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从安德森的「犯规」说起1
一 「战争狂人」罗尔斯？
在今夏北京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中，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作了一个题为《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报告，并全文发表在《读书》杂志2002年第10期上。安德森在这篇报告中分析了以下三种新理论：「民主的和平」理论，「攻击性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国家」或「市场国家」理论。然而，在评论完三大理论之后，安德森忽然话锋一转，转到「在中国和全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身上。2安氏认为，罗尔斯在《万民法》中的基本论点，其实与他方才所说的第三种理论──「后现代国家」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按照安德森所述，就是后现代国家（如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须动用他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阿富汗、中东国家）那些诸如屠杀的行为。简言之，这种理论「正面」提出了一种「新帝国主义」的概念。3 在该报告中，安德森如下论证罗尔斯《万民法》同这种「后现代国家」理论的「一致性」：
根据罗尔斯《万民法》的划分，世界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包括罗尔斯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罗尔斯是属于美国的极端左翼的学者。4
然而恰恰正是这段论述让我吃了不小的一惊：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怎么会如此不负责任地对他人之论点进行肆意歪曲？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明明白白地区分了五种国内社会──理性的自由人民、合宜的等级制人民、法外国家、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仁慈专制主义的社会，其中哪曾有把「世界分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且不说《万民法》中的五种人民（国内社会）在安德森口中剧减为「两种人民」，单看这五种人民的划分依据，其中也无一是同「民主」沾上边的，并且「万民法」的八条原则中也根本没有这样一条：人民要有民主。5
在《万民法》一书中，罗氏明确地写道：自由人民无权干涉合宜等级制人民，因为它们同属「组织良好的人民」（well-ordered peoples）。与此同时，自由人民有道义进行谴责的惟有侵犯基本人权且富于侵略性和危险性的法外国家，并在严重情况下可以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对其错误进行纠正。而需要以武力进行干涉的则必须是那种大规模地侵犯基本人权的特别严重情形（如对少数族群的大屠杀），并且此处的人权必须是生存与安全这样的最底线人权（罗尔斯称之为「紧要权利的特殊种类」）。在这里，人权而不是「民主」乃是衡量的唯一标准。而且，谴责、制裁及干涉的（长期的）目标也不是将法外国家变成为「民主的」国家，而是将其带入组织良好的人民社会。对于援助义务上，自由人民应帮助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建立政治文化，其目标也非帮助组建一个「民主」政体，而是使其「得以理性而合理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且援助方无义务帮助负担不利条件社会无限制地提高其财富的平均水平抑或任何特定阶级的财富，因为建立正义或合宜的制度，并不需要大量的财富。6
罗尔斯本人实际上对武力干涉一直持有着高度的反思与警惕。7「万民法」原则其中一条就是，「除自卫之外，无权鼓动战争」。罗氏在《万民法》中严肃批评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的不当政策及其「严重的错误」（great wrongs），尤其批评美国在对日战争中殃及平民的城市火海轰炸，投掷原子弹更是「罪大恶极」（great evils），违反了「万民法」对战争行为的限制原则，而且彼时，「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再来次侵略便实在没有必要」；同样地，英国1942年底以后对德国城市的连番轰炸，也根本没有可以被证明为正当之理由……8基于上述分析，我不得不质问安德森：罗尔斯哪里曾主张过「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责任就是派军队到不民主的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罗氏在《万民法》最初的论文（1993）中就已开门见山地提出：「独裁专制的政体在一个合理的万民社会中想必不会被看成是有良好声誉的成员。但是我们同样不能理智地去要求所有政体都成为自由的。」9可见，即使撇开无中生有的部分不算，安德森的描述恰恰是同罗尔斯本人南辕北辙。
《万民法》这本小册子及其原初论文中并没有太多艰涩的术语来让读者产生诸多误读的可能性，况且安德森之所述根本乃是《万民法》之所无，要误读也误不出来这样的「信口开河」。而且还不仅于此，安氏在「莫须有」基础上更是把对方原意完全说反，把《万民法》所批评的基本对象竟硬生生倒转成《万民法》之基本主张！若按照民主人民派军队到不民主人民那里去推行民主的安氏转述，那么《万民法》也根本不能称之为「法」了，这不完全成了一本战争宣传小册子么！《万民法》也根本算不上是学理著述了，而只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两边（「民主」、「不民主」）数量分别加一加，便又是一场世界大战！「现实的乌托邦」被描画成血与火的硝烟战场；「战争行为的限制原则」被转换为战争行为的「发动原则」；「理性多元主义」被等同于正面鼓吹军事行动的「新帝国主义」！秉承康德（Immanuel Kant）「永久和平」理想的罗尔斯，活脱脱在安氏口中变为一个「战争狂人」！依照这一路逻辑下来，安氏理直气壮地表达了他的愤愤不平：这套「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怎么就混进了「极端左翼」的队伍？
安德森对「《万民法》中的基本论点」10的概括与批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读之色变。对于光看了安德森转述而没有阅读过《万民法》原著的读者，岂不是实实在在地受到了严重误导与深度欺骗？而另一方面，对于认真阅读过《万民法》因而对安氏转述强烈不满如我者，又怎能再对安氏的其它转述──如「三大理论」的各自代表人物之观点，再抱以原先的信任态度呢？谁能确保这些学者到了安德森的口中，就一定比「面目全非」的罗尔斯更幸运呢？这已涉及到作为一名学者最基本的学术道德的问题。罗尔斯的《万民法》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安德森这样的「批评」则是任何被批评者都根本无法接受的。而且这种「话语」本身已很难称作为是学术批评，广场上的斗嘴也不一定能这样来。
尽管安德森常以严肃使用「左翼」术语的学者自居，但他为了将罗尔斯排除出「极端左翼的学者」之列，竟不惜以歪曲作者原文的鄙劣方式来进行最不严肃的攻击，这究竟是为了甚么？安氏远非学界无足轻重之辈，而是被誉为当代西方左翼的重镇之一，赫赫有名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之主编。如此一位有份量的人物为争「左翼」这一名号竟出此下策，「洋相」不远万里出到了华夏神州，「硬伤」白纸黑字印上了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读书》杂志。既然不是欺东土无人而趁机来愚弄一下，那么这背后的逻辑确实值得深思。
