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多种形态，但无论选择那种形态，都不应当忘记这是“文学”的历史，从审美的维度关注文学创作的得失变迁，是文学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史稿》在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方面，是有欠缺的，或者说，是不大平衡的。特别是当论及某些革命文学作品时，即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放宽了评价尺度，有拔高之嫌，甚至不惜为其艺术上的缺失辩解27 。不过，在多数涉及创作评价的章节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艺术感悟力的王瑶。比如评说《湖畔》诗歌是“做着罗曼蒂克的梦，用热情的彩笔把这些生活和梦涂下来”;说冰心的抒情小诗“单纯和清新”，是“点滴的感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联想”;指出韦丛芜的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述事抒情，都极柔和悒郁之致”;丽尼的散文中“多是童年的寂寞，个人的哀怨，一种忧郁的感情贯彻在流利而委婉的文字上”。这些论评都很到位。王瑶进入艺术评点时，擅于调动自己平时阅读中积累的大量艺术感受，通过不同创作趋向的比较与艺术传承变异的勾勒，准确地凸现作家作品的风格特征。其中不时引述前人的精辟评论，但更多是撰述者自己的辨识，自己的声音，往往三言两语，曲中筋骨，给人印象极深。如评述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三位合出《汉园集》的诗人，说他们“都注意于文字的瑰丽，注重想象，重视感觉，借暗示来表现情调，对现实的认识也大致相同”，但李诗“朴实深厚，那精神似乎即是散文的”，“显出了他的农民气质，所以他不大雕琢词藻，有的是一种朴素的美”;何诗则“比较华丽，而且散文中也染着他的诗的风格，但诗也不象卞之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富于忧郁和哲理”。谈到卞诗，则引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中的话说，“‘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象一盘砂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就含义的深远说，这话是对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晦涩”。之后，又举了朱自清在《新诗杂话》和刘西渭在《咀华集》中对卞诗的解析和卞之琳的“误解”，来说明卞诗的确太过晦涩28 。这种评点言简意赅，不仅取决于逻辑、艺术联想，还依赖研究者的艺术直觉能力，需要厚实的学养与艺术经验、敏锐的悟性和明利的目光。当然又不是停留于印象式评点，也不是理论推导式的概括性论评，而大都是审美的历史的分析性陈述。
另外，值得专门提到的是《史稿》的文献积累与使用的问题。在那些批评王瑶的意见中，《史稿》的资料处理往往也是最被诟病的方面，所谓“剪刀+浆糊”呀，“材料主义”呀，都只看到《史稿》好像太堆砌材料，看不到《史稿》文献处理的艺术及其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史稿》写作的年代早，那时资料的整理真是白手起家，无所依傍。然而王瑶还是在文献资料的抄撮、收集、积累与整理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每涉及一个论题，几乎都穷尽当时可能得到的材料。《史稿》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超出后来许多文学史，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文革”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把王瑶这部新文学史当作必备的参考书，原因之一也是其 论涉面宽，介绍作家作品比同时期及后来的许多著作丰富，资料文献几乎包罗万象，一网打尽，这正好可以当书目来看，顺藤摸瓜，进入研究领域。
此外，关于资料处理的方式，也构成《史稿》一大特色。《史稿》的资料引用非常多，有些章节居然可以占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篇幅29 ，而且所引大都是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的自述、同时态批评家的评论，以及读者的反馈，等等，实际上构成了和代表《史稿》作者声音的正文部分不同的其他种种声音。有时候王瑶是用引文表达的观点来证实或强化自己的论述，几种声音可能是重合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作者的声音和引文的声音会有差异，彼此并列更凸现了差异，或互相弥补，或互相抗衡，众声喧哗，相克相生，形成超文本的对话30 。这种“对话关系”除了通常的“引证”作用，还可能产生两种奇妙的效果:一是让读者更容易进入历史的状态，通过同时态的反馈尽可能触摸文学史事件，在对作品的评价中充分调动历史想象与艺术感觉;二是摆脱单一的评价标准和文学史家定论的牵引，进入几种声音辩难的话语空间，给读者留下思考回味的余地。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王瑶使用这种多引文的表述方式，是试图调适自己矛盾的写作心态，也是为了体现对历史复杂性以及文学接受多元性的理解。
《史稿》的命运及其影响
《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虽然受到特定时代学术生产体制的制约，存在许多不足，但毕竟又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在试图对自己充满矛盾的历史感受与文学体验进行整合表述的过程中，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在历史急转弯的阶段，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学科创建时期，《史稿》的种种纰漏或可议之处，它的明显的时代性的缺陷，与它那些极富才华的可贵的探求一起，昭显着现代文学学科往后发展的多样途径。《史稿》在学科史上突出的地位，是其他同类著作所不可代替的。
然而这样一部奠基之作，却命运多蹇。它问世后不到一年，就挨批判。1952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召集一些专家和文艺界人士座谈评议《史稿》一书，会上的氛围虽然还不至于象后来的大批判那样紧张，但基调是否定性的31 。到1955年，由于爆发了批判胡风的运动，而王瑶的《史稿》下册对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有所肯定与评介，结果也被牵连，招来了一场批判。1955年《文艺报》第19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指责《史稿》“多方地掩盖胡风反动思想的实质”，全书贯彻“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等等。王瑶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害性”32 ，《史稿》也因此被停止发行。1958年发动所谓“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开展“双反交心运动”，王瑶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史稿》又一次被当成“拔白旗”的批判靶子。王瑶被迫写下“自我批评”，几乎全盘否定了《史稿》的成绩与特色，要彻底拔掉这个资产阶级的“白旗”，在内心深处插上“红旗”33 。重读当年的批判文章和王瑶的检讨，不禁为历史的苛严而感慨。那种为历次政治运动风暴所推动的粗暴的大批判，漠视文学史事实，蔑视学术的尊严，败坏了学风与学者的研究心态，给刚诞生不久的现代文学学科造成伤筋动骨的破坏。历史有时会走向反面。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简单否定，加上对1950年代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普遍套用，终于 导致后来那种更加政治化也更加单一枯燥的文学史写作风尚。
