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6]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第261页。
[注17]石元康依据格雷（John Gray）的观点，批评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奠基在法治基础上是不成功的：“哈耶克想把自由建基在法治之上，但是法治作为自由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他又不愿意一权利为基础，因而只好诉诸于同意，可是同意本身就蕴含了自然权利。所以，归根究底，他还是得诉诸自然权利”。参见石元康：《哈耶克论自由与法治》，载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注18]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36-442页。
[注19]参见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第一编，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版。
[注20] 关于消极自由的消极面，柏林从私人领域的角度作过讨论。在发表了影响甚大的《两种自由概念》以后，柏林为了澄清人们对他关于消极自由的某些误解，在《自由四论》的《导论》中，特别谈到了“对消极自由的信仰，与某些社会罪恶是可以相容的”，因为代表消极自由的“不干涉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被用来支持对强者有利的社会政策，他犀利地指出：“狼群的自由，往往就代表着绵羊的死亡”。（参见《自由四论》，陈晓林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第48页）。关于这一领域对消极自由的反思，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讨论。
[注21]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第一编，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版，第44页。
[注22]参见马毅仁：《成者王侯》，《读书》杂志（北京）2001年2、3、5期。
[注23] 格雷：《自由主义》，傅铿译，桂冠图书公司（台北）1991年版，第33页。
[注24]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注25] 参见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公共论丛》，第5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版；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载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花城出版社（广州），1999年版。
[注26]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海口），1998年第5期。
[注27] 参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39-40页；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注28]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12页。
[注29]参见戴维 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注30]关于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关系，前者是社群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二者之间主义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却有某种契合联系，在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在政治上持的就是共和主义的立场。不过，社群主义是一个包括了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整全性理论，而共和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由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分享了许多共同的政治理念，也可以这样认为，社群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一起，成为了共和主义在当代的继承者和最重要的思想代表之一。
[注31]关于与民主相对应的共和主义的内涵，刘军宁有很好的理解，参见《共和、民主、宪政》，《公共论丛》第2期，三联书店（北京）1996年版。
[注3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页。
[注33]参见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se Thecry of Law and Demorcracy,感谢这本书的中文本译者童世骏教授，慷然提供给我尚未发表的部分译稿； 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逢之译，载《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注34]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的序言中提到：“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在这里，卢梭与洛克的地位是并列的，在书中，罗尔斯也多次提到并引证了卢梭的思想。关于罗尔斯和卢梭的思想关系，中国“新左派”的理论代表之一崔之元有专门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是建立在没有财产权的“无知之幕”前提下，因此其对自由主义的重构不是洛克式的，而是卢梭式的，罗尔斯是当代的卢梭，而非当代的洛克。参见崔之元：《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重构》，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注35]目前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指的是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参见吉登斯：《第三条路：社会民主的更新》，郑武国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9年版）。在这两条道路的背后，依然可以看见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思想投影。
[注36] 参见Benjam Barber,Strong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注37]参见哈贝马斯：《论欧洲的民族国家》，逢之译，载《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注38]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注39] 麦克弗森将民主分为四种类型：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均衡型民主和参与型民主。参见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77.
