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之三，当时亲身参加捉蒋行动的东北军军官也都清楚地记得，攻击行动结束后，天已渐明，蒋介石仍未找到。如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参加者，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均回忆：“天色微明，骊山上下尽是搜山战士”；或直到“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部队才大举搜山。更为重要的是事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和蒋贴身侍卫蒋孝镇对此的说明。蒋孝镇事变后不久即说明，当他和蒋介石逃出华清池登上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而后张学良卫队搜山几次经过二人藏身之地均未发现。蒋介石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他从华清池越墙出来，行约半小时，藏身骊山东隅半山腰一岩穴之中，直到天已渐明尚未见有搜山行动，至天大亮约9时许才见东北军“四处搜索”，很快被发现押解西安。[27]
根据之四，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但内中并无张电中已将蒋介石扣留的字样，且明确肯定当时只是“意图俘虏”蒋介石而已，尚未成为事实。[28]故而在当天上午找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又令在西安的王以哲用他的电台，于下午1时按照约定时间再度发报给中共中央，进一步转告：“蒋先生已扣留在西安，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高级将领均扣留。”之后，当毛泽东等于事变当天晚上9时再度来电确认此一说法，张学良等又有电报说明：“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29]
显而易见，如果张学良凌晨5时发报时已经将蒋介石捉到，自不必叫王以哲再打一个内容相同的电报通知中共，更不会在当晚告诉中共中央说早晨6时俘虏蒋介石等。
由上不难了解，当日凌晨5时前后经良和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是按照约定发报时间紧急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计划与目的，此时部队行动不过刚刚开始，并未捉到蒋介石。
那么，12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究竟是几时呢？能否说，这一行动原定6时，实际提前了两三个小时，发生于当日凌晨三四点钟呢？
在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第一，关于张、杨预定清晨6时为统一行动时间，而部队却毫无根据地提前行动近两三个小时，这是说不通的。对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张学良等曾反复叮咛并严加督促，加上此一行动数路并进，时间上要求十分严格，不论东北军或十七路军纪松弛到何种程度，没有特别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参战部队及其现场指挥人员绝不可能擅自提前行动达几小时之多的。而遍查所有事变参加者的回忆，也几乎都没有提到因突发事件致使实际行动时间较计划行动时间严重提前的情况。故完全可以推断，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预定12日6时行动，而实际行动时间意外提前的情况。
那么，关于当时凌晨三四点部队开始行动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查关于这一行动时间的说法，大都出自于几十年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时事变之经历者。他们几乎都肯定，实际行动时间在12日凌晨四五点钟。
如事变发动时与张、杨等同在西北绥靖公署等候各路消息的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听到枪声的时间为凌晨4时左右。同为十七路军，当时担任西安市内行动任务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回忆部队行动时间为4时30分左右。当时负责指挥西安市十七路军行动的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回忆行动时间为凌晨5时许。当时为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的白凤翔担任副官、随同白凤翔一同前往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的常国宾，回忆向华清池进攻时间为凌晨四五点。当时负责华清池外围警卫的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回忆，他在凌晨4时许命令部下发动进攻。另外，东北军夏时回忆参加现场指挥卫队二营扣蒋行动的一0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部进攻时间为5时左右。[30]
其他重要当事人，如孙铭九虽回忆他是在凌晨2时30分到达攻击部队宿营地部署行动并进行动员的，但并未说明部队向华清池具体的进攻时间。时任东北军骑六师十七团团长的汪榕虽回忆参加扣蒋行动的刘桂五对他说，部队进攻华清池的时间是凌晨约3时许，但因汪榕当时不在现场，听说和记忆均不足为凭。因此，事实上，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回忆当中，多数人确实记忆事变发生于凌晨四五点钟左右。[31]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认定上述说法一定成立呢？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述说法全部出于事变发生几十年后，而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变发生当时的文献和事变刚刚发生后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应当肯定，这样的史料固然有限，但远比人们几十年后的回忆，并且很可能是受了前述张学良寅时电报的引导而做出的回忆，要更有价值，也更应当加以重视。
比如，上述12日当晚张学良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详情时，曾肯定事变发生的时间为早6时。中共中央曾将这一电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转报给共产国际，并于第二天以军委主席团名义又将所得情况总结后向全军通报。其电称：
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二十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32]
细读此电，可知内中固然没有具体提到行动时间问题，但从第一句中关于6时已将蒋介石等全部俘虏的表述，可以得出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晨6时为结束全部战斗行动的时间，即是说，事变统一发动时间早于6点，至6点钟不仅解决了城里的所有宪兵警察，俘虏了全部中央大员，而且粉碎了华清池所有的抵抗行动，还抓住了蒋介石。但此种说法有很大疑点。至少关于早6时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即难以令人相信。因为西安地处中国西北，因时差关系，12月的早6时仍是漆黑一团，这与找到蒋介石时天已大亮或微明的说法明显不一致。另一种解释则更合理一些，即是说，这里所说的6时是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尽管这里没有说明蒋介石一度逃走的情况，但这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在如此短的电报中具体解释说明这种唯一例外的情况。电报中所要强调的其实只是一点，即事变发动一切顺利。而这是以除蒋介石外，所有行动都在部队采取统一行动的一瞬间取得成功为根据的。蒋介石虽属例外，但也只是一时漏网，并未影响整个行动的成功。故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除蒋介石外，全部中央人员都是在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
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一情况的,是同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和他的卫士蒋尧祥事变后不久的记述。蒋介石事变不久出版的《西安半月记》是按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事变过程的亲身经历的。其成文固可断定是经过事后加工修润，但对照台北国史馆保存的蒋日记，可知有关事变发生经过情形的记述基本保持了原状，没有太大的修改。蒋自己记述说，他是在凌晨5时半听到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的。当时他已经完成床上运动，“正在披衣”。[33]固然，蒋当时匆忙中未必一定看过表，估计的时间未必十分准确，但就其较为固定的生活习惯而言，他断不致突然在3点多起床去做床上运动后，于4点听到枪声。[34]其在5时半起床，6时左右听到东北军进攻华清池的枪声，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而蒋尧祥回南京后给上峰的书面报告则有这样的说明。他写道：“窃士（蒋谦称）与翁自勉为