按照安德森在最近一次访谈中的表述，「左翼」一词基本上即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安氏好几处将马克思主义与左翼两词对等使用），同被归为「右翼」的自由主义乃是泾渭分明。11也许正因此，他无法容忍作为自由主义当代主要代表的罗尔斯也凑到了「左翼」旗帜下来同分一杯羹。尽管罗氏秉承的乃是康德主义的启蒙传统而非休谟（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柏克（Edmund Burke）一直到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这一路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然而在安德森眼里，康德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述（如「永久和平论」）一样是「很荒唐的」。12在今天，不单是罗尔斯往往遭到「左翼」的除名，另一位重要的康德主义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同样早已被「左翼」视为陌路人、「左翼」的叛徒，在中国哈氏更被描述成了「帝国主义」。13而转向康德的晚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则也是被评论为向「右翼」转变，常与福柯齐名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曾被指为政治上的保守份子乃至精英主义者，等等等。14如果作一次地毯式全面考证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一张很长的先后被「左翼」除过名的知识分子名单，而罗尔斯只是其中比较著名的靶子之一而已。安德森始终坚持认为：「『左翼』和『右翼』术语就像它们是不可贯穿的一样是不可逃避的」。15然而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断语背后，究竟凭借的是甚么标准？这样的标准是一条，还是有许多条？又是由谁来确定（数量），由谁来划定（位置）？其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泾渭」，在多大程度上则是主观的「臆断」？为甚么「不可贯穿」，为甚么更是「不可逃避」？即使我们不把安德森的断言理解为规范判断，换言之，即使将「左翼」、「右翼」之「不可贯穿」作为一个具普遍化意味的经验描述，甚至我们这里先假设知识分子之间彼此已「不可贯穿」，那么更须要进一步追问：为甚么现在知识界是不可贯穿的？从甚么时候开始不可贯穿？是如何成为不可贯穿的？又是甚么力量使知识分子们成为不可贯穿？
二 「左翼争夺战」与符号资本
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当下的西方知识界存在着一个显著现象：有如此之多的、甚至享有国际名望的不同领域学者都纷纷自称「左翼」，开口闭口我们左翼如何如何。尽管他们之间往往没有任何思想的交叉点（譬如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生态环保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等，基本上均是各自为政），但却同时都紧紧抓住「左翼」标签不放。从纽约到巴黎、从伦敦到柏林，「左翼」或多或少均是成为了知识分子们所偏爱的认同（身份）的记号。16而晚近以来，此现象尤甚，正如柯林‧戈登（Colin Gordon）所描述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左翼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习惯于通过援指认同话语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不管用恢复的阶级记忆、弗洛伊德的『主体理论』，还是炫耀纯粹的学说统一」。17当然事实上远不止那三种，在「左翼」这张标签下，各家各派学者们的观点是如此迥异，大相径庭，甚至彼此之间充斥着紧张、乃至对立。当下，维护普遍性的自称「左翼」，维护特殊性的也同样以「左翼」自居；认同政治以及后殖民主义自称「左翼」，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普世话语也没有甘心让出「左翼」；坚持激进革命的是「左翼」，号召解构游戏的也是「左翼」；坚持宏大理想的是「左翼」，赞扬微小叙事的也是「左翼」；新马克思主义固然自称是「左翼」，新实用主义也自称是「左翼」；代表民族国家主权或民族自决权的堂而皇之以「左翼」自命，而代表世界公益与人权的当然也自认是「左翼」中人；此外，各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也纷纷宣称为「左翼」……这些如此不同立场的学者竟苦苦共享一个招牌，难免要为这个「左翼」名号而大动干戈。远的不说，近二十年来，这种明枪暗火的争斗此起彼伏：安德森曾分别以自恋主义、代价之不确定和倒向市场为由把「地区主义」、「国际主义」与「伯明翰学派的所有后裔」推到了「左翼」的批判席上，而安德森本人则因在《复兴》一文中扩大了「左翼」的范围而遭到「正统左翼」的断然驱逐；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批评后现代主义乃是「左翼」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情况下的一种替代性选择；而另一种对后现代的驱逐则是因其先行者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均系有名的「右翼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从启蒙的普世主义出发把「认同政治」赶出了「左翼」；罗蒂（Richard Rorty）则从对「美国理念」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出发强烈拒斥60年代以降占据美国学院的「认同政治」、「差异政治」以及以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为首的所谓「文化左翼」或「新左翼」；另外，惯常被视作「左翼」新生力量的生态环保主义与绿色运动也曾经被指责为是犯了「自然主义错误」的保守主义。18安德森还曾在其《复兴》一文中指出，「大众形式」（popular forms）之批判者自认「左翼」──如霍格特（Richard Hoggart）、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而「高雅形式」（high forms）的批判者居然也以「左翼」自称──如从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安氏则宣称：两者都不是「左翼」，「他们统共所做到的往往不过是在蒙昧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更糟的是二者的混合，表现出煽动蛊惑和政治冷漠之间不可思议的调和」。19然而，以上这些「左翼争夺战」基本上还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而安德森此番为了表明罗尔斯不属于他所代表的「左翼」，竟至于以任意歪曲对方作为批评手段，严重违反了身为学者最根本的职业道德与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底线规则。
