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理想类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
可以将新自由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类型来考察。虽然这样做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危险，但它却有利于澄清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它之前的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可以初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新保守主义国家到底是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变革，还是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延续。
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进而使资本积累的条件最优化，而不管这将给就业与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后果。这正好与社会民主国家相反，后者致力于充分就业，在维持适当稳定的资本积累率的经济条件同时，最大限度地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
新自由主义国家通过创造条件，加强刺激（通过免税或其它让步，如有必要，政府出资提供基础设施），寻求进一步扩大经济利润的动力。因为这被认为可以促进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是根除贫困并从长远来说是为大众提供更高生活水准的唯一道路。新自由主义国家更特别卖力地推行财产私有化，为资本积累开拓领域。原先由国家掌控的那些部门（交通、电信、石油以及其它自然资源、公共设施、社会住房、教育）都被转到私人手里或被“去管制化”了。资本在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自由流动被认为对于恢复高利润至关重要，因而一切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阻碍（如计划管理）都必须清除，除非在那些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领域（然而这也很容易随意规定）。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口号是：“弹性”（劳动市场的弹性，调度投资的弹性）。它鼓吹竞争，然而同时却将市场开放给集中化了的资本和垄断力量。
在国内，新自由主义国家敌视（有些时候是公开的压制）一切形式的限止资本积累的社会团结（如工会或其它社会运动，这些团体或运动在社会民主国家获得了相当的权力）。它撒手福利义务，将它在医疗、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这些曾是社会民主国家关注的核心领域的功能最小化，社会保障被减到最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杜绝一切形式的政府干涉和管制行为。确保不能被私有化的公共部门的“责任”，并使其“符合成本效益”的各种官僚规则大量涌现（例如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寻求并最终实现了对大学的强有力管制）。公私合股企业都受益匪浅，因为公家承担所有风险，而公司获取所有利润。商业集团根据自己的利益参与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决定。如有必要，国家还会诉诸强制性的立法和治安（比如，反纠察队条例）驱散或镇压集体反抗。各种监督形式和治安手段因而大增（在美国，监禁成了主要的国家策略，以对付失业工人和被边缘化的人群）。
在国外，新自由主义国家致力于减少资本跨界流动的壁垒，为资本积累的全球势力开拓市场（既为商品也为货币资本），那些势力可能是相互竞争的，但更多的是垄断性的（尽管总是选择退出一切“违背国家利益”的规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化意识形态被用来训斥国内的反对者，同时在国外，这一切又用来开拓能带来高收益的新区域，甚至有些时候为新殖民式的资本主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同样，在这一方面，大公司的资本家利益与政府权力在政策制订上有很好的合作，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方面也是如此（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
新自由主义国家尤其拉拢金融机构，不但致力于扩大金融机构的影响，而且不惜任何代价确保金融系统的完整和偿付能力。国家力量被用来补偿或转移金融上的失败（比如1987年到1988年美国的存款-借贷危机和1997年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3万亿美元对冲基金的暴跌）。在国际上，国家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来保护投资银行，免遭债务得不到偿还的危机，竭力利用它来使金融集团避免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与不测。新自由主义国家对金融集团的保护，促进并反映着伴随金融化进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巩固。当金融体系的完整性与大众生活发生冲突时，新自由主义国家会选择维护前者。
最后，新自由主义国家从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尽管它总是试图掩盖这一事实。新自由主义国家喜欢精英政府，倾向于让行政命令和司法决定来管理政府，而抛弃先前的民主和通过议会来制订决策等主要途径。维系代议民主的一切因素都丧失了，或者像在美国一样，既使不是全部丧失，也被金钱合法地腐蚀了。强大的机构建立起来了，像中央银行（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局）以及国内的半政府性质的机构、国际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机构都完全不受民主的监督，不接受审核，不必对谁负责，也不受别人管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大众民主就是“暴徒统治”，而这一定会产生对资本积累的各种阻碍，这在1970年代严重威胁了上层阶级的权力。更可取的政府形式是那种“公私合作伙伴模式”，因为在那里，国家和主要的经济集团可以密切合作，为促进资本积累而协调好各自的行动。然而，这样的结果是，由被管制者来制订管制规则，同时“公共”决策的制订变得更为不透明。
