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固然由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因此，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小说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正如历史选择崇祯来完成明朝覆灭的悲剧；小说家选择这个人物为叙事焦点，对充分实现小说的艺术使命也同样地恰如其分。第五卷上册描写崇祯自缢前痛心地说：“可叹我辛辛苦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梦想中兴，无奈文臣贪赃，武臣怕死，朝廷上只有门户之争，缺少为朕分忧之臣，到头来落一个亡国灭族的惨祸。一朝亡国，人事皆非，山河改色，天理何在！……唉，苍天！我不是亡国之君而偏遭亡国之祸，这是什么道理？”这并非全是皇帝为自己辩解的一面之词。崇祯不是历史上骄奢淫逸的昏君，他“梦想中兴”却适得其反，这种矛盾现象构成生动的符号象征。就像明朝那座庞大的、已经运转失灵了的国家机器，崇祯十一年后，他在国事和个人生活中的表现也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时而深藏不露，时而捶胸顿足；时而儿女情长，时而满腹杀机，其性格处于永无排解的自相矛盾中。
《李自成》从崇祯十一年写起，离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在这六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小说第一卷开头写崇祯十一年，清军打过通州，矛头直指京师。明朝的军费本来入不敷出，又受到“安内”和“攘外”两面夹击，崇祯打定主意向清廷赔款或割让土地，以求退兵。但他惟恐丢了祖宗的颜面，绕来绕去，就是不直言“议和”两个字。第一卷上册，崇祯面色沉重地说：“崇祯九年初，虏骑入犯，昌平失守，震惊陵寝。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直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与清廷议和的主意已定，崇祯说这番话，其实是在等他的心腹太监高起潜和兵部尚书杨嗣昌像猜谜一样婉转地说出自己的心事。事情挑明后崇祯不放心，反复叮嘱“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崇祯自以为高明，但“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议论纷纷”。高起潜、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再精明，也不能不代皇帝担起“议和”的投降恶名，好像皇帝只是被他们所蒙蔽，并非始作俑者。这一来，那些坚持对清廷主战的文臣武将坚信“抵御东虏”就是效忠皇上；而深知内幕的高起潜和杨嗣昌力主议和，“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当”。但无论坚决主战的卢象升，还是比卢象升颇知底细的高、杨，还有后来的陈新甲的下场都十分不妙。所有人从皇帝那儿得到的都是自相矛盾的旨意：执行哪一种，都是尽忠职守；执行哪一种，也都是大逆不道！因此，小说中文臣武将被崇祯换得像走马灯似的，有战死沙场的，有被疑作谋反砍头的，有为辱君命自杀的，有自觉委屈说出实情而被下狱或斩首的……但官僚毕竟不是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最后崇祯实在找不着可用的人，便从监狱或流放地“赦免”一些人重新启用，直到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些早死的人，反而免去了这番折腾，真不知自己是幸或不幸。
历史上的王朝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朱姓皇亲国戚不仅是明朝世袭俸禄的贵族，由于与王朝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命运，他们对这个帝王家族也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承当。但这只是从道理上说。当内忧外患、王朝危在旦夕，这个家族却是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三年春天，“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在川陕鄂围剿张献忠农民义军的杨嗣昌“迭次飞奏，征剿诸军欠饷严重，军心十分不稳”。朝中大臣相互推诿拿不出办法，崇祯只好求助于“京师诸戚畹、勋旧”，也就是向皇亲国戚、有爵位的世家借钱。他思来想去，选中“隔了两代”的武清侯李国瑞，而闭口不提比李国瑞和其他皇亲国戚“都较殷富”的田妃和周后的娘家。内阁辅臣薛国观对皇帝的决定顺水推舟，以为可以不担责任。但“柿子专拣软的捏”的做法随即在李国瑞那里碰了钉子，李国瑞被崇祯送入大牢。表面看是李国瑞同皇帝作对，实际上所有皇亲国戚都站在李国瑞一边。李国瑞是明万历（神宗朱翊钧）孝定太后的侄孙，孝定太后是崇祯皇帝的曾祖母，从神宗皇帝算起，李国瑞还是崇祯的表叔。孝悌纽带是加在崇祯身上的又一条绳索，并不是崇祯对这位表亲心有不忍，而“戚畹和勋旧多结为亲戚，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崇祯向命运的每一次抗争，都在王朝内部酿造一次惨祸，加速了王朝灭亡。仅崇祯向戚畹借助这一件事，平白无故死去的小太监、小和尚、宫女、都人、奶妈和他们的家人，书中较为详细描写的就有十来个；首辅薛国观被“赐死”，武清侯李国瑞在监狱吞金自尽，田妃从此一病不起，终致身亡。朝廷的言官、大儒有的惨遭遭廷杖，有的庾死狱中，有的被遣回原籍……受牵连、遭横祸的人不计其数。
(五)
一般小说通过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所谓“性格即命运”；历史小说家在人物性格背后，发掘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历史即性格，历史即命运。