如果将问题全归之于安氏个人因素而对其加以批评不失为一种处理方式，然而在我看来却仍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须要追问的是：为甚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会大量出现争拥「左翼」这种情况，自我封赏甚至不计「同室」操戈，专断「左」／「右」甚至不顾学术道德，宁「左」勿「右」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以至于像安德森这样颇有建树的学者也竟走上「犯规」之途？在这样的追问下，我们无法仅仅停留在对安氏个人进行谴责的层面，而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左翼情结」作一个更深入的分析。如果「左翼」如安德森本人所说代表了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uncompromising realism）20，那么作为一个经验事实，无论在哪个社会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确实总是会具有偏「左」的倾向，也就是说，不同于社会上其它的人员，知识分子在气质上总是倾向于不满于现行制度而怀有乌托邦理想。正如罗蒂所言：「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特殊而奇异的需求──希求不可名状，希求崇高，希求超越限制，希求完全自由地应用语言、不受制于社会制度」。21而用希尔斯（Edward Shils）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就是对于神圣事物非常敏感、对于宇宙本质以及社会规范具有非凡反省力的那批人。他们献身于可能性而不仅仅是现实，献身于可能是甚么而不仅仅是甚么。任何要求服从的权威或任何要求不加反思与决定就遵循的传统都被视作专横侵犯，知识分子的反思及借助这种反思来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能力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自主。「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标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22
按照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经典阐述，知识分子都是那种不安定的「自由漂浮者」，他们并不那么受眼前事务的羁绊，并不仅仅只关心「下一步」，正相反，「他们从一种乌托邦的观点来体验和了解世界」，「在漆黑一团的漫漫长夜里扮演守夜人的角色」。23知识分子既不是抽象的热心家，也不是狭隘的实践者；既有别于不着尘世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那种只专注于眼前事务的官吏。「知识分子没有最终目标，没有实质性物质可以立即据为己有，他们的思想不是试图离开既定的基础，而是试图达到某个东西，他们试图使之合理化的事物来自别处，来自更为重要的源泉」。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质疑和探求──而非确证，成为其永恒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一些叛逆者」。24正因此，每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均生来就具有着一种不妥协于现行制度的「左翼」情结。这一点在从罗蒂、希尔斯一直上溯到曼海姆的历代知识分子论述中已清晰可见。而另一方面，从历史实践角度来看，自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以及佐拉（Emile Zola）等数百人相继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为一系列短文的统称）以降，这样一种理念就形成了，即知识分子必须成为「左翼」或反对派。25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则发现：「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中间经常是那些更活跃、更聪明、更有创见的人，最有可能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它的反对者往往是些没有多大分量的人。」26而到福柯的时代，「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指的差不多已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在他所处的二十世纪中后叶，「左翼知识分子」在整个知识界已经居于统治地位了。27
对于当下知识分子争拥「左翼」的现象，布尔迪厄曾作过一个学理上的深透剖析：「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设想成为解放者，代表着进步力量（或者至少是保持中立，自在悠游，在美国尤其是这样）」。因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左翼」几乎就是个天然的褒义词，如果不是「左翼」，甚至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换言之，被划为「右翼知识分子」的人很可能会被驱逐出文化生产场，无权染指作为知识分子形象中最美好的「坚强的天真」。比如阿隆（Raymond Aron），由于不具备知识分子这一基本形象──「左翼」，因此在法国他成了「不合格」知识分子的代表。28在布尔迪厄看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被称呼为右翼或保守主义（如哈耶克就曾专门撰文声辩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是因为当一个保守知识分子便意味着要承受双重夹击，「总是面临被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抛弃的危险，统治者觉得他们太『知识分子』了，而『知识分子』又觉得他们太顺从于『资产阶级』秩序了，他们被迫不断地在这两个阵地上战斗，通过加入其中的一个反对另一个」。因此，「右翼知识分子」通常首先要证明自己与权力场中的统治地位的关系，才能进行有效的批评；必须要通过双重的颠覆，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并到达文化生产场。29而「左翼」则根本无此压力，只要宣称自己是左翼就能免去那么多棘手的压力，难怪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会争先恐后地要去争抢或保住头上这顶「左翼」的乌纱帽。
可见，「左翼」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并且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而追逐这种符号权力也已成为部分知识分子之「惯习」（habitus）。正像布氏所指出的，不少知识分子没怎么花精力在提高他们研究的技术性含量上，而是花大精力于增加其符号性的含量上。这种符号层面是「由一系列实践性的元话语组成，人们用它（就像理发师用白围裙一样）表明了、实际上炫耀了他或她的行为的某种非同寻常的特性」，并从中获取一种符号性利润。正由于这种利润的存在，作为认同或贡奉资本的「符号资本」成为了文化生产场内竞争性斗争的手段和对象。30因而，一旦「左翼」变成了某种「尊贵的头衔」，则必将蜕变为「符号性资产的真正荣衔，让拥有者有权分享褒扬的利润」。而符号权力则正是「立足于符号资本的拥有之上」。由于符号资本总是滑动的（如「左翼」这一符号就处于不断的滑动之中），因此势必会产生为争夺符号权力的斗争，也即是「为夺取这一建构命名行为的权力而斗争」。作为一种构造性权力（power of constitution），符号权力的功能即在于保全或改变社会世界中人们之间的联合与区分、结合与离异、聚合与游离，它「借由那些用来指称或描述个人、群体与制度的字词而运作」。布氏认为，符号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制造群体的权力，包括「已经建立好而有待神圣化的群体，或等待被建构的群体，如马克思主义的普罗阶级」。