新自由主义国家强调个性与个人自由、自主与责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市场中会强调这些。因而成功或失败更多地被归结为个人是否拥有创业精神，而不是归诸于任何体制（比如资本主义独有的阶级排外性）。新自由主义国家制度内部的讨论仅被限于个体的人权等问题，因而各种各样的“权利话语”自1980年左右开始盛行，成为“激进”和反抗政治的主要阵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让个人（记住，公司在法律上也被定义为个人）通过法院来寻找。然而通往法院的道路在名义上虽然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却代价仰贵，所以结果往往是严重偏向有钱者一方（设想一下，某人对有钱者的“疏忽的行为”提出控告，或者某个国家要指控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条约吧，后者光手续费就要花百万美元，相当于贫穷的小国一年的预算了）。司法判决中的阶级偏袒既使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必然会有，也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也不必惊奇，新自由主义统治下主要的集体行动方式被限制了，主要通过非选举的（通常是精英领导的）倡导团体（advocacy groups）寻求各种权利。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非政府组织（NGOs）壮大增长了。这倒给人一种幻象，以为在国家机器之外，从那些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散的实体中动员起来的反抗，可以为政治反抗和社会改革提供足够动力。
上述的一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义并不像左翼和右翼的评论者近些年所说的那样使国家或国家的特定机构（比如法院）远离干涉。正相反，通过国家机构和国家行为进行重新配置的现象一直存在着（尤其当涉及到要平衡强迫与赞同，资本力量与大众运动，行政与司法权力和议会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时）。
这种对“理想类型”的说明是不恰当的功能主义。因而，重要的是通过思考新自由主义内部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来说明它。独裁主义（根植于统治阶级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的再生产对社会秩序来说非常重要）与个人自由的理念在这里难堪地坐到一起：一方面，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金融系统中不负责的自我膨胀的个人主义却会制造投机性的不可测和周期性的不稳定；一方面表面上是鼓吹竞争，而事实上却是少数集中化了的跨国公司垄断力量的不断联合。就是从大众层面来说，促使人们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也很容易的狂乱，造成社会不统一。因而，为使统治力量的关系持续下去，就必然要制造压迫关系，但后者阻碍着个人化的自由。在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的竞争性的变化威胁着统治力量的稳定和地位。一种统治权力——比如美国——因受此激发可以启用压制性办法和行动，以保护能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不对称的经济关系。除上述矛盾之外，我们还要加上正要显露出来的隐含的不一致，即新自由主义公开声称的目标（全体民众的好生活）与它在事实上所造成的后果（阶级力量的重建）之间的不一致。
我们后面还将提到这些矛盾。但是很明显，必须将新自由主义看作动态的、处于不断进化中的政权制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政治经济权力的固定而和谐的功能结构，这样才能让人更清楚地将新保守主义看作是对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回应。
三、移植、扩散、发展
我们可以看看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政策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什么途径而根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很清楚，是英国和美国领导着这个潮流。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这个转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在英国，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在阶级对抗和斗争中争吵了十来年，其间伴随着1984年到1985年漫长而顽固的矿工罢工。尽管撒切尔成功地将社会住房和公共财产私有化，但主要的公共服务如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和公共教育，除了一点小小的变动之外，都受到保护。在美国，里根任期内的转型冲突相对较少些，因为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折衷”从来没有取得欧洲社会民主国家的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叫声也就相对温和些。里根的整个心思当时都被冷战占据着，他挑起了一场军备竞争，实行赤字投资的（deficit-funded）军事凯恩斯主义，以给他在南方和西部的多数选民以特殊的利益。而不断上升的联邦政府赤字为摧毁社会规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尽管关于治疗经济不振的话说得天花乱坠，但英国和美国在1980年代都没有在经济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正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资本家们所祈求的良方。不可否认，通货膨胀有所降低，同时利率也可能下降了，但这一切的代价，是更高的失业率（例如，在里根年代达到平均7.5%）。另一方面，法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加强国家管理（通过银行的国有化）并通过控制国内市场以加快发展的努力也失败了，这意味着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没有了左翼的替代方案可选择。那么适当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事实上，1980年代属于日本、属于“东亚小龙”和西德，它们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器。虽然在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成功了。