还以崇祯为例。小说描写崇祯性格焦躁，“猜疑多端，刚愎任性”，稍有些头脑的朝臣都明白这一点。但皇帝的性格也不是一贯如此，时时如此，只是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而愈演愈烈。“国库如洗，司农（即户部）无计”，崇祯越是对国事缺乏信心，越是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其实崇祯的性格也与各位朝臣有关。那些满口阿谀献媚之辞的太监、佞臣自然帮助不了崇祯；那些一心为国分忧的忠臣也实在让崇祯心烦意乱。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能出口成章，起承转合，滔滔不绝，如果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天庭饱满、地脚方圆的鸿文。明朝科举不断向朝廷输送一批又一批只会做光鲜文章的人，文章大国，文章治国，文章误国：“诸臣住在京城，全凭意气，徒逞口舌，捕风捉影，议论戎机。他们并未亲历其境，亲历其事，如何能说到实处！”杨嗣昌死后托梦的这番话（第三卷上册），其实就是崇祯心里想的，忠臣们多是历届科举状元，朝廷智囊，但他们“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要么立意高远，云山雾罩；要么远水不及近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崇祯不是三国时代“舌战群儒”的诸葛亮，这些忠臣的“苦口良言”并不“利于病”，反而对情绪已十分焦躁的崇祯如同火上浇油。第二卷中册描写为筹措军费，崇祯与黄道周、叶廷秀和刘宗周发生“廷争”。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但这场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辩论大赛”，实在让崇祯耐不住性子，终于棍棒相加，把这些言官、大儒通统赶入大牢了事。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受这种“徒事口舌之争”、虚伪的朝政影响，皇帝自己也有意做一篇流芳千古的文章。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四年八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明军在辽东战场一败涂地，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堡，次年二月防守松山南城的明军副将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洪承畴全军覆没，本人被俘。还没得到洪承畴是否阵亡的确切消息，京师士民“街谈巷议，都认为洪承畴必死无疑”，“洪府故旧门生都关心朝廷荣典”，洪府的管事家人“便共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本，陈述洪承畴确已就义”。无论家人还是同僚，都好像唯恐洪承畴不死，抢先断了他活着回来的生路，人情世态冷酷到极点。于是朝廷决定为洪承畴举办“荣典事项，包括赐谥忠烈，赠太子太保，赐极九坛，在京城和洪的福建家乡建立祠堂”，“敕封协天大帝”。崇祯亲自撰写《祭文》，诵读其中段落“泣不成声”：
……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并不能兴，鼓卿余力，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倒地而死，目犹不瞑。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
本 来祭文不必崇祯动笔，礼部两天前已经写好，“用四言韵语，务求典雅，辞采亦美”，但崇祯不用，他放着国事不理，非要“亲自拟一祭文”，“传令名于万年”。在大厦将倾、狂澜即倒的危急关头，皇帝以祭文传世的想法已不大吉利；何况洪承畴没死，就在朝廷紧锣密鼓准备荣典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投降清朝。崇祯遂将《祭文》付之一炬。
正剧变成一出闹剧，悲剧不时流露喜剧的色彩，除了小说家把同情心分别赋予不同的政治势力，也在于他一身兼有二职，既是历史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小说家“参与”历史，仿佛与历史人物一起歌哭，一时山呼海啸，引得读者“听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旁观者”的身份又使小说对历史有一种洞悉，在值得同情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悲剧下场，比如对崇祯和李自成失败结局的描写；在曾经被历史贬抑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希望和前景，比如对清廷入主中原的描写。
小说对清王朝采取两种描写方式，一种为虚写，通过崇祯推行“和议”主张，写清王朝企图入主中原咄咄逼人的气势。小说第一卷开始写崇祯十一年秋季，“清兵已经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东直门和朝阳门方面“特别吃紧”。另外还交待崇祯登基十一年里，清兵已经四次入关，有三次“直逼北京城下”。一种为实写，比较集中的描写从第三卷中册开始，更确切地说，从对原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劝降开始。
洪承畴被俘前有一段清廷描写十分有趣。清朝皇帝皇太极从叶赫（今辽宁开原旧城东北）回到盛京，在清宁宫参加夕祭，看萨玛跳神，祈祷松山战事顺利。小说描写参加这次夕祭的都是清廷贵族中重要人物，
……他们在毡上坐下以后，侍卫在每人面前放一盘白肉、一杯酒、一碗白米饭、一碗肉汤。当时关外不产大米，大米是向朝鲜国李氏朝廷勒索来的。个人从自己的腰间取出刀子，割吃盘中猪肉。虽然贵族们将皇帝赐吃肉堪称莫大荣幸，但是又肥又腻的白猪肉毕竟难吃。幸而御前侍卫们悄悄地在每位大人面前放一小纸包的盐末，让他们撒在肉上，自然他们事后得花费不少赏银。