31借助于这一分析，「左翼」的建构过程便可得到有效的揭示：当「左翼」标记不断被赋予符号资本时，知识分子在争夺过程中便开始形成群体，这一群体则继续致力于将「左翼」标记神圣化以增加其内含的符号权力。而当这一标记越是被承认，影响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越是会封闭地在这个标记下进行斗争。这就是布氏所揭示的标记的命运──一个在斗争中才存在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标记本身成为了一种永恒生产和再生产的「幻象」（illusiò），「一种自身就能构成自己惟一基础的万能思想」。「左翼」作为一个幻象（「左翼争夺战」中的幻象），「是一个游戏进行的条件，而且至少从局部看也是游戏的产物」。若没有「左翼」这一标记，「左翼争夺战」便无以进行；而随着「左翼争夺战」的进行，「左翼」的幻象又不断地得到再生产与神圣化。由此，不需要任何基础（如批判的实践），作为标记的「左翼」幻象本身构成了一个永恒生产的游戏。幻象不止，游戏不止，斗争不止。故而，布氏尝言：「幻象」同在知识分子场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野心」具有相同的性质。32
安德森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成为符号资本与幻象的「左翼」标记无从得知，如果他是未经反思地投入「左翼争夺战」并为此「犯规」，那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成为布尔迪厄所说的「内行」──「游戏产生幻象，幻象即在内行参加的游戏中的投资，内行具有游戏意识，因为他就是游戏造就的，他玩游戏并借此保证游戏存在」。33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氏至少没有注意到布尔迪厄的忠告：这种争夺符号资本以及认同「幻象」的游戏不同于商业成功或社会认同，若是通过不正当的理由来获取，「那么这一认同可能会使你名誉扫地」。34
三 「左翼」：从启蒙精神到知识─权力
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抑或出于「惯习」，安德森一直都属于最积极地争抢「左翼」符号资本与认同这一「幻象」的学者之一。安氏曾多次声言，「左翼」的对立面即为「反动浪潮」（或称「反动势力」）。在这种光明与黑暗般的二元区分与价值高下的对立中，自然哪些知识分子代表着「左翼的航标」成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大问题。35在《新左翼评论》新千年（2000年）的第一篇社论文章中，安德森实际上将「左翼」划分成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自然是始终以「正统左翼」为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也是安氏本人一贯的理论立场与自我认同。第二个层次乃是安氏此文的重点，亦即后冷战时期左翼内部适时的「重建」，或者说「复兴」（renewal）。「左翼」若要复兴自身，就有必要在左翼文化中来一次「激进断裂」（radical discontinuity）──将霍布斯鲍姆、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勃伦纳（Robert Brenner）、奈恩（Tom Nair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德布雷（Regis Debray）、伊格尔顿、克拉克（T. J. Clarke）、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容纳进来。这些人在安氏看来实际上是原本的左翼文化散裂后的产物。第三个层次则被安德森本人称作为「松散的左翼」，也就是一个所谓「更广泛的、同马克思主义很少甚至没有渊源的知识分子圈子」，这些人是社会主义传统之连续性更大层面溃散的后果，尽管他们仍间接地同这一传统保持联系。哈贝马斯、德里达、巴利（Brian Barry）、布尔迪厄、曼（Michael Mann）、朗西曼（W. G. Runciman）、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森（Amartya Sen）、达斯古普塔（Ashim Dasgupta）等人则在此列。而落在这些名单之外的知识分子，无疑完完全全地不属于「左翼」。在安氏看来，那些以其承诺批判统治自身、从美德角度批判恶行、揭示官方的伪善以及言行之间的巨大鸿沟等等的批判实践都不是真正的「左翼」，相反乃是「左翼的自我欺骗」。而安德森则要通过他对左翼的重新划分与确定来祛除左翼的这些「神秘化」与「含混性」。当然，「伪」左翼还不一定算得上是「真」左翼的敌人。那些经过认证的「左翼」圈当前的首要敌人，则被安氏确定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及其「稳固的意识形态新支点」──「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安氏声称，「我们可以把列宁的格言『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理想的政治外壳』修改为：『第三条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壳。」故而，「左翼」必须与之战斗。那些期待美好未来（happy ending）的「左翼」都是「福音主义者」（the Evangelicals），而安氏所代表的「左翼」则是真正地继承了「启蒙精神」（the spirit of the Enlightenment）。36
本来，如果这仅是一家之言，那或许大可一阅了之，然而关键问题就在于，这种关于「左翼」的界线勾画与层级划分以及「敌人」的确定并不是以安德森之个人见解来发表，而是以「社论」（editorial）的方式来规定「作为国际左翼的核心刊物」并具有近半个世纪影响的《新左翼评论》「应当开始采取的走向」，而且在事实上这一关于「左翼」的话语已通过写入《新左翼评论》杂志介绍的方式自我确立为正宗，并在该刊物影响范围内逐渐成为作者与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奉行的金科玉律。37考虑到如此一份媒体资源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以及「左翼」本身所内含的符号权力，这种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划分与「敌」、「我」阵营的建构，就不得不给予严肃的思索。38
布尔迪厄曾指出：在建构社会实体的策略中，「最典型的乃是回溯性地重构过去，以便配合现在的需求」。39客观地说，这种策略既可能形成或提升符号资本，也可能带来有价值的理论创新。然而，对于安德森以社论方式专断地重构「左翼」实体，对于这种层级化的「左翼」结构，对于掩藏在非我「左翼」即为「反动」声言背后的符号权力，我们不由得要追问：甚么是左翼？如果说左翼意味着对当下社会现状的不竭批判，或用安德森本人的话说是「不妥协的现实主义」，抑或《新左翼评论》之刊头标语（2002年5-6月号以来）──「当代的不顺从主义」（contemporary non-conformism），那么何以可能自我构建出如此荒唐的内部权力结构？何以可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特权化的「左翼中心主义」？同是社会学家，何以布尔迪厄是「松散的左翼」而安德森本人则是「不松散的」左翼核心？40何以名单之内的知识分子是「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即「拒绝与现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41，而名单之外大量的知识分子则不是？