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一个新麦克卢汉（节选）
作者： 道格拉斯·凯尔纳 李卫华译
本文选自《启迪：批判理论网站》（Illuminations: The Critical Theory）, 本网站由美国得州大学哲学教授和加州大学哲学教授等人主办，内容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以及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论文等。
——译者注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１］他的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基于一个关键的假设：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cyberblitz）”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鲍德里亚对于媒介在构成后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的反思是他的争议最多的观点之一。的确，他提供了媒介（作为万能和自发的社会力量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的范式模型。［2］为了阐明他的媒介观点的发展和概况，我将追寻他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今的思考，整理出我所认为的他的贡献与局限。我还将注意指出他的媒介理论的政治含义，并提出另一种可选择的关于媒介的理论和政治的视角。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理论
1967年，鲍德里亚写了一篇关于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的评论，其中他认为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message）”是“技术社会中的异化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形式”。他批评麦克卢汉使那种异化自然化了。［3］这时，他与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认为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还原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然而，在七八十年代，麦克卢汉的公式最终成了他自己思想的指导原则。
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1972）上发表了《媒介的挽歌》（Requiem for the Media），开始发展他的媒介理论。这个题目有点讽刺意味，因为鲍德里亚实际上刚刚开始完善一种社会理论，其中，媒介将在一个新的后现代性的建构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因而鲍德里亚在这儿其实是在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写挽歌，并认为：“麦克卢汉曾以他那惯有的加拿大—得克萨斯人的蛮横说过，马克思，这位蒸汽机和铁路的精神上的同时代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电报的出现已经过时了。他以坦率的方式说，马克思在他对于生产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中，几乎将生产力定义为一个被授予特权的领域，其中语言、符号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CPES，第164页）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激进的质问——在《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达到顶点，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绝交。鲍德里亚在《媒介的挽歌》中开始远离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抨击了马克思的所谓经济还原论或“生产力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使语言、符号和交流概念化（那时哈贝马斯正在批评理论内部形成一种类似的主张）。［4］作为马克思主义范畴不能提供一种适当的媒介理论之例证，鲍德里亚批评了德国活动家和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的媒介理论以及他想要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媒介策略的企图。［5］鲍德里亚将此种努力作为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加以摈弃，即企图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没有看到大众传播媒介本质上“是反调解和不及物的。它们制造了非传播——如果一个人同意将传播定义为交流，定义为说和答的交互空间，因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或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个人的、相互交流关系）——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刻画它们。