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对西方现代性潜在的批判性反思，基本上还是在精神?价值层面，尚未进入社会政治制度层面。尽管如此，新启蒙运动复杂的异质性内涵，已经预示着终将来临的大分化。事实上，后来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所有变化，几乎都可以在八十年代找到其踪迹和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并不是两个完全断裂的年代，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又复杂的谱系关联。
五、九十年代的分化
1989年以后，新启蒙运动中断，知识分子被迫进入冬眠状态，但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这一反思实际是新启蒙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突发事件迟早也会发生，不过如今是以如此尖锐的方式提前来临。反思的结果使得原来蛰伏在新启蒙运动中的分歧表面化了，思想界的分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另一方面，随着九十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越来越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总的来说，九十年代思想界的断裂是通过三波分化而完成的。
第一波分化是“思想”与“学术”的分化。
九十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检讨新启蒙运动的“趋新骛奇、泛言空谈”，将之归咎于学风的“浮躁”和“空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疏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新一轮的民间学术杂志《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集林》和《原学》等的创办，体现了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转向了学术化和知识化，成为有明确专业志向的学者。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这一学术化转向的知识性产物。然而，这一转向受到了一些坚持八十年代启蒙传统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17，并围绕着“思想”与“学术”敦为优先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18其实，无论是坚持“思想”，还是主张“学术”的，双方都认为“学术”与“思想”一兼得的可能，都赞成王元化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19；真正的分歧乃在于对启蒙的看法上，即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继续启蒙？的确，在转向“学术”的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一批人完全告别了启蒙，尤其是一些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但其他大部分“学术”型知识分子，特别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通过对五四运动中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历史价值的重新发现，实际上对启蒙有了另一种新的理解，即启蒙的深化不能仅仅靠浪漫主义的思想激情，更重要的要有学理的深厚基础；与其不断地追逐潮流，不如对西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学理研究；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必须抛弃立场优先的价值评判态度，而代之于知识论的分析方法，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不过，这“另一种启蒙”至今未被“思想”型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随着思想界的重新活跃，双方的分歧也在继续扩大。第二波分化是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使人们在八十年代所呼唤的现代化目标部分兑现。现实的急剧改变促使新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更深刻的分化。以“二王”（王蒙和王朔）为代表的一些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分子，热烈地欢呼市场经济的来临，将之视作彻底铲除极“左”根源、实现世俗幸福的必由之路；并且以“躲避崇高”式的虚无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形式的理想主义。20而另一些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的文化批评家，将中国当时所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解释为一种普世性的“后现代文化”，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现代性”已经终结，一个与世俗社会拥抱的“后新时期”正在降临。21与此同时，生活在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金钱文化和商业霸权对文化人和人文事业的压迫，他们在1994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人文精神系列对话，旨在重新高扬文化启蒙的旗帜，回击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市场社会中重新寻回失落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因此与上述两批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分子发生了激烈的论战。22后来，人文精神的拥护者中，遇悄悄地分化为两支：温和的一支秉承“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传统，继续从知识论的层面反思现代化的幽暗面；另一支以“二张”（张承志、张炜）为代表，以一种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姿态，激烈抨击世俗社会，并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粹主义。23
第三波分化是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分化。
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出现了“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复杂格局，24这就使得具有现实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分歧。一些原来属于启蒙阵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同“后全能主义”时代的世俗社会主义，致力于设计威权主义的现代化国策。这些知识分子所热衷的不再是公共思想的创新，而是在理论界获得意识形态霸权，事实上已经与我们所讨论的思想界无涉。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997年底开始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公开对峙。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25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的发展，首先源于1989年以后思想界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反省，1995年以后出现的“顾准热”也有力催生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26到1997年，哈耶克的两本重要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主秩序原理》中译本的出版，在思想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很快成为畅销书。而自由主义的同人刊物《公共论丛》在介绍自由主义学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作为显学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谱系中比较保守的一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其在中国的实际推动者有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过来人，也有新一代的政治学学者，他们坚持启蒙的旗帜，致力于落实现代化目标中至今没有兑现的思想自由和政治改革，并且将落实个人财产权和实现经济自由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27至于其对立面“新左翼”，28本来也属于新启蒙的阵营。其较早崛起的海外一支主要是目前在美国留学或任教的中国学者，他们受非主流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烈地批评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走一条“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291997年底，“新左翼”思潮在国内获得了有力的呼应，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其富有挑战性的敏锐思想，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此后他以独挡一面的悲壮，连续撰文从学理上全面分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格局，揭露在“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并试图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30如果说在这以前当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仅仅局限在精神/文化层面的话，那么“新左翼”已经将这种批判性推向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层面。令人关注的是，“新左翼”中激进的一部分，重新引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学说，主张在中国实行激进的民粹主义民主。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新左翼”，这处于两个极端的知识分子阵营，至今没有展开象样的正面交锋，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观念的，也是利益上的，31更是知识话语上的，32而后者的不可通约也许是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断裂。这一分化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卷入这一本世纪末最后一场思想的大论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兼顾自由与公正的中间知识分子，以西方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依据，正在酝酿寻找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如果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最终能异峰崛起并产生良性互动，将有助于缓和目前中国思想界的两极化对峙，重新找到对话和讨论的共同基础。
总而言之，到九十年代末，中国思想界通过三波分化，新启蒙运动所建立的脆弱的同质性已经完全解体，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指向、还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断裂，变得不可通约。一个统一的、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思想界不复存在。新启蒙运动解体了，就象当年的五四运动一样。难道这就是无法逃脱的历史宿命？
附注：*本文的部分内容承蒙与刘擎、罗岗、薛毅诸位学友共同讨论，多有启发，在此谨致谢意。不过，若有错误之处，仍由我负责。
1998年冬