且不说对现代社会激进批判如福柯者、对现行制度冷静剖析如布尔迪厄者，罗尔斯作为「现实乌托邦」的公平正义社会、哈贝马斯「反事实」构建的沟通共同体，均是有如天上星辰般美好而人间可望不可即的理想世界，均是作为人类前行的远景方向与批判源泉而抽象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彼岸，因而同现行制度（包括西方各国在内）都存在着极大距离，对于问题重重的当下社会都是富有着巨大的批判能量（尽管布氏与哈氏还算被安德森认可为松散的左翼）。我同意安德森所言──「批判性的视野」的丧失即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腐败」42，然而，一旦「左翼」、「批判性」都成了垄断在安氏手里的符号权力，没有进入他所定义的「左翼」结构就意味着「反动」、「腐败」，这在我看来恰恰陷入了某种「腐败」。如果安氏要宣告罗尔斯不具备「批判性的视野」、不属于「左翼」的成员，那必须要展示令人信服的学理论证，而非凭借三言两语的断言，甚至在其中还进行恶劣歪曲！就在学理层面上，我要反问安德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以大篇幅进行论证的「公民不服从」以及「良心拒绝」，是批判性的还是「反动性」的？是知识分子的不妥协、不顺从还是「知识分子的腐败」？43
正是由于安德森极力垄断符号权力甚至不惜犯规，使得知识分子之间原本积极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在安氏手里蜕变成为了不惜任何手段党同伐异的学术腐败。布尔迪厄以其大量的经验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权力的符号关系倾向于再生产并强化建构社会空间之结构的那些权力关系」。44而后者则恰恰是安德森口口声声要拒绝和反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往学理上说，安氏陷入了阿佩尔（Karl-Otto Apel）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中；而从实践角度来说，安氏正不断生产着他所极力要求批判与反抗的权力。45一方面，安德森以批判性为号召要求知识分子抗拒一切权力与腐败；另一方面，以《新左翼评论》主编之身份，安氏恰恰正是在典型地制造着福柯所批判的「知识-权力」：安氏版的「左翼」话语之确立乃是建立在其对「左翼」的层级划分以及对所谓「非左翼」的排斥之上，这一话语从《新左翼评论》的全力支持（作为社论并写入刊物介绍）中汲取权力并获得广泛播散，在此过程中这种关于「左翼」的话语本身产生了一种规范化的权力，反过来再继续加强这种话语的影响与效力并努力使之上升为一种知识，「权力和知识在话语中结合一起」（福柯语）。46换言之，「左翼」被身为《新左翼评论》主编的安德森加入了一系列标准和价值，以此来规范「左翼」的个体成员，同时这种规训权力本身又是生产性的，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着这套关于「左翼」的规范标准，由此形成了一个关于「左翼」的「知识-权力」网络，在网络所覆盖范围内的个体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有意识地反抗以摆脱（包括另立门户）这一规训，要么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接受规训，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并使网络的原始构成得以强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权力来争夺左翼话语的垄断与通过争夺左翼话语来获取权力成为了同一个过程的两种面向，并互为表里。
福柯、布尔迪厄、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以及其它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本人是否认同「左翼」原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因为这本来至多就是个人的自我理解（如福柯与布尔迪厄等根本就对是否「左翼」无所谓），而到了安德森手里，却成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重要「身份」问题。47谁成为「天罡星」谁只是「地煞星」必须逐一敲定。然而安氏甚至没有找个「天启」式的外在理由便迫不及待地在《新左翼评论》上自命权威进行评封。我敬重安德森的批判性理想，然而却不得不指出：他凭借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已经不知不觉把这种理想转变成了现实中的知识-权力。就像福柯所分析的，当下社会的控制不是通过直接的压制或赤裸裸的权力展示，而是通过间接的规范化战略来达到的，以此将个体不露痕迹地纳入权力规训网络之中。「现在总是伴随着规训权力的话语是对规范进行论证、分析和专门化的话语，以便能够按部就班地实施它。国王的话语可能消失，并且由这样一个人的话语取而代之：他将制定规范，实施监视，区分正常和反常。」这种规训话语在今天已取代了以往同权力有着赤裸裸联系的话语，它通过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这四种操作来隐蔽地实施规训权力。48而这四种操作施行的主要媒介之一就是强有力的媒体机构，尤其是像《新左翼评论》这样的「国际左翼的核心刊物」，发表／不发表很容易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规训手段，更遑论以「社论」的形式来进行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的「战略布置」。正是基于对权力细致入微的物理学分析，福柯尝言：「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真正的政治任务是抨击那些表面上看来中立或独立的机构的运作，用批判的方法揭去借助这些制度隐蔽地发挥其作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以便大家共同与之斗争」。49
通过此次安德森「犯规」事件可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左与右是根据主体的朝向而决定；在知识分子世界中，左翼与右翼竟成了由「主编」的朝向而决定。今天这位主编大锤一敲，罗尔斯即被宣判开除出「左翼」。不需要学术批评，不需要严密论证，安氏钦口一开，《万民法》顿时化作「新帝国主义」！恰好形成反讽与对照的是，在那篇部署「左翼」规范化战略的社论文章中，安氏还把由他主编的《新左翼评论》称为「严肃对待『左翼』这个术语的杂志」（journal that took the term 'left' seriously）。50而我要指出的是：同「后现代」这个术语一样，越是把「左翼」作为一个标签进行强调甚至将其神圣化、规范化、实体化，就越是会落入自相悖反的荒谬陷阱。严肃对待「左翼」最好的方式，恰恰是不去把「左翼」关键词化和特别化，不去围绕「左翼」术语本身做文章。因为如此一来，「左翼」本身产生了符号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符号权力；二来，在「左翼」与「非左翼」（既包括被开除出「左翼」的也包括本身就不认同「左翼」的）之间很容易形成某种阵营化的「敌」、「我」思维与党同伐异的非学理甚至情绪化冲突；三者，在神圣化、规范化、实体化「左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生产出知识-权力的规训网络，使得「左翼」成为其本身最应批判的对象。也许，这次「犯规」是争夺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斗争中的一次失手；也许，这是安德森情绪化的敌我意识思维下的一次失态；也许，这是知识-权力网络试图规训反抗着的个体的一次失败；或许更有可能的是，以上这些因素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这次恶性的「犯规」事件最终爆发。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这一事件都值得所有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严肃地对待与反思：作为一名以「左翼」自命的学者事实上却倚借制度性力量而不断生产与升级知识-权力，甚至不惜以严重歪曲的恶劣手段党同伐异排斥其它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这种独断行径无论如何同「左翼」反抗权力的批判精神正是恰恰项背的。
