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各不相同的发展影响到历史哲学问题。历史哲学作为一个话题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十八世纪。从它在十八世纪的开端起，它就开始相系于一种想象的历史的构造，构造之目的是为了把构造者及其个人的异化状态解释成所有先前历史的高峰。一直到不久前，历史哲学曾一直确然地联系于从异化位置来误构历史，不论是在孔多塞、孔德、黑格尔的情形还是在马克思的情形。对历史的这种僵固的构造作为从异化了的生存位置对历史的巨大伪造，在二十世纪正在被消解。一旦生存的扭曲变形——导致意识形态体系的建造——被认识到是如此，未被扭曲的生存范畴就成为扭曲的生存和体系必须藉以被判断的准则。因此，意识形态体系本身成为一个过程中的历史现象，而生存之秩序和无序之间的人的张力也在该过程中得到反映。有秩序井然的时期，接着是解体的时期，继之是被失去方向的人们制造出来的对实在的误构。反对这样的解体、失去方向和误构，才兴起了相反运动，在这种反运动中，实在的整全(fullness)被重新恢复到意识。
根据这种秩序和无序概念，你能解释错位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这种现代性乃是扭曲生存的表达。在同样的意义上，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把战争及其前史描述为社会“乱动”(kinesis)——解体和无序的狂热运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运动中，不论是修昔底德所研究的时期还是十八世纪以来的现代“乱动”，只有狂热的无序在主导着背景。尽管贬义的“现代性”是现代时期不可否认的一个特征，但在同时还有对无序的抵抗，以及重获丢失的或被扭曲的实在的努力。虽说一个人想构造现代性概念，但他会不得不同时涵盖两者，即，一方面是实在的毁灭，那是由异化了的人们（意识形态思想家）出于自我吹捧的目的而做的，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家和学者的反对运动，我们时代，这种反对运动在历史科学的璀璨推进中达到顶峰，暴露出至今主导背景的意识形态构造物的丑陋。现在你能够发现，一方面在美国史学家当中有一种宏大的修正主义运动，这些史学家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偏见来重写冷战史，另一方面，这种活动被雷蒙•阿隆这样的学者概括为“准马克思主义的滑稽戏”。
如果生存之秩序和无序的概念被应用到日益增多的历史材料上，意义的某些结构线索就开始出现——当然，总得有保留，即它们必须考虑到日益得到推进的历史知识而不得不被修正。被结合进将要出版的《秩序与历史》卷四 中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描述人居领地时代(Ecumenic Age)。在这样的时代，对实在的宇宙论理解被新的实在理解确然地取代。此新理解是经由希腊哲学和基督徒的启示经验达致的生存真理的区分。在地理上，人居领地时代从波斯开始伸展，希腊和罗马紧随其后，然后是西方的发展，与之平行的，是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文明中，人居领地意识的发展。这一时代的一个方面一直被轴心时代(Axis-time)的概念来领会，在这一时期，约在公元前五百年，赫拉克利特、佛陀和孔子是同时代人。这一人居领地时代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因此得名的现象，即，通过波斯人、亚历山大、罗马人、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秦汉王朝的帝国扩张。到了约公元前二世纪，我们不再处于部落社会的或小城市国家的世界，而是处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延伸的人居领地帝国的世界。我已经说起过一种人居领地意识，那意味着帝国事件的作为者和同时代人把这些事件解释为他们所称的人居领地(ecumene)的发现和征服，比如，希罗多德，或者波利比乌斯，或者在中国的第一代史学家司马谈和司马迁。人居领地这一象征成为这一时期的力的观念(idée-force)；在住在当时的生活着的人类这一意义上的人居领地的征服从此以后依然是历史的一个根本力量，即使实际上这样的人居领地的实现——现在也许不得不成为全球主宰——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因此，人居领地时代不得不被其更壮观的现象中的三个现象来概括：（1）雅斯贝尔斯所专注的精神的迸发；（2）总是引起史学家关注的帝国的好色之欲的爆发；和（3）修史的开始，在修史中，由帝国的毁灭性扩张产生的无序被对照于建立过的秩序，而建立过的秩序则被新认识到的生存之区分所衡量。
