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梦想已经破灭，世界并未能如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完成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统一，历史的辩证法仍然存在，“幻想人性会剧烈的改变，现行制度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只不过是胡思乱想，乌托邦罢了”。21我们曾经执著于或者迷信过的一些观念，终于遭到现实的致命一击。
阶层分化早已开始，“穷人”和“富人”的概念也早已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大多数人重新“沉默”，他们的声音不仅难以得到“再现”，而且我们几乎无法听见。当有些人继续拒绝政治、阶级、利益、对抗、意识形态这类语词，并且搬出个人的历史体验，来形容对这些语词“不堪回首”的个人感觉时，他们不知道，这些语词早已又一次转化为现实，而现实也变得更加严峻和急迫，只是，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体验”罢了。
“自由”这个语词曾经帮助人们们挣脱了国家的同一性控制，我们至今仍然心怀感激。但是，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概念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进行考察，而是继续幻想用这个(以及相近的)概念作为本质去建构世界，那么，这个概念就将成为一种新的陈词滥调。它除了使“精英立场”更加变本加厉，使文学变得更加“小家子气”，更加“伪贵族”，还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呢？即使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语词，可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新的“沉默的大多数”，那么，这个概念的普适性又在哪里呢？它还是一个普遍的“本质“吗？
不仅仅是当下的媒体，即使当下的知识，也在拒绝这个“大多数”，以至于他们显得更加(或者强迫他们)“沉默”。但是，正是这个新的“大多数”的产生或者存在，才促使我们反省现代性，反省资本化的过程，反省“历史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因此，关注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深地切入现实，寻找问题所在，以及一种新的乌托邦可能，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持一种道义的立场。任何一种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甚或怜悯，不过是旧式人道主义的翻版，在今天，毫无新意可言。因此，如何使“被压迫者”的知识成为可能，并且进入文学的叙述范畴，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22
由于对“启蒙”、“公意”这类概念的反省，以及文学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角色的退出，使得我们对“代言人”这个概念深为警惕。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隐藏在“代言人”背后的，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和一种规制社会的狂妄企图。但问题是，如果不经过知识分子的“转述”，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能够进入知识领域吗？而他们的政治和利益诉求，又如何能够得到体现。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词：“代表”。实际上，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群体或者团体，都能够在知识领域中找到他们的“代表”，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同样需要自己的代表，以使自己被忽略、被遗忘甚或被压抑的“声音”得到“再现”。而在这一“代表／再现“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任务就不仅仅是“代表”，更要学习如何“再现”，正如赛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是以表述／再现的艺术为业的个人”。23
可是，在文学中，这种“表述／再现”却会显得困难重重。不仅仅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阶级意识”的传统陷阱，还因为在今天的中国，“阶级意识”实际上显得非常模糊不清。文化工业的兴起固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媒体对人的大面积覆盖，模糊或者缝合了阶层差别。而作为传统的阶级分析的单位之一――家庭(比如“革命家庭”)，今天也显示出它的多义性，就象王晓明在《90年代的中国与新意识形态》中所描述的，在一个家庭中，可能母亲退休，父亲下岗，然而子女中，却有可能是公司白领、是证券投资者、甚至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正是这一多种成分的并存，使“阶级意识”变得极为复杂甚或模糊不清。
可是，正是这种复杂或者模糊不清，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表述／再现”的叙事可能。
4，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我们正在与某种体系性的哲学观念告别，这类观念代表了一种要发现一个一举解释所有事物的根本概念的企图，或者说是一种有关人类本性或人类实质的理论。可是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面对所要把握的现实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可琢磨。而辩证法也“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来自主观的原则，而是人与环境和历史的永恒变化之间的近于绝望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与自己的主观性决裂而去接受严酷的现实法则，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主观和环境的假象所包围而回到这场斗争的起点。在此，真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为了在这个瞬间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人们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向时间的激流、矛盾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昧发起攻击”。而能够传达这一真理的过程已经不是哲学，“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学实验”。24这是迄今为止对文学最为乐观的估计。
可是文学如何才能把握这个永恒变化着的现实？如何才能再现历史境遇，再现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即使我们承认文学就象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艺术家“不过是新现实的记录仪”，25那么这个新的现实又是什么，我们又究竟怎样来进行“记录”？文学最后总是要诉诸一定的审美形式，而更重要的是，文学必须通过个体的存在才能再现历史境遇，因此，个体与群体的诸种复杂关系就成为文学叙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福柯在《词与物》中有过关于“知识型”的论说，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文化的潜在外形，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型”，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想到的――或不能想到的东西――深层基础。每种科学都是在某个知识型的范围中求得发展，因而也就与其它同时代的科学发生联系。26如果我们借用福柯的这一理论，就会发现，在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周围，并与之发生联系的正是现代美学、哲学和心理学这三门人文学科。应该说，“纯文学”从这三门学科中获取了相当多的思想资源，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叙述内涵乃至表现形式。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三门学科和文学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它们都共同诉诸于人的内在的观念、情绪、精神、意识乃至无意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八十年代，这几门学科实际上是在共同完成“人的现代化”。而对于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来说，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它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找到了它可以借鉴和模仿的“蓝本”，这也是八十年代文学获得辉煌成果的因素之一。