它们总是在阻碍反应，使所有的交换过程成为不可能（除了各种形式的模拟反应，它们自身并入传播过程，因而使传播的单方面性原封不动）。这是媒介的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控制和权力的系统就植根于此”（CPES，169～170页）。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直被他的追随者们看做是先锋派、后现代媒介理论家的鲍德里亚，在这段话中表现出了技术恐惧症和对于面对面直接谈话方式的怀旧情绪。他给了该方式以特权（作为一种权威的信息传达），使之高于堕落和抽象的媒介交流。这种主张，在“好的”面对面交流和“坏的”媒介交流之间制造了一种二元对立，因而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人际间的交流也可能像媒介传播一样（正如约纳斯戈和哈贝马斯等人所注意到的），是操纵的、歪曲的、具体化的等等，而预先排除了“负责任的”和“解放的”媒介传播的可能性——这一点我在结论中还将谈到。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研究中，鲍德里亚指出“电视对象”如何成为家庭的中心，并对主人是消费社会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起着重要的“证明作用”（CPES，53页以下）。在鲍德里亚看来，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加速作用，相当于从现代生产领域堕落到后现代模拟社会。因而，对鲍德里亚来说，现代性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的时代，而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的时代。现代性集中于物品——商品和产品——的生产，而后现代性则以激进的类制作和符号的激增为特征。此外，追随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将现代性阐释为一个商品化、机械化、技术和市场关系爆炸过程，而将后现代社会看做一个内爆的场所，涉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现象与实在、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所主张的每一种二元对立之间所有的边界、范围和差别。此外，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活领域日益分化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所阐释的马克斯·韦伯），而后现代性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消除分化及伴随的内爆的过程。［6］在鲍德里亚看来，伴随着符号和拟像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快速传播，广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的蓬勃发展，成为后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止，鲍德里亚将媒介阐释为主要的模拟机器。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形象、符号、代码，而这些构成了（超）现实的独立领域并最终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的消除中起着重要作用。［7］鲍德里亚对于模拟和超现实的分析也许构成了他对社会理论和媒介批评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一个电影演员模拟政治生活和骗子模拟电视表演的时代，“模拟”这一范畴为激进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而“超现实”这一概念也是对媒介、控制论和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极其有用的工具。
鲍德里亚的分析指出表征与现实关系的重要的倒置。以前，人们相信媒介是再现、反映和表征现实的，而现在，媒介正在构成（超）现实，一个新的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现实”——其中现实已经从属于表征——导致现实的最终消融。另外，在《媒介意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鲍德里亚宣称媒介中符号和信息的激增通过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内容消除了意义——这是一个引向意义的瓦解以及媒介与现实之间差别消除的过程。在一个媒介信息社会中，信息和意义“内爆”，瓦解为无意义的“噪音”、没有内容或意义的纯粹外观。因此，鲍德里亚认为：“信息对意义和内涵具有直接的破坏性，或消除它。意义的丧失直接关联于信息、传媒、大众媒介的分解和劝阻作用……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它吞噬了交流和社会……信息把意义和社会融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本不会导致新事物的过量出现，而是恰恰相反，导致整体的平均信息量。”（SSM，96～100页）鲍德里亚在这里把媒介看做一个符号和信息的黑洞，而黑洞将所有的内容吸入控制论的噪音。