这一事实让人们很难承认转向新自由主义（更不必说强迫施行它）就是根治经济问题的当然药方。诚然，不管是日本还是西德，中央银行一般都奉行货主义路线（西德联邦银行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力度尤其大）。但在西德，工会力量依然强大，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其效果之一是不断激发技术创新，这使得西德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西德国力强盛，走进世界先列。在日本，独立的工会很弱小甚至不存在，但有国家在技术和管理变革上进行投资，而且公司和金融机构（这种安排在西德被证明很有效）之间的紧密关系创造了惊人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大多由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付出。 因而，1980年代的这种经济增长(而且当时世界经济总增长率比困难的1970年代要低)，并不是借助于新自由主义实现的。到1980年代末，那些曾严格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似乎依然处于经济困难中。这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德和日本的资本积累的“政治制度”值得仿效。因而，许多欧洲国家抵制新自由主义改革，努力寻求其它途径，在追随西德模式的同时（有时候的确很成功），保持他们的社会民主传统。 在亚洲，日本模式在独裁主义政府体系（这是隐臧于新自由主义之中的更一般的特征）下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得到移植，结果它不但可行，而且与相当程度的分配平等并行不悖。但是，西德和日本模式有一个方面并不成功：就是从阶级力量的重建方面来说不成功。1980年代，在英国以及尤其在美国出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在上述这些地方被控制着。所以，如果目标是要为上层精英重建阶级力量的话，新自由主义当然是条好路。但问题是，当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刺激真正的增长时，它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一切呢？
在这一点上，杜梅内尔（G. Duménil）和列维（H.Levy）的叙述及布伦那·高文（Brenner Gowan）和波林（Pollin）的补充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证据。 在这里，我从中概括出很出色的三点内容。首先，1970年代开始的金融化进程在1990年代加速了，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金融市场历经了巨大的改革浪潮，成了更重要的调整工具。这暗中削弱了公司与银行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一联系曾在1980年代使西德和日本受益匪浅。此时，日本经济达到了最后的转折点（首先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崩溃），银行业也开始处于危险状态。德国匆匆忙忙的重新统一，使得自己的压力加重，它们早期曾经拥有的技术上的优势也消失了，这使得社会民主传统不可必避免地遭受更广泛的挑战。然而德国的抵制依然很强大，到最近的2004年，针对那些旨在根绝社会民主党时期在国家退休金和免费高等教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各种企图，依然有反抗的战争之音在回响。第二，不但主导经济政策的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部复合体在克林顿时期能说服、哄骗（感谢结构调整计划！）和强迫发展中国家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美国还利用优先进入巨大美国消费市场这个“胡萝卜”诱使许多国家按新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尤其是开放资本市场让美国的金融资本进入。这些政策使得美国在199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扩张。看上去美国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它的政策似乎值得效法。然而即使在它经济最好的时候，要想实现充分就业也必须以较低的就业工资为前提（波林指出，在那些年头，全体民众的生活水平既使没下降，也至少没有什么进步）。 但劳动市场的弹性开始为美国赢利，并将竞争压力加诸于通行欧洲和日本的刚性体系。然而美国成功的真正密秘在于，现在它可以通过自己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利润的回报。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贡品”，才是它1990年代所取得的财富的真正来源。第三，新的货币主义经济原则在全球的传播也起到非常有力的意识形态作用。早在1982年，凯恩斯经济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就被清除干净了，到1980年代末，大多数美国高等学府的经济学系——这些地方培养训练了世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货币主义意见相一致。
上述的一切与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击相伴而来，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推出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结果是将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确定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方，并进而给日本和欧洲（更不要说世界其它地区了）施加相当压力，让它们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是来自中左阵营的克林顿和布莱尔为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上地位的巩固出力最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世界舞台上机构改革的高潮。世界贸易组织有计划地将新自由主义设定为全球经济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开放世界，不阻碍资本流通（尽管总是附加上保护重要“国家利益”的防止误解的说明条款）——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金融力量发挥作用的基础——以从世界其它地方攫取“贡品”。
