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原则下生活，就意味着同时接受或服从那套为资本积累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个人（记住，在法律上公司也被定义为个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权和盈利权胜过任何你能想到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政治制度保护者花言巧语地争辩说，那些权利会鼓励“资产阶级美德”（bourgeois virtues），而没有这样美德，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将更加穷困。这些美德包括：个人责任和义务、不受国家干涉的独立、市场和法律面前的机会均等、对积极创业努力的回报、关注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以及选择制订合作和进行交易的广泛自由的开放市场。但是，只有当这套权利扩展到个人的身体的权利（身体的产权一方面使得人们有权自由出卖自己或自己的劳动能力，同时也要求得到尊严和尊重，并要求免于象奴隶一样受肉体上的强迫）以及思考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它才更具有说服性。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些不同的权利都很吸引人，我们许多人都深深地依赖它们。但我们依靠它们就像乞丐依靠富人们桌上的残羹冷炙活命一样。下面我将对此做出说明。
我不能通过哲学般的论证，来说服每个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是不正义的。但拒绝这种权利制度的理由很简单：接受它就意味着我们毫无选择，只能在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相应地，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权利制度必然通过暴力（如在智利和伊拉克），通过帝国主义的操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操作），或如有可能，通过原始积累（如在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世界范围的地域扩张。或诱或骗，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将被不择手段地普遍得到确立。当布什说美国要致力于将自由扩展到全球范围时，他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这些并非我们所能获得的唯一权利。甚至在联合国宪章给出的自由概念中，也能引申出比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受教育和经济安全的权利，以及组织工会之类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会引起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行为的严重挑战。将这些引申的权利变成根本的权利，并将私有财产及追求利润等主要权利转化为引申的权利，需要在政治/经济实践中来一场重大的革命。而且我们还需要其它一些完全不同的权利概念——比如共享人类共同资源以及基本食品安全的权利。“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在争夺决定什么样的权利概念是正当的政治斗争中，关键的问题凸显了出来：那就是新的可能性或选择如何得到表现，如何明白地表达出来，以及最终如何进一步转化为有改革能力的政治/经济实践。正如巴索罗谬（Bartholomew）和布列克斯皮尔（Breakspear）所说，关键“是把人权政治还原为旨在明确反对帝国主义（我还要加上新自由主义本身）的、批判的世界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在以下的结论部分，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
七、新保守主义回应
在反思中国近年来的历史时，汪晖写道：
“一九八九年以降交替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都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存在密切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关系。这些名目的相互替换（甚至相互矛盾）显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权力构架的转变。”
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权力等级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及其对民主的不信任态度完全一致。从这一点来看，新保守主义只是一个看上去免除了独裁主义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装扮。但是，新保守主义确实给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除了个人之外并没有社会这回事”的话，那么个人利益的混乱局面会很容易以被坏秩序而告终。市场竞争以及放肆的个人主义（个人的理想、渴望、焦虑和恐惧等等，个人对生活方式、性习惯或取向的选择，个人对自我表达方式和对他人的行为态度的选择，等等）的无政府状态，会引发一种看上去几乎越来越不可管理的情境。它甚至可能造成所有团结纽带的断裂，使社会处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边缘。
面对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重建秩序的强迫措施。新保守主义更愿意强调军事化（militarization）作为应对个人利益混乱的良方。因此，他们特别倾向于夸大损害国家完整和稳定的威胁，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威胁，是国内威胁还是国外的威胁。在美国，要夸大威胁就需要激发霍夫斯泰特（Hofstadter）所谓的“美国政治的妄想狂风格”——想象美国受到来自内外双方敌人的包围和威胁。 这种政治风格在美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它依赖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尽管无政府主义和对中国及海外移民的恐惧在过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新保守主义并不“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已经在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插身立足，而后者对永久军事化有本能的兴趣。但冷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问题，人们要问：对美国的威胁从哪里来呢？在海外，激进伊斯兰（Radical Islam）和中国成为两个首要“候选人”；而在国内，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和警察部门来对付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结果，在1990年代出现并在9’11事件中达到顶点的来自激进伊斯兰的威胁，成为无休止的“反恐战争”的主要焦点。而“反恐战争”，要求保证国家安全的国内国外的军事化。很明显，当诉诸警察/军事力量来对付由针对纽约世贸中心的两次撞击透露出的威胁时，新保守主义的上台加强了在海内外广泛推行的军事化，并做出了一个过度而同时对许多方面的判断都过头的回应。
