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程砚秋从欧洲回来，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此，陈叔通先看上俞振飞、后又听说叶盛兰不错，便在俞、叶之间反复盘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这样写的：“昨发快信后再四思之，叶（指叶盛兰）身材如何？有无倒嗓之事？亦须想到扮相、台步、声音，果下得去，决计拉叶。初出山较易与，且年轻尚可求进步，又有继仙为师（指叶盛兰曾受业程继仙）在玉霜（程砚秋字）成本较轻，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飞），祗以无好小生，则舍俞亦无他人也。叶果是后起之秀，则不如舍俞而取叶。”伶人一向有置房产的习惯。这一年，程砚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还有人请程砚秋去刚刚建立的“满洲帝国”演出。陈叔通知道了这个情况，马上托人给他带去一信。信中明确地说：“我有一言不能不预为提明：华北、此终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责备？如到已非吾土之时，犹能作久居之计，则屋可买……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买一屋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谤亦随之，要在自问过得去否？假如满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 很快，日军侵占了冀东、察哈尔，中日签定了《塘沽协定》。
应该说，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经罗瘿公介绍结识了陈叔通，程砚秋的确深受其影响。举凡为人演剧诸事无不求教之，引为知交。可谓经纬万端，逐条指导。陈、程交往持续到1949年以后。红色政权刚刚建立，陈叔通函致程砚秋（1950年7月28日），对他明言：“以后不再是挂头牌的时代。”并叮嘱“在向周扬（中宣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同时，一定也要向田汉（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做同样的汇报。”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砚秋，切嘱：“你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
这里，我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对陈叔通的劝告指导，程砚秋决非言听计从。比如，陈叔通对程砚秋力排对其艺术大有帮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荪。但程砚秋觉得李、金二人多年来给自己帮忙，虽是从政坛退出来的闲散之人，但乐意办事，又具才华。对他们而言，亦可消磨时间。对自己来说，“旧社会是看不起唱戏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个旧演戏的演员的身份”。不管政权如何更迭，程砚秋始终坚持这个见解。他写于1957年的自传里，也用了很多笔墨来解释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旧式人物”的看法。程砚秋说：“听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讲世界和平、国内和平等等言论，他不主张杀生，没有烟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丑无比的；又见他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奔走，一切言论行动给我很好的印象。联想到别的政治骗子是挑拨是非、幸灾乐祸、浑水摸鱼、吃喝嫖赌、贪图享受，把痛苦加到别人身上，李君总比这些骗子们要强得多些。同样骗来的钱，就看他们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郑毓秀、魏道明好像个小集团似的，我问为什么同他们在一起呢？李回答：办社会事业什么人都应该有，好比毒药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觉得比喻得很对。叔通先生屡劝告不听，总是坚持我的主观看法……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的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
陈叔通曾说，程砚秋这样的知交“在尘世中不可多得”。今天这样的朋友还有吗？真是引人怀想。
【欧洲行】
程砚秋和梅兰芳、马连良一样，都是戏曲改革家。应该说，那时人家就懂得啥叫“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了。
1932年1月4日，程砚秋为赴欧洲考察戏剧，写了《一封留别信》。每次读这封信，都觉得程砚秋比现在的戏剧理论家要高明。这里，我抄录一段请朋友们看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显然不同的，因而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也是显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现代的趋势，一切一切都要变成世界整个的组织，将来戏剧也必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组织，这是毫无可疑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使东方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要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沟通，我们不但要求理论能通过，还要从事实上来看一看有没有这种可能。中国戏剧的脸谱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戏剧也未尝无脸谱，许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装论》里，从演员的面部上指出各种特征来，便是西方戏剧脸谱的说明。再则，以前西方戏剧，在写实主义的空气下笼罩着，与中国戏剧之提鞭当马、搬椅当门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个极端。现在，西方写实主义的高潮过去了，新的象征主义起来了，从前视为戏剧生命所寄托的伟大背景，此时只有色彩线条的调和，没有真山真水真楼阁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张以傀儡来代替演员，几乎连真人都不许登场了。西方戏剧这种新倾向，一方面证明了中国戏剧的高贵，他方面又证明了戏剧之整个的世界组织为可能。举一概百，西方戏剧之可以为中国戏剧参考的，当然很多，砚秋一个人的联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辈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之间所产生的联想都提出来，交给砚秋带到欧洲去实地考察。这样，将来砚秋回国，在各位前辈及同人面前报告的，或许有供参考的价值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梅兰芳游美（国）是把成熟的中国戏剧，介绍于西方；程砚秋赴欧是考察西方的艺术，用于中国戏剧的改良。
