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运动、迎送外宾的奔忙上面，这那里还像个作家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写作，又怎么能够写出使自己和读者满意的作品呢？……我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17]
如果说浩然在以“不怕掉肉”的精神苦心经营“西沙”系列时对他所走的新路曾经充满信心的话，那么在为修改《三把火》而吃尽苦头以后，终于对那条新路怀疑甚至绝望了。上引这段文字，真实地表现了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此路不通但还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新路时的典型心态。
《金光大道》无疑是浩然文革期间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自1970年底恢复创作活动开始，到文革结束，浩然始终把它当作重头项目并为之投入了主要的精力。同《金光大道》相比，他在这期间所写的数十个短篇和散文特写，不过是在大田的边角缝隙进行“间作套种”所得到的额外收获。至于那一组“西沙”系列和《百花川》，则纯粹是作为政治任务而突击完成的急就章。要把握浩然文革期间比较恒定和占主导地位的创作心态，还是要剖析《金光大道》的得与失。
《金光大道》是表现中国解放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多部头长篇小说。全书共四部：第一部写土改运动完成后共产党带领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选择；第二部写互助组的发展到初级社的成立；第三部写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后的农村情况；第四部写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兴起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故事从1950年春天开始，到1956年春天结束，正好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全过程。文化大革命中，作者完成了其中的前三部，并于1972年和1974年出版了前两部，第三部仅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了部分章节，文革结束后，作者按照原定思路于1977年上半年将第四部草写完毕。1994年8月，全书四卷由京华出版社出齐。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是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场农村改革大试验，是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事件。这场运动一开始，立即受到从延安解放区走出来的和在新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作家的热切关注。自50年代前期到60年代初期，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水滴石穿》、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等一大批反映这场巨大变革的长、中、短篇小说先后问世，成为新中国文革前17年文学中最有光彩的一部分。这些前辈作家的作品，既各有特色，代表了各自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又在整体中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留下了此类作品由草创走向成熟的足迹，亦为愿意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的文学新人树立了足资借鉴的楷模。浩然是在赵树理、柳青等前辈作家的影响下，带着一个翻身农民的自豪感和对农村题材的天然悟性及浓厚兴趣走上文坛的。文革前10年，他先以格调清新、生活气息浓厚的短篇赢得声誉，又以气势恢宏、画面壮阔的长篇《艳阳天》一鸣惊人，成为中国文坛上继柳青之后最重要的农村题材小说作家。《艳阳天》继承和发展了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等人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强化了此类小说所固有的“左”的思维模式，从而成为一个“既真切又虚浮，既悖理又合情”的“奇妙的混合体”：
一方面，它有一种夸大声势的氛围，这是忠于政治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不能不说有种真切的生活韵味，这又是浩然“化”（“工农兵化”）得较为彻底、忠于生活的表现。这里有种奇特的双重性，假若没有贯穿的动力线——阶级斗争，浩然很难把生夹袋中的各色人物吸摄到“东山坞”这口大坩锅中的，他的创作也很难从狭局走向浩阔；反过来看，由于这一贯穿矛盾终究带着人为夸大的痕迹，处身矛盾旋涡的人物又都在真实生命之上平添着各种观念化的光晕。[18]
《金光大道》是作者继《艳阳天》之后又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这样一部浸透了作家浩然的心血的文学作品。虽然构思于50年代，但由于出版在文革时期，留有文革时期文学思潮的印痕，被看作是文革主流文学思想的代表性作品。长期以来，这部小说遭受到太多的批评、反对，甚至是彻底的否定。奇怪的是，在厌恶、批评、否定的意见作为主流意见已经几十年了，这部小说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激发了学术界探讨它的兴趣 。正因为《金光大道》在文革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无可取代，所以常常成为谈论的话题或评论的对象。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80万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开有专节研究浩然和评论《金光大道》[19]。2005年北京大学当代文学应届博士毕业生提交的学位论文中就有以文革中浩然及其《金光大道》为题的论文[20]。网络上搜索，有关浩然与《金光大道》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作为一个极具魅力的当代文学课题，人们解读、阐释的热情有增无减，对课题的研究也不断有所拓展，可是，阐释的困难仍然存在。有难度才更有挑战性，《金光大道》的评论难度会吸引着更多的学术上的有志之士进行探讨和攻坚。
