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霞：后革命时代的青年文学——关于《寻找》及其续篇的完成
来源：《文学评论》2007 年第2 期
内容提要：以上世纪80 年代初期文学期刊《青春》为个案，通过分析该刊当年发表的小说《寻找》及其续篇，展示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处于练习和试验阶段，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 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但作为新时期文学一角，却有力地揭示出当时思想与文学思潮的芜杂多样。
上世纪80 年代的文学刊物中，由南京市文联主办的《青春》杂志在“文学青年”中影响很大。该刊1979 年10 月创刊，是“文革”结束以后创刊最早的青年文学月刊。到1982 年，该刊订户已经超过了45 万。《青春》的办刊宗旨是“青年写，青年看，重视青年题材，着眼无名之辈”，因此这个刊物所刊发的大多是默默无闻的初学者的“处女作”。据主编斯群介绍，1981 年该刊发表处女作23 篇，占全年作品总数的35 %。另外，该刊坚持“每稿必退，并力求提出意见，写退稿信”[1] 直接参与习作修改工作的有当时著名的作家高晓声、陆文夫、方之、陈白尘、顾尔镡等，他们的讲评意见和作者的回应答复都在刊物中得到公开的展示。该刊从1980 年起举办“青春奖”的文学评选活动，参选者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的青年作家，在当时不多的文学奖项中，该奖算得上是很有分量的一个。从《青春》作家/ 读者群的构成情况来看，具有初/ 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占据主要力量[2]，这部分“文学青年”普遍有着强烈的文学表达的欲望和困惑，其人生观和世界观还处在形成和发展期，表现在作品中，题材上抒写自我苦闷的多，表现社会变革的少; 技法上实践所谓“现代派”的实验性作品少，习作特征较为明显; 主题上多受流行思想的影响，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认识普遍有肤浅和苍白之感。
然而这样一群“文学青年”在80 年代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却是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如何引导这批青年走上“真正的”文学创作道路，这个问题关涉到主流文学观念将如何得到传承和发展，而文学的观念又与人生的观念紧密相关，正如《面对共同的世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应该和青年的人生观相联系[3]。因此，通过文学写作的教育让广大青年正确面对“文革”结束后的“信仰危机”，正确认识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弊端”，进而对文学创作的“正确”道路有理论上的辨别能力，这一切成了像《青春》这类文学月刊或隐或显的编辑意图。从1981 年的第3 期开始，该刊开设《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栏目，试图将许多文坛名家，比如韦君宜、邵燕祥、莫应丰、叶永烈、鲍昌、田间、蒋子龙、叶文玲等，塑造成文学青年的“引路人”形象。与80 年代的众多社会热点相比，这个栏目所涉及的“文学创作究竟是要靠个人奋斗还是前辈提携”，“作家的性格、气质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才情哪个更为重要”等诸多“边缘”性问题，同样回应了变革时代热情中的“迷乱”。
本文要说的，就是一篇在这样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寻找》和它的同名续篇，它们分别发表于《青春》1980年第2 期和1982 年第5 期。在1980 年第一届“青春奖”中《寻找》是“得票最高”的作品，从1980 年第4 期开始，《青春》连续发表了近十篇评论文章，数十条读者来信以及作者董会平的一封致广大青年的公开信，直到次年五月陈辽的一篇作家专论《他也在寻找——读董会平的四篇小说》止，关于《寻找》的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寻找》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单身女知青“我”(小亮) ，“我”曾经带着“红卫兵”的革命理想扎根农村，然而从农村调回城市之后，却一直在家里等候分配和相亲。但是，“在乡下的风尘里滚了十年，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变得陌生了。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回南京一个多月，开始我沉溺在喜悦和恬适之中，但现在一想，我又觉得生活中少些什么，自己也好像整日里寻寻觅觅，然而究竟在寻找些什么，我也茫然说不清楚”。事实上，整个小说的矛盾冲突都是围绕着“返城知青”面对城市生活的焦虑和茫然展开的。1979年到1982 年间，返城知青的婚姻和就业问题是当时两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4]，在这一点上“我”的苦闷和彷徨令一大批社会青年感同身受。比如当时一位读者就说：“我也是女同志，三十岁未婚，所以很同情小亮。我在看的过程中哭了，痛痛快快的哭了，淤积在胸中的苦恼和愤恨一下子全都泄出去了……”[5]除此之外，是“我”的“红卫兵”记忆，尤其作品虚写的“红卫兵头目”乔晓阳的形象，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许多人认为正是红卫兵精神给予小亮这一代人不同于其他人——包括革命意志衰退的老干部——可贵的性格气质，这些气质包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拒不与现实同流合污等。但有趣的是，乔晓阳在作品中的命运，在现实中引起了许多“老同志”不满，有人甚至发出了“救救青年”的呼喊[6]。正如下文的分析将使我们看到那样，对这段记忆的修正恰恰成了《寻找·续篇》中最重要的部分。