1月5日，梅兰芳为他举行欢送大会。13日，程砚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轮济通丸，赴大连港而后换乘火车，一路西行，开始欧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国，他在柏林音乐大学参观。学生的钢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砚秋思想的强烈震动。二十七岁的程砚秋，内心热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学艺生涯的苛酷无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艺术教育的科学性，理论性和人性温暖。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就多了一桩心事。他主动增加了和德国音乐家的交往活动，洽谈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诗谱成曲，参与演奏实验。他在给夫人果素瑛的信里说明，自己准备接家眷在德国定居，要就读柏林音乐大学。为表示这个决心，也从这一天起，程砚秋开了烟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个月以后体重骤增，还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陈叔通闻讯，惊恐万分。连连函电发来，借程剧团同人生活困难为名，督促他抛弃妄想，火速东旋。程砚秋手里捏着这些函电，心情大坏。“来时衰草今见绿，一瞬春花叶复黄。”这是他在哀叹郁闷中写下的诗句。
向往好的，学习新的——这是自然人性的表现，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势力却能极其有效地逼着自己继续操持旧业，退回到那个非常实在、实际、实用的圈子里。程砚秋必须就范！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园行，尽管这是一种极不情愿地就范。所以到了考察后期，他的侧重点就放到了搜求图书、剧本、图片方面。程砚秋购置剧本二千多部，图片五千多张。书籍八百多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6月1日，他亲自带着十岁的长子（永光）从上海启程经意大利、法国转到瑞士，安排在日内瓦世界学校读书，费用自付。程砚秋没有忘记当年的誓言，说到做到——让自己的后代无一人唱戏。应该说，他对艺人的粉墨生涯有爱与乐，也有恨与悲。
【男子气派】
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里，也常独饮自酌。酒席之前，更是当仁不让。且其量之大，无人可及。民国十五年（1926）7月，程砚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万人倾倒。英人总督特赠他一百二十年陈白兰地两瓶。
说到酒，我还想起了吴祖光的描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文化部决定把他的《荒山泪》拍成电影。导演是吴祖光，吴在回忆该片摄制工作的文章里说：“我们经常一起挤公共汽车，一起吃饭。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呛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我劝他，抽这样的烟，喝这样的酒会坏嗓子，应当戒掉。他淡然一笑，说：‘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在老北京的真光电影院或平安电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戏也没法唱了，平汉路也不通，程砚秋闻讯后，想方设法从太原赶回北京东城什锦花园的住所。20日，日军猛烈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紫金城下空荡荡，人们躲避在家，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的，只是日本军人整齐的皮靴声和杂乱的马蹄声。他与夫人相对无言，因为就在三个月前，自己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狗腿子，遂一拥而上。程砚秋是来一个，接一个，把几个警特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 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事情说起来像侠客大片一样生动，又像一场程派太极拳表演。从此，一座北平城，传遍了程砚秋的身手如何如何。这事在当时、在今日，也决非哪个人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后，日本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程砚秋，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当他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梅兰芳是有民族气节的，抗日时期 “蓄须明志”。其实，程砚秋也一样有民族气节。
【务农】
