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
来自：中国学术论坛
布什总统再三声称，美国已将可贵的礼物——“自由”送给了伊拉克人民。他说：“自由，是全能者给世界上所有男女的礼物，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义务促进自由的传播。” 宣称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入侵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自由” 这一官方的“颂词”（该“颂词”不断地为行政部门和军方修正完善），广泛地得到美国传媒的附和。并且尽管官方所给出的理由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什么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关系呀、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呀、什么对美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呀等等），这些“颂词”对于继续支持战争的大多数公众来说，仍然显得像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自由”是一个微妙的词。正如马修·阿诺德许多年前所说：“自由是一匹好马，关键是看骑往何处” 。那么，被如此慷慨赠予的 “自由”之马，将把伊拉克人民带往哪里呢？
美国对此的回答已经在2003年9月19日宣布了，这一天，保罗·布雷默——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的首领——公布了“四条规则”（four orders），包括“公营企业的全面私有化，伊拉克商业中外国公司的全面所有权，外资利润足额返回母国，开放伊拉克银行由外国管理，给外国公司以国民待遇，以及商业壁垒的几乎全面消除”。 此等规则适用于经济领域所有场合，包括公共服务、传媒、制造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以及建筑行业，只有石油除外（这或许是由于其特殊地位，以及其作为单独由美国控制的武器这一地理政治学的重要性）。不用说，这些规则一定会延伸到劳动力市场。罢工被禁止，成立工会的权利被限制。同时，强行实施税率递减的“单一税”（美国保守派早已有此野心）。正如娜欧密·克莱恩所指出的，这些规则违反了日内瓦和海牙公约，因为根据公约，占领方受委托对被占国的财产进行保护，没有权利出卖它们。 因此，对伊拉克强加的（伦敦《经济学家》报称之为）“资本主义梦想”遭到相当大的反对。甚至伊拉克临时经贸部长——一名美国指派的临时权力管理委员会成员——也攻击强迫实施这一“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之称为“不顾历史的错误逻辑” 。 克莱恩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反对伊拉克直接选举，源于它希望和自己指定的代表们打交道，那些指定的代表们会尽可能地顺从美国，在或许两年后直接民主政府成立之前锁定自由市场的改革（因为直接民主政府必然会反对该政策）。虽然占领者将布雷默政权强加给伊拉克会被认为不合法，但如果受到一个临时政府（即使是非选举的政府）的确认，依照国际法它却会被认为是合法的。2004年6月末接管伊拉克的临时政府，尽管声称是“独立自主的”，也只有批准现存法律的权力，它不能修改现存法律或另立新法（即使有人事方面的干涉，也不可能偏离布雷默法令太远）。因而争取选举自由并建立伊拉克人自己的民主政府的斗争，必须同时与保护伊拉克财产不受掠夺的斗争结合起来。
一、 新自由主义转向
很明显，美国想通过武力强加给伊拉克的是一架完备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依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布雷默所提出的系列办法，对于财富的创造以及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既必要也有效。强调政治自由与市场、贸易自由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理念许多年来一直控制着美国，并向世界其它国家蔓延。比如，在“9’11”一周年之际，布什总统在《纽约时报》一篇小专栏文章（an op-ed piece）中声称：“我们要利用自己无可比拟的能力和影响，创造稳定而开放的国际局势，以便让进步与自由之花在各国开放。‘自由’不断增长的和平世界是美国的长期利益所在，它既反映了美国一贯的理想，也能团结美国的盟友。……我们寻求这样的和平——在其中，压迫、仇恨和贫穷将被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所取代，”而最后两项“已经证明有能力让整个社会远离贫穷。”他总结说， “今天，人类有了机会让‘自由’战胜它的一切敌人。面对这一伟大任务，美国责无旁待。”同样的话在不久后印发的国防部文件的序言中也有。 正是这一被解释为市场与贸易的“自由”，将要被强加给伊拉克和整个世界。
在这里值得提醒一下，首先进行新自由主义伟大实验的国家是智利，开始于皮诺切特1973年 的“小9 ’11”政变之后（离布雷默宣布将建立伊拉克政权那天正好30周年多一天）。这一反对人民选举的萨瓦尔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左翼社会民主政府的政变，其幕后主使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同时也得到时任国务秘书的享利·基辛格大力支持。该政变野蛮地镇压所有的社会运动和左翼政治组织，解散一切形式的群众组织（甚至贫民区的社区卫生中心）。劳动力市场从管制或内部的制度约束中获得了“自由”（比如，从工会）。而到1973年，先前曾统治拉丁美洲以图完成经济重建的“进口替代”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在1964年军事政变后的巴西才取的一定程度的成功）已经声名狼藉了。面对世界经济的严重滑坡，显然需要有新的对策。于是一群以“芝加哥学派”闻名于世的美国经济学家被召集起来，帮助重建智利的经济。该学派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他们与时任芝加哥大学教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有瓜葛。这些经济学家们所走的是自由市场的道路：公共财产私有化、开放自然资源给私人开采、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以及自由贸易等等。外国公司从它们在智利分公司遣返利润的权利得到保障，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取代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唯一保留给国有的是智利主要资源：铜（正如伊拉克的石油一样）。结果智利经济——从增长率、资本积累、以及外国投资的高回报率等方面来说——的复苏，成事一个有力的证据，为以后英国（在撒彻尔领导下）和美国（在里根领导下）转向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范例。在外围所做的不人道的实验，最终又成为中心地区效仿的傍样，这并不是第一次（就像现在准备在伊拉克实行的单一税制的实验一样）。