具体而言，《寻找》中的“我”面临三大困难：一，与更加年轻的“时代骄子”们，“我”的妹妹小娅和她的大学同学在认识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读者将其概括为“老青年”与“新青年”之间的矛盾;二，与平反复职的父亲在对待“红卫兵”历史的认识上存在着矛盾——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老干部”和“革命青年”争夺话语权的表现；三，与当年的乔晓阳一起，面对着如何继续理想主义信念、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生活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转向问题。
一
小亮与小娅们的冲突最初来自于一次具有相亲意味的野餐。小亮带着大龄青年的敏感和自尊参加妹妹出于善意组织的这次活动，但很快她便发现这群“时代骄子”身上并没有任何闪光的精神和深邃的见解：“我问他改革的方向，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四个字：‘自由竞争’。我不同意，说了几点理由。不料我话音刚落，就遭到好几个人的‘攻击’，说我思想不解放。”青年是最忌讳被人认作“保守”的，尤其是一个处于尴尬年龄的青年，于是“我”心生懊恼：“我真恨自己，恨自己早上做出的错误决定。一个被人家显然看成为时代淘汰的三十岁的人，何苦要自作多情地穿上新衣裳来赶时髦呢?”也许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刚硬率直的小亮应该在此时掉头走开，或者干脆和那些大学生继续展开话题上的交锋，新时期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大段大段的哲理性辩论来表现思想差异的，比如《人啊，人》中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有关信仰和宗教问题的通信，《北极光》中有关改革和人生出路的谈话，等等。作家通过这种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虽然简单，但亦不失为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手段。相比之下，《寻找》的作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手法是更为“现代”的，他中止了主人公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对话，让这个有些自怨自艾的女性沉入内心世界，“自言自语”起来。一场“记忆”与“现实”的战争就这样在小亮的心灵深处爆发了：
过了一会，我感到身后站着人，扭头看，惊呆了。
在我的身后站着四、五个农村孩子，每人背着一捆柴。他们一个个紧抿着嘴，用冷冷的目光一会看看塑料布上的罐头、酒瓶，一会看看那群狂欢的青年。
我猛地打了一个寒噤，一幅永远难以忘却的图景陡然浮现在我眼前：
天空是灰白的，大雨哗哗地往下倒，三万亩圩田一片白茫茫。我和农民在一起抢插晚稻秧。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红肿充血，每一个人的面颊都深陷下去。腰椎发出似乎要断裂一样的剧痛，两条长久泡在水里的腿已经变麻木了。……
当送饭的一来，人们便拼起最后的劲，向放在泥水中的两只水桶奔去。两桶米饭，一盆咸萝卜，对于我们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我一边跑一边往肚里咽口水。没有地方避雨，连坐的地方也没有，这野餐是在风雨中站着进行的……
谁不希望生活中充满音乐和舞蹈呢? 但是生长在富饶而又贫困的中国的青年，应该有他们更高尚的生活。
一幅现实的画面和一幅历史的画面通过小亮的“回忆”相遇了。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那群围观的农村孩子是否真的存在——虽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实际空间上的距离确实没有在经济/ 文化上的差距那样大——但无论如何，通过这“有意/ 无意”的回忆，“过去”的闸门被打开了。知青叙事的历史化出场，或者说“革命”成为“记忆”的事件本身，便意味着这一指向未来的话语模式将最终丧失其在现实人生中的行动力。萨特在分析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问题时说：“过去突然