[注40]在90年代初和中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佣者和最重要的宣传者。其主编邓正来一开始以研究市民社会理论著称，后来因为翻译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而成为大陆翻译和研究哈耶克的著名学者。
[注41]参见Benjam Barber,Strong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4，转引自李强：《论两种类型的民主》，《公共论丛》第5期，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1页。
[注42]参见方前福：《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
[注43]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烛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44]参见David Beetham:《马克斯 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徐鸿宾等译，桂冠图书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版。
[注45]《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版，第650页。
[注46] 参见哈贝马斯：《论欧洲的民族国家》，逢之译，载《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注47]关于卢梭的民主思想如何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多数人暴政，中国的“自由主义”有很详细的研究，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注48]参见张蔡舜：《远怀希腊与工业社会：汉娜 阿伦特》，载周阳山主编：《当代政治心灵》，正中书局（台北）1991年版。
[注49] 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逢之译，载《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注50]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51]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有所区别的，阿伦特用的是public realm，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领域的概念，与经济领域完全割裂。在她看来，这种割裂是政治的必要条件。希腊政治的衰亡和public realm的丧失，主要原因是由于近代以来政治（公共）与经济（私人）领域出现了融合，导致了所谓“社会的来临”（the rise of the social）。（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第二章）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public sphere，是建立在经济（私人）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也就是说，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的（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章）。感谢刘擎博士在阅读本文初稿时，指出了这重要的区别。
[注52]参见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北京），2000年第1期。
[注53]参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8年版，第279页。
[注54]参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75-78页。
[注55] 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逢之译，载《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亦参见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se Thecry of Law and Demorcracy。
[注56]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页。
[注57] 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 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4月号。
[注58]参见童世骏：《填补“空区”：从“人学”到“法学”》，《中国书评》（香港），1994年11月号。
[注59]在2001年4月25日哈贝马斯访问上海的学术座谈会上，我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了这一问题。我问：“罗尔斯在与您讨论正义问题时，强调程序正义有赖于实质的正义。您后来研究以宪法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时，是否意味着部分地接受了罗尔斯的观点，有了实质正义的内容？”哈贝马斯回答说：“罗尔斯误会了我的意思。程序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了规范性的内容，有道德的内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与公共的自律。”
[注60]以上三段转述，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系》，景跃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11月号。
[注61] 参见哈贝马斯访华演讲录之一：《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假想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曹卫东译，载《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2001年4月13日。
[注62]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海的座谈会上也向哈贝马斯作过请教。我的问题是：“民主的程序和自由的商谈是否必定产生正义的结果？如果不能，比如无法保证阻止纳粹主义的上台，那么是否仍然要像罗尔斯那样，优先选择正义的原则？”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序，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程序无法保证结果绝对正确，它能够保证的是对结果的推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结果的推测，来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法律。”
[注63]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42页。
[注64]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30页。
[注65]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228页。
[注66]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55页。
[注67]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443页。
[注68]事实上，近几年哈贝马斯在论述宪法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时候，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正义的原则在宪法中的核心地位，而这样的原则也必须根殖于自由的政治文化之中。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 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4月号。
[注69] 有趣的是，倒是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比较关注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批评激进民主派的“制度决定论”。参见萧功秦：《论当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改革观 对“制度决定论”的批评》，知识分子》文丛，第一期，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9年版；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 》，《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2001年1月19日。
[注70]伯尔曼（Harold J.Berman）证明了:现代西方整个法律传统，渊源于上一个千禧年11世纪的教皇革命，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一部：“教皇革命与教会法”，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华特金斯（Frederick Watkuns）则证明了：在古希腊和罗马，由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乏独立的仲裁者，无法一法律来约束政府的行动。中世纪教会的崛起奠定了西方社会双元结构的基础，从此“政府在法律架构内施行统治，并接受社会的道德指导”，而教会成为对抗政府权力、动员社群道德共识的有效建制。参见：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40-41、55页。
[注71]参见Benjam Baeber,Strong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见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95年版。
[注72]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注73] 关于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战，在当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专业领域的学科性话题，而非思想界的公共话题。虽然出版了一些介绍性的著作和文章，如俞可平的《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社群主义在公共认同问题上对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即使在“新左派”那里，也反应平平。唯一例外的汪晖，他对查尔斯 泰勒的“差异政治”多有重视，并以此批评自由主义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的权利观（参见《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载汪晖：《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汪晖的这一看法同样没有得到什么反应。