在所有的内容都“内爆”为形式的过程中，噪音不再传达有意义的信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是如何最终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己所有，并认为：“媒介即讯息，指代的不仅是讯息的终结，而且也是媒介的终结。不再有实际意义上的媒介（我以上所谈的是关于电子大众媒介）——也就是说，不再有一种力量，用来调解一种现实和另一种现实、现实的一种状态和另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严格地说，这就是‘内爆’的含义：一极并入另外一极，每一个不同意义体系的两极短路，明显的对立与界限消失，因而媒介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因此，任何调解、任何两者之间或从一方到另一方的辩证的调解都成为不可能，而产生了所有媒介影响的环形性。因此，从一极导向另一极的单向的本义上来讲，意义（含义）也成为不可能。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种批判的——但又是最初的——情况，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梦想通过内容或通过形式进行一场革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媒介和现实现在已经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其真相已经难以辨清了。”（SSM，102～103页）实际上，鲍德里亚是在暗示，发展一种激进的媒介理论的真正方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公共机构和文化机器调解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与人口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没有真正的“媒介”。他宣布媒介与“现实”内爆，这样一来，就导致不可能区分媒介表征及其表征的现实。鲍德里亚还认为媒介通过生产成批的观众以及思想和经验的大众化加剧了大众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大众吸走了所有媒介内容，抵消甚至对抗意义，并要求和获得了更多的奇观和娱乐，因而进一步侵蚀媒介与“现实”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内爆为大众，以至于媒介对大众有何影响以及大众如何加工处理媒介是不可知的。
所以，按这种观点，媒介迎合大众，批量生产出他们的口味，他们对奇观和娱乐的兴趣，他们的幻想和生活方式；产生出大众意识和媒介幻觉效应的内爆。用这种方法，鲍德里亚简化了控制理论，这种控制理论从以上所说的产生大众意识这个角度上来看待强制性的媒介的控制。而他似乎也和一般控制理论一样轻视大众，认为他们只想要奇观、消遣、娱乐和逃避，既不能也不愿生产意义。
总之，由于媒介和大众取消意义，所以对媒介讯息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就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媒介传播的形象和噪音只是不停地来回指代其前后的媒介形象和奇观。除此之外，媒介传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所指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即讯息”。在《论诱惑》（On Seduction）（1979年）中，鲍德里亚利用麦克卢汉对“热”和“凉”媒介之间所做的区分来描述媒介吞噬信息和消除意义的不同方法。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媒介抓住“热”的事件，如体育、战争、政治骚乱、大灾难等等，并把它们转变为“凉”的媒介事件，鲍德里亚将其阐释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件和经验。关于一次电视播放的体育节目和一次亲身经历的体育活动的不同，鲍德里亚写道：“不要认为这是同一种游戏：一个是热的，一个是凉的——一个是一场竞赛，感情、挑战、场景、奇观就在眼前，而另一个是视觉的、调整过的（闪回、重放、特写或从头顶拍摄的视角，各种角度等等的幻象）：电视播放的体育节目首先是一个电视节目，正如《大屠杀》（Holocaust）或越南战争被拍成电视节目一样，观众很难进行区分。”（SED，217页）对鲍德里亚来说，最终，所有的支配的媒介都成了“凉”的，消除了麦克卢汉的（有疑问的）热媒介与凉媒介的区分。也就是说，对于鲍德里亚，所有的信息和交流的媒介都消除意义并使观众处于一种单调的、一维的媒介经验中。他将这种经验界定为形象的被动吸收或意义的抵抗，而不是意义的积极处理或产生。电子媒介因此与神话、形象、历史或意义（或意识形态）的建构无关。电视被阐释为这样一种媒介：“它不传达任何意义，它令人着迷，它只是一个屏幕，或一个可以直接在你的头脑中找到的小型化终端——你就是屏幕而电视正在看你。电视使所有的神经元晶体管化，并像一盘有魔力的录像带一样播放——一盘录像带而不是一个形象。”（SED，220页）
鲍德里亚，麦克卢汉以及传播的狂喜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鲍德里亚在对电视和所有其他媒介的阐释上，如何比麦克卢汉更麦克卢汉。他仅仅将它们解释为技术形式，解释为产生主要的技术效果的机器，在这种效果中，内容和信息或社会功用，都被认为是不相干的和不重要的。我们同样看到，他如何像麦克卢汉一样，把媒介拟人化（“电视正在看你”），这是一种像麦克卢汉一样极端的技术神秘主义的形式（或者更严重，是神秘化）。像麦克卢汉一样，鲍德里亚也使媒介效果全球化，使媒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和一种新的经验的创造者。