侵入现在，感情的次序与理性的次序相对立，后者虽然遵照年代顺序但缺乏现实性，记忆千奇百怪、断断续续，但反复涌现，心潮时起时伏……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解脱存在于时间本身之中，在于过去全部重现。对于福克纳来说，恰恰相反，很不幸过去从来没有丢失，它始终在那里，死死地缠住我们。我们逃避现时世界的唯一方式是神秘的出神忘形。……”[7]由此看来，小亮的“出神忘形”，作为一类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处理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土的脚本，联想到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在80 年代青年中的风靡，我们不难想象小亮身上的革命精神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异。然而与白痴式的“陷入”过去不同，小亮的回忆与其说是“不由自主”，不如说是“用心良苦”。不论怎样细致的研究也无法道尽“文革”和“文革”结束对一代青年的意味，离乡返城不见得就是“拨乱反正”的简单算式，小亮回城之后的无尽烦忧延伸了“伤痕”文学曾揭示的伤疤，“回城之后怎么办”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更是“青年人迫切关心而且急需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问题”[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小亮“回忆”行为的现实性，甚至可以说那是他们唯一的“武器”，小亮之引起轰动，部分原因也在于青年们对过去仍存有幻想。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小亮们自然不会像《南方的岸》中的“暮珍”那样再回到农村落户，就像题目“寻找”所暗示的，革命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被继承下来，这种精神鼓动了一种“探索”和“发现”的热情，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小说最后让小亮寻找到了“考研究生”的归宿，只是使整个回忆更像是一场怀旧。让小亮所珍视的“革命”，缘何在新的时代丧失功效? 原因是复杂的。1985年之后，理论界有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这个提法更多地是在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但作为一种性格类型，潜入内心，表明以社会实践和革命行动为标志的文化传统正在慢慢地让出外部世界，作为历史记忆，不论其在人心中有多大的召唤力，都将不再和现实世界构成直接的冲突，因此也便无所谓真正的胜利和失败了。
卢卡奇曾经以西方文学史为例，将这类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概括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他分析说：有着“抽象的理想主义”的主人公，虽然看似在现实面前屡遭失败，但相比之下，他的内心却是“不成问题”的。“由于世界的这种缩小以及由此引起的、目标只对准这缩小的世界的一切行为必然缺少外部世界的真正中心，也由于这样的态度必然是一种主观态度，不触及世界的本质，只是提供扭曲的世界形象，所以，和灵魂对立的一切，都必然来自和它完全异质的源泉”[9]。小亮的世界是在逐渐缩小，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给她的施展理想的空间已不再存在。在小亮看来，小娅们除了不学无术之外，还留长发、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跳小步舞，对这些新潮的“资本主义”玩意儿的反感恰恰反映了小亮的革命记忆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而作者的立场显然在小亮一边。但是到了续篇，价值的天平有所偏移，小娅的命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反感”并不是战斗，九斤老太也常感慨“一代不如一代”，所谓与灵魂“完全异质”的世界也不过是说，这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行动世界之间并没有任何共同对话的可能。看来，“向内转”的结果不过是导致灵魂在心灵世界中的“休息”，不论个体在外部世界承受怎样的艰难，信仰的栖息之所并不为之所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转向内心的行动反而并不触动内心世界的发展：“没有东西能够动摇它内在的坚定信念，因为它被囚禁在它的安全世界中——因此它不能感受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一种内心体验到的难题，这使这样一颗灵魂变成了纯粹的活动。因为它在它的本质存在中休息，它的每一个冲动，都变成了一个瞄准外界的行动。有这样一颗灵魂的人，他的生活变成了一连串他自己的选择的不间断的冒险活动。他投身其中，因为对他来说，生活只意味着成功地经受考验。”[10]显然，卢卡奇说的是有“神”和“信念”的安静的灵魂，对于没有宗教传统而过去的革命信仰又受到极度挑战的中国青年，他们内心的安宁又将维持多久?
小亮的意义，或许就是在那个不断挑战权威的时代，在“信仰”或“精神”层面，而不仅是在政治政策层面，提出了如何面对和解释历史的问题。
二
悲壮的革命记忆，窘迫的社会现实，加深了“我”(小亮) 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同时，也勾起了“我”心底深藏多年的“情丝”。“我”原来是有一个心仪的青年的，他(乔晓阳) 是一个烈士的遗孤，“文化大革命中是我们红卫兵的领袖”，作为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他在当时是颇有点名气的。但是，“爸爸他们这辈人，一听到‘红卫兵’、‘造反派’就气得发抖。而我——一个被红卫兵、造反派迫害的老干部的女儿，竟然在今天，还在四下寻找红卫兵头头，他能不勃然大怒吗?”