注释：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详况，可参见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吴江著：《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第5-10节（香港：镜报文化企业出版公司，1995）。②关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两种表现形态?唯物论的科学主义和经验论的科学主义，以及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意义，刘青峰作了很好的专题研究，参见《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1991年4月号。③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阐释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变迁过程：“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思想界着，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至矣。”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6。④参见王若水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丘石编：《中国当代解放思想的历程?解放文选（1978-1998）》（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上册。⑤周扬报告的改定稿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有关报告的起草情况，起草人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都撰写了回忆录，参见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页414-474。⑥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有三个民间的文化学术团体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分别出版了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和系列丛书，中国文化书院通过函授、文化讲习班和出版物发挥着影响。上述团体和出版物都多少具有同人的性质，而1979年由三联书店创办的《读书》杂志，作为民间的一个公共领域，一直保持着它的非同人性质，在整个八十年代，它的作者群经历了两代人：在1974-1975年之前，，主要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以后，主要作者群变为更年轻的新启蒙学者。在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青年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过文章。此外，到八十年代后期，还有更多的民间丛书或杂志出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北京的《二十世纪文库》、上海的《新启蒙》丛刊等等。关于八十年代民间学术文化运动的情况，陈方正和金观涛有很详细的回忆和研究，参见：Chen Fong-ching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⑦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有相互交叉、前后相继的一面，比如王元化、李泽厚、庞朴等，既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后来也成为新启蒙运动较年长的重要参与者。同时，这两个运动也有彼此独立的共时性一面，思想解放运动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并没有终结（乃至今天依然以一种非运动的精神方式在沿续），只是作为思想界的主流，让给了新启蒙运动而已。⑧《文化：中国与世界》杂志的开卷语明确地提出：“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八十年代每一有识之士的共同信念，这是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腾飞的逻辑必然”。在第1辑的杂志中，主编甘阳以《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为题，详细论证了所谓“文化现代化”这一“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参见《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⑨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庞朴在1986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他在文章中从“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角度，将中国近代的历史叙述为三个时期：器物层面改革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变革的戊戌变法和文化层面反思的五四启蒙运动，并将之理解为“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通过对这样一种合目的的历史性叙述和改革进程普遍化模式的发现，庞朴为当时的新启蒙运动论证了历史和逻辑的合法性，因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页43-49。11近年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公共空间或民间社会的建构，不是像东欧那样是在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中实现的，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的改革具有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性质，在公共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民间与体制有着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有一个从体制内部逐渐生长和游离的复杂过程。参见注⑦所引Chen Fong-ching、Jin Guantao，From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增订本），《文艺争鸣》（长春），1998年第6期。12参见汪晖：《预言与历史：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北京），1989年第3-4期。13在思想解放运动运动中展露头角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人给资本主义“平反”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中明确说：“不能迁就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要敢于正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不可逾越的。”引自丘石编：《中国当代解放思想的历程?解放文选》，上册，页604-605。14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中明确指出：“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丛书“力图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15有关研究参见刘青峰文，同注②。16参见《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第1-5辑（北京：三联书店）以及计划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目录，这份目录中的一部分译著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陆续由三联书店出版。17原话见李泽厚致《二十一世纪》杂志编辑部的信，详见《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6月号，页159。李泽厚的看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在当时代表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意见。18这场争论主要在两个民间刊物即坚持“思想”的《现代与传统》丛刊和提倡“学术规范”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以及其姐妹刊物《中国书评》之间展开，双方的代表分别是朱学勤、陈少明和杨念群。详况参见《现代与传统》（广州）1995年第6、7辑、《中国书评》（香港）第6期。后来杨念群在《读书》杂志以间接的方式继续回应了朱学勤的反批评，详见《读书》1997年第6期。19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学术集林》，卷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0有关王蒙等人的观点以及争论，参见丁东、孙珉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21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北京），1994年第3期；陈晓明等：《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张法等：《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长春），1994年第2期。22有关人文精神的对话和论战的情况，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23有关人文精神的深入讨论和“二张”的情况，参见愚士编：《以笔为旗：实际末的文化批判》（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萧夏林编：《无援的思想》、《忧愤的归途》（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24参见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北京），1998年第5期。25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潮已经为人们所了解，但当时还是归身于混沌的民主旗帜下，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从学理上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在认识到英美与法国、洛克与卢梭不同的民主取向之后才逐渐获得了自明性。在新启蒙运动中，有关哈耶克、波普等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对卢梭人民主权论的批评已经在《读书》、《走向未来》等杂志上出现，但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第一个公开呼吁自由主义的是甘阳，他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重新阐释五四，颠覆了“民主与科学”，代之以“自由与秩序”（参见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厥失面》，《读书》，1989年第5期），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成为九十年代全面反省政治激进主义的起点之一。26关于“顾准热”的情况，参见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7参见刘军宁编：《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中李慎之的序与刘军宁的前言；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28有趣的是，当今中国思想界中，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乐意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没有一个“新左翼”知识分子愿意接受“新左翼”的称号，这可能是由于二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左”不幸地带有某种公认的贬义。29参见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以及甘阳、王绍光等1994年以来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系列评论和论文。30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海口），1997年第5期（该文的增订本后来又发表于《文艺争鸣》（长春），1998年第6期）；《“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海口），1998年第6期；以及即将在《天涯》杂志发表的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31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是“观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