然而，智利的实验表明，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国家的管理精英和外国投资者们都很富裕，而一般的民众却过得一团糟。这是过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贯结果，且应被看作是其整个工程的结构性后果。杜梅内尔和列维甚至认为，新自由主义自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最富有阶层的阶级力量的计划。在评论美国国内最高收入的前1%的人的生活时，他们写道：
“二战前，这些家庭占有总收入的大约16%。这个比例在战争期间迅速下降。到1960年代，下降到8%，这一水平一直保持了三十来年。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突然上升，到这个世纪末高达15%。观察总的财富分配，这种趋势随处可见……”
另外有数据显示，收入排名最前的0.1%的人，从国家收入所得的份额自1978年的2%增长到了1999年的6%以上。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布什政府税收裁减政策的生效，财富向社会最高价层的集中又将再迈进一步。杜梅内尔和列维同时指出：“1970年代的结构性危机，在那些年里进一步侵占了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和收入。那些危机包括：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几乎扯平、企业给出的低红利、以及低迷的股票市场。” 1970年代的特征不仅是经济滞涨（stagflation）的全球性危机，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上层阶级的势力严重受到威胁的时期。争论于是爆发，新自由主义作为应对这种威胁的理论开始兴起。
然而要说明本文所谓的阶级力量的复辟，还需要我们去辨认在新自由主义转向背后所聚集起来的不同的阶级力量集团。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像智利那样诉诸暴力。获得赞同是必需的。我们不得不回到关键的1970年代，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和美国所施行的以资本和劳工的社会合作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折衷（Keynesian compromise），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分配政策、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公共支出、以及福利国家的建立与相对高效的资本积累及充分的利润率携手并进。但是到1960年代末，情况变了，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在一国范围内，都是如此。到1973年，甚至在阿-以战争和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译注）进行石油禁运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曾经调控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就瓦解了。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的征兆随处显露出来，首先出现的是全球范围的经济滞涨以及诸多国家的财政危机（英国从1975到1976年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纽约则在同年陷入技术性破产，同时大量地削减国家支出）。凯恩斯主义者的折衷，作为调节资本积累与社会民主政治的可行性方案宣告破产。
左派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调节（如果有必要，还包括通过节俭和对工资、价格的管理来限制劳工的愿望和群众运动），然而并不同时质疑资本积累力量的首要作用。这一方案得到在欧洲联合起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进一步完善（并且希望像在“红色波隆纳”这样的地方一样，能获得资本积累经营与管理的创新经验，或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转向更开放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在创建“欧共体”这样的想法中寻求上述的可能）。左派在上述方案中吸引了可观的民众力量，最终在意大利获的大权，同时在法国和西班牙也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既使在美国，一个控制在民主党手上的国会也在197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调控的改革法令（由共和党主席里查德·尼克松签发生效），以管理环境、劳工、消费者和公民权事务。 但是，左派们都没有能够提出超出传统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案，最终，这些方案到1970年代中期被证明与资本积累的要求相矛盾。结果争论在两种势力间产生，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其经常施行限制自己选民热情的实用主义政治），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希望为有效资本积累重建更开放环境的利益集团。
