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张刚
作者：陈映芳
老师送学生，以我的辈份观念，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我们还得好好生活。这是生者的本能，亦是逝者的愿望。“说出来”，兴许真是一种办法。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张刚曾对我说过，他成为我的学生，是一种“奇缘”。
应该是2002年5、6月间的事。研究生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法政学院院长范军老师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航天局的考生，中国科技大学理科出身，团中央模范，很想读书，报考的是武汉的一所大学，成绩不错，因为患过骨癌，现在航天局方面希望华东师大能破例接收他。院长没有直接答复研究生院，双方将事情送到了我这儿：看社会学系答应不答应接收他。我脑子里想着“这个人是真想读书、真喜欢社会学”，没多考虑，电话里就回答说我们这儿没问题，可以。院长提醒我考虑一下对方的身体状况，我说身体标准是学校考虑的事，校方说可以就行，我们要看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院长是个懂得为政之道又通性情的人，记得他后来又当面对我说过：“陈映芳，你要认真想一想这事的。我之所以谨慎，是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骨癌是种很凶险的病。另外，现在大家还不认识，今后时间一长，相互有了感情，万一有事，那会很难受很难受的。”
这几天我常想起这话。没有后悔。但我想，我怕是再没有勇气作第二次类似的选择的了。
面试的前一天，研究生院领导来电话，说他们和航天局的有关领导要一起陪张刚过来。我说不用的。对方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干扰你们老师面试的，我们会在外面等。我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他，那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对方顿了一下，说，“好的。”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尽管张刚是因为他的疾病而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我们系，五年来我也一直在为他的身体担心，但是从最初与他交谈过几句后，在我的意识中，关于他，就从来没有“病人”这个概念。他就是“张刚”，一个心智健康的阳光学生。我想，后来他与我的那种相互认同中，有一层可能就是因为他能感觉到，他在我这儿不是一个“病人”，无论是被我表扬还是被我批评。
第一次见面，在回答我关于因为什么成了模范、又为什么想离开上海的问题时，他曾跟我讲过想摆脱光环的冲动。他获得了种种荣誉（上海电视台曾报导过他的事迹），但我理解他是不想作一个励志型的模范“病人”，他要的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
可是命运捉弄人，这次年前在病床上，他被选为上海市的读书明星状元，媒体报导又一次将他打造成一个英雄的病人——尽管他本来就是书痴，尽管他也善意地接待了记者。那天我在电话里祝贺他，又一次听到了他无奈的慨叹。
人们通常将人的“生命”、“健康”简单地理解成生理意义上的躯体的存在或状态。张刚这些年，一直为他的身体疾病所苦，可认识他的人，我相信，若不是见他躺在病床上，平日里很少会将他与“病人”二字联系起来的。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在内，不少人虽然知道他身体不太好，但几年中根本没想到他患过那样的病。有人将他的生命观和生活态度归结为他得病后自我救赎的成就。但是，看过了他生病前的文字以及其中透露的童年岁月、大学时光，认识了他的父母，再遥想那养育他的齐鲁大地，我相信，是因为自由的心灵、健全的心智，独立独特的精神品格，才有了他向死而生的灿烂。他的生命因疾病而独特，他的精神也因疾病而感染了很多人，但他的心灵、精神原是独立于病体而先在的。他首先是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沉重的肉体没有改变这一点。
与许多躯体健康而精神畏顿、心灵扭曲的人相比，谁是病人？
广为人知的校门事件过后，学校上上下不少人跟我说过，其实他们也都觉得那校门实在太荒唐了。但是，几万人中，是张刚这个研究生喊出了第一声。他政治上有中共党员的身份，经济上也一直依存于“单位”，大学时代修的第二专业是法律，平时熟读中国政治历史，而且说起来航天局和华东师大的党政领导都有恩于他[ii]，他不会不知道这类表达行动可能会支出的成本。可是他做了。
他家境不富裕，一直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长期资助一名贫困生，直到那位学生高中毕业。他组织、参与过许多募捐活动，还曾一次次去外地看望病友。平时只要他身边人有困难，他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华师大校园里，他为许多老师、同学安装、修理过电脑。他还为无数认识、不认识的朋友、网友排遣烦恼。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网上介绍自己的药方和疗效，为的是提供给病友们作参考。他劝他的亲友不要为他的病和可能的离去悲伤，说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也很坦然……所有这些，有的是最近我在他的主贴和博客上看到的，有的是我这几天听他的亲人、朋友说起的，也有的是当初他不经意间自嘲自夸地提到的（还记得他为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师妹修好电脑后的自得模样）。当然还有我自己感受到的——确知病情恶化的那一天，我去看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却安慰我道：“总会有办法的”。一直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他还在用笔给去看望他的同学写下感激他们给了他幸福时光的话。
他爱亲人、爱朋友，更浪漫而执着地追求爱情。大家已经从他留下的文字中窥得了他丰富多彩的情感历程，那是会令许多所谓的健康人暗自羞愧的人生华彩篇章。然而我想，他自己最清楚他的情感付出最后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当然绝望的爱情对双方都会是伤害）。有一次期末，他因作业延误而向我解释过如何因爱情创痛在而难以振作（据我所知在网上他另有网名，用以诉说内心的最痛）。我们是无法真正体验他那种绝望和勇气的。从旁看去，有时他会略带夸张地表现他的花心，不过女孩子们都相信他的真诚、善良，他不会背叛感情、伤害人。所以不断有新结识的女孩子迷他（直到去年在医院里），他也总会真心或善意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回应。
我不知道，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对于这个世界，能拥有这样的支付爱的能力？
由于张刚，我才会去想，健康的生命、有尊严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五年相处，不经意间，我从他这儿得到了许多。我常常会问他，这事你怎么看？这么做怎么样？现在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一直在拿他作镜子，从他那儿得到我精神尚健康的确认、或照见我的病态。他不仅对人对事有敏锐的判断，而且他不会违心赞扬或附和，即使是对老师，若有不同意见，他也会以他的方式表达异议，或表示保留。
