少没有附加政治野心，那就如同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专制体制，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或工业上依赖于宗主国，从而扼杀了殖民地自身增长的自然法则。
诚然，英格兰不明智的美洲政策使其海上霸权一度遭受沉重打击，但这并不是出于英格兰的衰弱，而是出于其骄傲；只是失误，而非存心所致。由于英格兰政体的习性以及其趋向民主的不间断进程，坚定执行一贯的政策在英格兰政体并不难做到。牢牢地保持海上霸权，傲慢地确立其军事成分得以保持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这样的目的单一性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体的性格所致。在政府出现问题时期，政体就交给土地贵族阶层来管理。这个阶层是英国人的伟大创造，其本身也是伟大的。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能够迅速地接受挑战，并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们懂得引导并推进政体本身的民主化。这个阶层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们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各个部分或各个派系的痛楚，他们倒不是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增加金钱的负担。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并不感到这些负担是重荷。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的财富并不因为战争而遭受直接或明显的威胁，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不稳定、对生意上的冲击颇为敏感的人们的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样的谨小慎微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海军的实际思想自然使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在每个时代，都能在海军中找到由民众而升为统帅的人物。在这方面，英格兰上层的脾气明显区别于法兰西上层。甚至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那些试图进入海军学校的学生的贵族出身证据。自1815年以来的相当长时间，英格兰政府已经将越来越多的东西交到了平民手中，其海上霸权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递进，尽管事出必然，但过程本身是自然的。
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法国，尽管“太阳王”路易十四以及黎塞留、柯尔伯特这样的帝国重臣反复出现，但是都因为政体决断力和目的专一性的缺乏，而使得这些人在失宠之后，其改革措施都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允许他们把变革的根系挣扎着伸到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中去。最不幸的是，黎塞留、柯尔伯特、及其追随者和模仿者，他们本身作为宫廷重臣，无一例外都缺乏必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眼光，在政治理想匮乏这方面，他们同后来的德国同行卑斯麦走入了同一误区，如马克思在谈到歌德时所说：“……在他内心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鄙俗气对这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想‘从内部’战胜这种鄙俗气是不可能的。”
普鲁塔克曾总结数百年的人类海洋经验于一句格言当中：“海洋是民主的母亲，如同父亲之于儿子。”一个要求强大海上力量的政体必须同时是个要求民主的政体。海上力量不同于陆地力量的一切，也正如同民主政体不同于贵族或者寡头政体的一切。纳尔逊有言：“一个军官应当具备政治勇气。”要想使政治勇气具备良好的基础，就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学识。德米斯托克利正是这方面的典范。通过一场战争而为雅典奠定人民民主的基本底色，在这方面，他无疑超越了身前的梭伦，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但是，要想不无成效地将精力集中于海上力量这一必需的学识上，你就要避免使精力分散于国家的内部问题，诸如财政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等。唯有海军的活动范围具备常规的国际性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同政治家的活动范围密切关联。海军将领必须立志达到既是政治家又是海军战士这一目标，这是海洋所要求的。凡海上力量历史中的显赫人物，如果命运愿意眷顾的话，必是二者兼备的人物，这并不奇怪。
德米斯托克利生平见证了自己友人、师长们所遭受的迫害和牺牲，这些都出自没落贵族之手。商业和土地贵族们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召唤亡灵的行动。他们讲着荷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在德拉科时代的严格传统中，没落贵族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化的形式，并在高度发达的历史悲剧中，实现自己高度发达的对平民的欺骗；他们冷静务实到甚至召唤奥德赛和阿卡琉斯这些远古巨人的亡灵，以捍卫糟糕的“秩序”。他们的跟从者们大都不懂得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摧毁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生存条件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德米斯托克利时代的雅典的社会政治状态多少类似于林肯时代的美国。