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立、孙蔷：在呈现中建构——20世纪90年代的影视艺术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1月第1期
摘 要：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需要把它放置在与80年代前的社会生活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影视艺术以流行文化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影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互文中认识和理解自己当下的生活，从而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
关键词：当代；影视艺术；中国；精神生活
讨论艺术作品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专业领域的讨论而言，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客观地描述“艺术作品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要求怎样的艺术作品”是不是可能。现代叙事理论要求我们注意叙述背后的政治。什么是客观的? 是谁的“客观”? 选择哪些影视艺术作品从怎样的角度展开我们的表达和分析?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客观的描述”并不纯粹。这样，以一种比较的方式，从艺术作品中呈现(Rep resentation)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发生的变化就成为比较现实的选择，即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变化，就当然地需要把它放置在与80 年代前的社会生活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从艺术形态的角度观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哪些方面、变化的程度如何以及专业领域艺术作品的影响在社会大众的变化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怎样展开它的影响，等等。这既是一个呈现过去的问题，也是一个指向未来的问题。
在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的今天，影视艺术以流行文化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影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互文中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当下生活，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直观的感受上，人们都已经强烈感受到了在当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变化，人们多习惯性地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归之于“社会变了”。但社会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除了政治、经济的改革而外，文化的变化怎样悄悄地发生? 影视艺术在其中产生着怎样的作用? 这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细致的考察。
一 影视艺术塑造当代青年的价值认同
勤劳、勇敢、诚实、善良，对他人和社会应该承担一定的道义和责任，对于生命的敬畏，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恪守的对个人品格的重要评价标准，是一个人好不好，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标尺。但这样的标准却不断受到挑战，不少极端的事例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影视剧在这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了塑造更加逼真的艺术形象，更复杂地展现人性，使故事情节更加复杂，一些影视剧如《黑洞》《英雄本色》等通常把犯罪分子塑造得神通广大、风流倜傥、义薄云天。比如《黑洞》里的聂明宇被塑造成具有深沉责任感、临危不惧、力挽狂澜气概的“黑帮英雄”。《古惑仔》系列也是描写黑帮的“义盖云天”。《中国第一刑侦大案》《征服》等为吸引观众，采用纪实手法，将犯罪分子作案过程生动细致地再现，对有关“作案策划、杀人灭口、逃窜流亡”写得生动详细，这些细致的刻画当然有助于银幕形象的塑造，但其社会效果不佳。在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的今天，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大。有鉴于此，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各级电视播出机构，凡播出涉及案件题材的电视剧、电影片以及用真实再现手法表现案件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都必须避开收看的黄金时段，控制播出比例，削减其播出总量。国家广电总局对涉案电视剧的拍摄、审批、播放也有规定，以降低这类影视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伴随着影视剧“是非观”的还有人生的“成功感”，近年来为影视剧作宣传的明星和商品的广告节目大行其道。“电视明星访谈节目”宣称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明星的实际生活，而实际上这些访谈的内容大都是电视节目编导在“议程设置”中事先安排的，以造就明星炫目的光环。这让青少年以为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绚丽的人生，做起明星梦，争先恐后地报考影视艺术表演专业。类似于《超级女声》《非常6 + 1》等节目的火爆都是这些问题的表征。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新的价值观、人生观正处于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并未得到确立，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强调收视率和票房价值，使得影视荧屏上涉及“血”和“性”的镜头和题材比较多，而这些题材和镜头又对原有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产生冲击，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 影视艺术消费与集体和个人观念的变迁
对个人的发现，对自我认同的建立，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它以人道主义和自由观念为导引，以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人的异化以及对人的异化的反思向社会各个阶层展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和传统观念逐渐解体，集体观念日渐淡出，个人观念则相对凸显。近20年的影视艺术，无论从内容还是在艺术展开的方式上都参与了这一社会观念和精神方式转化的历史过程。