仪式、规则和变通的方法也适用于清廷对国事的处理。清廷自多尔衮入关前一直驻扎关外，朝廷内部懂汉字的人很少，不仅朝政上没有许多繁文缛节，仪式的外表也不奢华，甚至有些粗陋可笑。比如用跳神、皇帝赐白肉，象征神灵、天道和荣誉等庄重的主题。但关键在其中变通的过程，清廷却处理得十分精细，务要切合实际。皇太极继位于努尔哈赤，早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他改努尔哈赤国号“后金”为“清”，“清与金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为一统天下，皇太极亟需汉族的文化和人才，所以一心想劝洪承畴降清。苦战被俘后的洪承畴本来已体力不支，又绝食三天，生命危在旦夕，皇太极急忙请内廷大学士范文程商议劝降办法，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对洪承畴用“美人计”。洪承畴出身名门，二十三岁即中状元，“少年为宦，位至尚书”，花团锦簇，应有尽有。更难的是关外不比北京或江南，到哪去找？找什么样的“美人”才能“引动他欲生之念”？最后皇太极找的“美人”的确不同凡响，不仅姿容秀丽，温文尔雅，而且神情高贵，能言善辩，寥寥数语，使洪承畴喝下参汤，动了“欲生之念”。最重要的是这位清廷的贵族丽人改变了洪承畴对清廷野蛮粗陋的“东虏”印象，使他对异族文化萌生一种体认和好感：“他想着满族女子不缠足，像刚才那位‘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每每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建形容洛神的有名诗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直到受降仪式上观看歌舞节目，洪承畴才发觉那位丽人正是皇太极的宠妃博尔济吉特氏（庄妃），是皇位继承人福临的母亲，也就是后来的圣母皇太后。清廷这样做，自然让降臣感激涕零、肝脑涂地以报答“圣恩”，但洪承畴“多年身居猜疑多端之朝”，随即想到“清主命庄妃做此事必然极其秘密，将来如果泄露，或者他对清廷稍有不忠，他将必死无疑；而且，倘若清主和庄妃日后对此事稍有失悔，他也会有不测之祸。这么一想，他不禁背上冒出冷汗，再也不敢抬头偷望庄妃了”。看萨玛跳神、赐大臣吃白肉的皇太极，在和庄妃商量“美人计”的时候，势必早想到这层。
（六）
《李自成》第四、五卷是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结局篇。第四卷上册结尾描写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第五卷上册描写多尔衮任清廷摄政王，于甲申年四月开始南征，五月占领北京。清王朝占据中原、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就从“多尔衮时代”开始。第五卷下册描写李自成在清军追剿中，于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初放弃长安、又逃离武昌，军队完全溃散，他最后单枪匹马，在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李自成死后不久，另一路农民义军领袖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杀害。十九年后，已经归顺南明王朝的李自成旧部高夫人、李来亨等人被清兵包围在湖北兴山境内的九莲坪、茅芦山一带，战败后高夫人和慧英自焚于茅芦山顶慈庆宫钟楼。之后，又有红娘子和红霞在川陕鄂一带传播白莲教，以至一百五十多年后，这一带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小说终篇结尾（五卷下册第二十八章）写道：
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住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实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卒章显志，白莲教起义像一道谶语，预示反抗压迫和屈辱命运的斗争必将薪火相传。
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怀有无限同情。古代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其中悲剧是最具震撼力的原因，英雄的别称应该是一场悲剧。小说对明、清王朝的描写间或还有滑稽的成份和喜剧色彩，对李自成则完全不同。李自成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不仅因为他最后孤家寡人、身首异处的下场最为凄惨，也不仅由于他个人的种种过失，使他最终丢失了大顺朝皇帝的宝座。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小说第五卷后半部分，描写茅芦山上高夫人、尚炯（老神仙）和红霞等人谈话中有片断流露，比如起义军流动性大，在地方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忽视了清廷对大顺朝的威胁，对吴三桂降清缺乏思想准备；进入北京后，军纪败坏，丧失民心，等等。这是小说描写高夫人等人在茅芦山壮烈牺牲前的一些心理活动，是从人物的角度，表现他们作为亲历者和知情人对事变经过的追思。故事至此已接近尾声，但小说依旧笔力均衡，从而有力地勾画出人物慨然赴死前从容不迫的样态。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能表明小说对李自成悲剧的看法。
把以往被史书写成“乌合之众”或“流寇”的农民起义军，写得有如此气魄，这种艺术开掘及其表现方式的确反映了小说家的立场。姚雪垠始终以深厚的历史同情心关注和表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或者说，他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受侮辱、受损害的阶级和阶层一边。正因如此，《李自成》与一般史传小说有根本的区别。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的描写，小说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从李自成身上看到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悲惨的命运。如果说，明代社会在李自成造反前就已衰朽、崩溃了，那么崇祯王朝完全体会不到，承受这一后果的下层社会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出于这种社会环境，李自成的悲剧不是外在的，固然有外部原因，但他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潼关突围后，李自成曾先去投奔张献忠，张献忠在军师徐以显鼓动下，差一点把李自成一干人全部杀掉。这次逃亡经历带有寓言性，李自成只有联合其他义军才能完成使命，战胜明王朝，但各路起义军首领决不满足于劫富济贫，不论李自成还是张自忠都一定要做皇帝，于是在起义军之间和起义军内部，永无休止的争夺、猜忌随之而来。