《金光大道》评价之难，是关涉的因素太过复杂。首先是文学之外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一个十分难啃的果子。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段历史，它是客观存在，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一场大“变革”来看待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明文否定，但在80年代之后中国农村推行新政策之后，它也就自然消亡了。不再保留不再施行就是放弃就是否定。那么，对“合作化”曾经存在的那一段历史如何评价？还仍然是一个难题。文学作品表现历史事件，也是一种“讲述”，用什么方法讲述？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述？为什么目的讲述？就成了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法，为不同的目的，就会讲出不同的“合作化”运动史来。可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浩然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自然是站在当时提倡并维护“合作化”运动的官方立场上，站在文化大革命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讲述“农业合作化”的。所以，我们评论浩然，就要把他放置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来评价，强调这一点对于展开本文的论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赵树理和孙犁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还没有到来之时，就开始了《三里湾》和《铁木前传》的写作，表明了他们对这场“变革”的敏感和关注。但他们当时毕竟还没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所写故事大都发生在个别家庭之间，格局未免狭小。稍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场景有所扩大，人物也趋众多，但也许是因为作者有意追求一种细腻委婉的笔触、清新明丽的格调吧，结果显得工致有余而宏阔不足。柳青是公认的17年间表现农村题材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创业史》较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不仅画面更为广阔，格局更为宏大，而且字里行间透出一种足以同这场“变革”相适应的非凡气势。柳青是把这部书当作“史诗”来写的，遗憾的是这一计划要写4卷的鸿篇巨制只完成了一部便由于文革的开始而中断了。文革不仅夺去了作家手中的笔也夺去了他的健康和生命，使一部本来具有“史诗”品格的《创业史》只成为令人遗憾的“半部著作”而载入史册。浩然晚出，有条件借鉴前辈作家的经验和教训；他又是合作化运动的直接参加者，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赐予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并培育了足以影响其一生的创作个性。在文革中，赵树理被迫害致死，孙犁和周立波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柳青虽然身心交瘁仍坚持《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但恶劣的环境使他的创作步履维艰。而正值盛年的浩然，不但在时代和自我的双向选择中幸运地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家”，而且一恢复创作便不失时机地把《金光大道》作为重头项目列入日程，并把它当作《创业史》式的“史诗”来打造。对一个作家来说，那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时代，但历史却安排浩然在那个时代写出了篇幅宏大、气势雄伟的皇皇4卷本《金光大道》，使之成为迄今为止描写合作化运动的最具“史诗”[21]品格的最长“画卷”。这一“画卷”不仅在时间跨度上囊括了《铁木前传》、《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几部作品接起来才具有的完整的合作化运动全过程，而且在矛盾斗争的揭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结构布局等方面，都对前此同类作品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比较充分地正面表现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而展开的执政党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金光大道》对前此同类小说的重要突破之一。在50年代中前期，执政党内围绕土地改革之后农村要不要马上进行合作化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其速度是快点还是慢点，其程度是高点还是低点等等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0年关于东北新富农问题的争论，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1955年围绕浙江整社问题的争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之争，都曾经因为执政党内最高决策阶层的参与而牵动全局。当时，毛泽东曾不无言重地把这种分歧称为“路线斗争”。[22]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鉴于历史上特别是文革中滥用“路线斗争”一词曾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取消了“路线斗争”的说法，但对这种矛盾和分歧的客观存在并没有采取一笔勾销的态度。资深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在谈到5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对这些矛盾与分歧就没有回避，而且还以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作了详尽介绍和科学分析。既然这种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我们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作出了反映那就没有什么错。问题是，浩然用70年代的观点写50年代的事件，今天看来正是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戕害文学创作的典型表现，而这一点正是浩然后来痛苦地也必须面对的其文学创作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当时浩然是这样认为的：