这次我们听说，那次他考分排第一。
[ii] 他入学那天，是航天局的党委书记和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一起将他送到法政学院来的。
大学人张刚
曾经和张刚多次聊过他的“逃避”，这次在他的文字中我又看到了我们对话的痕迹（在他的一些社会评论和文化评论中也可以看到我和学生们交谈的内容），看着看着我会禁不住会心地笑。我将他的考研读研定义为一种成功的逃避行动。他从社会重回大学，是来寻梦的，为的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他算得上个理想主义者。前几天他妹妹告诉我们：“他喜欢许多专业、对什么都感兴趣，最不喜欢的就是他大学的专业，他一直为没能报考北大的文科而抱憾”。这次，他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帮他圆了一个文科梦，这所大学也因此而多了一个真正的大学人。或者说，因为他，这所学校多了一抹“大学”的色彩。
他喜欢跟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聊天，我也喜欢跟学生们随便说话。但是我不能光满足这个。我还必须扮演学术规训师的角色，不能让学生一路往后退。他也曾一本正经地要求我：“陈老师你要逼我的，我这人太懒，不逼是不行的。” 这符合他的心性。我于是得要时不时地敲打他一下，就像敲打其他同学一样。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那么喜欢社会学，可现在发现对调查呀统计什么的提不起劲来；他还说过，他喜欢消费知识而不喜欢生产知识，实在怕写论文；有一次他还专门写信来求助（记得当时他正在考虑毕业后的事），大意是说最近发现自己选择的文科研究生、学者生涯好像也不适合自己，有点遭遇精神危机了，怎么办？那次我认真地回了一封信，说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从理科研究转到文科研究，到底是要逃避“理科”，还是要逃避“研究”本身。如果是后者，那也无妨。不必将学者、研究者当成必然选择的，你可以考虑做更喜欢、更适合自己的事。他回说我的信给了他震动，真的要反思一下，云云。
当然，虽然在不断地自我质疑，现实中的张刚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大学气质的学子。每次课上他都是引人注目的思考者和讨论人。他的大量而且广泛的阅读令他的同学甚至老师都会感到一种压力。在必须上的课之外，他四处去旁听他崇敬的老师的课和好的讲座。他最初听许纪霖老师课时许老师还在上海师大，他每周坐车赶过去。直到去年病发前，他还在旁听童世骏老师的课，回来跟我高兴地讲起听童老师讲的哈贝马斯如何大受启发。这些年来，凡华师大内的好的学术讲座，都会有他的身影。不仅自己听，有时他还会帮我带回来录音，或将录音挂到网上，让大家来分享。我曾推荐他参加过城市中心和思想所合办的城市研究高级研讨班、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研讨班等，每次都能感觉到他的满足。开始读博后他还曾由许老师推荐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当代中国研究博士生研讨班，那次他是自费去的。回来后，他多次跟我和他的学弟妹们讲到他意识到的国内研究生培养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存在问题。在我看来，他是觉得无法想象人在大学里竟能放弃这样一些吸收知识和思想的享受机会！那次在上大听汪晖老师的讲座，我跟他说过我打算第二天去听一次，第一天我要批考卷，而且第二天下午接着是孙立平老师讲，我还可兼带着会一下孙老师。结果他去听了一会儿就发来短信，说日程安排改变了，孙老师的讲座移到后面去了，而汪晖的报告极好，建议我今天就去听。见没有回应，中午他又打来电话，说陈老师你应该赶紧过来听听，下午是什么什么题目、几点钟开始，令我大受感染。于是放下考卷，打个出租车赶了过去。
张刚他带着大病初愈的身躯，入门社会学专业。可这门学科要求的投入成本比哪门文科专业都高。虽然他后来选择的题目属于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但他对现实问题的社会学探讨充满学术热忱。他当仁不让地参加了我的几乎所有课题的研讨会。这让我有点为难，我不能让他烈日下出去跑田野调查（我们的调查一般都在暑期），但我也不想让他被区别对待，我希望他有机会体验一下完整的社会调研、建构社会事实的过程。后来，正好有一个几所大学同仁组织的对上海市居委会直选过程的观察活动，我就在他住处近旁找了一个调查点，领着他去街道、居委会安顿就绪。然后，就有了他的近两个月的居委会选举观察调查。结合政治社会学的阅读，后来他形成了有关“微观权力”的学术体验（随后他还把这个观点用到了对大学空间的分析上——这可算是他在上大研讨班上发言的由来了）。再后来，我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表达课题的问卷调查启动，因为不用去郊区、马路上跑，且统计分析、电脑处理又正是他的长项，所以就让他全程参加了问卷设计、调查对象的抽样、落实以及最后统计分析的组织工作。其间他们几个同学曾多次开夜车。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这样做，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张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这题目的原初设想（社会革命与这个近代都市市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出自我的提议。我觉得以他的知识视野和学术悟性，他是可以接过去的，最后做成社会史还是历史社会学都不妨。但是我对他说，这个题目虽然不用做实证调查，却是要泡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他对题目充满兴趣，可是对档案馆和图书馆报刊文献库望而却步。最终他论文的观点和结构都不乏创意（我说它是“大面积建构”），但内容终究空了点。还好答辩顺利过关，教授们也给了不少肯定。
其实我也想过，让张刚去翻古纸堆，逼他去做学究式的论文，这多少可说是强人所难。现实中，他得面对生死（读硕期间他脖子上也开过一刀，幸为良性）。而骨子里，他其实是个诗人。要让他放下自己的身与心，化几个月、几年时间去全神贯注地探讨一种外在的客体对象，这不啻一种苛求。可是我也知道，他既然选择了学业，如果不做出他自己认可的成就，那他会有失败感。他完全清楚什么是好的学术品格和好的学术成果，他对自己有要求。
当然论文写作束缚不了他，学院体制也改造不了他。在校园内外，在网络上，张刚有各种各样的自由结成的同好共同体，学术的、思想的。同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上和大学里参与公共性的实践，包括公共的学术规则、公共的规范准则。
他对大学体制有敏锐的批判，但他对“大学”这个生活空间有依恋。三年级时，他开始为即将重返社会而郁闷。他想继续读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但社会学系没有博士点，我那时也不能带博士生。他又探寻过出国途径，终无果。所幸，心诚至灵，最后他幸运地被许纪霖老师招入门下，这让他得以再续大学梦。