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们很想运用强迫性力量，但他们也认识到一定程度的赞同还是需要的。因而新保守主义试图重建道德目标，让那些更高的价值成为身体政治（body politic）的稳固的核心。其目标便是控制好内在于新自由主义信仰中的独裁主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消除由个人利益的混乱——这种混乱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造成的——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把建设或复辟统治阶级的力量作为主要议程方面来说，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但前者是通过围绕某些主要道德价值构建的一种赞同氛围，来为统治力量寻求合法性。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究竟哪些道德价值应该成为核心价值呢？求助于美国人权法案中自由的人权体系虽然非常可行：毕竟，人权激进主义的目标正如玛丽·卡德所说的，“不仅仅是保护人权，还要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 但这些却与军事化转向不协调。
对于美国，最好把新保守主义运动核心的价值看作是一种特殊联盟的产物。这种精英阶层与经济集团之间的联盟发生在1970年代，其目的在于重建他们的阶级力量，并在那些心怀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道德大多数”中重建选民基础。那些道德价值主要围绕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义、基督教教义、家庭价值等方面做文章，以对抗新的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歧视行动、环保主义等等）。虽然在里根手里，这种联盟主要是策略性的，但克林顿在任期间国内的骚乱使这些道德价值的意见上升，并在小布什的共和主义纲领中达到顶点。现在它们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道德纲领的核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联合具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影响。在国际上，它不可避免地要鼓吹“美国价值”的优越性，鼓吹“美国价值”是代表全人类的“普通价值”。这让人感到好像美国正在国际上为“文明价值”（它想象自己是其代表）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倒是真的）。美国在国际上的民族主义行为变得明目张胆，这与它进行一场道德“十字军东征”的感觉共同影响着它的日常的外交，这一点在涉及到巴/以冲突时尤其突出。美国基督教右翼带着他们对“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译注）的强烈信仰，将解决这场冲突看作是自己的根本使命。美国的道德优越感促使它反对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同时也排除了公开对话和说理谈判的可能性。布什政府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制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克林顿政府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氛围。尽管在美国仍有其它特定的、在别处不会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如果就此认为这种新保守主义的转向对美国来说是例外或特殊，那也大错特错。在美国，这些道德价值主要借助于有关国家、信仰、历史、文化传统之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决非只有美国才有。比如，在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情感近年来一直很强烈，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这些都可看作是对过去的社会团结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遭遇解体的一种补救。强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在一些古老的国家涌现（比如法国），其结果之一是欧盟的成立。信仰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近来在帮助印度民族主义党成功将自由主义措施引入印度方面，也给予了很重要的道德支持。而在伊朗革命及接下来的独裁主义转向中，对道德价值的祈祷求助并没有导致完全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尽管其目的在于对付放肆的市场个人主义的颓废。在涉及到被认为是“颓废的”个人主义和美国的“不成形”的文化多元主义时，同样的冲动存在于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长期普遍具有的道德优越感之中。新加坡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它将市场的新自由主义与严酷的压迫和独裁的国家力量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在一系列观念的基础上唤起一种道德的团结，这些观念包括：本国是一个被围的岛国（在它被排除出马来西亚之后）的观念、儒家价值观念，以及更近期的很不同的世界主义伦理观念，而后者适应了近来它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巩固联合中存在许多危险。一方面，它预备诉诸严酷的强制措施；同时另一方面又主张它自己的特殊而可疑的道德价值的优越性。看上去能解决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方案，很容易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确实，尽管有不同的基础并采用不同的社会形式，新保守主义力量的扩张仍提醒人们注意一种危险——一种日益走向竞争甚至战争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或是像亨廷顿错误地认为的是世界范围的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说他是错误的，是因为假如有什么东西不可避免的话，那也完全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转向，而非什么关于文明差异的永恒真理。因此通过放弃新保守主义方案并寻求其它替代性办法来克服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不可避免性”就可以得到避免。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
八、替代性选择
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理解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假如现存的条件中没有潜藏着可资变革的因素就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假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必须在自身所承载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中去创造，那么，对新自由主义及后来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批判，就是一项研究现在以开拓未来的工作。
有两条主要道路可以通达这个目标：我们既可以尽量考察大量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努力从中提取精髓，以制订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反抗方案；也可以对我们现有的状况做理论和现实的分析（我现在所做的这类工作）以寻求其它选择。当然，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不意味着说现有的反抗运动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都是错的或是有缺陷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反抗运动也不该认为分析性的探究与他们无关。应该做的是展开两条道路上的对话，从而加深对可能性或可行性选择的集体理解。