他先用嘲讽的口气说，乔晓阳算个什么货色?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是的，他有组织才能，能说会道，脑子转的快，可这都是歪才! 是乱世英雄! 现在搞“四化”，这种人有什么用? 还来搬弄口舌? 还来贴大字报吗? 你，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会看人，老实有学问的人看不起，反倒跟着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小投机家屁股后头跑，文化大革命跟着他闹，现在还想闹吗?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革命的原则性，反这个，反那个，都是搞个人投机，想表现自己。再说我们党还没垮，我们军队还没垮，要他一个人上阵跳什么? 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现在北京民主墙不是又有人在闹吗? 还不是乔晓阳这类人，达不到个人目的，就闹个没完。
爸爸的这种想法在新时期文学中无疑是一种主流表达。
“文革”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庭造成了巨大打击，“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着力书写的正是这种遭迫害、受破坏的痛苦。为父亲所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并不是《伤痕》里的“晓华”，在长辈获得“平反”之后重新回到家庭的温暖和人性的谅解之中。“我”似乎无法认清那段历史的罪恶，依然陷在“左”倾思想的余毒之中，新的价值观念和“择人”标准——所谓“老实有学问”——更是迟迟树立不了。
可惜，父亲却忽略了女儿不同于其他老干部子女的特质。“我”不仅没有因为那段历史而养成孤僻变态的“现代”性格，相反，却丝毫不感到冤屈，“我”没有“断送了青春”之类的弱者的悲鸣，只是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农民的艰苦劳动和困难生活，了解了他们的力量和负担; “我”坚信，正是由于有了下乡十年的艰苦磨练，“我”比妹妹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 “我”不仅仅同情农民，热爱农民，而且深深懂得中国革命的任务非常艰巨，不是一句“自由竞争”就能简单解决的。正是为了要担负起这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才无法享受现在的“闲居”生活，“我”才不得不去“寻找”，而“寻找”的结果，便是回到少年时代激励“我”和同伴们前进的那些信条——“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
针对父亲对乔晓阳们“政治投机分子”的断语，“我”直接的回击便是“喊冤”：“说我们是造反派真是冤枉。”虽然“文革”是全体中国人的灾难，但“文革”结束以后，“冤”声最大的却是那些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现在老干部官复原职了，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文革’苦果都落到了我们青年身上”[11]。也许父亲从上面的记叙中会读出“四人帮”对青年心灵的毒害之深——就像刘心武在《醒醒吧，弟弟》中所要明确表达的意思——但本来就是要打倒权威的青年们显然无法容忍父辈的“谆谆教导”，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造反”。相比与妹妹小娅的冲突，与父辈的冲突将更加激烈。有趣的是，新时期以揭露“四人帮”为主题，以宣扬“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一类文学中，直接表达家庭之间父子冲突的作品并不多见[12]——即使是《寻找》，父子冲突虽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但当“我”考上研究生再次离家的时候，依然温情脉脉地回忆起返城之夜的亲情，而父亲也终于默默地出现在离别的站台上——对完整的“家”的意象的眷顾与维护，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寻找》所要揭示的父子冲突必须在不伤害家庭亲情的伦理框架之下展开，主人公的“革命”行为将不能再通过“离家”、“逃”向自由的叙事模式来实现，精神的漫游将彻底终结“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回“家”、回到“日常生活”，不仅是《寻找·续篇》理所当然的主题，更是新时期文学叙事的核心模式。当然，“家”还是不可避免地破碎了，经济大潮带着比政治更无懈可击的“合理性”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心理模式，这自然是另外的问题。父子冲突得以维护在“家”的框架之内，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传统意义上作为“权威”出现的父亲不再具有不可反抗/ 必须反抗的权威性。经过“五四”尤其是经过建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家庭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父亲的看法其实并不对小亮构成直接的压迫，小亮能够对父亲的看法发表直接的评论：“现在来嘲笑年轻人十年前的幼稚举动，并不表明今天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练达。我承认我们当年做了不少错事、蠢事，但我们决不是他(爸爸) 所说的那种投机分子。我们还是纯真的孩子，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全国人民的心都是真诚的。”这样，通过对“虔诚的”革命信念的重申，“红卫兵”为自己的“造反”行为找到了与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平等的舞台，既然当年你们也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现在又凭什么站在高处“指手画脚”呢? ——“文革”的灾难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群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13]。
通过小亮情绪化的“回忆”，《寻找》慢慢明确了它的主题。青年们所要找的正是“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寻找那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太阳永不西坠，根本没有黑夜。人人诚心诚意，个个相亲相爱。”尽管现实中不乏滑稽可笑的“骗局”。但是，正如萨义德所说：“回顾过去是阐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只是由于过去发生了什么和过去是什么样子产生了分歧; 还有关于过去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彻底地过去; 或是对于它是否还在继续的不确定，尽管过去也许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这个问题引发了各种讨论——关于影响、关于责难与判断、关于当前与未来的紧迫问题。”[14]