我的榔头也没有吓走他。即使是在去历史系读博后，在我的研究中心，他俨然是一个编外助教。05年秋季我开“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选修课，他打来电话，希望我将课安排在晚上，以便他下班后过来参加。我因时间上不便而未允。06年春季，我们的“城市更新与市民生活重建”课题研讨活动开始，每周二晚上集中。他得知后便赶了过来，边参加讨论边不客气地在敲打他的学弟学妹们。不曾料想，第二个星期，就在周二那天，他被确诊病情复发。心有不甘，他告诉一位师弟：“今晚上的讨论我还是要去的”。我们为他准备了盒饭，但他到底没能过来。
那以后，他一直还在帮我训导他的学弟学妹们。学生们告诉我，他们每次去看张刚，与他聊，总有刺激和收获。他还拿自己的心得、教训现身说法：“你得沉浸到问题里去”，“你得住到那个点上，在那儿泡两个月”……
这两天我在想，他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他的本性使然——思索、讨论、热忱助人本是他的存在式样，但也何尝不是他寻找寄托的一种方式：他是期望他的生命能在学弟学妹们身上得以延续，连带他对学术王国、思想殿堂以及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留下了遗言：将他的书籍（一千二百多册）捐献给社会学系。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何其有幸，竟能获得这样一份馈赠！在对张刚父母的捐献行动表示答谢的《荣誉证书》中，我写道：“张刚同学优秀的品质、杰出的精神，将激励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勤勉向学、生生不息”！
版主米老排
张刚一直活跃在网络上，早有受仰慕的文名和不少的粉丝。但我知道“米老排”，最初是因为我的教学论坛《城市社会学》。张刚是理所当然的版主。他先一步登堂入室，然后教我怎样注册、登录、入主这个虚拟的教室。他曾欣欣然想要把这个版块办成社会学系的公共BBS，也曾想把他“道上的”的朋友拉一批过来。不过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并不是想到的都能做到的，不免有点怅然。
版主米老排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发言者。他每有发贴，总有些独到的所感、所思，他是连诉说“郁闷”都会带点黑色幽默的。与其他网上以生动的美文侃人生、以宁静直白的文字谈疾病的米老排不同，在文化研究网上，米老排主要表达对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及学术现象等的看法。
因为这个网站，让我对张刚的另一些方面有所了解。也因此，师生之间多了个交流的平台、多了一些话题，或者说有了一些专业以外的对话。
张刚不掩饰他对这个网站的某种失望。首先他觉得这个公共空间的背后，有一个文化人的圈子，这个圈子带有较明显的“主义”色彩。另外他也了解到网友主要是中文系的师生，他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分析路径过于单一了。他因此心生退意。我没有答应他，劝他说：不要把“新左”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看得那么重，没有“思想”或没有“分歧”才是最可怕的。同时我也告诉他我当时的一些看法：中国目前的思想、主义之争虽然相对于70年代末、甚至80、90年代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对知识分子认识、判断现实也非常必要，但许多东西其实并没有超过20、30年代。国家之恶与资本之恶都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中国的真正的问题是可能抑制这些“恶”的另一种重要力量“社会力”的缺失。离开了这个问题来谈以国家权力谋“公平”，或以市场、资本谋“自由”，都甚为可疑。其实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真正将“平等”、“公平”或“自由”视作为终极价值意义上的目标本身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很多时候“主义”不过是被当作了顺手的批判武器，或者是被当作了民族国家目标的有效手段。
也因此，我希望张刚不要放弃建设“社会”、“公共空间”的任何一点可能，包括我们小小的网络平台。记得我曾跟他讲过：你试试换个角度看问题。这里的这些老师毕竟是在“金钱”、“地位”之外关心着“精神”、“主义”、“问题”，这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这儿形成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这种存在在如今的大陆中国也不多见。另外，据我所知，色彩单调其实与平台搭建方和参与者构成的某些结构性局限有关，倒不一定是他们刻意想要的结果。所以，在这儿、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一种存在，这些本身就有意义。
和许多学生及年轻知识人一样，张刚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权力压迫以及知识界的腐败和犬儒等都有敏锐的感受和批判。他在文化研究网上有发言，在其他网上也以各种网名表达他的不满。在欣赏他的思想性的同时，有时我会将他作为讨论对手。这种对话有时会给学生构成不公平的压力和不适宜的否定。他崇敬鲁迅，但我觉得“鲁迅”更适合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批判精神、一种思想资源），而不适宜年轻人用以境遇自况、或情绪排遣（我是这几日看他文字才知晓他大学时代竟也曾因内心郁愤而赶来上海在鲁迅先生墓前站立半日），而且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是需要加以反思的。他那篇“大狗不叫小狗也要叫”的贴子在我们的教学论坛贴出来后，我一面跟贴呼应、支持他对校方的批评，同时针对他对师大教授为什么不站出来的指责，随手砸了他一榔头。我说我理解的“自由”概念应该是人有表达的自由，也有不表达的自由。事后，在研究室里，我跟他有个一次较认真的沟通。我提到，在中国知识界的派别争端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发言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以自由为名义的专制和暴戾的性格，还提到了逼人“表态”曾是中国政治压迫的手段，讲到我敬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的教师和民众明知政治反抗会流血还鼓动学生上街这种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我认为，“犬儒”可以作为现象（普遍的态度）、作为“主义”去批判，但不宜被用来指责具体的人，尤其当你明知道行动对人可能会有的危险时。那以后，张刚曾在跟贴中表示自己确实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想来，对于我的一些一本正经的言谈或随口而发的谬论，他有不适、有保留，也有较认真的思索。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学者、知识分子，张刚有他的期待。他写过有关社会学者角色责任的文章，认为经济学者关注经济效率，而社会学者应该关注社会公平。跟许老师读博后，许老师曾布置他写一篇关于米尔斯《权力精英》的书评，他跟我说：“这篇书评应该由陈老师你来写的。我觉得在中国你很像米尔斯，关注底层，挑战权力”。这儿我鼓起勇气将这句话写下来，一是想将张刚的鼓励当作一面镜子悬在这里。同时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被视作为张刚当初选择社会学的初衷的，这也是他甘愿接受学院规训的价值支撑。