在那里，虽然已经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各自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由于商业寡头势力的迅猛发展，以及土地贵族不断拓展殖民地的决心未泯，新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暂时起到了弥补头脑和人手方面相对缺乏的作用。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始终没有给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世界的幽灵，——一点都没有！让. 博丹曾总结说：“从民主制到贵族制的过度一般是个不自知的过程；而从贵族制回到民主制，则势必要流血！”林肯选择内战的方式来改造旧南方，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几乎到了万劫不复地步的国内大悲剧；而天意赐予雅典人一个绝佳的对外战争的机会、以及一个绝佳的领导人。德米斯托克利选择海战，也即选择了民主；在那场海战中，穷人的力量，或者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民主”的光辉在萨拉米斯的海面上，得到了第一次的历史和政治展现。
起码来说，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作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这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海上力量天然地要求一个具备强大、单一、不可分割、不容妥协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民主政府，这是因为海上力量要求民主本身所致。唯有经过人民直选，才能形成挑选政治领袖的时机，取代以前名门望族或者金融土地财阀当道的过时体制。那些以练达闻名的职业政客绝无可能代表选民大众的意愿，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理想、政治眼光、政治节操和必要的政治决断。唯有一个经过全体人民直选而出的、背后有万千选票撑腰的领袖，才能立足于自身，同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无理要求分庭抗礼。所谓民主，意思并不是卑微、软弱地屈从于派系小团体，尊奉他们无穷无尽的旨意行事。一个领袖，当选时若需依赖国内外派系之间的特定组合或结盟关系，那么一旦这个关系改变，政治权威便不啻为政治废物。但是，一位人民普选而出的领袖人物，身为行政部分的首脑，掌握分派官位的大权，必要时可行使搁置否决权、解散会议，并运用公民复决权，正如伯里克利断然解散战神山议事会那样，却真正是民主的守护神。
命运没有始终眷顾德米斯托克利。由于这场战争的为时过短，战后他未能将战争带入雅典人内心的民主观念固定为雅典的根本大法；雅典贵族在很大程度上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放逐；德米斯托克利选择了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叛逃波斯，并在学习了波斯语之后，客死波斯。最终，德米斯托克利确证了他自己的格言：雅典人欲战胜敌人，须先战胜自己。
2. 赫摩克拉底 VS 阿尔西比亚德斯：政治意志的悲剧
克里西爵士在其所著的《世界十五次决定性战役》一书中，将公元前415年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失败列在第一位。从纯粹军事军事史角度来看，姑且不论这一特殊主张是否恰当，但事件本身确有其价值。至少它说明，尽管在机械和物质进步的一切条件下，一些基本的军事原则依然如故，如同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并未改变一样。
德米斯托克利所确立的雅典海上霸权，使雅典的海上权力延伸至爱琴海诸岛并控制其资源，并以达达尼尔海峡和现在我们所说的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为其巩固基地。这个霸权为雅典赢得了70年的和平，但同所有的和平一样，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这个和平是勉强的和脆弱的，70年后波斯人迅猛的卷土重来即证明了这一点。在这70年期间，雅典人从海上保持了对波斯军队所有可能入侵路线的交通线的威慑态势，使蠢蠢欲动的波斯国王不敢轻举妄动，当然，波斯本身在历经时间消磨之后的衰弱、以及波斯宫廷的一代不如一代也是主要原因所在。德米斯托克利身后刚刚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希腊世界仓促发动了算不上清醒的争夺希腊霸权的内战，史称伯罗奔尼萨战争。这次战争历时将近三十年，不仅使交战双方筋疲力尽，也严重影响到中立国，几乎耗尽了希腊世界的元气，这可算是为德米斯托克利的正当格言作了注脚。雅典人发动的西西里远征是伯罗奔尼萨战争中一次关键战役，参与并记载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甚至将这次战役夸大为最关键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西西里之战中各方的战术、以及西西里战略地位的发现，为后世西方军事思想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罗马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大名鼎鼎的《地理》一书被博林布鲁克形容为“第一本真正的地理作品”，即是从这次战役所提供的脉络当中延伸而出，就足可说明这一点。修昔底德自有其特殊理由，因为这场战役造就了两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西西里的赫摩克拉底和雅典的阿尔西比亚德斯。尽管最终命运有所不同，但大都可以悲剧视之。两千多年后的美国将军巴顿在进攻西西里时所采取的近乎浪漫的手法，无疑是对这两个人物的缅怀。
问题所涉及的背景是这样的。雅典由于缺少象后来英国那样既有力同时又安全的岛国位置，眼看着阿提卡城下的小片领土被敌人的巨大优势陆军毁坏殆尽；但它依靠庞大的海军和商业财富，换言之，依靠海上权力，一直傲然固守。雅典在敌方海岸上控制了两处遥远的前进据点和哨所；一处位于皮落斯角，即1827年英法俄联合舰队摧毁土耳其海军之处；另一个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两处哨所都是颇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既可用于进攻敌国领土，又可用以切断斯巴达来自西西里岛的粮食供应。此外，克拉基岛同雅典结成紧密联盟；古时，从希腊开往西西里岛的桨帆船的路线就是沿岸航行到克拉基岛，然后越海至艾扼皮基恩角，由此沿意大利海岸前进，该岛对其控制者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被选为运输船的集合点；然而，能将所有这些力量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只有雅典的海军。