注释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②朱自清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沈从文1930年至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
③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教了2年也教不下去了”。参见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
④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如195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规定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所占学时与古典文学基本持平。参考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第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参见杜编《王瑶年谱》，载《王瑶全集》第8卷，第37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1930年代王瑶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是左派学生运动的参与者，1935年参加“左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关材料参见杜编《王瑶年谱》。⑧1949年9月王瑶在清华大学担任《新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当时已经开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同年12月，该书上册完稿。参见杜编的《王瑶年谱》。
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载1951年7月《新建设》第4卷第4期。
⑩可参考笔者的论文《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其中论述了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又收《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5页，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
12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茅盾和周扬分别作报告总结新文艺运动，而且都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总结的基本指导思想。如郭沫若的“总报告”就依据《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革命性质”的论述，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并按照政治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划分文艺运动的主要段落，描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些报告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遵循与发挥，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极大影响。
1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载《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782—7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4此书论述新文学史的发端是1917年。
151951年教育部组织老舍、蔡仪、李何林和王瑶等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关于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大致采用了和《史稿》类似的分期。
16这段话是《中国新文学史稿》1982年重版时在“绪论”部分新添加的。见该书重版的上册第9页。
17《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
18 22《自学经验谈》，载1983年《江海学刊》第2期。所引鲁迅的话出自《三闲集序言》。
19这些观点参见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该文写于1979年，后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代序。
20夏中义:《九谒先哲书》，第37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21这些观点与这一段相关引文见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后载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
23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编第2章《觉醒了的歌唱》，《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59页，75页。
24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编第3章的《乡土文学》一节。
25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 版社1984年版），钱理群、吴福辉与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大体上都是采用《史稿》这种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体例。
26例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王瑶的《史稿》受到批判之后出现的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教材，内容有许多是针对王瑶《史稿》的，基本体例却又仿照《史稿》，也是将新文学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先叙文学运动思潮，然后再分别介绍各种文体的发展情况。对大作家则列专章论评。
27例如对瞿秋白、蒋光赤和解放区一些作家的评析，艺术标准就放得太宽，甚至拔高其艺术成绩。
28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2编第7章《技巧与意境》一节。
29如第1编第1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约28000字，成段单列的引文就有39处，约14000字，加上正文中直接引用的部分，共有引文约20000字，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
30笔者近年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讲授《现代文学学科概要》课程，与学生讨论学科史问题。这里提出的“超文本对话”的观点，参照了袁筱芬同学的作业《悖论中的真实》中的有关论述。特此说明并致谢。
31 1952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提出政治性为主的批评，座谈会纪要刊于同一年的《文艺报》第73期。
32王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载《文艺报》1955年第20期。
33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曾收入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3辑，又收《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