此外，我也觉得，张刚是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担当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陈教师你应该写社会评论的”。有一次他在论坛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希望。我跟贴开玩笑说：“当学生的倒给老师布置起作业来了呀？”后来有一次他在总论坛上发贴希望大家关注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二套住房”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有不少同学参与讨论。我随后也写了一个帖子跟进。张刚见贴后，给我发来了一个邮件，说因为怕发贴再被说成是学生给老师布置作业，所以改为写邮件吧，还是希望陈老师多写写这样的社会评论。我解释说自己性格不适合扮演公共知识分子，写东西也比较懒惰，好像还说过怕编辑删改之类。算是为自己的逃避行为作了些辩解，心里其实是有些虚的。
张刚自己经常写各种评论，有一些是关于知识界的争论的。但我有点不以为然，我说学者的一些破事不值得你那么认真的。另外我也担心学生卷进去会染上文人习气。今天想来，张刚其实是对学术批评有兴趣，也有意在这方面试身手的。真正的学术批评、文化评论，在今天的大学内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可是就有像我这样的老师，自己缩在象牙塔里不算，还想着要为学生划圈设边界。
当然张刚有他的成熟，也有他的坚持。去年在病中他还上文化研究网发了个批评毛尖老师文章的贴子。虽然遇到了一些爱师护师的网友的批评，但其实许多新网友正是因为这个帖子而记住了他。网上的老师们也因此而更了解了他。王晓明老师曾几次跟我提到米老排的正义感，希望我能让米老排来做总论坛的版主。这几天，文化论坛上的网友们，也从张刚遗下的文字中重新认识了“米老排”。他曾是文化研究网上的一个异数，今天，他成了这个公共平台上的一个传奇。
现在，“米老排”再不会上网去写社会评论、学术评论的帖子了。但是他的学弟学妹们开始活跃在文化研究网上。张刚病中还在帮着策划、设计的都市研究网，也已经改版扩充。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米老排”，将会思考：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怎样去参与这个社会、关心这个世界。
他的这篇书评“官僚体系、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的危机”后来发表在《中国书评》第一期上。
纪念一个陌生的朋友！
作者：顾荣军
我看过米老排的一些文字，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坚强，豁达，热爱生命。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思绪逐渐混沌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描绘着“生”的希望。
他说：“命运有很多限制，可是，不能自我设限”。
我送三张图给他，是我真挚的祝福，祝愿。
祝米老排在另一个世界，如鱼自由来去
米老排，你不会孤独，有温暖，有明亮跟与你相伴。
米老排，这么多年你已经创造了奇迹，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关心你。来世还会有很多人想认识你！
最近看了于丹的庄子《生死论》，有些感慨。
庄子说一个人的生和死只不过是人生的两种状态，然正确的看待生死，又谈何容易？
于丹说：人的一生如背着行囊回家，家住在八十层。当爬到二十层时觉得行囊太重想先将它寄放回头来取，轻装再发继续往上爬。
到了四十层，累了，开始抱怨。
到六十层，知道抱怨毫无意义，平静了，再爬。
终于到了八十层，以为到家可以安心休息了，可悲痛的发现钥匙还在二十层楼的行囊里。
这钥匙就是人生的理想。
我们很容易在年轻岁月里将理解丢掉，还未放飞，生命就结束。
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在哪里？今天夜里，我在想这个问题。
引用：米老排在离开前的文字
我得承认，我的生活中遭遇过重大的挫折。
那时候我会对自己说：看远些，再看远些！一两年的前景虽然黯淡，但只要挺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正是因为这份微薄的信心，我走了过来。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喜欢在傍晚坐在田野里，看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山背后是什么？是古老的县城。县城的更远处呢？……正是因为这种对远方的好奇，我才一步步走了很远。
如果以我的出生作为出发的原点，未来的时间的后面，又会是什么呢？也许比现在更好，也许比现在坏，但至少还有希望。所以此刻，我对自己说，掂起脚尖，看远些，再看远些！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拥有生命，拥有健康，多么好啊！
悼念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作者：黄瓜皮蛋汤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人不带功利目的去读书了。我自认为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在很多同事、朋友看来不可思议，我知道对他们解释是没有用处的，于是后来就告诉他们说我为了很功利的目的才读书，他们才满意地罢休，认为我还有幸还没成为神经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有时候显得很孤独。所以当我一个半月之前看到一篇题为《人生，因读书而庄重》的报道稿之时，我立即对主角张刚肃然起敬。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知道自己身患癌症，只有几年生命之时，毅然决定读研究生，这种非功利地读书、纯粹求知的精神让我的敬意油然而生。知道是同门，我立即打电话给另一个同门，我说我想认识他，想约几个同门一起去探望他。
第二天，我们几个人步行去他租住的寓所。他的寓所在苏州河边，离学校不远。房间很旧，只有一个单间，据说还有一个厕所和厨房，每月租金是700多，据他说这个价格很难租到这样的房子了。前一天他才在医院化疗回来，坐在窄窄的单人床上，被子上放着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很虚弱，脸上肤色苍白，而且脸上有一些小痘子，不知道是否因为生病的原因。他是山东农村人，妹妹今年大学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现在他妹妹和爸妈都过来护理他了，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他的骨癌已经转为胰腺癌了。
我们几个平时话很多的人在他那里说话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合适。最年长的师兄因为和他同级，所以之前有些交往，为了打破沉默，搜肠刮肚找话由，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其实我们都觉得这些问题问得前言不搭后语，张刚倒是简单几句话就回答了。由于他的坦然，我们渐渐不那么拘束了，谈得比较欢畅了。我们谈他最近读的书，谈考试，谈教育。
从他寓所出来，我们都觉得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应该希望很大。