这就是雅典决定征服西西里岛首府叙拉古作为攻取全岛前奏时的形势。在导致雅典采取这一郑重步骤的众多动机中，就包括寻求海上势力范围，而且根据阿尔西比亚德斯事后透露的路线图，这个企图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努力，以至于历史只能等待两百年后的一位罗马将军来完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的鸿鹄遗志。但这不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
在攻击西西里的主要原因中，首先是由于岛上的希腊城邦中的大部分都对雅典怀有敌意，其余城邦则都跟伯罗奔尼萨人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雅典人担心这些地方有可能参加他们正在与斯巴达进行的战争，而于己不利。假如这一担心有根据，则正确的军事策略不但证明趁其准备尚未就绪即发动攻击是应该的，而且还要求必须这样做。因为假如西西里与伯罗奔尼萨的联合得以实现，势必使雅典安全所倚赖的制海权遭受沉重打击。关于这次不幸的远征再也不能做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设想了。
选定叙拉古作为决定性的攻击点，这不但是正确的，也表现了阿尔西比亚德斯无与伦比的军事眼光和政治才干。叙拉古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的针对雅典形成的整整一系列危险的前线和中央点、基地和柱石；该地也是斯巴达、乃至整个伯罗奔尼萨地区主要的海外粮草供应地。假如雅典的海上力量确如事件所表明得那样强大，那么按照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设想，对叙拉古实施迅速而有效的直接攻击便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回顾一下此役之后9年间的态势，雅典陆军在叙拉古被歼灭之后，仍能利用其海军来自卫，经过9年的海战，结果不仅使雅典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新和约，而且还重新建立了它的大帝国，由此可完全确认，阿尔西比亚德斯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完全天才的。在具体实施中，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死敌尼西亚斯刻意强调这次远征的危险，其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便是：远征军必然要在一些能够隐藏敌人舰队的战略要点旁边通过；但阿尔西比亚德斯确有理由判断出，这些战略要点如果没有援助，就不会采取针对雅典的敌对行动。这一估计是对的。它们对雅典怀有猜疑，除供应淡水和允许抛锚之外，没有一个沿海城邦敢于起来反对这支海上力量。同母国隔离遥远的雅典舰队，其拥有的力量足以在母国援助到达之前挫败叙拉古，而轻松有余；雅典确有理由仅仅依靠其对海洋的控制就能吓倒临近其交通线的那些敌对城邦。事实上，这些港口，除了塔兰托之外，最终都允许围攻叙拉古的雅典人从他们市场上获得补给，并成为雅典人的新的供应和资源基地。
然而，这个计划的拟订者、也是这支远征军的精神领袖和实际统帅阿尔西比亚德斯，却在中途遭到国内政敌的暗算，被迫解除兵权。这些政敌几乎全部以民主派面目出现在公共场合，实际上则是各怀私心和妒火的雅典旧权贵的仆从和同谋者。由于知道一旦回国则必判死刑，这位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人物遭受了同其先辈德米斯托克利几乎同样的命运，他叛逃至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处，并帮助斯巴达来反对自己亲手制定的帝国霸业计划。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替代者尼西亚斯本就坚决反对这个计划，现在反而被任命来继续执行这个计划。由于他的冥顽不灵和差不多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将军的愚蠢，终于使这支雅典远征军除了几个信差之外，遭受了全军覆灭的命运。对于尼西亚斯的死，修昔底德因其一贯的虔诚敬神而叹息说：“就我所知，他是希腊世界最不该死的人。”但是，事态本身却也正如两千年后的霍布斯所总结：“万民法世界的统治权归于神，而不归于人。”对霍布斯来说，尼西亚斯的虔敬无疑是过火了，要么，这样的虔敬就是虚伪的无疑。
在叙拉古决战前，关于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位叙拉古人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中，进行了令人惊叹的阐述：叙拉古拥有一支虽然居弱势但却相当可观的舰队，其所处的战略条件对于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远征军无疑将增添许多难以摆脱又难以克服的战术困难。此人就是赫摩克拉底。他建议叙拉古主动而迅速地利用位于雅典战线侧翼的战略据点塔兰托，向那里派遣一支舰队威胁雅典的交通线，阻止其前进；如其继续前进，则一旦时机成熟，即纳尔逊所说的不可抗拒的过于诱人的时机，便对雅典采取攻势行动。赫摩克拉底的演说词如下：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比所有其余各点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尽管由于你们过惯悠闲生活，可能因此而不会获得你们的赞同，但我还是要大胆提出来。如果我们西西里岛全体居民，或者至少我们叙拉古人，同其他能够援助我们的人们，立即将所有准备好的舰队开赴海上；携带足供两个月之用的粮食，如果我们能在塔兰托或艾扼皮基恩角迎击这些雅典人，在那里使他们确信，在他们进入征服西西里战争之前，他们必须打开爱奥尼亚海这条通道，我们应当以极端的恐怖措施来打击他们。我们要无限制地使他们迷惑，使他们感到我们会从友好港口冲向前去保卫我们的外围工事，因为塔兰托会欣然接受我们；而敌人则要随同他们笨重的运输船通过广阔的海域，经过漫长的航程，必然难以保持正规队形，于是我们便有成千的机会对其实施打击。如果他们迎战而一起冲向我们，他们就必须用力划桨，待他们力气耗尽时，我们就向他们进攻；或者一旦情况不利于继续战斗，我们总是能设法进入塔兰托港内。”
