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敏：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2期
搁置在通常的观念中，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时期（1921——1922）一向被当作是《小说月报》的黄金时期：明确的启蒙文学定位，为人生派小说的粉墨登场，自然主义理论的大力推广，再加上编者在批评与译介领域异常活跃的身影；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举奠定了其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只是我们以这样的“现代文学期刊”面貌去涵盖革新后《小说月报》的全部历史的时候，会困惑地发现一些裂缝、一些杂音——如1923年以后《小说月报》上大张旗鼓的“整理国故”而不是批判国故的运动，如1923年后《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而不是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异乎寻常的绍介兴趣，再有1923年后《小说月报》之于现实论战的疲乏，等等。
这些裂缝、杂音的出现，使我们恍然领悟到，在正史所归纳的沈雁冰式的《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期刊”面貌之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事实上拥有的可能却是被我们长久以来所忽视的另一副面孔，一个态度暧昧因而不被激进的五四新文化阵营主流所认同的面孔，一个恪守文学的“现代性”、疏离现实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而遭到排斥的面孔。
由此，1923年元月接替沈雁冰成为革新后《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主编的郑振铎，才开始一点点从前任的身影中清晰起来，成为我们剥离《小说月报》真实面貌的最好契入点。
郑振铎原是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的学生。学生时代，就发起组织了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西火车站当见习生。不久辞职到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编副刊《学灯》。同年五月，由沈雁冰介绍，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郑振铎到商务后，1922年1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期刊——《儿童世界》。一年后，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
“现代”编辑观念：徘徊于“文学”与“血与泪”之间
与沈雁冰相比，郑振铎的编辑观念与文学观念要松散很多，宽泛很多，其现代性的追求因而也要复杂很多。首先，就文学的基本定位来看，郑振铎的观点更接近于“文学”本身而不是现实语境所需要的“文学”：
“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
以“情绪”和“想象”作为文学的基本规定性，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郑振铎是将文学与个人性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与沈雁冰高扬的“为人生”的旗帜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在沈雁冰的观念中，“文学”始终是与国家、国民等群体性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自觉为后者代言的话，那么郑振铎眼中的“文学”显然可以称之为个体的产物。如果说以国家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的追求往往更多落实在群体层面上的话，那么立足于个体层面，“现代性”的表现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会出现某种疏离的情形。
果然，在文学的功能规定上，郑振铎的看法与正宗的启蒙文学观颇有距离：
“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
取“情绪”而不是“思想”作为文学最重要的元素，与沈雁冰将现代思想的传播当作新文学最重要使命的看法恰恰相反。很显然，郑振铎基本上是站在文学自身规范的意义上来命名文学的，而沈雁冰则是以外部世界的需要来定义文学自身的。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外而内，思路正好相悖。这种相悖性正好说明，两人提倡或者编辑新文学的目的是不同的，沈雁冰明确的是把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建立在国家、国民的现代性追求上，而郑振铎则更多的强调文学独立的现代性追求，强调文学的纯粹性。因而，在沈雁冰那里，新文学不折不扣是传达现代思想的近乎中立的媒质；而在郑振铎眼里，文学除了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外，不能承担诸如“宣传”、“娱乐”等社会功能。
这样的话，郑振铎文学观的基本雏形便呼之欲出了：同样是以西方文学为范本要求文学摆脱一切掣肘的纯文学追求。不能说在他的文学观里，没有现代性的影子，只是说他赋予文学的现代性与一般的启蒙文学观不同，后者从来就是将文学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西方式的现代性三者融为一体的，而郑振铎却将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单列出来，以之作为自己的全部追求。将这种现代性追求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想见，是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的。