70年代写50年代的题材，要反映什么样的主题思想，要塑造什么样的方法英雄人物，要回答70年代的什么问题，要使今天的读者获得什么教益？这就要求作者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炼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矛盾冲突，为英雄人物设计合情合理的典型环境，使其得以充分表现，发挥榜样力量，起到指导今天斗争生活的作用。[23]
尽管浩然顺应当时的文学大势，迎合了主流思潮，陷入了“路线斗争” 模式，留下了“文革”印痕，但是我们肯定的是作者写出了这种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否定作品中的“路线斗争”模式，就连这历史上确确实实发生过的生活事实也否定掉。由于历史的原因，《金光大道》以前的同类题材小说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也写到一些阻挠甚至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党内领导干部形象，但基本上没有把它当作是党内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的严重意见分歧，只是把它归结为个人意识和个人品质问题。如《三里湾》中的党员村长范登高不愿入社是私心严重；袁天成的落后是老婆扯了后腿；《创业史》中的党员干部郭振山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严重；就连浩然本人的《艳阳天》也把党内反对合作化的代表人物马之悦处理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金光大道》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前此所有同类小说，通过高大泉与张金发的矛盾，把党内关于合作化问题的矛盾和分歧当作结构全书的主线，这就更接近了历史事实。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金光大道》的一个突破。指出这一点，可能有些人很难接受，因为这正是多年以来我们批评《金光大道》追随文革“路线斗争”模式之处。是的，我们并不否认《金光大道》受文革时期所谓“基本路线”、“路线斗争”模式的影响，这是观念化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受极左模式影响的同时也写出了某种历史真实。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着执政党的最高阶层对合作化运动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也通过种种方式在合作化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它在农村各级机构的运作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铁的历史事实。至于它是不是“路线斗争”那是解释的说法问题，说法的改变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的改变。因此，我们在《金光大道》写出了这个历史真实的层面上肯定它的突破性意义。
《金光大道》对前此同类题材小说的突破，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据粗略统计，全书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其中血肉丰满、性格鲜明，使人过目不忘的人物不下20个。如此众多的人物，不仅在同类小说中，就是在整个当代小说史中也属凤毛麟角。在这众多的人物中，有的还具有为当代人物画廊里填补空白的意义。例如谷新民、冯少怀、张金发、张金寿就是这类人物。尤其是着墨不多但却栩栩如生的“中间人物”张金寿在芳草地是谁也瞧不起、谁也惹不起的特殊人物，是一个用“路线”、“政治”的标准很难裁决的角色。这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土改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但好东西他吃过，好衣服他穿过，土改后他分了房子分了地，但仍然过着游手好闲、伸手吃救济的轻松日子。仗着他是村长张金发的堂兄，便有恃无恐，不劳而获还觉着自己是“大爷”。他不劳动，赤贫如洗，也害怕别人富起来，他的逻辑是：“都富裕了，再来一次土改，谁去分东西？”他是在能过上“不劳而获”的日子的意义上拥护共产党的。他的贫穷，变成了他向“公家”伸手要吃要穿的“资本”，因而，“贫穷光荣”也就成了这类人物的一种“情结”。这是一个没有德性的贫雇农，绝对的一个社会蛀虫。浩然在文革时期的70年代塑造这样一个典型，是需要有一些胆量的。“滚刀肉”张金寿的成功刻画，这是“生活”对“观念”的抗拒，是对当时流行的“阶级”观念的一种无形的消解，张德祥在他的《“神话”与“史诗”》一文中谈到这个形象时说，这是一个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形象，如果说《芙蓉镇》中的“吊脚楼主”王秋赦算是一个同类典型的话，那么“滚刀肉”要比“吊脚楼主”早出世近10年，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富有生活气息更具立体感。还有一些身份、地位、年龄等与前此同类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在性格上也有很大发展，比如冯少怀的不同于郭世富（《创业史》）、秦富的不同于马多寿（《三里湾》）、张金发的不同于郭振山（《创业史》）等等均是如此。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高大泉这个人物形象。有人曾经用“高大泉”这三个字的谐音，把高大泉当作满口豪言壮语、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人物类型的代称，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评价。高大泉是一个有着复杂内涵、性格有缺陷的人物形象，因此，对这样一个形象仅仅停留在一种简单化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我们不能同意把高大泉当作“假、大、空”虚假人物的代名词，他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力的类型化艺术典型。