而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当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外部世界，有另外的三门学科开始引起文学的注意，这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当文学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时，实际上意味着文学开始切入现实，开始关注社会和群体，以及获得另外一种思想资源的企图。的确，在反省八十年代的伟大传统当中，人们意识到，如果丧失和经济结构的联系，那么，对权力的认识和反抗就会陷入某种片面性。我们只要重新解读一下八十年代的一些小说(比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等)，就会发现，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写作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个人主体性在这一改革中如何得到确立，而忽视了这一改革的全部复杂性，以及新的危机的产生可能，更不用说随之产生的社会分层和种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科学为文学打开了另一扇思想之门，或者说，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模型。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毕竟相距甚远，而且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天然的血亲联系。如果说，社会科学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和群体，那么，文学则更多地围绕人的个体性存在展开自己的叙事活动。尽管近年来，社会科学成功地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但是我们仍然鲜见社会科学直接进入文学的成功可能。相反，如果文学“生搬硬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倒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拙劣的图解，无论在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上，都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因此，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就必须处理好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转化。
进入现实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近年来，我们并不少见那些所谓反映现实的作品，然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不是说这些作品没有揭示社会新的矛盾，而是说它们除了缺乏一种对现实的深刻的洞见和把握
，在其叙事过程中，也隐约可见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复活。因此，文学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再现”现实。
然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人和事？那么这和我们传统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词：“语境”，的确，在一些当代的理论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个词和“现实”的并列或者交叉使用。可是语境又是什么？这个从现代语言学挪用过来的概念到底在指涉什么？是实在之物还是非实在之物？一个抽象但也只能如此的回答或许是，它既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等等意义上的此时此刻，又不仅仅是这一此时此刻，它是实在之无物，但更多的是非实在之物，它的语义常常需要在一个时段中才能慢慢呈现。它集会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种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互动，然而它又是分散的零碎的……。可是经由这样的解释，现实也相应的变得暧昧起来，游移不定又难以琢磨，总之，这个所谓的“语境”使得文学的“再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可是，文学的叙事性在此也体现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就象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的：“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而“再现”的困难性也相应地激发起艺术创新的勇气和动力。
在八十年代，我们常常把“艺术创新”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探索，而忽略了正是由于“再现”的障碍性才激发起追寻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内在动力。而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内在的动力，艺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十年来的小说，呈现的，或者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复活，或者是继续沿着内心叙事的轨迹向前滑行，但是却鲜见艺术的创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在技术上对这些作品继续进行诘难和挑剔，即使一些新人的创作，其文字也是十分的流畅。但是过于流畅的文字不正暴露出思想的独异性已经不在？而正是在近年的小说中，我们已经很难“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
尽管“语境”呈现出它的非实在之物的特性，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依靠着实在之物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为文学提供了某种新的写作可能。正是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比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我们看到了一种“细节”的写作倾向。在这些作品中，细节不再仅仅是一种环境的装饰之物，或者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技术手段，而是有其独立的地位乃至意义。由于细节来自于生活本身，因此它具有浓郁的现实意味；由于细节总是附着于一定的民族情境，因此它所暗示的问题就带有相当明显的本土性特征……。而由这些细节构成的图像(比如路边的一家小发廊，或者一条广告)，不仅形成了艺术作品中的一个生活的“场合”，而且无不暗示着我们存在的“语境”本身。