精神迸发、帝国和修史这样的三足鼎立结构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在我看来，这一结构必须取代别的历史建构，甚至是别的非意识形态的建构，比如汤因比早期的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终极单元的假设之类的建构。面对波斯人和亚历山大治下的希腊人，罗马人创造的多文明的帝国，以及当帝国扩张的推动力遭遇种种阻力之际解体为种族性次单元，文明就难以依然作为终极单元。再者，为了达到作为终极单元的文明概念，汤因比不得不从帝国的建制——他考虑在解体性的过渡期之前的帝国之最后阶段——反过头来建构文明单元。作为一个事实，在“人居领地帝国”中达到顶点的“文明”，在帝国扩张前并不存在。显然有一种类似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东西，即从古典的周时期进入汉和后汉帝国的连续性。但是，从帝国的苦难历程中出现的中国文明显然不是公元前八世纪进入帝国的部落社会的聚集体，而从希腊和罗马帝国扩张而出现的希腊罗马社会显然也不是柏拉图的雅典或早期共和国的罗马。文明社会不是历史的终极单元，而是极为不令人快乐的、血腥的历史过程的产物。设想从帝国出现的文明社会，并依然要把人居领地意识（即便在实用的政治中它们不得不限制它们的野心）的区分放回到进入此过程的社会，这种做法，我认为是不允许的。
因此，不妨把人居领地时代说成是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出现了新型社会，在其中，帝国征服的冲动这个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变得具有效力。当一个罗马帝国破碎，进入一个拜占庭帝国之际，或者一个西方拉丁帝国破碎，进入近东和北非的新兴扩张性伊斯兰帝国之际，还要依然声称希腊罗马文明在继续着，那就是在胡扯。已经兴起的，是基于新的移民运动、文化接收和扩张的新型社会单元，这些单元采取了在人居领地时期创造的帝国的形式，但现在吸收了“把教义化的精神迸发作为他们的政治神学”这一正当化方式。人居领地的帝国和它们的灾难被继之以正统帝国——不论是在孔教中国或在印度教的印度，还是在伊斯兰帝国，在东方希腊正教或西方拉丁正统帝国。这些新型帝国文明——作为文明社会，它们根本不能被等同于人居领地的帝国所统治的社会——在整体上得到延续，直到在所谓的现代时期中出现新的灾难和断裂的浪潮。
然而，对人类历史上可识别的结构的这些观察，现在并非都必须被相继转变成一种教条。正统帝国易于解体，尤其是在发生某些重大现象之时，比如，像在西方对异教古代的重新发现，以及同时发生的自然科学的扩展，把人的意识打开到一直被帝国所确立的正统所遮蔽的实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时期因此是被一种实在的新意识所导致的帝国正统的中断。可是，这个新意识反过来——确实如此——退化为一种正统，这时，正统是进步论类型的意识形态，此乃因为实在的新意识从正统帝国时期把象征扭曲变形为教条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现代的扭曲变形可以被概括为异化正统，即把最重要的实在领域——人与神性根基的关系——排除出意识。对实在的这种新的局限，当然不会比正统帝国时期的那些局限延续更久时间，因为实在的压力不能永远被抵制。
然而，把生存秩序从公众意识中除去，在有些情形中还是通过政府的权力做到的，并不是将会消解当代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困扰我们的问题也同样困扰过早期人居领地的帝国和后来的正统帝国的创建者——有人类之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这样一件事，这是事实。比如，我们所称的罗马帝国并不属于罗马人。有一个帝国扩张的核心在罗马共和国，但这一共和国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甚至是为了把意大利部落社会组织进邦联，当它征服确然不属于意大利文化-种族单元的其他人民时，则更是如此，而且也因此遭到抵抗。罗马帝国的解体也大致因循种族的-文化的界线。人类之种族-文化多样性，虽说因着帝国在它们的扩张和自我保存的过程中所经常不断地造成社会的和文化的毁灭，却依然是个重要因素。比如，你难以想象，苏联帝国，面对构成其人口一半以上的非俄罗斯人民的诸般种族文化而能够永久保持它当前的形式。在美国，我们也有类似问题，但规模小得多，毕竟，构成美国人民的种族移民至今还不能被充分吸收进统一的文明，各类族集团文化上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这些也许需要化百年时间才能充分有效，这种情况会相当程度上改变美国社会。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著名的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还有这样的问题：从西方的基督教正统帝国中出现的相当数量的有着非常明显标记和自我意识的种族文化，至今还没有被融合进一个堪比其所由挣脱的基督教主导建制的新型文明单元。因此，事情的终结还没有来临，而一个哲学家对理解今天正在进行的过程所能贡献的，就是去理解那些可用来解释刚才提到的类型的整合和解体的诸般因素。
选自《自传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