——“这样一来，雅典人在海上就经常处于待战状态，他们只带有小部分给养，当他们沿着无法取得补给的海岸航行时，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难之中。假如他们决定继续停留在他们的补给站，他们就会不可幸免地被封锁在那里；假如他们冒险出航，他们就要不可避免地将其驳船和供应船留下，而且由于无法保证会受到海岸各城邦的热情接待，他们必然会极度惊慌而为交通线担心。我坚决认为，在这些阻碍所造成的巨大混乱当中，他们绝不敢从科浮岛出航；或者，至少当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而派出监视船查看我方见舰船数量和位置时，这一年中的季节也就拖到冬天了。” 的确，冬天是个让即使拿破伦或者希特勒这样的人都感到灾难的季节，更何况，爱琴海周遭的冬天并不是属于海战的季节。
除了无与伦比的理智和缜密之外，赫摩克拉底的计划有以下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性特点：1、肯定位于敌人必经航线侧翼的塔兰托的战略价值，事实上，其作用显然正入二战时的牙买加、直布罗陀、以及马耳他一样；2、建议迅速将叙拉古舰队集结在雅典进军路线的侧翼一处可以免受攻击的位置上。这就意味着，首先形成一种不容敌人忽视的持续威胁；其次，时刻准备以一支弱势海军采取攻势行动，以打击敌人作战计划中最为薄弱而又最致命的环节。
赫摩克拉底的演说中，暗示了一种真实而丰富的战略思想，尽管由于战术条件而受到限制，这种战略思想是从二千多年前一个从未听说过学术使用的“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心理”这类术语的人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并未试图将这些法则系统阐述出来，而是隐含在一篇即兴的、面对公众的、难度颇大、需要高超技巧和艺术化手段而用以说服民众的战时演讲词当中，只要注意到这一切，我们就可确知，这篇演说词实出自一位不教自会的天才的正确卓识。
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赫摩克拉底的计划不仅正确而且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但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叙拉古的安全，因为其力量过于弱小。阿尔西比亚德斯之所以要求远征军的规模要壮观，这并非单单为了安抚国内担忧的民主派或迎合贵族们的门面欲望；一个诸如阿尔西比亚德斯这样的人，势必不会给一个诸如赫摩克拉底这样的人一次绝佳的机会。赫摩克拉底之所以仍对自己的计划保持信心，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征服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弱点，那就是它并非以斯巴达的实际盟国为攻击对象，而是以其在贸易上的盟国为对象。所以，如果叙拉古之战拖延到足够的时间，雅典就不仅不能牵制斯巴达的兵力，反而会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吸引出更多的新生敌对者。这个弱点藏得很深，但却是致命的。而阿尔西比亚德斯要求的正是速战速决。一位反对赫摩克拉底的演说者所发出的保持过分民族自信的狂妄自大的呼吁，结束了赫摩克拉底这段不成功的战前政治生涯。这位反对者所作的那种标准希腊式纯粹的“讨好演说”、及其所鼓舞起来的毫无根据的民族自信狂热，导致了赫摩克拉底的忠告遭到蛮横无理的拒绝，结果造成雅典人得以长驱直入，继而导致叙拉古被围、受难、险遭不测。仅仅是由于雅典将领出奇的无能，这座城邦才最终得以死里逃生。
两个本应在战场上棋逢对手的天才人物，却因遭受了性质类似的国内悲剧，而彼此错过，各取所终。两位将军和政治家存在共同的地方，从其演说和行动中，皆不难见出，彼此都对对方和自身的地理、传统、习性、法律、历史有着深深的观察和自省。这是一个将军必须具备的政治学识。另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两人都深深理解了：必须把海上力量的真正职能理解为进攻！在这次远征中，尽管雅典人的企图遭到挫败，但阿尔西比亚德斯终究有其正确的依据，因为雅典拥有强大得多的海军实力，因而完全有可能横渡所有的海洋进行作战；而赫摩克拉底对这次战役的理解同样是进攻性的。叙拉古的舰队虽然较小，但数量仍为可观；必须主动派出舰队进行中途迎击，于本土采取守势待敌是危险的。赫摩克拉底没能说服这些习惯了“悠闲生活”的叙拉古财富阶层，反而被更富心机的反对者所利用，促成了那些准备固守本土的民族自大狂同这些“悠闲阶层”之间天然的联合。
西西里远征的这段插曲，尽管就其结局而言只能如此了；这次战役是个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例证：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支军队，假使它的头脑麻痹了，那么全体也就会很快随之而崩溃。值得仔细琢磨的地方仍然是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
二、阿尔西比亚德斯的启示
“我最终明白了，这段漂泊本身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使我知道，我是个凡人，当不卑不亢。”
——荷马《奥德赛》
尼采曾经谈论说，雅典曾诞生过两朵最高贵的天才之花，但都被苏格拉底败坏了。其中之一就是阿尔西比亚德斯，正如在战场上，在柏拉图的对话中，阿尔西比亚德斯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不管苏格拉底是多么地惧怕他、警惕他。我们暂且抛开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琐碎琢磨和扬抑不管，而把目光投向战场上的这位雅典将军。
阿尔西比亚德斯首先是个典型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禀赋中生来具备为雅典人所特有的对政治高贵的敏锐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的程度，驱使他凭一人之力而构想出只有罗马人才能付诸实践的帝国霸业，尽管从现实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考虑，这个计划并非没有可行的地方。由此来看，他在西西里所遭受的挫败，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雅典来说，都是件长远来看幸运的事情；这可能也构成了他叛逃斯巴达并出谋划策，反对自己计划的隐秘动机之一；但不管怎么说，阿尔西比亚德斯是个热爱雅典的人，战争后期，在波斯卷土重来，斯巴达及其盟国重重围困，也就是在雅典陷入严重危机、几乎要万劫不复的情况下，他迅速回归祖国，用他惯常的狡猾和奸计欺骗敌人，服务雅典，对希腊文明可谓矢志忠诚。这是他强过先辈德米斯托克利的地方，尽管是环境使然。但结果是一样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也没能变革雅典政局，未能阻止雅典贵族的复辟阴谋，他一生功业所必不可少的国内民主基业始终是作为一个表象而存在，并未能给他的国外行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身受其害。