鲍德里亚还实践了麦克卢汉的探索方法，由大量的形象和概念组成镶嵌面，具有了实验性的和暂时性的特征。所以，尽管他在《挽歌》中、在对模拟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著作中，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媒介的明确论点，但是他还是倾向于把形象、概念和描述性的分析群集在一起，其中媒介通常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不是系统地表达一个已经详细说明了的理论观点，因而采取了一个关键的麦克卢汉式的文学策略。
而在这儿我们可以对比麦克卢汉的普遍的天主教信仰与鲍德里亚的有点清教主义的新教信仰。［8］通过一种全球媒介系统的传播，即全球村，麦克卢汉想象了一种新的全球社会，甚至一种新的普遍的（媒介）意识和经验。麦克卢汉还认为，媒介可以克服书本文化的抽象理性所产生的异化，这种异化已被一种新的精神与身体、感觉和技术的联觉和协调所取代。相比之下，鲍德里亚将媒介看做一种外部的半神，或精神的偶像——来继续新教的隐喻——它诱惑和吸引主体并进入主体性，以生产一种具体化的意识以及个人化和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萨特的续集）。因此，当麦克卢汉把一种普遍的温和的社会命运归于媒介，对鲍德里亚来说，电视和大众媒介的功能就是阻止交流，使个体孤立并离群索居，并诱骗他们进入一个拟像的社会：在那里，区分奇观和现实是不可能的；在那里，个体变得喜爱奇观超过“现实”（这一“现实”同时失去了大众的兴趣和它自己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所特有的地位）。
对鲍德里亚而言，大众媒介由此成为一种“冷诱惑”的工具，其自恋的魔力由一种控制的自我诱惑构成：当我们转换频道或媒介并连接各种网络——媒介、电子计算机、信息——它们包围着我们并使我们变成图像、声音、信息、事件的宏大场面的调节者和控制者，我们在其中享受着光、影、点以及事件在我们心中的闪现。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有一种令人寒颤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鲍德里亚允许麦克卢汉的“凉”变为直截了当的“冷”），它将个体凝固为媒介和传播网络的终端，从而成为真正的传播机器的部件或部分。于是，主体作为信息和传播网络的连结的一部分，转变为一个客体。
鲍德里亚宣称，在我们思想的屏幕中媒介传播的内在化，消除了公众空间与个人空间、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区别——两种空间都被媒介空间所取代。在这里，鲍德里亚倒置了麦克卢汉把媒介看做是人的延伸，以及人类力量的外在化的观点；并认为，与此相反，人类内化了媒介并因而变成了媒介系统的终端——一种新的理论上的反人类主义，也许会令路易·阿尔都塞欣赏。在这个模式中，眼睛和大脑，代替了其他感官，也代替了作为人类实践的关键性工具的手，而信息处理同样取代了人类实践、技术和诗。［9］在《传播的狂喜》（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中，鲍德里亚将媒介描述为工具，在特定意义上具有诲淫、透明与狂喜的特征。［１0］他宣称，在后现代媒介图景中，家庭的场景——或本质上的私人领域——及其规则、仪式和隐私都被外表化了，或变得可见和透明了：“这是一种诲淫，其中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媒介的加料场（美国的洛德家族，法国电视上数不清的农民和主教的生活片段）。反过来，整个世界又在你家里的电视屏幕上任意展开（整个世界中所有无用的信息，如同世界的微型的色情画一样蜂拥而至，无用，放纵，正如一部色情电影中关于性生活的特写）：所有这些都爆炸了那个从前由公共和私人的最低限度的区分所保护的场景，即那个只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里播出的场景。”（130页）另外，消费社会的奇观和公众领域的紧张刺激的事件也正在被媒介事件所取代。媒介事件利用屏幕取代公众生活和场景，而屏幕正在向我们同步地、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地展示每一件事：“诲淫确切地说始于没有奇观，没有场景的时候，当一切都变成透明和当下可见的时候，当每一件事都暴露在信息和传播的刺目的无情的光线下的时候。”（130页）传播的狂喜：每一件事在它的透明性、细节、可见性中都是明确的、使人狂喜的（超出了它自身）、诲淫的：“已经不再有传统的那种躲藏的，抑制的，禁止的或朦胧的诲淫；相反，现在是可见的，一切都过分可见的，比可见还要可见的诲淫。这是再也没有任何隐私的、完全融于信息和传播中的诲淫。”（131页）在这儿，人们可以想到1987年媒介的诲淫，关于加里·哈特和道纳·莱斯，吉姆·贝克和吉米·斯瓦卡特，罗恩和南希·里根的癌症手术和占星术游戏的磨难和忧患，或他的助手的肮脏的交易，以及关于伊朗与对手之间的肮脏的政治交易——所有这些原来都是私人的、隐藏的和不可见的，现在暴露在媒介的刺目的审查下，突然变得（几乎）完全明晰可见了。