首先是影视艺术发生影响的空间转换。“看电影”所具有的意义不只是由于看某电影，还在于看电影的方式及看电影的行为本身。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考察，行为以及行为的方式常常具有更值得讨论的丰富意味。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人们的精神生活、娱乐形式相对单纯，看电影曾经是人们最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无论城乡，电影院、放映露天电影的操场或空地、部队的家属大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集体交流的公共场所。那时看电影如同一个仪式，人们往往盛装出席，仿佛参加节日的庆典，在说说笑笑、互相感染中释放着长期以来的压抑和苦闷。这种观看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集体的交流途径，勾连着彼此的精神生活，建构着某种集体的文化认同。
时光倒流20年，到录像厅去看录像是一件很时尚的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院里放映的片子有限，大量的港台片、欧美片后来更有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和奥斯卡获奖影片，给人们输送着丰富的影像资料，有不少电影院都开辟了专门的场地放录像，而街头巷里正规或不正规的录像厅更不在少数。“录像厅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一位80年代的大学生这样说。[ 1 ]而到90 年代初录像机逐渐进入普通家庭，租录像带在家里看便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方式。90年代中期VCD、DVD等“家庭影院”设备的普及，碟片低廉的价格因素，使得看电影部分地为看碟所取代。各个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开播，无疑让电影真正走进了每一个家庭，那些与电影久违了的中老年观众、舍不得花几十元钱看电影的普通工人、没时间跑电影院的家庭主妇都可以轻松地在家里看电影了。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在线影院、BT下载带来的是更加简易、便捷和自由随意，你可以想看什么就点击什么、下载什么，目前，几乎每所高校的校园网都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获得上千部电影，年轻学生看电影的需求锐减，每个城市的局域网也可以低价建设网络“露天电影”。而手机电影已经实现了从制作到传输、接收播放的完整过程， 逐渐成为时尚人群的电影消费方式。MP4也实现了“DVD电影随身看”。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杭州等地十余所高校进行的题为“当代大学生电影消费及中国电影文化认知”的调查中显示，在被调查的1109人中，关于平时看电影的方式， 732 人选择“看DVD或VCD”，占66. 01%； 538人选择“上网看”，占48. 51%； 319人回答“看电视台播出的电影”，占28. 76%； 而选择“到电影院看”的有271人，占24. 44% ，仅次于“看露天电影”的73人， 6. 58% ，居倒数第二位。[ 2 ]电影院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消费的商品，而更多的人在个人空间里过着日常的生活，在现代技术提供的方便快捷的环境里随意浏览自己喜爱的影片，去影院的观众人次一落再落。
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仅观看电影的方式促使了集体观念的消亡，而且很多影视剧的内容也极力宣扬个人主义，集体观念淡出。
三 在新旧的倒置中重构价值标准
怀旧热，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破四旧，立四新”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二三十年间的重要活动，其关键在于“改造旧人，塑造新人”——打破旧的价值观，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世界观。其革命性已经被作为“文革”、“乱”像之根源而受到批判，但“旧的是腐朽没落的，是不好的，新的才是进步的，好的”观念却由此建立。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旧”的商业价值在消费文化市场上得以发现、光大，反转了人们因为“新””旧”价值的重构而形成的世界观。这一变化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产生的意义仍然要放到历史的视野中来讨论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时光倒流二十年，我们所认知的旧上海是由外国“治外法权”所辖极度荒淫混乱的上海，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如何非人地剥削下层人”的上海，是被压榨的“包身工”芦柴棒的上海，是不堪剥削和奴役的底层劳工发动“反饥饿反内战”的上海，是为新的曙光所激越而澎湃的“五卅运动”的上海..但几乎是转眼之间，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被打造成一个“东方巴黎”式的国际大都会，一个耽于放纵和冒险、充满神秘的国际传奇。在这样的传奇里， 30年代的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回力球馆、银色烟灰缸、轮盘赌、跑狗场，舞女、影星，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一个海上的繁华旧梦就在这样的怀旧中显现。从影视领域开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对旧上海黑社会爱恨情仇的书写里，显现了一个时代的妖艳与奢华，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不断变幻的旗袍再现着老上海的流光余韵，伴随着张爱玲的复活，《红玫瑰白玫瑰》浮现，《上海的金枝玉叶》踏着《上海的风花雪月》款款而来，怀念着她们记忆斑驳的《倾城之恋》，对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怀旧就这样登场。
非常显然地，在这场大规模的记忆转换中，显现的是不同的真实主体，二三十年前上海叙述所关注的劳工主体普罗大众已经为曾经“十里洋场”的幽灵们所取代。那些躺在铁轨枕木下不断呻吟着的冤魂已经安息了，西方现代性所召唤的“光、热、电(L ight， Heat， Power) ”强烈地暗示着另一种“历史真实”。① 不少学者早就看到了这种普遍性记忆转换中所具有的物质性。90年代的上海怀旧论述在上海城市全球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透过怀旧论述，城市宏观规划与日常体验能够紧密结合于上海以至于整个中国在融入全球化发展过程的脉动中。上海怀旧将租界历史简化为上海过去的荣耀，鼓励人们藉怀旧串连起破碎的、断裂的时空，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的时空想象中，对旧上海的怀旧藉由重现30年代特定历史的都会空间来召唤社会文化认同现在的各种规划，进而期待未来的全球化大计。同样是在这样的召唤中，各种旧上海的一切借着怀旧风潮被洗涤、漂白，转换成一个时代的消费符码。于是，《花样年华》中的优雅和旗袍热，暧昧、精致中透着腐朽气息的生活裹挟在一切与旧上海相关的言说中登场，怀旧情调营造与小资的消费时尚相互应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花样年华》与对老上海的怀旧风潮的兴起，表达了人们对不同历史真实的记忆及其倒置，而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不同的价值观念。