据知青历史介绍，“上山下乡”最初是作为政府的一项经济调控政策展开的。但“文革”中“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15]。因此“红卫兵”和“上山下乡”是息息相关的青年运动，“1967 年9 月发轫于北京的上山下乡活动，就是由雄心勃勃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率先组织起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在发动一场‘继续革命’的新长征”[16]。在心理层面上，这至少是对那段历史的“忠实再现”。在众多知青形象中，乔晓阳的出现一扫苦闷、彷徨、伤感和放浪的角色定位，将“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复活在一个青年女性的爱情理想中，其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有读者说，“几年来，我在许多作品中寻找过，寻找我们当年一些红卫兵的身影。偶尔找到几个，总觉得神气不正，灰溜溜的，不像我们当年的那些伙伴”[17]。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新的历史时代纷纷忏悔了、反省了，或者沉默了，发展了新的理论，皈依了另外的信念，总之，他们不再高大，变得“灰溜溜的”。虽不能简单地说这一代人的“灰”是上一代的压抑造成的，但为了对抗现实和内心中的“灰”，青年一代达成了某种“一致”。就像曼海姆在《代的问题》中所指出的：同龄的群体有着同样的历史地位，犹如同样的阶级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一样，“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18]。作者董会平在谈到小亮这类青年时说：“过去一支看起来忠于‘革命’步调一致的青年队伍在迅速瓦解着、分化着，……从否定过去的盲目、迷信来看，这支队伍的瓦解、分化，倒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从开拓未来的角度来看，却又是一种危机。”[19]小亮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她试图为“一代人”完成历史叙事。如果继续作为一种信仰和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一话题的话，那么小亮在这里试图完成的，正是通过对知青一代“特殊性”的规定，恢复那个曾经以人类共同命运为价值取向的共产主义理想。自从这个以所有其他人的幸福和自由发展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以来，“个人”就处在一个充满问题的情景当中。“个人”该怎么办? 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关系该怎么认识? 90 年代以后，有学者从“毛泽东热”的现象中看到“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无伤感的回首……”[20]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这部1980 年出现的作品视为商业怀旧的前兆，那就过于简单了。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一种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体制和一种以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使命的朴素的共产主义意识。在前者之下，“个人”和“个人性”自然是被完全“控制”和“规训”的；而在后者的情景里，“个人”和“个性”是有着充分的说明与规定的。
三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时曾经指出，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确定和认同是一种既脆弱又强健的思想。他说：“与本体安全的其他存在维度一样，自我认同感既是强健的也是脆弱的。说他脆弱，是因为个体在心智中反思性保持的个人经历只是众多其他潜在的故事中的一个，而这些故事可以讲述的是个人作为自我的发展过程; 说其强健，是因为在个人活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认同感得以足够安全地维系、以能承受主要的张力或过渡。”[21]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反思”气质的青年，“我”对自身所处的状态和周边世界的不满，必然会激发起一股“强大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以回应由自我认同感的断裂而引发的焦虑：
一群善良的人被一伙强盗赶进了阴暗潮湿、不见一线阳光的密林深处。几天过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这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丹柯。他对活着的人大声说：“森林是有尽头的。起来，我们走! 走出一条路来!”
人们和丹柯一起出发了。可是艰难地走了几天几夜，也没有走出森林。这时有的人绝望了，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埋怨丹柯，丹柯想了很久，突然叫道：“我爱你们呀! 我的心可以作证!”说完，他抓开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把他高高举过头顶。他的心燃烧起来，发出了强烈的光辉。黑暗的森林被这人类的爱的火把照得透亮，人们簇拥着丹柯，呼啸着向前。
森林分开了，碧绿的草原展现在人们面前，太阳在蔚蓝的空中发出金色的光芒。人们狂喜地跳起了舞蹈。而丹柯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骄傲地笑着倒下了。他的心碎了，化作点点红花开在草原上……
“不见一丝光亮的黑暗的森林”，作为中华民族的隐喻，曾经被用在晚清以来的多段历史时期; 作为人类社会的隐喻，也曾经被用在“共产主义”之前的几乎所有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每种情景都不乏“丹柯”这类“领路人”的英雄形象，只是，英雄如果没有真的“倒下”，就将必然面临日常生活的“平凡”。为作者所珍爱的英雄“乔晓阳”自然也将面对恋爱、工作的问题。有趣的是，也许是作者陷在革命记忆太深的缘故，他笔下的英雄依然固执地坚持圣教徒般的理想，乔拒绝了“我”的求爱，表示要“再等两年” ——乔对爱情的压制被“我”理解为革命精神的延续，“我”于是不再茫茫然，决心走一条和日常生活相对抗的英雄之路。只是留给“我”可以选择的道路是如此之少，除了不再去相亲、放弃做一名普通工人，“考试”成了实现英雄理想的唯一途径。自然，连作者都觉得这种选择不具备多少“英雄性”，所以，他显然有违“真实”地让“父亲”再次承当了革命“绊脚石”的角色。亲人的不理解、小家庭的分裂、个人生活的被延误，这些必然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