另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从蒋介石及其贴身卫士蒋孝镇事后的说明中证实捉蒋的行动多半发生于当日早6时左右，而不是凌晨四五点钟。因为如前所述，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蒋孝镇均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爬到骊山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从华清池后墙出来至蒋藏身的半山腰有多远？仅
根据以上的分析似不难断定，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完全是在张学良、杨虎城预定的计划和指挥这下实施的。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已经开始分别向预定目标运动之后，即凌晨5时左右，张学良首先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事变的消息。同时也进一步通知了刘鼎。刘鼎因此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也用自己的电台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消息。之后，各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清晨6时左右开始了突然的军事行动。整个行动比较顺利，除蒋介石一时走脱，其余各处均很快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而至天明时分，蒋介石也被发现藏匿于骊山半山腰之草丛中，很快被带回西安。整个事变发动的军事行动因此而大功靠民。除蒋介石、陈诚、朱绍良、蒋鼎文等国民党中央军政高级官员被扣押外，仅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潜逃，蒋之卫士死亡20多人，其余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被缴械，整个行动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了。
[1] 有关内容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2] 见《栗又文致史永信》，
[3] 前引张魁堂书，第191－192页。
[4] 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20，229－231页
[5]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200－1201页。
[6] 这里“杨于也毅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句中的错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可将杨于理解为两上人，结果此句可整理为“杨（虎城）于（学忠）也因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一种则将“于”字理解为是发报人当时误将其后面的“也”字错误颠倒所致，并非指人，如此可照笔者注明者，整理为“杨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事碰钉子”。笔者如此判断，是因为考虑到以下两点，其一，杨、于虽均见蒋，但于学忠为东北将领，其对张学良之意图不甚明了，很难想象于会与杨一同劝蒋停止剿共；其二，就电文本身来看，此句中并无漏字情况，但如将“于”理解为人，则句中明显地还缺一个“于”字或“因”字。另外，此电中“驻蒋”除从其字义理解外，亦可从其音似理解为“捉蒋”。《叶、刘致中央电》
[7] 有关宁夏战役情况见拙作：《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及其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特辑；《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 张学良前引文。
[9] 《刘鼎致中央电》
[10] 转见《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7页。
[11] 见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6页；张魁堂前引书，第194页。
[12] 从李云汉所举蒋介石
[13]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6页；张魁堂前引书，第197页。另米暂沉：《杨虎城传》也认为：“他们初定发动兵谏当在八日左右。”见米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14] 周毅等主编：《东北军史》，第394页；李云汉称：“就史料显示的事实判断，张学充可能系在十
[15] 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188页。
[16] 傅虹霖前引书，第187－188页。
[17] 参见蒋介石前引书；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附录一），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
[18] 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远方前引书，第90页；张魁堂前引书，第199页。另外政协西安事变简史编写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也支持这种说法，称“十一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需、于学忠等商议军事计划……并定在十二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11日晚案后，张、杨决定12日凌晨动手。第40页。
[19] 见孙铭九：《临潼扣蒋》；刘多荃：《扣蒋前夕》；王菊人：《忆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远方前引书，第193，166，81，71页。
[20] 蒋介石前引文。
[21] 关于张学良三次公开讲他为学生游行事与蒋介石激烈争论的情况，分别见张学良：《对总全体职员的训话》，
[22] 王菊人回忆也记述了当晚杨虎城等待张学良回城时的紧张状况。王菊人前引文。
[23] 《西安事变简史》第42页；张魁堂前引书，第202页。张书明确讲：“攻击华清池的时间比预定的为早，找到蒋介石是在五时前。”
[24] 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37页；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
[25] 《李宜致东、来兄电》，
[26] 几乎所有参加攻击华清池的军官都回忆说，当时受到了激烈的抵抗，不少回忆还肯定结束战斗时已至清晨6时或7时许。王玉瓒：《扣蒋回忆》；孙铭九：《临潼扣蒋》，前引蒋介石文，远方前引书，第190，198，270页。
[27] 参见王禹廷著：《细说西安事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6－297页；蒋介石前引文。
[28] 可以看到的刘鼎谈论这一情况的资料分别有两件，一件是刘鼎《谈西安事变》，一件是张魁堂根据刘鼎1970年代末自己记述的西安事变追忆笔记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在这两次谈话和记述当中，刘鼎自己关于这一情况的说法就矛盾百出。《西安事变简史》仅根据刘鼎回忆就推断刘在
[29] 参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
[30] 前引王菊人文；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王玉瓒前引文；宋文梅：《西安事变》；夏时：《唐君尧参加扣蒋的经过》；汪榕：《刘桂五扣蒋纪实》；孙铭九前引文等，远方前引书，第73，100，169，176，180，189，208，170，184，195页。
[31] 只有晏道刚回忆他听到枪声是凌晨2时许。晏道刚：《西安事变亲历记》，远方前引书，第129，184，195页。
[32] 《军委主席团电》，
[33] 蒋介石前引文。
[34] 据蒋介石贴身侍从官翁元的回忆，蒋介石一向早上5时左右起床，且从来严格守时，按部就班做床上运动和其他盥洗动作。转见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的日子》，《参考消息》1994年2月3－4日。
[35] 转见（台）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94辑，第84－85页。
（本文发表于《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