四 家庭伦理道德的重构
在中国传统家庭里，女性的角色和状态一直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角色发生急剧变化，新的女性文化颠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仅女性美德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改变，而且女性对构建新的家庭道德观念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在曾经造成全国轰动效应的两部描写女性电视剧《渴望》和《大长今》的变迁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人们特别是女性自身都特别热衷和欣喜女性优良品德的升华及其在家庭道德中的不可或缺的导向作用。
《渴望》故事开始于一段复杂的恋情，该片通过揭露文革那个社会动荡、是非颠倒的年代，讲述了两对年青人复杂的爱情经历，揭示了人们对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这部电视剧轰动全国，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刘慧芳——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如何在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保持中国传统女性勤劳无怨、吃苦耐劳的品德，并表现出为家庭的美满和谐牺牲个人的精神。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很多新的观念冲破传统家庭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国家庭妇女因此在思想上徘徊着自己的家庭角色和地位属性，而刘慧芳的形象为她们曾经的状态作出了肯定和认可，也被男性历史化地接受。但这样的情形很快发生了变化， 2004年前后，以反映现实婚姻问题的情感剧几乎垄断了各地电视台的黄金档。《中国式离婚》《海棠依旧》等电视剧及其中的情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对象，加上早些时候播出的《结婚十年》《浪漫的事》《深度诱惑》《空镜子》《空房子》《走过幸福》等，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以至于有媒体称， 2004年中国内地电视荧屏迎来了“婚姻时代”。② 但是人们自己的婚姻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取而代之是物质和欲望的重组，家庭和爱情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和挑战。
2005年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在国内热播。该剧根据历史人物长今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时间背景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叶的朝鲜。宫女的女儿长今为报父母被杀之仇进入皇宫。就在她从普通的宫女快要成为御膳房第一女厨师时，受仇人陷害被流放成为官婢。这时，御前侍卫闵正浩给予了她极大的关爱。长今开始学习医术，并重新进入皇宫，开始第二次复仇。行医过程中，长今逐渐放弃了仇恨的念头。她凭借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皇帝的主治医师，并破例被授予三品官职，被誉为“大长今”。但她没有被高官厚禄所迷惑，最后辞官返乡，和爱人一起回到民间行医。
《大长今》不只是让人看到了女性坚强自立、励志勇敢的一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再一次从女性角色的回归上重塑了传统的伦常道德、家庭对人的重要意义。它以患难与共、生死相守的爱情来感动这个时代，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亲情、友情和家庭伦理的表达方式，而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表达。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刘慧芳和大长今，前者善良但是软弱，而后者善良、宽容还智慧，但她们都是我们时代缺失的女人。[ 3 ]她们在家庭伦理规范遭遇质疑的时候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上海电视节组委会对2004年上海电视节节目交易市场进行了分析，在总共11 868集参加市场交易的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占17. 04%、历史剧占14. 15%、青春偶像剧占14. 15%、生活喜剧占12. 54%。[ 4 ]婚姻题材的影视剧之所以引起观众的共鸣，正显示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对家庭、婚姻领域出现情感危机的反思。如何能够把艺术性和思想性，把艺术创作和社会影响结合起来，反映时代的主流，塑造积极正面、社会普遍认同的艺术形象，仍然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课题。
五 大众文化时代的偶像认同
这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大时代”，我们的整个社会在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变，我们的理想与信念也在变。而或许，这种被“自然化”了的变化过程，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转型的历史洪流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而原有的支撑我们精神生活的思想资源、信仰体系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消费市场极大繁荣的现实语境下已经被深刻裂解，逐渐削弱甚至丧失了对当代生活的有效阐释能力。理想主义烟消云散，英雄主义渐次退场，人们普遍感到这是一个公众信仰缺失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英雄失落的年代。这个变化的过程充满着各方力量的因缘际会和诸多因素的杂陈并置。而已经以文化产业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影视艺术、流行音乐也成为构筑这复杂性的重要一环，以其独特的方式在英雄的退场仪式上托举出新的时代“英雄”，在理想与信仰丧失的时候，编织着新的渴望，重新建构着今日中国社
会的“偶像”“认同”。
2003年，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专题调查，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的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 710名大中学生。调查显示，目前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偶像崇拜”现象。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 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初中生的比例达49. 3%。在这些学生中，崇拜外国和港台“明星”的人占60%多。而崇拜的偶像中， 99%以上是影视界和体育界的“明星”。68. 3%的学生崇拜活着的“明星”。对值得崇拜的“明星”要具备的条件，被调查者的选择是：人格魅力、个性和气质、才华横溢、对社会有重大贡献、漂亮/英俊等。[ 5 ]追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为普遍的文化症候之一。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影响广泛的“超女”事件来分析今日中国社会的偶像“认同”问题，以此呈现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