在传播的狂喜中，每一件事都变成了透明的，再也没有秘密、场景、隐私、深度或隐藏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与传播的混乱，其中媒介散布和传播整个网络的凉的、诱惑的、迷人的景象和声音，并在一个人自己的屏幕和终端上播放。随着激动人心的场景的消失（在家中，在公众环境），激情消失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而恰好伴随着媒介和传播的整个世界，一个新的迷人之物出现了（“场景使我们兴奋，诲淫使我们着迷”）。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进入了主体性的一种新形式，在其中我们被信息、影像、事件和狂喜浸透了。没有防御和距离，我们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屏幕，一个影响我们的所有的网络的转换中心”（133页）。在媒介社会，一个内在性、主体性、意义、隐私和内在生活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诲淫、诱惑、眩晕、同步、透明和过分暴露的时代开始了：欢迎来到后现代世界！在这里我没有讨论鲍德里亚的更近的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这些作品倾向于回到（即模拟）他早期的观点——鲍德里亚在这些作品中继续让人们注意，麦克卢汉是我们时代一个伟大的媒介理论家；继续赞成我以上所阐明的立场。尽管他偶尔提到一个人应当比他走得更远，否认媒介是意义的生产者，否认媒介内容或媒介机构是重要的。［１1］
三个服从
毫无疑问，媒介在我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以我们现在刚刚意识到的某些方式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于一个伟大的变革中，这一变革也许和从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变革一样重大，我们正忙于一个剧烈的转变过程——当我们进入这个媒介饱和的、电子计算机化了的、新技术和新话语的美好的新世界时，才刚刚开始了解这一转变过程。鲍德里亚的贡献就在于，他要求人们注意这些新奇的事物和变革，并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它们。
但人们仍然怀疑，媒介是否具有鲍德里亚归于它们的那种冲击力，以及他的理论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概念去分析今天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这一部分，我将指出，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被三个服从败坏了。它们削弱了媒介的理论的和政治的用途，并增加了人们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地位的疑问。我还将指出，鲍德里亚理论的局限可能与他不加批判地采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中的某些见解有关，因此他早期对麦克卢汉的批评也能精确而有用地应用于鲍德里亚本人。这篇评论将指出，实际上鲍德里亚是一个“新麦克卢汉”，他已将麦克卢汉包装为新的后现代文化资本。
首先，在一种也许可以叫做形式主义的服从中，鲍德里亚，正如麦克卢汉一样，将媒介技术形式凌驾于媒介机构（也许可以这么叫）之上，因而使媒介的内容、意义和用途服从于它的纯粹的形式结构和效果。鲍德里亚——比麦克卢汉更甚，麦克卢汉至少给出了一些媒介的历史和媒介环境的分析——倾向于与媒介环境分离的抽象的媒介形式和效果，因而从他的理论中消除了政治经济学、媒介生产和媒介环境（即整个社会）。我反对从语境中抽出的抽象的媒介形式和效果，并将证明媒介的用途和效果应当在具体的语境中检验和评价。然而，语境和用途，形式和内容，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在鲍德里亚的一维的理论中都消失了，它用全球化的观点和滔滔不绝的宣言取代了仔细的分析和批判。
鲍德里亚也许会反驳说，是媒介自己从每天的具体存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并提供了现实事物的抽象的拟像，从而使得它们自身比它们在想象上表征的“现实”还要真实。即使是这样，媒介分析也应当试图将媒介形象和拟像重新语境化，而不是仅仅关注媒介形式的表面。而且，我认为，与其从（形式）媒介效果的模型去分析，不如从一个假定电视和其他媒介具有多种作用和功能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
另一个问题是，鲍德里亚的形式主义败坏了思想批判的计划，也与他所宣称的“媒介内容是不相干的和不重要的”相反。我打算抓住媒介传播中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领会媒介形式如何构成内容以及内容是如何形式化和结构化的，尽管形式本身就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当情景喜剧的“矛盾/解决”形式表明了一种思想上的视角——表明所有问题都能在现存的社会中很容易地得到解决；或将激烈的冲突作为现实本质的“行动—冒险”模式，表明了一种认为人生是一个战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和适应的保守观点。［１2］对于一种辩证的媒介理论来说，电视应当具有多重功能（以及潜在的译码功能）。有时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可能是主要的，而其他时候时间起着媒介的作用，就像电视仅仅起着噪音的作用，或者仅仅通过鲍德里亚置于他的分析中心的形式效果来起作用。