如果「左翼」如安德森所说，乃是「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人──「今天最需要的是启蒙精神而非福音主义者」51，那么这样的「左翼」就断然不能成为某种规范化的封闭实体乃至特权化的层级结构，而应是在各个层面呼唤不拘一格的批判实践。批判不应该被划上任何界线，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可能越界（即始终存在跨越界线之可能性）的实践。康德两百多年前就曾要求人们不要把已现实存在的「先在」当作教条，而是通过批判来确定这个先在的可能性条件。这就是批判的态度：鉴于某种东西已经给定，那么就要去思考在甚么条件下这个先在这样给定而不是那样给定。以这种批判态度为核心，康德作出了启蒙的号召：「我们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批判。」52因而，对于通过划界线来特别化「左翼」的做法（不管是安德森版本还是其它人的版本），首先须要追问的就是界线及其标准（安德森版的「左翼」界线连「先在」也算不上）。在这里，批判即是由对界线的分析与反思构成，而批判本身则又已包含了进一步批判的可能。用康德的话说，「一个时代决不能使自己负有义务并从而发誓，要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决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前进的状态之中」。5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索「甚么是启蒙」之问的福柯当年一路追到了「批判的本体论」，「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54因而，对于「左翼」，我们只须留存于心的是：那是一种启蒙（而非独断）的精神气质，一种永恒（而非短暂）的批判性态度。如此足矣！
注释
1 我在这篇文章及其续篇《甚么是左翼？──安德森「犯规」事件再思考》（即将发表）中试图通过安德森「犯规」事件而提出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问题并对此作出分析，而不是作为一篇论战文章来发表。布尔迪厄当年曾深深担心《学术人》一书遭到与其本意完全相反的阅读，并产生一种「对号入座」效应或标签效应，「如果我的书被看作一篇论战，我会立即对它产生厌恶之情，宁愿将它付之一炬」。这两篇文章自是与《学术人》无法相提并论，并且无法做到布氏所使用的那种全新行文方式──「话语蒙太奇」（即用大量文本资料来排挤掉作者主观因素以形成无厚此薄彼之感），然而作者的心情却是一样。如果这篇旨在反对「标签」的文章反是加深了知识界的标签化，那么还不如最初就付之一炬。请参见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华康德（Loic J. D. Wacquarnt）着，李康、李猛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93、96-97、281-83。实际上，布尔迪厄自己也承认无法完全达致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立场，即「绝对的非个性」。见该书，页381-382。
2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北京），2002年第10期，页8。
3 同上书，页7-8。
4 同上书，页8。
5 参见罗尔斯（John Rawls）着，张晓辉等译：《万民法》（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页4、40。罗氏为《万民法》设立的八大原则是：人民要自由独立，其自由与独立要受到其它人民的尊重；人民要遵守条约与承诺；人民要平等；人民要遵守不干涉的义务；人民要有自卫的权利，除自卫之外，无权鼓动战争；人民要尊重人权；人民在战争行为中要遵守某些特定的限制；人民要有义务帮助生活于不利条件下的人民。早先的《万民法》论文里只有七条原则，最后一条乃是扩展成书后增设的。参见罗尔斯，舒炜译：〈万民法〉（论文），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388。
6 罗尔斯（John Rawls）：《万民法》，页63、67-73、83-86、112-119。
7 罗尔斯弟子波格（Thomas W. Pogge）在《罗尔斯小传》中指出，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罗尔斯的海外从军经历就已使他开始反省战争。二战快结束时，罗尔斯坚决放弃升任军官的机会，因为在他看来，军队乃是一个「阴郁之所」。60年代，罗尔斯反对越战，但他不主张罢课，仍坚持讲课，反对把政治活动引入课堂。1995年，一向不写时事评论的罗尔斯提笔写就引起当时很大社会影响的〈广岛五十年〉，严厉地对美国进行了批判。在结论处罗尔斯写到：「战后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是回顾并好好地重新认识我们的错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认为自己没有道德上的过失而开始了战争！」参见波格（Thomas W. Pogge）着，顾肃、殷茵译：〈罗尔斯小传〉，载罗尔斯着，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川本隆史着，詹献斌译：《罗尔斯──正义原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195-200；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页3。
8 罗尔斯：《万民法》，页40、101、104-8。
9 罗尔斯：〈万民法〉（论文），载注5《文化与公共性》，页377。
10 安德森等：〈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北京），2002年第10期，页8。
11 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安德森访谈〉，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四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97。安德森在这篇访谈中对「左翼」的使用同其在2000年为《新左翼评论》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章颇有些不同，倒和他更先前的文章保持一致。在那篇社论中，安德森很有些要把「左翼」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释放出来，而在一个更广泛的视域下进行重整的雄心。还好在此篇访谈中，我还是读到了一句安氏平心静气的话：「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左翼的知识分子，都需要尊重别的传统，而不是对别的传统如自由主义持有简单的敌意或拒斥。」然而，如若安氏真的始终这样平心静气的话，那么我想他应该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严重的「犯规」行为的。见该书，页100。Also see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5-24.