作为这种压力的具体表现，就是当时竭力提倡文学唯美追求的文学家或者文学流派——比如说强调“天才”、“直觉”、“美感”的著名社团的创作社，在洋洋洒洒的铺陈自己的唯美文学主张的同时，也不忘撇请自己从来没有反对“血与泪的文学”。 这就是说，即使是被讥诮为躲在象牙塔里写作的唯美派，其实心里也清楚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如何迫切地需要以血与泪为主题的启蒙文学，当然更清楚当时的文学所承受的现代性使命的强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的文学观也呈现出了某种裂痕；而正是这种裂痕的存在，最终使他某种意义上与沈雁冰殊途同归：
“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怕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然而竟有人能之，满口的纯艺术，剽窃几个新的名词，不断的做白话的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或是唱道着与自然接近，堆满上云、月、树影、山光等字，他们的不动心真是孔孟所不及。”
正因为当下的世界是充斥着悲鸣与哀号的世界，并不是太平盛世，郑振铎显然感觉了撇开社会背景单纯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软弱与无力，意识到了文学与社会、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雍容尔雅”、“吟风啸月”对于唯美派文学追求者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辉映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分明生发出某种异味——一种逃避现实的倾向，甚至还夹杂着某种罪恶感。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仍然还坚持单纯的文学现代性主张，会觉得这样的现代性追求实在是太过于轻飘飘了，太缺少坚实的内容作支撑了，与现实的距离也太遥远了。这样的文学现代性结果，对于有着深厚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传统，又经历过“欲新一国之政治，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新小说观念洗礼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单纯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西方式的文学现代性追求，其轨迹不能重合的困境就此显露出来。因而，你才会明白，为何郑振铎在提倡文学的朝超功利性的同时，对“血与泪”的文学大唱赞歌。
同样的矛盾性还体现在对新文学具体创作方法的抉择上。经过沈雁冰等人的大力推广，“自然主义”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甚至《小说月报》的一种标志，郑振铎自然清楚这一事实。尽管从实际情形来说，郑振铎也可以归结到“自然主义”这一阵营之下，但是他所理解，或者说他所设定的“自然主义”其实仍然是以个人性作为底子的：
“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娱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籍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
也就是说，在郑振铎看来，“血与泪”的现实必须首先成为作者的一种情绪，一种带有个人印记的体验，才能传达给读者，读者由此才会生发出作者所希冀的那种觉醒。他所强调的“自然主义”的真实显然并不如沈雁冰所言，是一种客观性的真实，而是一种主观性的真实了。他进一步阐述道：
“血与泪的文学不仅是单纯的‘血与泪’，而且是必要顾到‘文学’二字。”
“仅仅是直率的愤慨，直率的呼号，直率的欢愉，直率的思想表现在纸上，也不能便算是文学。至少也应该说是不能算做好的文学。”
在他的眼中，作者严守中立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的做法太不顾及文学自身了，其实是以客观现实的需要，取消了文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如果说脱离现实的文学现代性追求不符合当时的语境的话，那么这种看似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追求相吻合的文学倾向设计，可能最终会取消文学自身质的规定性。处在这样的两难情境中，郑振铎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尽量地将两者进行拼合：
“……极端的无所为的客观描写的小说，决不是好小说，而且也没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说，至少也要人极深刻的观察，极真挚的欲诉的情绪，或欲表现自己的冲动，才能去写虽不是全为教训主义，传道主义，至少要有一个欲吐的真情郁塞在心中……”
让作者尽量地吃透现实的素材，尽量地将客观现实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写作范畴，才能不完全为教训主义、传道主义所左右。可以说，郑振铎的拼合方案是理想化的，其前提建立在作者与现实完全能合二为一上，却避开了事实上更容易碰到的窘境——既然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国家、社会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也不是同步的，那么，一旦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作者该何去何从？其实无论选择哪一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与他的文学拼合方案所表明的折中精神格格不入的，都可以说是一种失败。
不管怎样，当郑振铎选择以这样的折中文学观念出现的时候，其现实立场毕竟不如沈雁冰那样肯定了。这也决定了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在立场与面貌上必然出现某种微妙的变化，使其原本清晰的“现代性”走向出现某种分岔。
现代性追求分岔之一：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视
1923年元月，郑振铎接手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正式面世。就创作、海外文坛消息等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品牌栏目而言，似乎还是延续着沈雁冰时代的基本轨迹，郑振铎独特的编辑痕迹并不太明显。真正体现出沈、郑两人不同的编辑个性的，是“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读书杂记”等新栏目的出现。
