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历君：政治与文学的临界点──从「作者」问题谈起（作者惠赐）
感谢作者惠赐
巴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后，「作者之死」的问题已成了一个老掉牙的问题。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个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口号啧啧称奇时，却往往忽略了西欧和美国以外的其它历史时段和文化地域，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全然不同的实践和理论。当后结构主义者苦口婆心，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发言脉络和位置时，我们却往往会忘记，这些后结构理论本身也有它们产生的历史脉络和发言位置，并进而将之奉为超然于历史之外的金科玉律。简言之，当后结构主义者讨论「作者之死」这个问题时，他们其实不过是从1960年代以来西欧和美国学术界的角度出发来谈这个问题。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文学工作者，也不会是最后一批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家。他们提供的思考线索也不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惟一出路。
譬如，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左翼文学的领域里，我们便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完全不同的响应。福柯是从编辑《尼采全集》时碰到的问题出发，提出他关于「作者功能」（author-function）的概念的。他说：
假定我们是在谈一个作者，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际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想出版尼采（Nietzsche）的作品全集，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千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
换言之，当你在尼采手稿里发现了一张洗衣店账单，你可以怎么办呢？你应不应该把这张账单算作尼采的作品呢？如果这张账单不算是尼采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尼采一些不完整的手稿又可以算进去呢？「作家」这个词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作家全集的界限又在哪里呢？福柯就是从这个学院研究的实际问题开始，提出他的理论的。
然而，当我们从二十世纪初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视野出发，我们却发现，关于作者问题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比如说，我自己便曾在研究的过程中，碰到了这样一个实际的问题：瞿秋白在1930年代初用了鲁迅的名字来发表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是在跟鲁迅对话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批文章可以挂在谁的名下呢？再比如说，蒋光慈著名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小说的名字是由瞿秋白起的，甚至整篇小说的架构也是瞿秋白拟定的，而且里面的一个主角的原型正正是瞿秋白本人，还有，这个角色在小说里的一段报告内容，也是直接由瞿秋白一篇政治报告改写而成的，那么，这篇小说可以算是谁创作的呢？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同样碰到关于「作者」的问题，但是，这里的脉络就完全不同了。
福柯的问题是从学院研究的脉络中提出来的，但是，瞿秋白、鲁迅和蒋光慈却是从左翼政治的实践中碰到这个问题的。可能他们根本不把这算作问题。但我们却可以倒过来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算问题呢？比如说，鲁迅就很重视他自己的版权和稿费，他自己也受到「好的作家是天才」这类浪漫派观点影响。为什么在左翼的政治实践中，他就可以放下这些有关「作者」的观念，任由其它人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意见呢？我在这里不能够详细谈下去，但是，我想，这大概跟左翼革命论述中集体和共同的乌托邦理想有点关系。因为大家都共同分享一个乌托邦的愿景，所以他们便可以放下现代作家最为珍视的一己的名字和名誉。还有，就是集体的生产观念，在这个观念下，作品不再是个人的创作，恰恰相反，作品可以被重新理解为集体生产的成果。
这些考虑同样牵涉到「作者功能」的问题，甚至「作者之死」的问题，但他的思考方向却跟福柯和巴特完全不同。从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条思考路线：一方面，它要求我们从不同脉络的研究入手，进一步开拓文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另方面，这整个思考跨越了至少几个领域，比如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和经济生产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只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左翼文学的实践的话，我们的理解便有很多局限了。这个问题本身就要求我们越过现代文学为我们订立的「纯文学」的严紧界线，去寻找别样的答案。
当「文学」不再单纯是「文学」，它又可以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跨越文学专业和「纯文学」领域的界限，重新理解和实践「文学」呢？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中提出了一个说法，那就是，列宁从政治行动和实践的领域出发，将「哲学」推到学院派哲学家无法忍受的临界点上，因此，列宁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对「哲学」的彻底改造。那么，当瞿秋白这些中国的列宁主义者同样从政治行动和实践的领域出发，将「文学」推到它自身的极限时，我们可不可以说，他们也带来了「文学」的彻底改造呢？在这里，不但「文学」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而且，连「政治」的界线也开始溶解了。所以，我们才拥有了一种文学式的现代革命政治，正是这种「政治」，彻底改变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整体历史命运。而「文学」也在「政治」中，转化成一种崭新的书写实践。
正是从上述的胡思乱想出发，我的脑袋里出现了一大堆与文学和政治相关的问号。于是便有了这个「文学与政治」的专题企划，假公济私，借机求教于各方友好、师长前辈。
1. 在各种不同的政治领域里，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2. 文学某些既有的操作模式或形式，究竟对政治有何意义？
3. 除了作为政治议题的图解或宣传工具以外，文学还可以怎样介入政治的实践里？
4. 文学的介入是否可以改变政治的游戏规则？如果可以，这种改变是如何可能的？
5. 某些政治议题进入到文学的领域后，它除了为文学增加了内容题材以外，是否还可以在文学形式上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6. 某些政治议题的介入，是否可以摇动文学既有的论述体制，改变这个领域的既定规划？如果可以，在具体的案例中，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7. 在我们的社会里，重新把文学和政治连起来讲，这个行动本身可以引发怎样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和文化效应？
后记：本文原为《字花》第十三期（Apr-May 2008）「文学与政治」专辑的引言。该专辑收入的文章包括：
1. 黄子平：〈「左翼文学」新论〉
2. 游静：〈你我的大衣柜──同志创作之为一种政治运动〉
3. 李维怡：〈杀死人的作文题目〉
4. 吴国钧：〈索多玛的幽灵──论柏索里尼对萨德小说的电影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