争权夺利，猜忌谋杀，这些情节主要出现在外部压力减弱的情况下。面对朝廷重兵围剿，李自成必须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除了攻下山寨，开仓放赈，吸收老百姓加入义军，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杆子”（其他起义队伍）收编为自己的队伍。小说第二卷描写宋家寨寨主宋文富请马三婆串通侄儿马二拴，利用高官厚禄路收买义军将领。寨主奶奶担心此计不成，因为她听说义军中人颇讲义气， 这时“马三婆撇嘴一笑，‘义气？江湖上的义气也早晚行情不同。目前大军压境，贼兵败将各人性命难保，义气该值几个钱一斤？’”底层社会鱼龙混杂，马三婆为典型一例。但也正因为她出身底层，了解那些人普遍的想法，从她的话里可以看出李自成军队的不稳定性。李自成破了宋家寨，接着平定石门谷“杆子哗变”，第三卷描写“慧梅之死”，李自成把义女慧梅嫁给袁时中，也是企图收编小袁营这支杆子队伍的二三万人马，最后袁时中带部队脱离闯王，被李过杀死在乱军中，已经怀孕数月的慧梅自尽，“她真是能狠下心，一抹脖子就去了两条性命”。李自成始终在收编杆子军队和“杆子哗变”之间煞费苦心，收编的军队要么叛逃，要么由于成分复杂，让李自成很难管理。慧梅的悲剧就是李自成军队扩编付出的代价，连同小说描写起义军围攻开封张存仁一家的惨剧，昔日繁华的开封变成一座死城。李自成向北京每前进一步，都愈加偏离起义军最初的愿景。如果李自成原本就打算“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心狠手辣、性情歹毒的人，即使失败了也罪有应得，谈不上英雄，遑论悲剧。但小说描写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天性仁厚，对下层百姓有强烈的同情心，他越是要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扩充军队，清除异己，推翻明王朝，就越向失败的结局靠近一步，越要背叛他原本善良的天性。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法避免、无以克服的，如果消灭了问题一方，事物本身亦不存在。难道真应了意大利人的那两句话：“凡以人民起家的必沾染污秽”，“未掌权势者，权势会磨灭他”？
这样总结李自成的悲剧，也许并非姚雪垠本意，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小说家对明末历史生动的叙述，使人物的悲剧性不局限于某一细节，或某一具体的失误，而是贯穿在他对整个历史生活的描写和诠释当中。一部小说诞生，正像婴儿脱离母腹，虽然保留着他脱胎于那个世界的遗传基因，同时却又独立于那个世界，成为一个自在的生命个体。这也是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给我的启示，其中既有小说所映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规约，又有小说艺术和历史叙事的独到之处。归根结底，小说家究竟写了些什么。
于2007年12月29日零时
（原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注释
1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省邓县姚家寨，1999年4月29日病逝于北京。
2 姚雪垠：《我的粗浅经验——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原载1981年2月17日《浙江日报》。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181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3姚海天：《〈李自成〉第五卷•后记》，《李自成》第五卷下册，第79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8月。
4 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517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另，参见《姚雪垠致茅盾（1974年7月27日）》，《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
5 高空蔚：《姚雪垠简介》，《姚雪垠研究专集》第6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6 [法]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武波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第1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7高空蔚：《姚雪垠简介》，姚雪垠研究专集》第3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8姚雪垠：《向母校师生汇报》，《姚雪垠研究专集》第５７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9姚雪垠：《我的道路》，原载《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10姚雪垠：《我的道路》，《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
11 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想》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12姚雪垠：《我的道路》，《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
1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
14 顾颉刚：《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