寓言也许是另一条通向“再现”的道路，杰姆逊曾经就这个问题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至于寓言，我想这是不同的事情。这是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尽管我们说要抓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怎样描述这些事物，怎样为你的意识找到一个模型。寓言就在此刻出现。它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强调环境，环境却并不是一个实在之物供我们简单地‘再现’。即使我们信奉叙事，叙事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说世界自有其叙事结构不等于说你能够以一个小故事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不等于说世上有现成的表现技巧可供人调遣。同样，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示。强调寓言因而便是强调再现深层现实的艰巨性甚至不可能性……”，不过，在寓言问题上，杰姆逊多少持有一种悲观倾向，因而反复强调它的艰巨性和不可能性，“寓言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27可是，我们在汉语中或许能够找到这种寓言的可能性，不仅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寓言传统，而且由于汉语本身的多义性、联想性乃至模糊性，经过一定的剪辑、拼贴，也为这种寓言写作提供了某种语言上的支持，韩少功最近出版的《暗示》似乎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谁也无法事先给出一个完整的新的写作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已依希可见，也许一个新的伟大的文学开始就酝酿在这一可能性之中，尽管它困难重重。
随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一场文学观念的分裂也会随之而来。一种最为乐观的预期是：分裂将会使文学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但是在今天，同样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一些伪“多元论”者常常会以维持“多样性”为借口，而拒绝新的写作可能性的出现。不会再有人愚蠢到企图重新一统天下，因此，伪“多元论”者的借口实质上只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文学秩序而已。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在这个多样化的文学世界中，再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任何一种写作，最终都是一种个人的写作，就其这点而言，强调写作的“个人化”并无不当这处。问题只是，如果把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主张推向极致，并成为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借口，进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批判立场，这时候，这种文学主张才会显现出它的保守性。正是在九十年代，“纯文学”开始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渐渐接受，并默认它是一种“有益无害”的写作。这种默认不正暴露出“纯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境遇吗？
文学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的“传声筒”，同样，它也不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拙劣图解，尽管在其背后仍然有着意识形态的支持。我更倾向于认为，文学是一个场合，一个矛盾和冲突的“场合”，唯其如此，文学才能成为一个“叙事者”，一个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大的“记录仪”。
我一直怀念八十年代，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但是时过境迁，新的问题的提出，迫使文学进行新的叙事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决裂”的开始，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传统的延续中进行。这样说并不是一种策略或者妥协，而是提醒我们在反省“纯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中，继承一切可以继承的伟大传统，也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避开危险。在文学的小桥两边，左、右都是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
注：
1,参见《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至第9期的相关文章
2，杰姆逊《现代性的神话》 《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
3 ，李陀《漫说“纯文学”》 《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4 ，韩少功《好“自我”而知其恶》《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
5 ，南帆《空洞的理念》 《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
6 ，南帆《空洞的理念》 《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
7 ，有关知识分子的利益化倾向，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分析
8 ，薛毅《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 《上海文学》2001年第4期
9 ，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
10 ，参见齐泽尔《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译者前言”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12 ，齐泽尔《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3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14 ，比如七十年代末关于文学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参见《上海文学》1979年第3期《为文艺正名》
15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16 ，有关意识形态的“说服”和“合法化”，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57页
17 ，比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等等
18 ，韩少功《好“自我‘而知其恶》 《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
19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 1997
20 ，韩少功《好“自我”而知其恶》 《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
2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22 ，罗岗《“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上海文学》2002年第7期
23 ，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三联书店 2002
24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的编者序言 三联书店 1997
25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 1997
26 ，参见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7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