对于整理国故，沈雁冰的态度可谓旗帜鲜明：
“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亦极想做，可是这件事不能逼出来的。我的偏见，以为现在这种时局，是出产悲壮慷慨或是颓废失望的创作的适宜时候，有热血的并且受生活压迫的人，谁又耐烦坐下来翻旧书呵，我是一个迷信‘文学者社会之反影’的人；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佯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不幸中国旧文学里充满了这些声音。”
沈雁冰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明显具有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特征——一种因为对时局深深的不满所导致的向历史索债的心理，一种对于现实的极度关注的急功近利而生发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在这样的激进心态下，尽管沈雁冰在为文学研究会代拟的简章中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但事实上，在他主编《小说月报》两年期间，《小说月报》根本没有发表一篇“整理中国旧文学”的论文，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介绍世界文学”上，似乎只有世界文学有资格作为新文学的借鉴，其价值取舍的明确可见一斑，
而郑振铎接手的1923年第一期《小说月报》上，就花了比世界文学介绍多得多的篇幅用于“整理中国旧文学”，而且“整理中国旧文学”横跨了三个栏目——除了原有的“论丛”可以兼发“整理国故”的论文外，编者还特别为此开辟了两个新栏目：“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和“读书杂记”。而纵观以后的《小说月报》，会发现，除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仅仅存在一期的特设栏目之外，其他如“论丛”、“读书杂记”等栏目维持的时间都比较长，“论丛”中关于“整理国故”的论文甚至延续到了1931年《小说月报》22卷9号， “读书杂记”作为专门发表“整理国故”论文的栏目，也持续到了1929年《小说月报》20卷5号。 到了1926年，郑振铎甚至还主持编辑了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以相当庞大的篇幅集中展示了当时国故研究的风貌。
应该说，《小说月报》之所以会在1923年后大规模致力于国故研究，整个时代学术氛围的转变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曾经激情主义地否定国故存在价值的五四新文化主流阵营在1923年后，开始以相对平和的态度对待国故，象胡适等人，甚至已经开始整理古籍。这无疑为《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奠定了一种整体学术转型的氛围。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来国故底蕴颇深的郑振铎以《小说月报》为载体介入到国故研究，其对国故研究独辟蹊径的看法，无疑也使《小说月报》所发表的国故研究文章，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小说月报》上“整理国故”的文章，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国故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于“论丛”与“读书杂记”栏目，“论丛”一般发表长篇学术论文，体系性与逻辑性都较强；而“读书杂记”则主要以记载学人的一得之见，或钩沉史料，或校勘版本，篇幅较短，学术性也要弱一点。不管怎样，这类纯学术类文章占据了《小说月报》整理国故运动的主要篇幅，是主流。在此情形下，另一类整理国故的文章就显得比较特殊了，这就是那批在“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名义下发表的文章，无论是与当时主流学界对于“整理国故”的一般态度而言，还是与《小说月报》“论丛”、“读书杂记”栏目中的文章相比，这些文章都显得面目特殊，而且意味深长。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对于五四新文化阵营主流来说，“国故”由于其负载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追求、传统伦理道德，而毫无疑问被列入批判的行列；同时“国故”由于是以文言为载体、以典故、对仗等为修饰的一种历史文化存在，因而又被不容质疑地当作了新文化、新文学需要抛弃的对象。置于这样的前提之下，“国故”在那时就是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代表的形象出现的，其本来面目未经呈现即被遮蔽起来。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能理解为何象陈独秀这样偏激的对待“国故”的态度能够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
“此等文学（指东晋而后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从社会文明进化的角度，陈独秀几乎否定了中国文学史中大多数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而这种评判传统文学的立场和态度自在《文学革命论》中一炮而红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为新文化者所竞相效仿；而且批判的力度越来越猛烈，钱玄同甚至说：
“中国今日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