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自那次前门火车站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他决定息影务农。第二年（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又在红山口、黑山扈一带洽购旱地六十亩，准备弃艺务农。熙攘人世，若能与自然机趣相契，便倍加珍视。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思在海淀买房，思做农夫，不知能否达到此目的。并将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淀，亦备自作归计，大家也可减少开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愿不愿意出城来住？”又说：“因我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演戏生活暂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饭无可对天。我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也极想子弟们务农，儿孙们的心理恐怕与我不同。”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他自己做饭，从早忙到晚。有朋友来探望，也是自己做饭，请吃窝窝头。夫人来青龙桥代洗衣服，程砚秋将初学乍练的贴饼子奉上，还一个劲儿地问：“好吃吗？”。他学着耕地，耕了一亩，铧破了一块，又耕一亩，又破一块。损失虽大心情颇佳。人家说，他的样子“有冯玉祥之势”，他说：“冯玉祥焉有我精神！”种地需要浇水，他请人装辘轳。安装好了，程砚秋兴致勃勃地一边浇水，一边唱歌，还与安装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乡居生活也并非全无烦恼。1944年，他想“扩大再生产”，于是乎买地，买驴，买饲料，买肥料，以及再购大木窗、铁钉、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为了承种更多的田地，程砚秋不得不宴请有关人等。两桌粗菜连酒，就花掉六百元（伪币）。这样一来，夫人就不大高兴了。夫人来，他也不大高兴了。日记里有这样记载：“夫人来了六天，将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内，再住亦没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务农花钱太多，且什么都不许老管家把家里东西往乡下拿。对此，程砚秋也生气也伤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凡在青龙桥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从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晓得数年后，所有的东西又便宜了哪个？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我真觉得太冤，人生再有二十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
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却又是他在日记里反复咏叹的话语。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簃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簃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吃着棒子面的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面对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他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友好，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程砚秋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办学】
从1930到1940年年底，他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聘请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为校长，后焦去法国留学，由金仲荪接替。程砚秋出任董事长。办学十年间，培养了德、和、金、玉、永五个班，共二百多学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门下。程砚秋废除了磕头，拜师，体罚等老班社的规矩。在舞台上，不准饮场，不准用检场人，不准用跪垫，即使像《玉堂春》里的苏三整场都是跪唱，也不许用。除了专业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文化课。其中包括国语、古文、历史、地理、美术、算术、音乐、音韵、英文、法文、日文等课程，其分量超过当时的初中。他还组织学生排练西方话剧，如《梅萝香》（华尔克著，顾仲彝译）等。全校实行奖励制度，每年评定一次优秀生，头五名发给十二元的奖学金以及铜镇尺、乒乓球拍子等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被某些人视为“歪门邪道”。程砚秋治理学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戏要自尊”。他常对学生们说：“你们要自尊，你们不是供人玩乐的戏子，你们是新型的唱戏的，是艺术家。”。他又对女学生讲：“毕业了不是让你们去当姨太太。”
最终学校还是停办了，到了1943年3月程砚秋还在处理学校解散的善后事宜。先是偿还一万六千元（伪币）的债务，再变卖学校的大汽车、戏箱、家具，最后再卖掉北京东华门大街南翠明庄校产才偿还了全部的债务。数年间卖掉若许之物，程砚秋心情沮丧，形容自己“像个败家的旗人大少爷”。
1944年在务农时期，为了使青龙桥周围的农家子弟读上书，也创办了一所功德中学，地址就是残破的功德寺大庙。他自掏腰包修缮校舍，定制桌椅，聘请老师，还让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门做饭。接着又买下占地十八亩的金家花园专作学生宿舍。他规定农家子弟入学，一律免收学费。后来从城里来了一批流氓学生，打架斗殴，欺负女生，吓得当地孩子不敢露面。因货币贬值，教员也三天两头闹着要求涨工资。一个谋福利、积公德善举，成了一个没底儿的大坑，只见没完没了地向这位艺人董事长伸手要“银子”，却没见办出什么有益于农村教育的事来。程砚秋吃尽苦头，学校越办越办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见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把自己热心公益兴办乡村教育的苦恼说了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奇怪的张伯苓劝导他，说：“你可不是搞这行的，不知道社会上专门有一批吃教育饭的人。你现在又不演戏，只出不进，一个人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日子长了，非把你吃垮不可。还是赶快收摊为妙。”