12 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读书》（北京），2002年第10期，页4。
13 参见霍尔斯特（Horster Detlef）着，章国锋译：《哈贝马斯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页117-121；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北京），1999年第9期。
14 福柯与布尔迪厄都以强调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批判、对制度的抵抗著称，然而他们先后曾被某些「左翼」知识分子归为自由主义乃至保守主义。不过福柯与布尔迪厄都对此根本无所谓，或者付之一笑。See Michel Foucault, "Polemics, Politics, and Problemizations: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trans. Lydia Davis( London: Penguin, 1991), 383-84. 并参见注1《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页117；麦克尼（Lois McNay）着，贾湜译：《福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144。
15 安德森（Perry Anderson）：〈《西方左派图绘》导论〉，安德森、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编，张亮、吴勇立译：《西方左派图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21。
16 当然，每一地方也总存在着知识分子，他们像福柯等人那样并不接受「左翼」这套标签化的符号。与此同时，也当然有不少知识分子以「右翼」或保守主义为认同对象并且不为此感到羞耻，但公开认同（被指责是另一回事）「右翼」确实从未像认同「左翼」那样势头旺盛。诺齐克（Robert Nozick）就曾经说道：「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站在『左翼』一边。跟别的社会集团一样，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是沿一条曲线分布的，但就这个群体而言，这条曲线是向政治上的左侧移动和倾斜的。」「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尽管最近新保守主义者吵吵嚷嚷，但知识分子总的来说，还是倒向左翼的。近来这一比例或许会多少有一点变化，但总体上说，比起其它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相当的群体来说，知识分子依然是偏左。」参见诺齐克着，秋风译：〈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思想批评》（网刊），《诺齐克专辑》。
17 戈登（Colin Gordon）着，赵娜译：〈问题、精神实质、事件──福柯论康德和启蒙〉，载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页249。
18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21-22. 同时也可以参见该文中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新左翼评论》的重建与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世纪中国》（网刊），《星期文粹》，2002年6月（译者佚名，其中有若干翻译错误，譬如布尔迪厄被译成布罗代尔，并且有诸多删节）。Also see Anderson, "Internationalism: a Breviary", New Left Review 14(March-April 2002): 5. 另请参见张亮：〈《西方左派图绘》译者附记〉，载注15《西方左派图绘》，页333；胡鸣剑：〈《新左翼评论》的自杀〉，《国外理论动态》（北京），2001年第10期；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着，华明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罗斯诺（Pauline Vaillancourt Rosenau）着，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页234；霍布斯鲍姆，周红云译：《认同政治与左翼》，载杨雪冬、薛晓源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12、115；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着，李惠斌、杨雪东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页10-11。And Richard 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20.
20 Ibid., 14.
21 罗蒂（Richard Rorty）着，王晓明译：《哈贝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71。
22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 (October, 1958): 5-22.
23 曼海姆（Karl Mannheim）着，李朝晖、牟建君译：《保守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页18、254、127-28；曼海姆着，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158、264、164。
24 曼海姆：《保守主义》，页127、130；曼海姆着，徐彬译：《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载《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南京大学，2002），页188、207。
25 参见罗斯着，陈玉涓译：〈信仰捍卫者与新阶级〉，载罗宾斯编：《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134。古德纳认为「知识分子宣言」是一篇文章，然而据法国学者西里奈利考证，当时并没有一份宣言是出自该标题之下。「知识分子宣言」显然是一系列宣言的统称。请参见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着，顾晓晖、蔡嵘译：《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页71；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刘云虹译：《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页7。
26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着，冯克利译：〈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载冯克利编：《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页244。
27 福柯（Michel Foucault）：《论权力》，载包亚明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23。
28 注1《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252页；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着，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270、259。
29 注28《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页336。同时请参见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我为甚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载哈耶克着，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187-206，。
30 对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来说，小到一张毕业证书，都具有着其所对应的符号资本。参见布尔迪厄：〈围绕符号秩序的斗争〉、〈知识分子场：一个分裂的世界〉，载包亚明编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37-38、80-81。
31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着，王志弘译：〈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页306、309；布尔迪厄：〈里程碑〉，载注30《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页138。
32 注28《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页194、232、275。
33 同上书，页348。
34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知识分子场：一个分裂的世界〉，载注30《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页81。
35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着，叶彤译：〈文明及其内涵〉，《读书》（北京），1997年第12期，页67。Also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4.