今天接到同门电话，说张刚去世了。我当时心里猛然一惊，狠狠地痛了一阵。即使我们有心理准备，当这个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难以轻松接受。整整一天，我情绪都很低落，心里憋得慌。
晚上意外看到他的博客和他的一些文章，发现他真的很有思想，决定为他写一点文字，为他送行。可惜才发现他的网名和博客，不然我可以与他更多的交流。
这里介绍他的博客：生命绚烂如夏花绽放
他叫米老排，这里可以搜到他的好多文字：米老排个人文集
死亡让一切变得既渺小又伟大
作者：悟空孙
我一直以为这个年对我很特别，我也确实是在痛苦中度过了这个新年。可我忘了，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有些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另一些人，也即将上路。真的，每一天都在生与死。每一天都有新的留恋和告别。只不过，有的像昙花开放那样突然。有的却像小草，静悄悄地生长。
刚才在论坛上看到米老排病危的消息，一下子很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跟老排没有什么交往，只在网上见过。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个骨癌患者，也不知道他在得病后依然坚持理想，考研，读博，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不断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禁不住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办？我是个多欲且躁的人，没法像他那么简单达观。我也不是个坚强的人，我甚至经受不起掉发的打击。不过我却隐隐觉得，当死亡正向我走来的时候，也许我也会变得平静而淡然。也许到了那时候，死亡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成了一张车票。上车，只是时间早晚。
米老排的故事让我多少有些释然。这并不是说我把他当作比较对象，可以获得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理安慰。那让我很不齿。而是说听到这首生命和死亡合奏的交响曲，我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在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渺小无力。然而在生命面前，万物又都变得伟大，充满活力。生命是一个个个体承受的，但又不只是个体所有的，爱就是生命与生命相连。人难免有些自私，但如果我们都不仅仅停留在一己之躯上，我们将拥有更多的爱，也就拥有更多的生命和更大的快乐。生命很宝贵，生命的相遇很难得，我想我应该珍惜并且献出更多的爱。把割舍不下的感情放在头顶这片浩瀚的星空里，整个宇宙与我们同在。
人生总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有挥之不去的伤痛。这些都是生死之间的风景，就像不停穿越隧道的火车在明与暗之间交错。我和她的感情将换一种新的形式延续。青山依旧在，也没有失去什么。我现在只希望再次相遇时看到一个淡淡的微笑。我也相信不管怎样，米老排的生命也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下去，向前伸展他曾经流淌的痕迹。
生生不息……
2007-2-27
走好，米老排
作者：赛兮
对我来说，他是个传奇的学长
最早一次见面还是我读本科时，f老师组织的一次饭局上，大概是03年，彼时他是f老师的研究生，对我而言是才华横溢富有传奇色彩的才子，早就听说我们有位师兄从科大的理科系考到我们系来，一见面才发现果然目光如炬，言之有物，只是未免显得严肃了一点
等到我开始读研究生时，跟着f老师，他的大名就经常贯耳，在seminar上，老师会举他为例，虽然有时候是“反面”例子，因为他读书太多太杂，把自己都要绕进去了。但此时他已经不属于本系，而是上升至许老师那边为博了，至此，他的传奇经历又多了一层，本科物理，社会学硕士，历史博士，每当我们讨论到这个历史的博士时，都会肃然起敬
再然后，到06年，听说他染疾，跟同学一起去徐汇区中心医院探望了他一次，我不是个擅长安慰别人的人（这已经在长期的实践中成为真理了），尤其是面对探病离别时，我都说不出什么漂亮话，总是看上去很讪讪的人，想要调节气氛也会弄巧成拙。幸好那次探望没有出什么乱子。他也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消瘦（彼时是我第一次直面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大家一起说了一会闲话，谈到玉佛城业委会事件时，我们几个都知之甚少，他很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教育我们回去多了解了解情况。
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依然是他与人交谈时的双目直视和郑重其事
接着就是漫长的治疗和煎熬，时常在msn上与他不咸不淡的聊几句，觉得他有时候虚弱有时候略好一些，知道他在受折磨，但从没想过事情会朝着什么方向演变（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自己潜意识里也不愿接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直到今晨，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说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很惭愧，在他离开之后才开始看他的博客，去四处搜索他曾经与人碰撞时擦出的火花，一篇篇贴过来，做一个在线文集，借搬运的便利，我一篇篇的看下来，说句肉麻的话，我好像重新认识他一次，重新认识了一个名字是松树长着大胡子男人的内心。看他曾经的风花雪月，看他在网络上快意恩仇，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在与人交流癌症时的坚强，米老排这个名字，对于天涯医院上的很多癌症患者及家属来说，是乐观者的代名词，是生的希望
死亡如此残忍，让曾经触手可及的体温变得冰冷，让我们在失去一个人的时候再意识到他的可贵。
这是他的最后一篇博客，至此，我们所能为他做的，便是珍惜自己的所有，好好活着
生命如夏花绚烂绽放
作者：严重单刀
也就在昨天，我才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见过老人的去世，却从没有这一次让人难以平静。一个生龙活虎的人竟然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也就在昨天，我才第一次感受到鲁迅为柔石们的死所承受的巨大悲愤。当青年，我们的同龄人就这样离开时，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是否也该有新的感悟。
仔细看了老排的文字，每一篇都是那么充满活力，即使他最后的文字，也让人感到头顶上颤巍的火光还在勉力地燃烧。这样的坚韧我是做不到的，也因此更加敬佩，更加怀念。
从未见过老排，也从未和老排聊过，在我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平凡书生的老排，没想到他的文字竟然是拖着沉重的病躯写下的。想想，就在这几年，在我们这个冷清的坛子里，一个生命是那么地活跃。年轻人的饱满的诗情，挥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视线中。对时代、人生有着担当之心的人，对爱有着深切感知的人，却难以让自己的梦想持续。