所以，在鲍德里亚的媒介（不断增强的反—）理论中，没有一种真正的关于文化阐释的理论或实践。他的理论还产生了一种反阐释学的偏向，否定了内容的重要性并反对阐释。［１3］这将我们带入了鲍德里亚理论的第二个服从，其中一个更辩证的观点服从于媒介实在论和技术决定论。因为——按鲍德里亚的观点——正是技术，比如说，电视的技术决定了电视的效果（单向传输，类制作，内爆，意义和社会的消除），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内容或讯息（那就是鲍德里亚和麦克卢汉都认为的“媒介即讯息”），或它在特定社会系统中的建构和作用。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媒介技术和类制作是媒介实践和效果的创造者，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个人或群体对它们的使用，以及它们作用于其中的社会系统相分离。鲍德里亚由此将媒介从社会系统中抽象出来，并将媒介技术本质化为社会的支配力量。而与鲍德里亚相反，一个人可以认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仍然是媒介形式和内容的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正如在某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家社会主义帮助决定技术的形式、性质和效果。
像麦克卢汉一样，鲍德里亚经常在媒介如电视或电影之间作本质化的区别，把某一特定的本质归于一方，把一种相反的本质归于另一方。然而，把像电视这样复杂的、矛盾的和多边的装置归纳为其形式上的特征和效果，或一种技术上的本质似乎是大有问题的。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理论来说，将媒介看做技术和资本的综合，看做为特定的利益服务，并有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效果（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东西）的技术，是更为可取的。同样，最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待媒介与社会的辩证法，看待社会内容、趋势、规则如何促成了媒介，而媒介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并促成了社会现实。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恰恰相反，今天的媒介仅仅构成了一个模拟的、超现实的和诲淫的（在他的技术观念中）世界（视野），而媒介与社会的辩证法则被简化为一种新的技术决定论。
这种分析的政治含义是：组成一种代替现存媒介的另外的媒介、用途或形式是无用的，甚至更糟，因为在他看来，媒介在其真正本质上就起着反对解放的政治和任何社会变革方案的作用。然而，这样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仅仅有益于保守的势力，这种势力现在正控制着媒介——我将很快回到这一点。
第三，鲍德里亚使文化阐释和政治服从于那些可以被不严格地称做“理论”的东西——因而构成了鲍德里亚的理论的服从，换言之，正如路易·阿尔都塞使具体的、实证的和历史的分析服从于他所谓的“理论的惯例”——并因此被批评为“理论主义”——鲍德里亚同样很少进行细致分析或阅读媒介文本，而代之以简单地进行抽象的理论的反复思考。在这儿，他的扶手椅或电视屏幕的理论化可以与福柯的档案的理论化相比，或与更详细更系统的媒介理论和批评相比，我想，还可以和鲍德里亚的危害相比。
鲍德里亚同样严格地避免杂乱而重要的文化和媒介政治的形势。例如，在他的理论建构中，没有任何涉及另外的媒介实践。他似乎已预先宣布这不可能，因为照他的观点，所有的媒介都仅仅是噪音、非交流、意义的消除、内爆等等的制造者。在《媒介的挽歌》中，鲍德里亚明确表示，所有的大众媒介传播都被“大众媒介化”所捕获，亦即“模型的强加”：“事实上，最重要的媒介是模型。被媒介化的东西不是从日常新闻报道中、从电视或广播中分离出来的，而是被符号形式所重新表征的、被接入模型的、由代码处理过的（正如商品不是工业地生产出来的，而是被抽象的交换价值系统吞并了的）。”（CPES，175～176页）于是，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所有“颠覆性的传播”，都必须超越媒介传播的代码和模型——因而也超越了大众媒介本身的代码和模型，而大众媒介又总是将所有的内容和讯息转化成自己的代码。所以，不仅是普选，而且连总罢工也“变成了一种图解式的还原剂”（CPES，176页）。在这种（最初的）情形中：“1968年5月间真正革命的媒介是墙壁和他们的言论，绢印的海报和手写的告示，言论开始和交流的街道——这一切直接成为一种题写形式：发出和响应，提出和回答，在同样的时空中变换、交互和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街道成了大众媒介的替代和颠覆形式，因为它并非像后者那样，是对于没有应答的讯息的一个具体化的支持，即一个远距离的传播体系。它是一种言论的符号交流的破损的空间——短暂的、必死的：这种言论不会体现在媒介的柏拉图式的屏幕上。当这种言论大量产生而制度化及沦为一个奇观时，它就死亡了。”（CPES，176～177页）在这篇文章中，鲍德里亚将“颠覆的传播”中以前所有的革命策略和模型都合并为“图解式的还原剂”，在这儿再一次显示了他对于直接的、非媒介的和互动的言谈（“象征性的交流”）的怀旧情绪，这样的言谈在媒介社会中被否定，被渐趋消失的形而上学在场所困扰，因而鲍德里亚将直接的交流置于媒介交流之上，忘记了所有的交流都是媒介的（通过语言、通过符号、通过代码等等）。而且，他把一种交流形式（街头言论）浪漫化为惟一真正的颠覆的和革命的交流和媒介。与这种理论相一致，他因而要求一种（新卢德派）对“作为一种非交流系统”的媒介的“解构”，并因而要求“清除媒介现存的功能的和技术的结构”（CPES，177页）。 与鲍德里亚的当下演说的乌托邦相反——他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也放弃了这一点——我将恢复媒介在结构和技术上的功能，正如布莱希特、本雅明和恩森斯伯格早些时候建议的那样。