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哲学观念,王夫之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探讨,可惜王氏的思想一直未能获得真切的理解。学术界一向视之为黑格尔“历史的机巧”观念的翻版。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它忽视了理势合一并非绝对精神这种“无人身的理性”的逻辑展开,而是现实主体行使自由的方式。在此当另以专文论述。

[14] 拙作《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东西文化调和之检讨——论贺麟的文化观》,台北《哲学与文化》二十六卷第八期)对于贺麟的理路作了尝试性诠释。

[15] 依照文题之意,贺文当以介绍唐君毅早期思想为重心,然而其文似乎有意在唐君毅与自己之间做一种比较:二人对王船山的共同推崇,对于阳明学分化之大致相同的见解,对于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共同参与与推动。用贺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唐君毅先生在大陆时期的哲学著作和我的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文章说,君毅先生已被“现代国际学术界推尊为新儒者”,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写自己也曾发表文章勉励中国人民以及民主社会中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成为新儒者。最后引李杜之言“唐先生所阐扬的儒学对传统的儒学亦有新的发展。故尔为新儒学”,但又继之而言曰:“我在一九四七出版了《文化与人生》一书,”书中第一篇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贯穿在其中的核心也是新儒家的思想。我在该书中还指出了儒家思想中诚与仁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并对儒者下了定义,并指出作新儒者的方法和措施,也是上继孔孟之道,下求朱陆相同之点,……”。他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家的身份没有得到理解的弦外之音溢于言表。所以,贺麟在该文最后赞美唐君毅对于中国文化和新儒学有着深厚情感,对人类学术有广博的实践,有一种苦心孤诣的情怀,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自况呢?(案:贺文见于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201—209页)1987年,贺麟为《文化与人生》写《新版序言》时,感慨“国内有的学者”,对他的文章“多不加理会”,甚至作过左的批评,而读到韦政通对其文《五伦观念的新探讨》,则“好似空谷足音”。由此可见,贺麟之遗憾也深矣。

 

[16] 贺麟《文化与人生》之《新版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7] 贺麟《文化与人生》1页。

[18] 贺麟《文化与人生》5页。

[19] 贺麟《文化与人生》6页。

[20] 贺麟《文化与人生》7页。

[21] 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211页。

[22]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323页。

[23] 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139页。

[24] 参见《当代》第39期,1989年7月;《明报》1990年6月4日

[25] 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22页。

[26]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黄进兴《韦伯论中国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载其著《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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