这两天脑子里一直想着老排，想着柔石。在英雄的时代，死亡是可以气壮山河的。在我们的时代，老排的死是那么地平静。网上的文字是亲友们的哀思，可是不久又将沉没在茫茫的互联网大海中，而老排的那个博客，也将永远地失去主人。就是这么平凡。
老排的文字和他的生命照亮过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可是许久之后，世界上谁还记得他呢？当我们奉上自己的薄奠之后，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像老排那样，“生命如夏花绚烂绽放”？老排让我们“好好生活”，我们真的能做到么？我感到悲观。
我们正在被不知名的力量推动着，进向一个不知名的方向。老排的死只不过让我们驻足片刻，它撼动不了这个世界的法则。一个平凡的人，他的价值不只在于写了多少文字，照亮了多少人的心灵，更在于他曾作为平凡的人认真地生龙活虎地生活过。
在这一刻，让我来书写死亡——写给张刚君
作者：吴冠军
2006年4月18日午夜，墨尔本狂风呼啸。我钻进被窝后，思绪却有如那窗外狂风一般
，席扫整个脑海，压得它无法成眠。辗转间，几个小时已逝。骤然发觉胃咕噜得难受，只得起身在厨房架上翻找出一些可以直接啃吃的物事，以填补那个空虚的器官。再倒身床上，天已蒙蒙发亮。迷糊间，却被一阵强烈的呕吐感刺醒，闯进卫生间，耗去全身之力空呕了几十下……九点十三分，再度倒在床上，体内五脏六腑根本不似属于自己，全然无视身体的“统一协调”，仿似它们是从外部刺入体内，专事颠覆那（虚假的）“统一性”：用齐泽克（Slavoji?ek）那颠倒自德勒兹（Gills?Deleuze）的术语来说，它们正是一堆“organs?without?bodies”，即，没有身体的器官。
在这样的时刻，思考“死亡”，也许是最贴近的。当一个人在病榻上感受死亡来临之时刻，也许，正是那样的“organs?without?bodies”全面接管“身体”的时刻：他/她那原先被体验为统一整体的“我”——那个镜中所表现出的身体协调统一各个部分的“格式塔”（gestalt）影像（即被视作一个整体的“镜中我”），正迅速地分崩离析：每个器官，都开始不服从“整体协调”而“自己”运作，同“身体”的“指挥”对着干
……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医学实际上正是以下述方式来阻缓“死亡”：即用各种药物来去除器官的“主权”（内科），或设法摘去那些“不服从”的器官，乃至重新植入（来自别的身体的）“听话”的器官（外科），使整个“身体的统一性”最大程度上得到“重建”。
然而，人的必死性，却标示了那“没有身体的器官”在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本性状况（从对“镜中我”产生反应之前的婴儿状态、到即将逝去的最后时刻）。而“格式塔”式的被体验为整体统一的“身体”，则远非真实的：根据精神分析，这种整体性的“（镜中）我”，根本上是想像性的，乃至符号性的。恐怖的“知识”
4月18日下午，友人申佳陶君在MSN上告诉我：“张刚病了”……“他2000年得了骨癌，当时切除了，稳定下来；未料今年又查出了胰腺癌，还是晚期”……“他是中科大毕业的，以前做程序员的，后来因想做喜欢的事情，就考了文科研究生，在华师大读书，现在是许纪霖老师的博士生”……
这几句话，把我整个的思绪，一下子带入到了墨尔本的狂风之中。我与张刚君，并不熟悉，甚至并不算认识（印象中只在饭桌上见过面，且未有过直接的对话）。他与我的符号性关系，便是好朋友的好朋友；或从入门师从角度来说，他是我的师弟（他追随纪霖师较晚，年龄上也小我几月）。我深深知道，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一个29岁的博士生突然发现患上晚期癌症的“故事”，并不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除非故事的主角是“名人”、“明星”、“超女”……然而，我在这里所要吁求读者们的，并不是去关注他，而是去变成他——将自己置入到他的情境中去，让自己去无可回避地直面死亡、直面那“大限”将临的时刻……
今天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以乔姆斯基（Noam?Chomsky）为代表人物——对全球化统治与美国政治的一系列批判，实际上隐秘遵循着这样一个逻辑预设：即不需要去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只要告诉人们那被媒体所掩盖的事实性“真相”，批判的工作就达成了。然而，今天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实要远为复杂与狡诈。在这里，问题的吊诡便恰恰在于，人们并非总是想要“知道”。比如，今天的许许多多人们，并不想要“知道”太多的政治操作，他们服从性地接受规制、交纳税收；尽管他们很清楚政客们在玩着各种“肮脏游戏”，但具体你们怎么玩，他们并不想“知道”；只要他们自身不受到影响，即国家/国际层面上的那些“脏活儿”没有直接涉及到他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而是积极地——没有兴趣去关注政治。这就是今天那些左翼“批判”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普遍化的政治冷漠，人们并不想“知道”。如果我们再将分析向更深的层次进一步拓展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存在论的层面上，人们并不想“知道”自己具体的“大限”日子。换言之，最恐怖的“知识”，不是存在论上的人的必死性，而是被确切地告知——死亡将于何时具体地降临自身……
于是，当知识分子们争相批评那以“无知者无畏”为标榜的“王朔”写作的流氓气和痞子气时，实质上，那种“无知者无畏”的痞子原则，却恰恰正是今天许许多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隐秘奉行的根本性原则：即，通过“无知”来使自己远离那惊骇性的恐怖（从而便“无畏”）。而反过来说，王朔将今天的知识分子们称作为“知道分子”，本身便也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并非如这位以“无知者”自冠的作者所以为的那样，那么的想“知道”……
灾难的去灾难化
我把此处隐秘运作着的意识形态操作，称作为“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在后“9?11”的今天，人们普遍意识到，灾难——归根结底即死亡——并不遥远，且不去说那些癌症、爱滋病等等的“日常绝症”；然而，人们却又都隐秘地深信，那些“并不遥远的灾难”，并不会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那永远是报纸上网络上关于别人的“故事”，是别人在遭受恐怖袭击、是别人在遭遇洪灾海啸、是别的人在感染萨斯禽流感、是别的人在承受肿瘤白血病……而我们，则至多是对他们予以关注、乃至关心（但因为我们也很“忙”，所以……）。
在这种“灾难的去灾难化”之隐秘操作下，今天那越来越多的灾难——关于各种灾难的铺天盖地、接踵而来的报道，反而使得人们进一步地在意识形态层面（而非存在论层面）上“去灾难化”，即对（别人的）灾难的日常化平常化。“张海迪”时代的那种“英雄化”的“海迪姐姐”现象，在今天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完全不复有再现的可能。
