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斯特劳斯描绘成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斯特劳斯也许会这么认为。因为斯特劳斯既不是一个新的，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并不是新的，因为他相信，理解我们场景的惟一方式是回到古希腊，用他们的术语来理解他们。我们必须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理解他们，我们必须阅读希腊历史，尤其是色诺芬尼；为了理解现代性，我们必须阅读马基雅弗利这第一个现代人；为了理解他，我们不得不阅读李维，如此这般等等。如果保守主义意味着恪守一个当地的历史或传统，或者对某个想像中的过去抱有缅怀之情，那么，斯特劳斯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斯特劳斯相信（正如古希腊人一样）一个普遍的人性，他相信，从这个人性中可以推导出有关人类兴盛之必要条件的特定内容，无论是今天的兴盛还是明天的繁荣。
斯特劳斯出生于1899年德国正统的犹太人区。他在德国的学习包括在弗莱堡的一年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同事。他于1932年离开德国，余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特别是在芝加哥和圣约翰安纳波利斯学院。
希腊先贤和斯特劳斯本人的经历尤其教会他的是：“自由民主对现代人而言是惟一体面和正义的选择。但是，他也知道，自由民主虽谈不上受到围攻，但也遭到了来自实践和理论的挑战。在所有这些挑战中，其中包括现代哲学使得它不可能对美国政体的原则给予合理的信任，由此侵蚀了其事业之正义性的信念”。这番话取自斯特劳斯的学生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1974年悼念斯特劳斯的讣闻。在斯特劳斯看来，而且布鲁姆也相信，此种侵蚀的根源包括海德格尔、卢梭和尼采。
斯特劳斯本人除了思想之外厌恶一切事情。用布鲁姆的话说，“他不参与任何组织，不服务于任何权威，没有任何野心，除了理解和帮助也许有能力这样去做的其他人。”
话虽这么说，尽管斯特劳斯本人寡言沉默，他在学界也几乎被完全遗忘，但是，他帮助过的一些人，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如今在美国的最高政治圈中颇具影响力。他们也相信一个普遍的人性，相信它可以在非洲、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被发现，就如同在西方一样。他们相信，在那些人民数十年经受专制或者被封闭在种族冲突和屠杀的土地上，如果你有力量支付得起自由民主的好处，你就不应该把头转向其他地方而走向道路的另一边，而旧的保守主义者和当代文化相对论者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倾向于这么去做。你实际上应当介入，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这些信念也许是错的，但是对那些寻求一个完整世界的美好图景的人来说，它们看起来可能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它们并不是不证自明地荒谬和邪恶的。它们，以及和它们的最终根源，都应该得到思考和研究。是时候让列奥·斯特劳斯的作品出现在政治哲学的课程纲要中了。
（原文题名：Editorial: All Straussians Now? 刊于2004年Philosophy第7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