随着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登场，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何洁等几个小女孩的名字风靡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万众偶像。“超女”俨然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娱乐偶像、大腕明星。而在此前，她们也许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酒吧歌手”，一个喜好音乐的追梦女孩。在这个社会麦当劳化的时代，连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偶像”也可以像吃快餐般地轻而易举。它不再是生活中自然而然感情积淀的结果，也不再源于对崇高超越力量的渴望。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我还能勇敢地自我欣赏。”这样一种口号式的宣言，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放，自我的张扬，而且是全民范围的、人人都可以加入的大众狂欢。召唤的是每个人自我展示的欲望，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成为舞台的中心，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虚幻之梦。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下，超女风潮大声呼喊出了这些年轻人展示自己、追求梦想的心声，于是一呼百应，伴随着欢笑与泪水、呐喊与感动，她们尽情释放着被日常生活的循规蹈矩压抑许久的本真热情，全社会青年的广泛参与造就了大众狂欢的平民化娱乐盛景。另一方面，“超级女声”不但提供了出人头地的便捷途径，而且为那些荧屏前的观众提供了人生希望的某些想象性满足。观众选择某个参赛者，把她们作为自己的一部分，看成自己的一个镜像，在“超女”的映像里投射了自己的情感和隐秘的愿望。“超女”活动为平民女子的成功之梦提供了一个无门槛的舞台，塑造出了一举成名的“平民偶像”，为庸常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情感满足。同时，又为普罗大众制造了一场娱乐欢宴，契合了他们参与制造和追捧偶像的内在心理需要，造就了一场民众直接参与的造星运动。必须指出的是，在“超女”的整个运作中，传媒只是利用流行音乐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了一个大众狂欢的平台，万众瞩目的“超女”偶像身后的生成机制完全是商业操作的纯熟技巧和匠心独运的创意妙招。前台是偶像制造的娱乐盛宴，背后是财富狂欢的畅销奇迹。根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31城市调查数据，超级女声广州淘汰赛的收视份额在最高时曾突破10%。15秒广告费炒到了11. 25万元，超过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1万元的“标王价”。[ 6 ] 1 400 万的节目冠名收入、7场总决赛2 000万元的广告收入、3 000万元的短信收入、单场手机短信收入超过1 500万元、湖南电广传媒股价上涨1. 24 亿元、赞助商蒙牛实现2. 5亿元纯利..③“超级女声”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一种经济的代名词。而被大众激情的热气球吹起上天的“平民偶像”，在享受着被大众崇拜、拥戴的同时，也已经沦为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获取商业利益的工具，这既是偶像生成的内在机制，也是这个时代“偶像”所要遭遇的必然命运。
在20世纪中国的艺术作品中，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孕育出了无数的时代英雄，无论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风和日丽的和平建设时期，经典意义上的英雄，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他们在转述中被再造，讲述着一个个具有传奇色彩和超人意志力的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神话，他们的神话故事被搬上银幕搬上荧屏，在激情彭湃的歌声中传唱。《红岩》中的江姐，《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和吴琼花，《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和林红，《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杨子荣..甚至雷锋的故事，也通过电影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被传颂得更远更久。而这些英雄一旦被命名，便成为了一个被学习被颂扬的“对象”，成为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崇拜的偶像。如今的社会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激情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段遥远的记忆，英雄们高、大、全的形象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他者”。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公众信仰缺失的年代，同样也就是一个英雄缺位的年代，一个没有精神偶像的年代。而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偶像作为精神寄托，作为能够使自身得到确认的外在的认同对象，需要有一种理想的尺度作为灵魂的参照。“超女”的出现无疑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大众心理变化的一个隐喻。在新时期变动不居的市场社会转型期，旧有价值观念解体的同时，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解构了崇高和伟大，人们享受着话语狂欢和精神自由的“理想”，同时伴随而至的却是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人们不得不为这样的“自由”付出精神流浪的代价。
心理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认同他人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个人情感和自我认识需要的满足。偶像，是一个人追求的目标，是其精神的外化。时代变了，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引来的精神世界也变了。过去那种为他人、国家、集体的利益甘于牺牲个人乃至奉献生命的“理想人格”图景已经不能成为对现实社会信仰体系的准确指认，作为原有理想人格载体的英雄已经不能给我们的精神生活以有力的支撑，在当今价值裂变的世俗时代，经典意义上的英雄遭遇着解构的命运，影像中的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