[注74]最早反思卢梭的，是陈维綱，他的《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读书》1996年12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90年代，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联系法国大革命，对卢梭作了全面的清算。
[注75]参见崔之元：《卢梭新论》，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
[注76] general will在台湾翻译为“普遍意志”，在大陆一般翻译为“公意”，但也有翻译为“公共意志”。我个人认为，翻译为“公共意志”更为确切一些，更能突出其公共性的特点，后来哈贝马斯正是在公共领域层面拓展了general will的内涵。
[注77]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注78]中国老一辈政治哲学家、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形象地用算式解释卢梭的公意、私意和众意：“公意是以公利公益为怀，乃人人同共之意。如甲之意=a+b+c，乙之意=a+d+e，丙之意=a+x+y。所以公意=a。而众意则是一私利私意为怀，为彼此不同之意。因此众意=a+b+c+d+e+x+y。所以公意是私意之差，而众意是私意之合。”参见张奚若：《社约论考》，商务印书馆（上海）1926年版。
[注79]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中，将卢梭的公意的产生过程理解为一个线性的“二度抽象”的过程：首先是众意从私意中聚合而成，这是物理的变化，然后中众意中化合成公意，这是化学的变化。（见《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7-78页。这样的解释未必符合卢梭的原意，从上注张奚若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众意和公意的产生是两个分别计算的平行过程，它分别对应着现代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注80]参见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崔之元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7年版。
[注8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第23、116页。
[注82]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对公共意志的理解和解释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哈贝马斯是在交往行为理论这样一个整全性理论的框架中，将公共意志视作社会公众按照合理的程序，经过公共的辩论和理性的讨论，就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可能达成的共识（参见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se Thecry of Law and Demorcracy）。而罗尔斯则严格限定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讨论公共意志，将之视作是在正义问题上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观念和公共理性（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基于本文的论旨，下面的论述对他们二人的理论不作区分，只作一般的概括性论述。
[注83]崔之元将公共意志形成的过程，理解为公众们是以一种“陪审团原理”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大家以各自所理解的公共意志进行争辩和表决。这一理解很有启发的。崔之元接下来根据卢梭的说法，认为当表决结果出来以后，少数人发现自己所理解的公共意志与多数人不一致，必须承认自己的理解是错的，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即所谓的“公共意志”。（参见崔之元：《卢梭新论》，载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第228-229页）。这一思路依然没有跳出卢梭的局限，依然将一次性产生的多数人意见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公共意志”，要求少数人服从，从而放弃了持续争辩的可能性空间，为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注8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第108、103-114页。
[注85]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注86]参见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时和兴译，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版，第8页。
[注87]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408页。
[注88]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注89]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233页。
[注90]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二十一世纪》（香港）1990年4月号。然而，在现代多元社会中，在一个缺乏公共善的社会中，如何保证拥有各种价值观的社会成员，通过反思平衡（罗尔斯）或者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就正当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公共意志，无论在规范的论证，还是经验事实上，都依然是一个自由主义无法完全解决的弱项，因此也受到了社群主义的尖锐批评。感激石元康教授在阅读初稿时指出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当另外撰文讨论。
[注91]参见本人：《在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背后》，载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广州）1999年版。
[注92]至于规范性的政治文化如何同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乃至各种亚文化中得到支持，这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本文的范围，以后将另外撰文讨论。
[注93]参见刘军宁：《毋忘我》，载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注94]参见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第5 期。
[注95]参见石元康：《市民社会与现代性》，载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203页。
[注96]参见丹尼斯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97]参见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逢之译，《文化研究》第2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注98]原见Benjam Barber,Strong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4，转引自李强：《论两种类型的民主》，《公共论丛》第5期，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11页。
[注99] 参见阿马蒂亚 森（Amaetya Sen）：《伦理与经济》，刘楚俊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0年版。
[注100]参见李强：《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注101]参见Tom Delca,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Apathy,Philan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5.本文转引自徐贲为该书作的中文书评：《冷漠和不参与》，《读书》1998年第8期。
[注102]参见刘擎：《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二十一世纪》杂志（香港）1999年8月号。
[注103]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1992年版，第502-503页。
[注104]参见David Held:《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注105] 参见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第32-33页。
[注10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第108页。
[注10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版，第112页。
[注109]参见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版，第22-26页。
[注110]参见列奥 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下册，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1993年版，第924页。
[注111]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二部分，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
[注11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年版，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