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的命运，我以为是《生逢一九六六》的主线，我命名为“追求”，这是降落在一批年轻人身上的命运。
在如此暧昧的时代里追求上进和幸福，大约是只有年轻人才会蹈入的陷阱。他们的人生才开头，自然是抱了希望和幻想。时代不是由他们选择的，生逢什么就是什么，可不论是什么，总归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总是喜欢的。像《生逢一九六六》里的市井社会中的年轻人，是被环境拘泥于局部，无法俯瞰全局，这就是他们的眼界，也是他们的胸怀。他们没有那种超凡脱俗的力量去质疑时代，只有服从和跟随。
蔡小妹是其中最单纯的一个，因她和这时代最合拍，这时代就是以她所在阶层的名义安排的。这个时代给予的正面性，又恰是符合了她向善的本性，比如诚实的概念，劳动的概念，利他的概念，以致到了极端的一九六六年，还有牺牲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都缺少内容，无论思想的还是体验的。但年轻人的世界总是空洞的，就总需要概念来充数，蔡小妹且又凭了良好的天性去理解，但她终于有一些更质朴的本能从时代的概念中遗漏出来。当她带领北京红卫兵去陈瑞平家抄家，她悄悄将陈瑞平的书保存起来；当她情感倾向于陈瑞平的时候，她也没有违背，而是率真地与陈瑞平亲近；在这个被唾弃的家庭需要帮助时，她援手帮助。而这时代其实也渐渐从狂飙式的革命中弃下了她那个阶层，另有目的地直取而去，这也成就了她的单纯，她免入歧途，可依本性正直生活。她的单纯不幸在一桩事情上误了她，那就是与陈瑞平的爱情，这就要说到蓓蓓这个人了。
蓓蓓恰好与蔡小妹相反，她天然就与这时代不相符。她的出身十分复杂；面容娇好与工农政权的素朴观念背离；她的心思又很细密纠缠，这也不是新社会的明朗气质。但她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吗? 她不也积极地接受这时代的概念吗? 她也有权力加入这时代的主流。但她不能像蔡小妹那样自然而然，她必须要接受格外的考验。她报名去边疆建设兵团，果然就批准了她一个，是这时代宽大地接纳她。但另一方面呢，每一个理性的成年人都知道，那是自毁前程，这就是这时代的虚假性。正面的概念底下，是与生活不相符的实质。蓓蓓很快退下阵来，从新疆回到上海，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使她甚至比不去新疆还更落后。幸好她不是有信仰的人，受的欺骗就不算严重。她认命地回到社会边缘，并且找到了慰藉的方法，那就是和陈瑞平的爱情。于是，蔡小妹的单纯遭遇对手。
我不想多说陈瑞平对这两个女性的感情状态，我觉得小说对此所写不够令人信服。这两个女性，包括陈瑞平，着墨很重，但形象却并不鲜明，不如那几位成人，有更生动的表情。但我很感动最终的结局，我觉得是带有青春祭奠的意思。在陈瑞平最虚弱的时候，蓓蓓也正逢危机——为生存计，她决定去香港，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婚。他们互相作为慰藉，开始了一段绝望的爱情。这段恋情已不能单纯以感情解释，它肯定不那么纯真，它其实是他们无限缺失的青春的补偿，又预示着破损的人生开始，几乎带有亡命的性质。他们是将蔡小妹的感情践踏掉了，可是他们不也同样将自己的践踏掉了? 陈瑞平再不能和蔡小妹好了，他们原本有着完整无缺的感情。蓓蓓呢，她自己不是说：“你是我的第一个。”她把她的“第一个”赠送给永不聚首的人，陈瑞平还有什么话讲? 他们这段亡命的爱情，也是在同样的亡命的情景下进行，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地方亲热。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监视的窥秘的眼睛。到最后，终于败露，蓓蓓去了香港，陈瑞平一个人蛰伏在家中三天。我想这三天他是在进行一场“殉”，殉他，还有蓓蓓，再有蔡小妹的青春爱恋。这是全书的高潮部分，也是目的地，一九六六年的一个伤疤。三天之后，陈瑞平终于走出家门，走进弄堂，一群孩子跟着他，整齐地唱起了淫秽的童谣，这是一个精神迫害的合唱，来自无人教唆却与生俱来的庸俗人格，促狭地将隐蔽的私人空间揭开，嘲弄个够。这就是我前边讲述的市井社会的精神状态之一，与小善相对而存的小恶，一些劣习而已，但也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小说中体育教师黄于强因一桩荒唐的公案受监禁，他爬上高楼，对着底下街市上熙攘的人群表白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使我想起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某一个城市里，一个绝望的青年趴在高楼顶上，犹豫着要不要跳下，在围观人群的浪潮般的讥诮中，终于纵身一跃。这种恶意甚至称不上是恶，只是一种浅薄，但因其量之大，所以足够吞没弱者。“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落实在上海的市井人生中，便具体为道德教养的日常事故，演绎成俗世哀史，离革命的本意甚远。
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讲于香港
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整理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