这幅在地理上不均衡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概略图，显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移植是国家、地区甚至都市之间在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变化、革新和竞争（有时是垄断性的竞争）的结果，而并非是如美国这样的霸权势力强加的结果。简要地考察一下中国这个特别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上述所说不假。
四、中国特例
1978年10月，中国面临着双重困境：毛泽东逝世所带来的政治不测与多年的经济停滞。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经济改革计划，其时间正好与英美转向新自由主义偶合——很难不将之视为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偶然性事件。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但是对多数东亚或东南亚国家——韩国、台湾，以及特别明显的新加坡——来说，这种独裁统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联合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正如智利这个典型的例子早先所显示的那样，在独裁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年追求的平等主义目标并没有被放弃，但邓小平强调，必须发挥个人和地方的积极性，提高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必然结果——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被理解为是需要去忍受的事情。打着“小康”的旗号，邓小平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教育、和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邓的改革试图通过引入市场力量，从内部支撑起中国的经济，认为这样就可以刺激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创新和发展。市场价格也被引进了，但或许意义更重大的是政治、经济权力向部门与地方的大量下放。为配合这些改革，中国还必须对海外贸易和投资实行开放政策，尽管是在有限的范围里，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下开放。这样，中国结束了在世界市场上的孤立状态。对外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汲取先进技术，另一个目的是获取足够的外汇储备来购买必要的设备，以帮助进一步发展国内的经济。
如果没有在此之前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后来的惊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走那样一条道路，也不可能取的它所取得的成就。因而，应该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未料及的后果。
这样说，丝毫不减少中国自身在国内进行的曲折改革的巨大意义。但中国须从这些事情中认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阶级关系的转变，没有私有财产权以及所有其它制度安排等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的配套因素，市场本身对改变经济是无所作为的。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进展，缓慢而又危机频现。例如，1980年代的事实表明，显著的增长率绝大多数都得力于集中化了的国有部门之外的部分。而并不如中国人预期的那样，是通过官僚组织的国有部门经过市场改革和更具弹性的市场价格机制以促进生产和竞争而达到的。
这一点丝毫不假，尽管国有企业比起无数因当地私人资本和地方积极性而兴起的乡镇企业来说，受到许多优待（部分通过管制和政府调控，部分通过获取国家管制的信贷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发展的动力在于地方和私人而非主要国有部门，那么维持发展，就需要进一步彻底地进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相应的自由化的政治诉求，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达到顶点，这预示着政治领域里巨大的不安，这种不安与经济领域要求进一步自由化的压力相类似。
然而，对1989年事件的回应却是发动另一次经济改革浪潮，其中有些改革使得中国更趋向于新自由主义，对此，中国学者汪晖概括说：
“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
然而，首批海外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结果各不相同。起初，那些投资被引导进入南方沿海四大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地区靠近香港，所以被认为要方便些）。这些特区“最初的目的是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以获取外汇。它们同时是社会与经济的实验地，在那里可以了解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它们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包括免税，早期的有利汇款以及很好的基础设施。”接下来，中国政府为各种海外投资指定了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但在汽车和制造业等领域，外国企业试图拓殖中国内地市场的努力进展不是很好，1990年代初，三分之二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存留下来的要超过那个比例）都是由海外华人组织的（尤其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由于对资本家企业的法律保护很少，那些海外华人要想获得特权去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必须为非正式的地方关系和信用网络付出额外费用。