这样一位天才、满怀报国之志，却为何不得报国之门，而终取脚下之路呢？有人责怪他过于天才，以至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这可能是原因之一，我们也应该同时注意到，阿尔西比亚德斯并未在寻求雅典民众的理解这方面作过同在战场上同样出色的构思和努力，这确实是阿尔西比亚德斯匮乏的地方。但是，假如我们回头想一想，雅典人在历史上又何曾真正理解过梭伦、德米斯托克利、乃至伯里克利这样的人呢？由此来看，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过分地责怪阿尔西比亚德斯。
阿尔西比亚德斯在现实政治舞台上是个令人厌恶的人物，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的狡猾。一个被众人知道善使诡计的人，自然不会博取到尊重和支持。以哲学家们的视野观之，阿尔西比亚德斯实有值得谅解的地方，因为即使是柏拉图也持“高贵的谎言”一说。但是，在公众面前，阿尔西比亚德斯总显得不让人感到踏实，他反而更象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阿尔西比亚德斯最值得人佩服的地方在于：同这种实际生活中的头脑发达相联系的，并不是常人惯有的那种狭隘眼界；相反，阿尔西比亚德斯总是让这种头脑的实际发达服务于他高贵的政治理想和宏阔的政治视野。真正有资格呼吁雅典人“前进”的人，恰如其分地应当是阿尔西比亚德斯，而不是伯里克利。甚至在流亡时期，他仍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阿尔西比亚德斯观念”，尽管这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阿尔西比亚德斯具备一种常人狭隘眼光的话，他反而能取得一些有限的成功。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政治上的狭隘反而应该是他的幸运。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从虽然特殊但却算是实用的雅典常人观点出发，去设想并干出有可能影响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情来。然而，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自己强加给自己的使命，他也就因此走进了死胡同。他理解自己所要创造的整个历史形势，但对个中细节却无法做到天衣无缝，所以他不得不进行跳跃，这样的跳跃首先是雅典贵族们生来就反对的，因为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也违背了他们的天性。
他在德米斯托克利及其继承者和追随者那里、或者说，从雅典政策的历史当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去行事；这种方式得到了特殊的雅典哲学力量的加强，从而使他得以一直保持自我高尚的理念，而无需他助。他作为不可妥协的权力追求者而具备的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候应当收一收自己的权力欲望，但一看到没必要这样做时，他的这种经过哲学洗礼的欲望就又凸显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标记。他从没有丧失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有变成公开的野蛮举动的倾向。他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秘诀都在于此。
在他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战争后期，雅典所有的统治阶级，不论是土地贵族，还是商业财阀，都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的毅力。在有“教养”和有财富的上层，缺乏意志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东西了，以至于他们当中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最伟大人物和将要君临他们的暴君了。在他面前，众人说，“我们情愿跳过棍子。”
这里所说的那个“他”，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位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斯。
三、政治勇气
“总是做正确的事情，这会让人民满意，而让余者害怕。”
——马克. 吐温
与近代以来的英国不同，雅典的水手们总是显得稚嫩有余，即使他们总是无一例外地在关键时刻拥有一位天才的统帅。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雅典政体总是以“四百人团”的可悲方式出现并行事。他们所表现出的狭隘的猜忌精神；以及最重要的、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雅典的那种更为可悲的内心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材料的令人叹息的政府的政策等等，这一切都妨碍着雅典的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这一切最终从军事角度毁灭了阿尔西比亚德斯。蒙克曾说过：一个立志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奠定了基调，但这却是阿尔西比亚德斯的葬身之所。