他收摊了，当局接手了，功德中学更名为颐和中学。他把金家花园改为程家花园，间或来此小住。抗战胜利后，目睹官场的腐败，他没高兴多久。程砚秋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过着一种时隐时显的生活。
听朋友说，颐和中学今天还在呢！现在就读的学生知道创办人程砚秋吗？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他说：“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什么‘祖传秘方’、‘私藏珍本’等等，不也全是这样‘独’吗？”其实，他的“独”是有所针对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和同意，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这里要介绍一个女演员，名叫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后改新艳秋。这个叫玉兰芳的女士本来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以后，兄妹俩一起迷上了程派。她当即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戏。俩人躲在戏院楼上的角落，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工尺谱（即曲谱），她就用心记下全剧的唱、念和身段。戏散人静后，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刚才看戏之所得。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哥哥哼着胡琴伴奏，妹妹一边唱着，一边就走起身段来。回到家中多睏也不敢睡觉，接着练。没有镜子，就在月亮地里练。从影子里，看自己的身段，非把当天所学熟记在心才行。有时，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园行，这叫“偷戏”！“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是化装成男孩子去剧场的。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之后，经前辈介绍，新艳秋拜了梅兰芳。但她实在是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砚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当她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名新艳秋。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艺名是对程艳秋 “不大尊重”。但她顾不上这些，为什么？用她原话来说是“为了舞台上站住脚，能红！”还说：“我为了唱戏成名，对不起程先生。”——一个人做于心有亏的事，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有心计的她不仅红了，还和程砚秋叫板又较劲。一是忽出奇兵，策动了“鸣和社倒戈”事件。简单说，就是用重金把程砚秋“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要知道戏曲舞台必须有生旦相配，故程砚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砚秋赴欧考察之际，她大唱特唱。三是把与程砚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着她唱。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一下子，我就红得发紫（新艳秋语）。”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本戏偷传给别人时，便与之断然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唱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最早懂得知识产权的保护。
前不久，曾和几个北京老字号药铺的后代聊天。我问：“公私合营以后，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一落千丈。”
“为什么。”
“因为公私合营的前提是必须交出制药的祖传秘方。献上秘方，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恍然大悟：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政府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掠夺他人的智慧和财富的。这样，我就更喜欢“独”了。
【新政权】
程砚秋的后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报子胡同18号。1948年北平围城时，它的前院是国民党政府军的一个团长占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园的四合院曾被共产党华北野战军占用。叶剑英初抵北平也曾暂居西郊的程家花园。1949年春，一个浓眉大眼的先生带着个年轻人叩响了他家的大门，开门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来者问：“程先生在家吗？”
弟子答：“师父出去了。”
“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儿吧。”
送客后，关上大门的王吟秋一看字条，上面写着：“砚秋先生：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此致 敬礼 周恩来”
程砚秋归来，读了字条，欣喜不已，埋怨弟子连杯茶都没有招待。
王吟秋说：“我以为他们又是来咱们家借房子的呢。”
不久，程砚秋被指定为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后被接到中南海，为共产党的首长演出，这也是他为新政权做的首次演出。周恩来陪同邓颖超以及张瑞芳到后台看望。正在化装的程砚秋立即起身，说：“您来家看我，失迎得很。”
周恩来笑道：“哪里，哪里！”并告诉他，今晚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要来看戏。
看到高官的朴素清廉、和气友善，程砚秋从心里拥护共产党。而他后来的不快与不满，则是来自中共的戏曲改革方针。
【戏改与戏宰】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