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威胁和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可能性，长久以来就在公共政策中潜伏着。但只是到了1970年代的那些困难年头，它才开始进入舞台的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那里新自由主义在各种思想机构中得到培植，比如伦敦的经济事务所以及芝加哥大学等。它还由于其两位领导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4年的哈耶克和1976年的密尔顿·弗雷德曼——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此后，它渐渐开始发挥它的现实影响了。比如，在卡特总统任期，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经济被用来应对整个1970年代一直不断的周期性物价上涨。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作为常规性公共政策的新的经济正统地位得以巩固，开始于1979年的美国和英国。
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彻尔在英国当选，开始对经济进行改革。受基思·约瑟夫和经济事务所的影响，撒彻尔接受了必须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建议，并把货币主义的“供给制”（monetarist “supply-side”）作为解决1970年代一直困绕英国经济滞涨的根本办法。她认识到，要这样做就需要进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改革，并且马上就签署了一份决定，以对付公共机构和社会民主国家的政治方式，后面两种方式在英国从1945年起就一直联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对抗工会的权利，攻击所有形式的妨碍竞争的活动和社会团结（比如地区性的自治组织），撒减或免去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包括社会住房），降低税收，鼓励个人创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日本的投资）。
皮诺彻特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暴力所做到的，撒彻尔通过组织民主赞同做到了。从这一点看，葛兰西的观察非常中肯：赞同和霸权必须在革命行动前被组织起来——撒彻尔确实自称这是一场革命。那些强大的思想潮流，自动地通过媒体到得宣传，后者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奉承资本的意见。在1970年代英国经济滞涨的那些“寒冷”的年头，个人主义、独立、自由等作为反对工会权力和国家某些部门沉闷而不称职的官僚体系的观念已得到广泛传播。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说成是管理体系失败的危机。1976年卡拉汉领导下的工党政府(与其传统的支持者利益相背)被迫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财政紧缩计划，以换取货款偿还周期性国债。这一事实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撒彻尔所说的，除新自由主义之外，“没有它路可走。”以这种方式，撒彻尔的改革通过织织政治赞同——尤其是在那些助她当选的中产阶级中进行织织而——获得准备。她是被选举者有计划性地委托去压制工会权力的。她后来的著名宣言是：“没有社会，只有个人，”随后她又加上一句，“以及家庭。”所有形式的社会团结都将让位于个人主义、私人财产、个人责任和家庭伦理。这种从撒彻尔的花言巧语一路传下来的意识形态进攻既无情又成功。 “经济是手段，”她说道，“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人的灵魂”。她真的做到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竞争的自由”而做到的。
1979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局（US 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对美国货币政策实施严厉改革。 根据“新政”原则所一贯给予的承诺——即凯恩斯主义的以充分就业为最高目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放弃，而代之以另一政策。后者被用来限制通货膨涨，而不管其对就业的可能影响，以及因此而来的对其它国家经济所造成的后果（比如黑西哥和巴西），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经济状况并受美国利率变化非常大的影响。1970年代通货膨涨高达两位数的时期，实际利率曾一度是负增长的（negative），此时因为联邦储备局的法令而恢复了正增长（positive）。一夜之间，利率在名义上升至20%。这一变化不动声色将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抛入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状况中。然而这一政策转变，却被认为是走出滞涨危机的唯一道路。这种危机在整个1970年代都困绕着美国和全球大部分地方的经济。
“沃克尔休克法”（The Volcker shock）——后人这样称呼它——如果不伴之以其它领域管理政策的相应改革，不可能巩固其成果。罗那德·里根胜出卡特而当选，被证明非常关键。里根的参谋们相信沃克尔给不健康的、停滞的经济所开的“药方”非常对症。因此沃克尔得到支持，并被再次任命为联邦储备局主席。里根政府的工作就是通过进一步取消管制，降低税收，削减预算和限制工会权力来提供政治上的必要支持。