在雅典政体历来的那种令人忧郁、但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下，阿尔西比亚德斯无论在内质上是多么中庸，都不得不以政治极端派的面目出现，这非他本人所能选择。对于一个政治极端派的领袖人物来说，最富悲剧性的事情莫过于在一个不成熟的时刻被迫去接管一个政府。当其时，他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尚未确实成熟，而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民主涵义还不能加以清楚证明。在这样一个时刻，他所能做的一切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端倚赖于各个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尖锐程度；他所应当做的一切，或者说他所代表的阶层所要求他应当去做的一切，同样也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只能取决于阶层利益之间的扭打和斗争。他被迫去捍卫一个陌生阶层的利益，以取得可怜的行动权力，这样的权力最终只是一个假象；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必须预先就准备好把自己带上一条死路；无论谁，只要置身于这样一种困境，都将无可挽回地迷失掉，除非他具备超乎寻常的政治勇气。
谁都惋惜那个时期雅典政府的忧郁偏见，谁都知道必须摆脱它；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难以为人们所忘怀。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西西里、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雅典舰队，其交通线补给减到了令人感到寒酸的地步。雅典内阁小心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系一支舰队所必须的经费上的过度开支，就必须下令海军统帅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仿佛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都不会招致灾难似的。就这样，从纯粹军事角度来看，本来可以让海军统帅的指挥艺术和舰队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一而再再而三地化成一系列无关痛痒的小胜，并最终招致一个巨大灾难。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无能制度，使得将军们在抗衡敌军时，预先就有了“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乃至美德力量以节省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局。
即使在以格老修斯的自然法体系为依托的国际法体系盛行于海洋的今天，人们在公断他人行为时，似乎也采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有时，按照普及全球的单一的是非观念去判断；有时，根据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非观念去评价。这两种标准往往极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但是，它们永远不会相互混用，也永远不会相互抵消。
就具体例子来说。尽管我们对罗马人的了解不如对我们自己祖先的了解，但我们知道，他们对于荣辱所坚持的特殊观念并非来自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他们的许多行为，由于行为的对象不同，即由于是罗马公民或外国人和是自由人或奴隶、女人，而被同时作出不同的评价。他们表扬某些恶行，并把另一些德行说得高于其他一切。
普鲁塔克在其《科里奥拉努斯传》当中说过：“在那个时代，勇气在罗马比其他一切美德都光荣和高尚。他们把勇气称为美德，使美德这个普通名词具有专门的含义，就在证明这一点。于是美德一词在拉丁语中也有勇气的意思。”哪一个人不能从这里看出为征服世界而组建的那个奇特国家的特别需要呢？
而“海洋”，正如现代国际法的奠基者格老修斯本人所强调，“对一切人都是自由的”。或者，不妨再重复一下霍布斯的格言：“万民法的领域是由神统治的，而不是人统治的。”
四、自由
“上帝呀，杀死这么大一条鱼会是一桩罪过的；……不过，圣彼得也是个渔夫呀……天哪，我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罪，干吧！”
——海明威《老人与海》
历史已经证明，一为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但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然而，在一个代议制或者贵族性的假民主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就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支稳定的商业航运队伍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值得怀疑。但正如孟德斯鸠在数个世纪前所教诲，让那些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性的特点概括了一个历史时段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展望未来的独立因素，这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19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关键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聊以自慰，他们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中国那样泛滥成灾。由于前面所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情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组织和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短视。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远远不如我们二代人之前的先辈看得全面。后者未曾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而今天，这种影响的支配力却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年青人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要为其思想本质属于上一代人的思想所驾驭。