36 See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9-19. 「左翼核心思想家」（key thinkers on the left）名单（完整名单总共32位）已然被写入《新左翼评论》的刊物介绍中，并且以「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为敌对方这一内容也已正式写入了作为基本定位的刊物介绍中，请参见《新左翼评论》网站（www.newleftreview.net）的"About NLR"栏目。有必要提及的是，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安德森曾认为「左翼」是「一个从启蒙精神中诞生的传统」的观念必须被超越，「左翼」不能成为抛弃「社会主义」理念的矫正派。「左翼」的「敌人」被定为「资本主义」（不管是「极右的」还是「中间性的」），而矫正派则被安氏批评为「具有对敌人非自愿的敬意」。那时的安氏仍呼吁要有「系统性的变革」。因此，安德森在2000年社论中的这一复兴「左翼」战略遭到了许多原来与安德森一样的「正统左翼」的猛烈攻击，后者称安氏与《新左翼评论》已「自杀」了。参见安德森：《〈西方左派图绘〉导论》、张亮：《〈西方左派图绘〉译者附记》，载注15《西方左派图绘》，页21-22、333。
37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6. 「国际左翼核心刊物」乃是《新左翼评论》在其刊物介绍中的自称，请参见《新左翼评论》网站的 "About NLR"栏目。
38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以《新法兰西杂志》和法国主要的几家出版社为对象，对学术媒体与出版社所积累的符号资本作过经验研究。简要地说，由于1910年创刊的《新法兰西杂志》在知识场中所占的统治位置，其目录因此成为了符号资本的一种展示（即决定哪些作者能在上面出现）。而在法国，「获得学术成功的作者」中一半以上的人属于三家出版社──伽利马、瑟伊和午夜出版社。由此不难看出在英国历经年代的《新左翼评论》以及「新左翼书屋」（New Left Books，现改名为Verso出版社）所掌握的巨大资本。参见注28《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页320-321、176-180、188。另外关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论述，请参见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的形式〉，载注30《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页189-211；注1《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页161-62。
39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注31《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页305。
40 安德森主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历史社会学，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机分校历史与社会学教授。
41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4.
42 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安德森访谈》，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四辑，页106。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界目前确实存在着不少汪晖所说的完全丧失批判向度的「庸俗的自由主义者」（比如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并且依然存在着『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拒绝对实际的历史关系进行批判性思考，拒绝从当今世界的变化中理解自己的社会。」这些「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丝毫不作批判，心甘情愿做现行制度与权力的辩护士。参见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载注5《文化与公共性》，页47。
43 罗尔斯的批判实践有很多，前面曾提到过他在〈广岛五十年〉中批判了历史上美国以及英国的不当国际政策与严重错误，以及堪称罪大恶极的对战争行为限制原则的违反。这里再提一例。罗尔斯在《万民法》中曾和阿马蒂亚‧森一起批判：饥荒并非是个自然危机的问题，而主要是政府之过，乃政府不关心人民福祉的结果。罗尔斯对听任人民挨饿的统治者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并且其批判对象不仅是常常大规模发生饥荒之地区的政府，而且还包括组织良好人民社会的政府。因为这些社会中也有饥饿现象却未有实质性的救助方案。因此罗氏认为，必须对这些「高效政府」施加压力。参见罗尔斯：《万民法》，页116-117。
44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空间与符号权力〉，载注31《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页306。
45 哈贝马斯曾以「述行矛盾」批评过福柯，比如福柯反对理性的霸权，但他本人却也使用着理性的话语。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如果说福柯面临这一困境是由于他理论本身所造成的，那么安德森陷入这一矛盾则是完全因其实践造成。两者之间自是不可同日而语。See Karl-Otto Apel, Towards a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225-30. Also see 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80-81).
46 福柯（Michel Foucault）尝言：「权力得以稳固，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它不只是作为说『不』的强权施加压力，它贯穿于事物，产生事物，引发乐趣，生成知识，引起话语」。参见福柯着，畲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73；福柯着，蒋梓骅译：〈真理与权力〉，载杜小真编：《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页436。Also see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9), 100.
47 在同汪晖的那次访谈中，安德森曾承认罗尔斯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罗尔斯本人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当然，这个名号在安氏心目中也许要比「松散的左翼」更外围了。参见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安德森访谈〉，载李陀、陈燕谷编：《视界》，第四辑，页100。
48 参见福柯（Michel Foucault）着，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99），页29-30；福柯着，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70-71；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着，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页272。
49 福柯（Michel Foucault）、乔姆斯基着（Noam Chomsky），丛莉译：〈论人性：正义与权力的对抗〉，载注46《福柯集》，页238。福柯称他的权力研究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参见注48《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页28。
50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1(Jan-Feb 2000): 18.
51 Ibid., p.15.
52 See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1999), 9. 并参见夏特莱（Francois Chatelet），冀可平、钱翰译：《理性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122。
53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甚么是启蒙运动？」〉，载康德着，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页27。
54 福柯着，汪晖译：〈甚么是启蒙？〉，载注5《文化与公共性》，页441、433-34。我对福柯「批判的本体论」这一提法稍有保留。在我看来，「批判的本体论」须应改写为「实践理性的本体论」。具体分析我将另文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