在一场漫长而强硬的罢工中，里根给专业空运管理组织(PAFCO) 以重击。这意味着在沃尔克引发的经济衰退（Volcker-inspired recession）造成高失业率（10%或更高）的同时，对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进行全面袭击。这对劳工生活状况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点或许可以由以下来实来说明，那就是在1980年与贫困线处于同一水平的联邦最低工资，到1990年降低了30%。里根任命的与环境法规、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有关系的各权力部门，大打了一场反对“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战役。对航空、电信金融等领域“去管制化”，为强大的公司利益集团打开一个全新的、不设防的自由地带。被意识形态地描述为激发竞争与创新的最好方法的“市场”，实际上成为阶级统治联结的最有力手段，它将垄断公司与跨国公司的权力联合起来。而对富人的减税，一方面使得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使得上层阶级的力量得以重建。
汤姆士·爱索尔（Thomas Edsall）——一位长期报导华顿事务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在1984年对这一切背后的阶级力量做了先见之明的评述：
“在1970年代期间，商人们凝聚力量，像一个级阶一样行动。他们为在立法舞台上联合一致的行动而抑制自己竞争的冲动。不是像个人公司那样寻求特殊好处……在商人政治中占中心位置的是另外一些共同利益，诸如打击保护消费者和劳工法改革的法令、制订于自已有利的税收政策、掌握管制和反托拉斯的立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商人需要一个政治上的阶级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功能就是获得一个——正如谚语所说的——“用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政府。”由于1974年高等法院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得政治上的经济腐败合法化，因为它宣称金钱的使用应像言论自由一样受到保护——确保了公司和利益集团在政党中的经济统治地位。在此期间，共和党自愿成为“自己的统治阶级选民”的代表，这与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不明确态度形成对照。后者发现“事实上，社会上各种团体之间的纽带是松散的，妇女、黑人、工人、老人、城市政治组织，这些团体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力。”此外，民主党对“钱佬大”的依赖，使他们中许多成员经不住经济利益的直接影响。 国内的制造业、开采业、林业和农业综合企业能带来的利益，在此后显露出来的阶级之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然而，共和党如果想要有效地拓展自己的力量，还需要一个稳固的选举基础。正是在这种时刻，共和党开始寻求与右翼基督教“道德大多数”的联盟。它求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使他们烦恼的道德正义感（他们烦恼，是因为这个阶层生活在周期性的经济不安全状态中，并且感到自己在许多由强制手段或国家计划所提供的好处中被排除在外）。这一“道德大多数”可以通过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对同性恋的憎恶情绪以及反女权主义而动员起来。在历史上，一个社会集团不顾自己的物质、经济和阶级利益，而为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的理由去投票，这并非是第一次，恐怕也不是最后一次。从那时候起，大资本家和保守的基督教的邪恶联盟得到巩固，最终从共和党中根除了一切自由的因子（它在1960年代还有很大影响），并在今天将它转变为相当于右翼的选举势力。
里根的当选开始了对政治转向的长期巩固进程。这一政治转向，对促进早些时候的从货币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必不可少。爱索尔当时评论说，里根政策的核心是：
“大范围地减少对工业、环境、工厂、卫生医疗以及买卖双方关系的管制幅度和项目。里根政府为取消管制借助了以下各种办法：通过裁减预算以降低强制干预的力量；任命反管制的（anti-regulatory）行业性机构人员；最后，通过给‘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以最大权力，让他们延缓主要的管制，强制修订管制办法；通过延时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es），以有效封杀管制的积极性。”
然而，在1970年代，还有另一伴随的转向也迫使这一运动走向新自由主义，不过这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随着1973年石油禁运欧佩克油价大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石油出产国，获的很大的经济支配权。我们现在从英国情报局了解到，在1973年，为了使石油价格回落，美国积极准备入侵这些国家。我们还了解到，迫于美国的公开威胁或军事压力，沙特阿拉伯同意通过纽约投资银行回收所有自己的石油美元。 而美国则因此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资金，为此他们可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考虑到1970年代中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低回报率，这种特权在美国带不来什么好处，而必须到海外寻求更有利可图的机会，但要做到这点，需要公开的入侵，需要为美国控制的资金在海外运作的安全环境。此刻，纽约投资银行求助于美国的帝国传统，鼓励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并对他们在海外的运作提供了保护。
美国帝国传统的形成由来已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将自己定位为对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帝国传统或其它欧洲势力的反叛。 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曾玩弄那些殖民征服者，它在20世纪却又发展了一种更开放的无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体系。