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自身内外两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抗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很不同于1980年代以前占主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 我是说“许多”不是“所有”，因为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并没有消亡，既使在受新自由主义冲击因而力量被削弱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整个1980年代，韩国和南非曾兴起蓬勃的工人运动，而现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的工人阶级政党既使没有当权，也可以说是发展迅速。在印尼，被普遍认为孕含重大意义的工人斗争运动时有耳闻。中国的不安的工人的潜在力量，虽不可预测但也非常巨大。现在还不清楚美国的工人阶级大众会不会永远停留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类的阴谋政治而不思它途——这些工人阶级大众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都因文化民族主义、信仰观念以及对多种社会运动的反对等原因，选择违反自己物质利益的政治立场。但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
但是，针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正在激起方向决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斗争。 可能部分由于引起运动的条件有差异，他们的政治方向和组织模式明显地不同于社会民主政治的模式。比如萨帕塔起义，并不致力于获取国家权力或完成一场政治革命，它要寻求的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这种政治通过整个公民社会以一种更开放、更不固定的方式寻求其它社会途经，以便既照顾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需要，又允许大家一起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组织上来说，它倾向于避免先锋主义，并拒绝采取政党的形式。它更愿意保持国家内部社会运动的性质，并企图形成一种以本土文化为中心（而不是边缘）的政治权力集团。从而它要寻求的，是在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内完成一场类似于“消极革命”（葛兰西语——译注）的运动。
所有这些运动的结果，已经使传统政党和由劳工进行组织的政治团体的有等级的形式，转变为更不集中的政治力量和贯穿整个公民社会的社会行动。但在集中方面丧失了的东西，在扩大范围方面得到了补偿。它从日常生活和斗争的真相中获取力量，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很难从地方和特殊性中跳出来以获取宏观的政治视野，从而不能从宏观上搞清楚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过去是怎样的以及将来会怎样。上述那些斗争的变化多端在过去和现在都让人绝倒，甚至很难想象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各种保护运动的非固定的混合。这些保护运动在整个1980年代及以后日益增多，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这些运动或反抗有时被残忍的暴力镇压，而那些镇压，大部分是国家权力借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名义进行的。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力量通过“分离治理”策略统治的世界里，剥夺性积累一面在国内制造紧张的社会/政治敌对状态，一面在其它地方制造种族间的暴力和内战。由于得到军事支援，或者由于直接通过主要军事机器（美国和英国领头，法国也起了很小作用）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的参与，那些受保护的国家（“客户国”）在镇压和清算中率先无情地控制那些挑战剥夺性积累的反抗运动。
当然，那些运动本身也产生了大量的有关其它替代的想法。其中有些试图整个地或部分地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压倒性权力中脱离出来；另一些则希望通过改革或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银行之类的强大机构来寻求国际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公正；还有一些则强调“收回公用财产”，从而显示其与很久之前的（以及贯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时期的）斗争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有些设想大规模的运动或全国性公民社会运动，以对抗新自由主义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权力；而另一些则更谨慎地关注地方性的经验，因为这些地方通过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态实践激发了新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另外还有一些人信仰更传统的政党组织结构，将夺取国家政权当作全球经济秩序改革的第一步。在这些不同的潮流中，有许多现在相聚于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试图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能对抗各种新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的团体。这一切确实令人钦佩也令人鼓舞。
但是通过上述各运动的分析，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首先，社会民主妥协的整个历史及后来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不管是在控制阶级力量还是在重建阶级力量中都极其重要。尽管这一点一直以来被有效地掩盖着，我们还是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那就是社会上层阶级因要复辟或（像中国和俄罗斯所发生的）建立一个压倒性阶级力量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接下来的新保守主义转向，只是说明了那个阶级将要继续前进的步伐，以及他们为了保存并加强自身力量所准备采取的政策。这一切发生在十年之中，而在这十年里，许多改革论者从理论上向人们证明“阶级”是一个无意义的范畴；在这十年里，那些代表工人阶级从而使阶级斗争得以开展的公共机构遭到猛烈攻击。因而，我们首先必须吸取的教训是：如果一件事看起来像阶级斗争并且实行起来和阶级斗争一样，那么我们就应该用“阶级斗争”来称呼它，同时大众也要遵从这种由统治阶级力量或阶级反抗而规定好了的历史/地理轨道，即遵从阶级斗争的逻辑来行动。