战争，尤其是海战，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向，以至于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但是，难道战争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在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教育产业化之后的大学去学会浪荡，而不是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不是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刚毅和勇敢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而是在一些诸如恋爱之类的男女事务中消磨身体与灵魂。在军队，来自四面八方的年青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对于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当中，这难道就没有一点意义吗？看看一些刚开始接受训练的新兵的举止和表情，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就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积极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浪费时间。问题终究在于：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才叫自由？这值得进一步的反思。
对于国家来说，亦复如此。一位历史学者曾评论说：“……应该联系到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当今法国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天德国和英国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的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要比它的消极作用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贵族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侵略渗透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尔曼部落中感觉到了对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进攻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亚历山大大帝不仅在东方建立起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消逝而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经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尔曼的远征所具有的意义，尽管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能带来眼前的好处。”
历史就是这样，不时地借助恺撒这样的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
对于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及其运用的几个随机特征的讨论至此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国家的自然和人为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世代以来，在茫茫的大洋上，从单层甲板船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港口向另一个港口蠕动，到大帆船雄心勃勃地征服世界各地，再到我们今天携带着北极星导弹四处游弋的核动力潜艇，这一系列演进扩展了海军行动的广度和速度，却不一定改变对它们加以指导的原则。两千多年前，德米斯托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战略战术、以及赫摩克拉底的演讲包含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在这些原则当中，其可用性在现在犹如在过去，仿佛立于磐石之上。这些来自过去的经验所提供的最令人怵目的军事证明在于：武器的改进大多由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原则的更新却必须克服整整一个保守阶层的惰性。
由于缺乏一种哲学，缺乏一种生活方式，结果使我们随波逐流；每当一种比较具有活力的哲学思想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便会如缺了阿尔西比亚德斯的雅典远征军那样，望风溃败，毫无抵抗能力。这些新思想本身一般并无多大道理可言，但它们在表面上却能形成一个完成的实体，所以其内容的矛盾反而显得不重要。同样，因为缺乏一种战略，我们往往不能了解敌人的战略运用，而次次都使我们的努力走错了方向。
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这是他们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足以证明他是失败者，没有达成他的任务。这一方面表示他缺乏足够的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并未认清楚他的任务和先知是有所不同的。只有时间能做最后的裁判者，以判定这种牺牲是否得偿其所。就一个领袖的身份而言，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则这种失败也许又足以增加其光荣。至少，他已经避免了一个普通领导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为“便宜主义”而牺牲真理。
人之自由，莫过如此；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