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当时，美国部署海军想保卫自己的利益，结果却发现自己卷入了长时间与桑地诺（Sandino）领导的反叛者的艰苦游击战中。美国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推举出一个当地的头头——这里是苏穆萨，并给予他和他的家族或亲密同盟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样，他们就能镇压或收买反对者并为自己积累到可观的财富与权力。而作为回报，他们要一直支持美国，并且如果有必要，还要促进美国在该国及整个该地区（在这个例子中是中美洲）的利益。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坚持下，欧洲势力不得不放弃殖民政策，因而上述帝国摸式得以展开。举例说，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策划政变，推翻民主当选的穆萨迪克政府，扶植伊朗王上台，后者将石油合同给了美国公司（并且不将穆萨迪克国有化了的财产给还英国）。伊朗王也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石油区利益的一大保护者。在战后，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这种策略被美国所统治。然而这要求美国方面采取反民主的（甚至是更明确地反大众，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使的美国越来越与发展中国家的镇压性军事专政或独裁政治结盟（最明显的当然是在拉丁美洲）。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利益变得更容易被攻击而不是相反。因为总是支持镇压性的政权，容易适得其反。虽然收买统治精英的赞同会更容易，但对大众与社会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治的需要，却使得美国的历史成为暗中反对大众运动的暴力的历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中，那些通过纽约投资银行收回的剩余资金被投向世界各地。到这时为此，美国在战后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剥削原材料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或培植特殊市场（比如，电信）。纽约投资银行在国际上一直很活跃，但1973年以后，它变的更活跃，不过却更少致力于直接投资。 而这需要国际信贷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确实，在“沃克尔休克”之后，美国立刻就开始积极推进、支持这一政策。投资银行一开始就致力于直接借款给外国政府。由于急于借贷，结果发展中国家陷入欠债/贷款的恶性循环，而投资银行（有美国势力做后台）却可以要求比在国内更高的回报率。 因为贷款指定用美元计算，美元利率的小小上升（更不用说大幅度上升了）都会很容易导致脆弱的国家不能还贷，那样，纽约投资银行将损失重大。第一次这样的实验在1982年4月，实行“沃克尔休克”后，它使得默西哥几乎无力还贷。里根政府上台第一年曾仔细考虑过撤回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但后来它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力量，以结构调整为条件，通过债务展期（rolling over）来解决上述困难。当然，这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原则从凯恩斯主义转向货币主义（这也很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经济理论中货币主义理论的全球影响中心）。作为对还贷日期调整的条件，墨西哥被要求进行制度改革，削减福利开支，放宽劳工法，进行私有化，这一过程后来被称之为“结构性调整”。这样，墨西哥开始被推入正在成形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机器中。并且从这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成了一种促进甚至强迫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执行的主要工具。
墨西哥的例子向我们显示，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依照前者，贷方承担由不当投资带来的损失；而依照后者，国家和国际力量迫使借方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而不管这会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后果，即使如果这样做要求将资产以跳楼价送给外国公司，那也在所不惜。随着金融市场在全球范围的改革，系统的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得到完全的实施。正如杜梅内尔和列维所说，结果是特许美国上等阶层从世界所有其它地方榨取高比例的投资收益。
美国阶级力量的重建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自身的重新配置。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者获取红利的金钱资本与从组织生产的勤劳中获取利润的生产\制造资本的分离）在许多时候都在资产阶级内部制造了金融家与生产者的矛盾。比如在英国，政府政策一直首先满足伦敦市金融家们的要求，损害制造商的利益。在1960年代，美国金融家与制造商之间的冲突也经常浮现，但在1970年代，这样的冲突大部分消失了。大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金融化，甚至它们参与生产时也是如此（比如汽车行业）。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通过给后者优先购买股票的权利而得到融合。股票价值而非生产本身成为了经济活动的指路灯。并且，通过像安然（Enron）这样的公司的倒闭，可以明显看出，投机的诱惑变得难以拒绝——安然公司的倒闭正是投机的结果。通常的结果是，在统治阶层和统治精英内部，金融集团（更多地是会计师的权力而非工程师的权力）获得最高掌管权。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对一切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