他和《三里湾》里的王金生、《山乡巨变》里的刘雨生、《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等构成了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带头人形象系列。把他放在这个人物形象系列里进行比较研究，会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宝贵的启示。和所有这些合作化中的带头人形象一样，高大泉因其特殊的家庭出身和人生阅历，养成了倔强、自尊、吃苦、忍耐、疾恶如仇的性格。穷苦人家出身的有出息有头脑的孩子，在合作化运动中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党的事业豁出命去干，对党和党的事业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他真实地代表了中国合作化运动时期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思想品质特征，这在50年代前期是颇具代表性的。正像我们不怀疑生活中这类人物的真诚那样，我们也决不怀疑高大泉的真诚。高大泉对执政党的那份忠诚你可以说他是“盲从”、“愚忠”，但你不可以怀疑他那份真诚。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大泉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有其毋庸置疑的生活依据。当然，在作品中这又是一个被拔高了的人物形象。他的政治觉悟、政治见识高于他周围的农民，似乎也超出了他所处的现实环境，这无疑是作者用70年代关于“英雄人物”的理念去塑造这个人物的结果，留下了明显的“三突出”模式影响的痕迹。但作为一个形象，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思想艺术价值。
跟前此同类小说相比，《金光大道》的艺术结构也是后来居上的。《铁木前传》和《创业史》都是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无法窥其全璧。《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是首尾完具的作品，但结尾过于匆忙急促，致使其结构出现前紧后松的通弊。《艳阳天》以其气魄宏大、结构茂密著称，但过多地穿插途述，却常常使粗心的读者找不到主线。相比之下，《金光大道》的结构就显得颇具匠心。在整体构思上，以党内斗争为关钮，以一系列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事件为主体，整个情节沿着芳草地农业合作化地运动的发展进程滚动式向前发展。全书近200万字，分4部285章，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分开各部、各章节又可自成起迄。如此宏大而又井然有序的艺术结构，不仅标志着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底，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长篇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作为文革主流思潮的代表作《金光大道》的弊病也是不容回避的。由于作品所选取的题材本身就是颇有争议的“合作化”，作者又受他所处年代的文艺思潮的制约，使作品打上了双重的“左”倾标记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金光大道》也是一部同类题材小说“极左”因素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歌颂了50年代的“合作化”，同时也把这场运动与生俱来的左的错误肯定了下来；作品用文革时期的观念范式看取生活、结撰作品，也就非常典型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理念化、模式化的印记。比如人物塑造方面的“三突出”痕迹，主题设置的“路线斗争”模式，正面人物语言的说教气、口号化，一些人物的脸谱化、概念化等等。其他还有诸如运用忆苦思甜、学习领袖著作解决矛盾冲突的简单化倾向，贴阶级标签式的人物类型划分，蹩脚的比附方式，叙述语言的政治教化倾向等等方面的弊病，给人带来一些虚假、浅薄的阅读感受。上述种种弊端是那个时代的通病，浩然不能幸免虽在情理之中，但这决不能作为我们原谅作者的依据。这类弊病浩然已在新时期大量的创作实践中改正了许多。对作品中存在的这类“时代通病”一方面我们郑重地向作者提出批评，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今天的思想认识高度去苛求作者，而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去认识，要对作者有一份宽容和理解。《金光大道》就是这样一部非常复杂的“矛盾复合体”。它既有作者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而为读者留下的那个时代的真实面影，又有时代的局限给作家的认识和艺术表现留下的不可挽回的瑕疵。对于这样一个瑕瑜互见的复杂文本，我们当然也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去判它一个“是”或“非”、“对”或“错”、“美”或“丑”，任何简单化的评判都是不明智的、反科学的。尤其是那种从狭隘的感情偏见或僵化陈旧的思维方式出发，对作家、作品大加挞伐，甚至围攻、谩骂的作法，更有失大家风范和学者气度。西方学者在谈到文革时期浩然的《金光大道》时，在指出它存在的一些弊病之后，还能中肯地肯定它的优长之处：
从小说的流畅方面来说他是没比的。他精心选择的人物，在姿态、特点以及语言的措辞上都具有感染力；他选择的事件，通过隐喻本身的内涵避免陷入琐事；他选择的象征，斧子是指快刀斩乱麻，绳子是指在团结中寻找力量。所以这些生动的故事的构成看起来像是从浩然那易于流淌的小溪中流出来那样。[24]
这是排除了感情偏见才能获得的阅读感受。西方学者的雍容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着这样那样缺陷和遗憾的《金光大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文学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产物。放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长河里考察，它应该是工农兵文学思潮沿着“左”的轨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