在进一步的考察下，今天那所谓的“反恐战争”（War?on?Terror），不也恰恰便是这样一种“灾难的去灾难化”操作？一方面，“反恐战争”宣告了一场将会长期延续的战争状态，即一种恒久的非常状态。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恒久的非常状态本身，恰恰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日常的“常态”：除了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取得了更强大与绝对的控制力量外（透过红火至今的美剧《24》，这种控制力量之纵深程度便可被洞见一斑），人们还是如平常一样地生活，白天依旧衣冠楚楚地上下班、晚上夜总会照样色彩迷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进行具体的一场场战争之前，这一“反恐战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便已经在隐秘地进行着“反-恐”的操作了：即通过有效地将恐怖性的灾难逐渐转化为一种日常的常态，而最大程度地将恐怖不知不觉地去除干净了，而真正实质性地保留下来的，则惟是那政府对社会的空前强大的控制力量（别忘了小布什政府和以前的里根、老布什一样，恰恰是以主张推行“小政府”而上台的）。
正是在对抗这种意识形态操作的意义上，我呼唤本文的读者们并不只是关注张刚，而更是要去变成张刚，即将自身置于他人的灾难之中。申佳陶给了我一个网址，那是张刚发现自己再次患上癌症后在“天涯”论坛发的题为《29岁，博士，胰腺癌晚期，求助》的帖子、以及他对网友的回帖：
……这几天查了这种病的资料，确定了目标是：在保证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尽量延缓生命。具体说来，在三项条件（“巨痛难忍、无力做事、无药可医”）达到之前，要努力配合医生做各种治疗；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我想放弃治疗，自己进行安乐死。怎么安乐死，倒是需要认真听取各位建议。谢谢了。……不要难过啊，上天对我已经很厚爱了，我的生命质量可以说是相当高，呵呵。……谢谢各位.我查阅过文献，最初的肿瘤90%以上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这不是人力之所及。顺应自然吧。……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尤其是2000年第一次生病以后，我还有缘来到师大读书，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觉得很幸运。……楼上朋友的意见，我也考虑了很久。现在的博弈是：A、不开刀，转而其他治疗，大概在1年之内死掉；B1、开刀，无法切除，元气大伤、耽误了其他治疗的时间，大概在未来3、4个月以后死掉。B2、开刀，可以切除，能够存活1～2年，代价是生活质量的部分下降。而根据目前的信息，出现B2的概率大概是60％。尤其是我的状况越来越差，概率会变小。所以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很难说哪种选择是正确的。到了这种时候，也许才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肯定会根据性格做出自己的选择。……
以“关注”的眼光来读它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会对张刚的遭遇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然而，惟有以“变成”的眼光来读这段文字，张刚对待“死亡”的崇高态度，才能真正地被感受到（感-同-身-受-到）：借用德勒兹形容福柯（Michel?Foucault）的术语，我想将张刚的这一态度，称作为“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他完全知道，灾难（死亡）即将降临自身；但他却是积极的、平和的。在他的文字中所透出的那份积极，恰恰来自于：他直面了那最根本性的绝望，即一个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
未知死，焉知生？
记得齐泽克曾叙述过美军在越战中的一个小故事：四名美军士兵被指派一个高度危险的任务，他们有两种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可以选择，执行第一种方案，每个人的死亡可能性是50%；而在第二种方案中，某一人选择死亡，但能够以此换得其余三人的生命安全（即死亡率为25%）。结果是，这队士兵最终选择了第一套方案，那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确知自己将100%死亡的“未来”。于是，他们情愿选择那多死一人的方案，但至少每人都还抱有“希望”，即“博”自己在那50%存活的行列里……
在上述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灾难的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操作：那队士兵之所以选择那显然的“糟糕方案”（死亡率增加一倍），正是因为他们心底均隐秘地坚信，那最后死的两个人，将不会是自己……而眼下正在热播的美剧《24》第五季中，有这样一个表面上与之相反的“英雄情境”：反恐单位（CTU）的整个大楼被潜入者施放生物毒气，包括主角在内的十几名CTU人员及时躲入了三间密封室中，然而若不去改变计算机的设置，他们也将在十几分种后死亡；而只有一间密封室，离机房的距离是在憋住一口气能够到达的地方。在电话的商谈中，那间位置最近的密封室中的两个人，最终在其余人的要求下决定自我牺牲。《24》中这“英雄性的”一幕，其实同前面越战中的那一幕并无实质性不同：那两人选择自我牺牲，恰恰是因为：即使不那样选择，自己仍是100%会死亡，而选择牺牲，则至少可以使自己成为拯救那剩下的幸存者们的“英雄”（其中一个牺牲者在电话商谈中还曾质问其余人：“我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你们编好的呢”）。
而张刚却以一种“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彻底穿越了在上述两种情境中隐秘地支配着行动者们的意识形态操作，孑然英雄性地直面那彻底没有“希望”的绝境，平和地谈论着死亡、谈论着“活到现在”的奇迹、谈论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先贤孔子尝言，“未知生，焉知死？”然而，这句话本身最大的局限，便在于那“在场的中心主义”，即专注于那在场的“生”。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将这句上古谚语颠倒过来——“未知死，焉知生？”正是那缺席的“死”，结构性地从外围构成了那在场的“生”。更进一步，从拉康（Jacques?Lacan）所提出的“ISR”三重结构（即想像、符号、真实）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话，“生”实质上总是符号性的和想像性的，而惟有“死”，才标示着前语言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但不应忌讳言“死”，而恰恰应是相反：努力地、英雄性地去直面那根本意义上不可能被“言说”的死亡。不知死日，侈言生耳！
于是，一个穿透今天意识形态操作的激进行动便是：追随张刚，从“死日”的立足点上来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次次地庆祝那无法由自己选择的“生日”，一年一年惶恐地往“上”计算。然而，为什么要等待医生来告诉我们他/她所预期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死日”？为什么要在死后由别人来为我们写上一个“卒于X年X月X日”的记号？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生活中去采取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即选择一串自己喜欢的数字（如“2058年9月20日”），来为自己设立一个“死日”（或者说“大限”之日），然后每一年倒数性地往“下”迎接这个“死日”？因言说（真实的）死亡之不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符号性地来设立——或被设立——“死日”；而一个激进的追问便是