这样做并非是对失去了的无产价级运动的黄金岁月的怀旧，也不必然意味着说存在着简单的无产阶级概念——那种我们可以看作改变历史的主要（更不必说唯一）代理人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幻想的无产阶级乌托邦可供我们依靠。指出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等于说阶级构成的方式是已定的甚至是可预先决定的。阶级运动创造自身，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中创造。分析表明，那些条件与当下的扩大再生产和剥夺性积累等运动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活动是雇用劳动者以进行剥削，并确定决定社会工资的条件；而后者的一切——从古典形式的原始积累，到对文化、历史和环境的破坏，到通过用当代金融资本的方式所进行的掠夺——都是反抗的重点所在。在这些不同的阶级运动中发现有机的联系，是一件紧迫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工作。然而分析还表明，这样的工作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的资本积累轨道中展开。这种轨道的基础是日益增强的空间与时间的联系，其特点是日益加深的地域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性，必须被看作是被资本积累过程主动制造并积极维持的，不管这种现象是不是建立在文化和社会基础上的过去结构的重要残留后果。
同时，分析也强调利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纲领之间的矛盾。花言巧语（为所有人的利益）和事实（为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鸿沟，随空间和时间而增大，尽管社会运动已为缝合鸿沟做了许多努力。市场就是竞争和公平的理念，正日益被一系列事实所否定。这些事实包括极端的两极分化、公司与金融集团的集中化和国际化等等。阶级或区域之间不平等在国内（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和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其显示出的严重政治问题，不可能再用什么走向完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渡期”之类的话搪塞过去。越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失败了的乌托邦计划——它只是成功地掩盖了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就越能够为大众运动铺平道路，提出平等的政治要求，寻求经济公正，贸易公平和更广泛的经济安全。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出现的权利话语，在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甚至只有古典自由主义的人权理念，才能成为强有力地批判新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抵抗之剑”。考虑到 “反恐战争”在各处（从美国到中国和车臣）都已经成为一个消灭国内和政治自由的借口，上述说法就更有道理。呼吁承认伊拉克自决和自治权利，是控制各种美国帝国主义花样的有力武器。但与此同时，一系列替代性权利也需要得到详细阐释。我在其它地方曾赞成的一系列权利包括：生活机会平等、政治性的联合权和有效的管理、由直接生产者掌控生产、人类身体的不可侵犯与尊严、参与批评而不遭报复、像样和健康的生存环境、集体掌管公共财产和资源、后代的空间的生产、后代的差异以及作为一个物种继承我们的身体状况的权利，等等。 对塑造我们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过程进行批判，需要同时批判那些特定的权利——个人私有财产权和只求利润的权利。因为它们内在于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也内在于这些权利。因此，倡议一组不同的权利，应同时详细说明这些权利可内在地生长的主要社会过程。
对于新保守主义为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而寻求道德至高点，我们应取同样的态度。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经济学的理念，对于历史上的左派来说并不陌生，许多反抗剥夺性积累的运动都积极以道德经济学方式来表达对替代性社会关系的建构。道德领域不应只让给那些通过传媒霸权动员起来的反动的宗教右派，也不能只通过那些被金钱和公司力量把持着的政治活动来表达。必须坚决反击那种利用混乱的道德意见行使阶级力量复辟和统治的行为，所谓的“文化战争 ”——不论有些过去曾起怎样错误的引导作用——不能被当作是阶级政治中讨厌的分散精力的娱乐（比如像一些传统的左派的观点）而弃之不顾。确实，新保守主义中的道德争论，不但证明了它对新自由主义个人化所造成的社会分解的害怕，同时也证明了存在于各种反抗运动中的广泛的道德不一致，这些运动反抗着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离间、混乱、排他、边缘化以及环境破坏等等。那些道德不一致转变为文化与政治的反抗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表征，对此我们当正确地进行研究，而非不闻不问。那些文化斗争和联合地抵制统治阶级力量的斗争之间的有机联系，需要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
但正是新保守主义者们的独裁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内在的反民主本质，应该成为我们政治斗争的主要焦点。在名义上“民主”的国家（如美国）现在对“民主”亏歉得太多了。 在那个国家，政治表达被金钱力量收买并破坏了，基本的制度安排都有严重的偏向。从人口不到20%的二十七个州来的议员们却拥有一半以上的投票去决定立法纲领，而对众议院选区的明目张胆的不正当操纵，使任何掌权者都获得较别人更多的优势。但这却被司法系统认为是合乎宪法的。因为在这样的司法系统中，正日益充斥着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被委派的政客。像联邦储备局之类的具有巨大权力的公共机构，不受任何民主力量的制约。而在国际上，情况更糟，因为没有负责任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力量来掌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既使有很好的意图，也没有民主的内涵或监督。
“重新提出对民主政府，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平等与公正的要求，并不是建议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因为必须在当代的语境和可能性中对它们的内涵进行再创造。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要在圣堡罗、约翰内斯堡、上海、马尼拉、旧金山、利兹、斯德哥尔摩以及拉各斯等各不相同的语境中所要求的民主大为不同。但这里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里，从中国、巴西、阿根廷、台湾、韩国，到南非、伊朗、印度、埃及，到东欧那些在挣扎中的国家，乃至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都有团体和社会的运动在兴起，这给各种不同的民主价值的表达注入了新的力量。” （此段未找到中文原文，据英文译出——译注）
美国的领袖们——受到公众相当的支持——已经为世界规划好了它的未来，其基本想法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是普遍优越的，而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文明的核心。但世界要做的是拒绝那样的帝国主义姿态，并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心脏地带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开放的民主——专注于争取社会平等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公正的开放的民主。
2004年9月4日星期六初译稿
来自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