在钱玄同的眼中，唯一有现实价值的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借鉴西方的；要么是指向未来的，而一切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其存在价值则被完全否定。以陈、钱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这种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无疑是相当苛刻的，从其象征性内涵而不是本来面目来评判传统文学，无疑也是脱离正常学理规范的。然而在浓重的危机意识和现实需要氛围下，这种矫枉过正常常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郑振铎接手《小说月报》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时，因而就必须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其一，是《小说月报》前任主编沈雁冰通过全力介绍西方文学及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断然拒绝国故研究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刊物”形象；其二，是主流新文化阵营通过对国故矫枉过正的评判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学术规范”。无论是“现代文学期刊”还是“现代学术规范”，由于其暗含着时人奉为圣明的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追求，因而似乎是《小说月报》必须依傍的资源之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栏目及相关的文章的出现，才显得及时，而且必要。
作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这一栏目的主持者，郑振铎是这样来解释自己的栏目设定方针的：
“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
我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的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
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
而整理国故更重要的使命是：
“我以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在发掘古代的宝藏，从尘土之中，将金沙淘洗出来，其更重要的使命，第一，乃在研究中国文学之主要源流，发见他的根本缺陷，示人以此路不通，第二，乃在从本原上示大家以文学的正确的观念，扫除一切传统的观念。”
从表面上看，郑振铎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新文化主流阵营并无本质差别，细细探究，却可以发现郑振铎态度与立场上某些微妙之处。首先，尽管郑振铎声言自己是彻底改革“一般的社会的文艺观念”的现代性立场上，来介入国故整理的，但是，他并不赞同“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预设的逻辑前提，而是强调要发掘“古代的宝藏”。也就是在他的心目中，国故依然有其价值存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郑振铎显然并没有与五四其他新式知识分子一样，将国故仅仅当作“三纲五常”的代表，与其所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致密地缝合在一起。而是在国故的象征内涵之外，给予国故本身以一定的独立性，将其还原为一种形态复杂的客观存在，从而国故才能不仅仅被当作批判对象而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这一转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是人们开始以相对客观而不是凭籍主观热情把握国故的开始。
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振铎其次就开始暗示国故研究与新文化之间的联系。当然，可能是顾忌到当时新文化阵营主流那种激进对待国故的立场，郑振铎在梳理国故研究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时候，采取了看起来最为科学理性的两分法；一方面，指出国故研究可以剥离出传统文学的“致命缺陷”，让今人彻底失望；另一方面，却也认为，可能可以在本原上发现文学的“正确的观念”，从而为当前的新文学找到可资依赖的资源。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看，看似科学的两分法就会呈现出某种悖性，一种无所适从因而想弥合两者的矛盾心态。放置在当时几乎一边倒讨伐国故的浪潮中，这种悖性的声音显得相当微弱，也显得比较宝贵——毕竟国故有益的一面在这种悖性的声音中犹犹豫豫的浮现出来。
果然，在这一期郑振铎组织的其他文章中，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亮，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郑振铎国故研究观念的有力声援和补充。严既澄在《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一文中，就对当时的国故研究现状表示了不满，其矛头所指是相当明确的：
“近年来评论中国文学作品的，实在太偏于用主观的标准了……譬如大家现在提倡白话的诗，以为可以减少文字上的束缚，这是可以的；如果因为提倡了白话的诗，便因而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诗词歌曲的价值，以为白话化的程度越高，这作品的价值越大，那就大失了评量艺术的正当的态度了。……因为艺术的目的，本不容搀入多量的人生实用的见解——少量的我认为可以，而且应该。……我们须当平心静气，只当问一篇作品的艺术手段如何，不当问他是那一种体裁的作品。”
正因为新文化主流阵营是从国民、国家的现代性追求角度上去看待国故的，因而国故的艰涩难懂与国故所暗含的传统伦理道德一样，成为人皆诟病的焦点之一。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了国故的存在价值的话，那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胡适与钱玄同关于白话文的一连串通信，可以说是从国故的形式上否定了国故的现实存在价值。尽管看起来，白话文学观之于国故的冲击似乎没有从伦理道德角度正面冲击取得效应大，但是，由于新的伦理道德要取代传统伦理道德，必须取决于白话这种通俗的文学表达形式能否取代文言这一中介，因而，实际上，白话文言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就疏离了其本意，也疏离了其原先关涉的领域，而象征性的成为新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