：为什么我们竟从来是如此顺从地接受自己“死日”的“被设立”？
这一真正越出今天意识形态坐标的“疯狂”行动（即设立“死日”），使我们将那“灾难的去灾难化”意识形态操作彻底颠倒了过来：不是对那种种“并不遥远的灾难”去作“去灾难化”的意识形态掩盖与自我欺骗，而是去恒久性地直面那根本性的灾难（死亡），时时刻刻在心头对它作着创痛性的咀嚼。“16岁的花季”此时即意味着，（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自己还剩有16年生命；而现在唯一的问题便在于，你该怎样来把握这一“花季”，怎样来感怀那“活到现在”的奇迹，怎样来创造那一生中“更好的时光”
只有遭遇死亡，生命才刚刚开始。谨以此句，与张刚君互勉！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追忆张刚
作者：VERON
早上收到XU老师的短信，张刚于早上5时平静去世。虽然一直还是期望他能熬过这一关，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真正的永别。
前日写的一点关于张刚的文字，希望能弥补我未能最后探望一面的遗憾。
突然间，心里空空的。
昨天在一个朋友的BLOG上看到他近乎临终式的告白，他的病情已经恶化，手术已经无法保证延续他的生命。今天接到老师与朋友的短信，才知道他几近弥留状态，往日熟悉的师友都已不认识，我三号才回沪，恐已难有最后一面。
回家前探望他，他虽无法进食，但是精神还算正常， 我还兴致勃勃的推荐他读尼布尔的《历史与人的命运》，他对生死的体验，已远超我等，读那样的书，获得的慰籍应该更为贴切。年前几日，我还在网上询问他，他说已在网上订购到该书，应该马上就到，不知道他后来读了没有，又有什么样的体会？
他第一次入院的时候，他让我带些书给他，我挑了一本郑鸿生老师送我的《青春之歌》送到医院，于我而言，挑中此书，意义在于含蓄的向这位朋友致敬，他对于知识的向往，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怀，颇贴近那本书中所描写的那群台湾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青春形象，我不知道他后来读过没有 ，也来不及询问他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我虽然和这位朋友并无太亲密的私交，但是在他入院前，常有不时的碰头聚谈，我的言谈时常得到他毫不吝惜的认同，可是我却很少去仔细询问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尽管我知道，他对于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尽管那些观点，很多我并不同意，但是我十分尊重他在这些方面的认真态度，至少他是平实而真诚的。
有一段时间和他不大有联络，似乎他的女生缘特别好，经常在女生宿舍前看见他在等待某位女性朋友，我也只是暧昧的看着他笑，他有时会很害羞的说，是在等一位普通朋友。我并不在意他的私人感情生活，因为那属于个人事务，但是我可以想象，在他患病之后如此长的时间里，他一定有很强烈的感情需求，某种他特别在意的爱与友情。我不知道他最后获得了什么，他还遗憾什么。我这样的朋友，只有在和他谈些或许玄奥无比的思想时才显现出某些意义。12月去探望他之前，他发来短信说，他实在太闷，想与我们聊聊天。不过那次的探望由于朋友不少，主题也显得漫无边际。年前的那次探望，和他聊起了克尔凯戈尔，聊起了梁漱溟，聊起了信仰与生死，他显得很有感触，想表达什么，却显得精神不大能集中，我和SH在那里聊的很有兴致，似乎也激发出他一些兴趣。不过如今看来，他已经再无法将他的人生体验，最终返回到学术理解之中，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因为对于思想而言，体验有时候比知识更为重要。
我不知道，3号回去，是否还能见到他。生死弥留，其实是他一直面对而又试图摆脱的日子，我们永远难以理解他内心的挣扎，难以缓解他的一些遗憾。我并不伤感，因为那样并不助于安静的回忆这位朋友。我在他的生命中，如浮萍一般驻留过片刻，拉长时间来看，我们周围的人，都如同这般的相继离开，我只希望，他走的时候，能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哀悼米老排
作者：暖暖
两天前听说一博士师兄因为骨癌去世了，心里好生惋惜。但仅此而已。今天当我无意中看到他的博客时，我震惊了。原来他是这样一个坚强的人，在我的身边竟然有这样的人存在着，而我却全然不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米老排，本名张刚。
出生山东枣庄,
1994年，张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上大学期间，他参加过国家号召的“三下乡”活动，到了安徽大别山地区，为老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9年，他来到上海航天局第809所做了一名助理工程师。工作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大别山区贫穷的孩子。就主动和当地的一所贫困中学联系，承诺支持一名贫困生上学，直到他考上大学。这6年中，他没有因为自己深患重病而放弃。
2000年，检查出患上了骨癌。
2002年，考取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师从陈映芳教授。
2005年，考取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师从历史系许纪霖教授。
2007年1月，当选上海读书节新华杯第三届上海市十大读书明星。
2007年2月28日凌晨离开。。。。。
或许我们身边骤然离开的人不少，也曾惋惜，也曾心痛。但是像老排这样顽强的与病魔做斗争整整7年的人又有几个。
更可贵的是，在面对死亡时他是如此的平静，在他的博客里，他留下了最后的话：
告别
事情的发展让人始料未及，这次去医院检查，情况非常糟糕，我的几乎所有器官都长满了肿瘤，肺部\肝部还有腹腔里都布满了肿瘤。而且全身广泛骨转移，骨头上也都是肿瘤。现在全身没有力气，没办法接电话和回短信，每天在麻醉药中昏昏欲睡。
今天硬撑着回家过了一个年，这是最后一个春节了。谢谢关心／支持我的各位朋友，大家要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活得好。谢谢大家。
有人说上天是公平的，而我却认为上天从未公平过。有的人那么的渴望生的权利，那么努力的生存，却被打入死亡的深渊。有的人虚度人生，甚至危害社会，而他却可以活得潇洒。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像老排这样的好人，为何上天要夺走他。
死者尚如斯，生者何所惧?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浪费时间，不学无术，就是枉生了一条贱命。面对老排，除了哀悼，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鄙视。自己在浪费生命的时候，他却在努力争取多活一分一秒。既然能活着，还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