相比之下，鲍德里亚不仅攻击媒介传播的所有形式都是非革命的，而且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放弃了他对革命理论的承诺，并完全丢弃了革命的传播或颠覆的文化实践的观点。［１4］而且，鲍德里亚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当考虑到另外的媒介时变得有点暴躁甚至危险。在《传播的狂喜》中一个代表性的段落里，鲍德里亚写道：这种统治着传播网络的杂乱（注意这里这个道德化的代码——D.K.）具有以下特征，包括表面上的饱和、不断的诱发、空隙和保护空间的消除。我拿起电话听筒，全都在这儿：整个边缘的网络用对于每一件想要或宣称要传播的东西的毫无根据的真诚抓住了我并使我烦恼。自由的无线电广播：它说，它唱，它表达自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它的内容的相应的诲淫。
由于每种媒介都有着微小的差别，结果是这样：人们发现，频带空间被充满了……也许言说是自由的，但我比以前更不自由，我再不能成功地知道我想要什么，空间太饱和了，从那些想让他们自己被人听到的人那里来的压力太大了。
我掉进了无线电的消极的狂喜中。（131～132页）为了反对卑鄙而随意地贬低另外一种媒介，我将证明，这种可供选择的电视—广播—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媒介的可能性，这种媒介具有与主流媒介完全不同的形式、内容、目标和效果。［１5］因而一个根本的媒介方案将试图改变媒介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它们的组织和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介将成为公共的领域的一部分，将成为一切想要参与媒介交流的组织和个人都可选择的媒介。这将以媒介通道和媒介系统的激动人心的扩大为先决条件，而这种扩大又将需要更多的频道、技术和对于民主传播的社会承诺。
为了保护它的独立性，这样的系统必须是由国家出资但不由国家控制——如同几个欧洲国家中的电视一样。［１6］在美国，一定数量的频道被留作大众使用，每个人都可以不受歧视地使用它。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现在有一个多频道公众开放系统。有两个频道为市政府保留，一个城市教育频道归奥斯丁学校系统使用，一个用做每周定期进入负责公众电视通道的组织的节目，还有两个频道对无论任何人、任何用途开放（这两个频道经常被宗教、音乐和体育节目控制）。这一系统已被证明是有作用的，它可以给任何个人或组织以机会，去做和广播他们自己的节目和观点。
一个选择性的媒介系统因而将提供这种可能性：为抵抗的、反霸权的亚文化和社群制作节目，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异议，并反抗鲍德里亚和其他人归因于媒介的大众化、同质化以及被动性。选择性的媒介允许边缘的和反对的声音反驳主流媒介对于世界、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使选择性的亚文化及其团体的传播和发展成为可能。然而，鲍德里亚的理论主义，完全避开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远离今天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尽管鲍德里亚的政治学问题需要另一篇长而折磨人的文章来处理。对于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简短思考引导我得出了三个暂时性的结论：(1)后现代媒介理论作为媒介理论是相当贫瘠的，它再生产出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局限性：形式主义、技术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约翰·费克特对于麦克卢汉的批评也许适用于鲍德里亚，正如曾经流行的对于麦克卢汉的其他批评也需要第二次使用在新麦克卢汉身上。［１7］关于独立的媒介的理论也随着鲍德里亚回来了，因而对于独立的技术的批评可以有用地和妥当地用于鲍德里亚；而且，更一般地用于后现代社会理论。［１8］(2)后现代媒介理论的真正的不足引起了后现代社会理论自身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关于：一种否定所有以往社会理论的界限的内爆的理论——像鲍德里亚的理论——是否能够仔细地、严格地解答媒介、经济、国家、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或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关于辩证法和调解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是可取的。(3)所以我认为，对于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正如对于他的所有其他理论）进行更多持续的批判的关注——与迄今为止的赞美的奉承不同——至少在某些围绕着新的主流话语的出现的圈子里是必要的。如果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来阐明媒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方面的和有意义的作用。没有这样的理论存在——这是鲍德里亚的吸引力的一部分，鲍德里亚至少努力提供一种适合于它的对象的新的媒介理论——这样一种理论的产生也许是鲍德里亚对我们的真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