1997年到1998年从事制造业的乡镇企业大批破产，波及许多主要在大城市的国有企业。自此，事情发生了变化。价格和竞争机制代替从中央向部门、出口区和地方的权力下放政策，成为促进经济调整的核心步骤。结果极大破坏（如果不是摧毁的话）了许多国有部门，造成了大量失业。工人动荡随处可见，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如果不想出事的话，就要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从1998年以来，中国对此问题的决解，是通过对大规模工程进行贷款投资，改善物质基础设施来进行的。他们正计划一个比三峡工程更为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至少花费600亿美元），以将长江的水引入黄河。在大城市，建造了新的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将有8500英里的新铁路把内地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区域连结起来，包括一条上海到北京的高速铁路，还有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城市基础设施都正在升级，将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促使了对北京的大量投资。这些措施大大超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在建设国内高速公路系统时所做的，并且这些措施有潜在能力吸收未来几年的剩余资本。然而，这样的赤字财政（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方式）需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在一定的周期获取利益，以便反过来促进积累的话，政府的财政危机将很快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陷入危险境地。
1997—1998的危机也开了另一条路，让私人（特别海外）资本接手破产了的国有企业而不用担负任何国有企业要担负的社会责任（比如退休金和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大门为海外资本放得更开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将近5千万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还有仍在增加中的1亿5千万农村富劳动力加入这个行列），以及很容易获得政府支持的代款，海外资本，尤其是来自东亚、东南亚仍至美国和欧洲的资本，放手随心地重构中国的制造业。到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以上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中国此时已经成为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预期最早至2004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
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大有收获。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1990年初期冒险失败，到1990年代末再次进入了中国市场，据称到2003年它在中国的利润远远高于其在美国国内的分公司。 根据一些报道，到那时为此，海外投资者尽管与没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说在技术上还有差一些，但与本地的私营企业相比还是占优势。因为后者被许多政策排斥在外，还要为国家内部以及国有银行机构的腐败付出隐性成本。这一切促进了海外（包括海外华人）对制造业的投资，帮助了它们获得较本地资本更具统治性的地位。
然而，这一大规模变动的法制基础还很不确定。不规范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尤其是在城市郊地区。与此相随，原始积累的巨大浪潮正在掀起。比如，公社领导在与海外投资者谈判时，经常承认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归公社所有，然而，到后来产权却归到他们个人名下，这样，实际上就将公共的利益收进了少数私人的腰包，损害了大众。汪晖认为，在转型期的混乱中，“大量的国有财产‘合法’或非法地流入小部分私人手里。” 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尤其在城市地区——普通存在，尽管根本没有明晰的产权。然而在2004年，私有财产权正式写入中国宪法，这标志着对本地企业家的非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得到确认，从而更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允许企业家入党，就有可能出现某种类型的“公私伙伴关系”的政府体系，正如我们在前文已显示的，这种政府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特性。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并还在继续经历着中产阶级和资本家阶层快速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像美国一样是已经存在的阶级力量的复辟）。 当然，在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并没有消灭经济领域里结构性的不平等。城乡之间的差异甚至被合法化了。汪晖认为，“在改革条件下，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阶级和阶层及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成了社会两极分化”。 中国也逐渐形成了（很像美国里根时代）一种非常特别的（并且肯定是不稳固的）混合的政治，既有政府指导下的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负债经营，又有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更随心所欲的私有化，还有独裁主义统治下的阶级力量的巩固/联合。中国对海外贸易、海外资本以及外国影响的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与机会，无疑具有批判性的意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上约束了自己，因为一段过渡期后，它就要在世界市场上遵守新自由主义规则。但党和国家的力量（以及其自如地推行权威主义的能力）加上过渡时期的特殊条件，使的中国的情况格外不同。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中国的结构是否会因自己在世界上很好的竞争力反过来强烈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路。在反民主的内在倾向非常隐蔽的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国的显在的独裁主义制度困境重重。但中国的例子却更让我们看清楚，美国以及其他的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