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正是因为确立了反面人物这一性的他者，并将“放纵、淫荡”分配给了这一形象系列，那么，正面的“性的叙述”实际上变得非常困难，并且自觉地接受道德的压抑。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一叙述的困难，却造成了小说含蓄、内敛的美学特征。陆文夫《小巷深处》（66）写徐文霞和张俊的爱情，俩人经常在晚上一起学习，一会儿徐文霞深怕张俊劳累过度，“便走过去拉拉他的耳朵，搔搔他的后脑”，或者，过一会儿，张俊又“到徐文霞的口袋里摸小刀”削苹果。恋人之间的这些小动作，常常带有某种性的挑逗或者暗示。也的确，经过“这一骚动，两个人都学不下去了”，但是，“收起书本”，也只是“海阔天空”地谈将来，或者，“实在没话谈了，他们便挽着手到街头散步”。显然，这一叙述的困窘，来自小说已经将性分配给了徐文霞悲惨的过去（妓女）以及嫖客丑恶的性的形态。因此，在徐文霞的回忆中，性常常是“羞耻、屈辱和流泪”，是朱国昌“尽力地摧残”过她的身体和那张“扁平脸”。在这样的“他者”的规定下，徐文霞和张俊之间的爱情也只能在“谈话”和“散步”的叙述中展开。
“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性在小说中的资源分配，正来自于“荒淫无耻”与“严肃工作”的叙述对立，而在这样的对立中，“性的叙述”必然会被政治化或者道德化。因此，在含蓄、内敛的美学特征的背后，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或者道德的制约。
然而，需要继续讨论的是，当代文学中“性的叙述”的困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似还不能忽略“女性”这一形象的存在。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中国革命被不断地“圣洁”化，而这一革命的“圣洁”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正是通过女性的“圣洁”化而渐次体现的。比如，小说《青春之歌》写林红“大理石雕塑的绝美的脸庞”，可是，在林道静的心目中，这个“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更像一个圣洁的女神。林红的形象塑造，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启迪了《红岩》中的江姐的外在和内在的描写。实际上，在当代小说，此类“圣洁”化的女性形象并不少见。问题恰恰在于，当小说创造了这样一类女性形象时，同时也在压抑自己的“性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性的叙述”往往建立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在这样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系统中，男性和女性之间，构成的，常常是一种依附性的性别关系。因此，当女性获得解放之后，尤其是被叙述成为某种“圣洁”的女性形象时，在性的问题上，这一主要由男性话语构成的“性的叙述”便常常会陷入困窘，或者说，由此构成的性的幻象的破灭。这一困窘实际上在《红楼梦》中已有所表露，贾宝玉的性行为一是和秦可卿的梦中交欢，一是和花袭人的春风暗渡。前者暗喻了“淫荡”，后者则正是一种依附性的性别关系。但是，在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更多的却是一种小儿女态的爱情叙述。因此，当女性被“圣洁”化或者“正经”化，某种非预期的结果却是对男性性话语的压迫。
但是，这一“压迫”本身却又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性的叙述仍然基本来自于男性视角，男性在此仍然掌握着性的主动。比如，在《林海雪原》中，尽管白茹再三暗示，少剑波却显得非常矜持。当然，在矜持的背后，多少有着性的失语的尴尬（性幻想只能在少剑波的日记中才能展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中，尚未在性的问题上构成一种平等的男女关系。因此，在男性性话语的被压迫状态中，也同时压抑了女性的性的叙述。而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讨论当代小说中“性的叙述”，仍不失为一种极有意义的进入。
但是，这一被压迫的男性的性话语，包括由此构成的性的幻象，仍然会在叙述中不经意地流露。比如，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偷窥”白茹的睡姿：“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两只静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显然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男性文化中，女子的“小脚”向来被视为最性感的部分，并成为男性性幻想的重要媒介。因此，少剑波的“思欲”就带有了明显的性的色彩，而这一性的“偷窥”显然和市井文化有着某种隐秘的内在关联（67）。
当然，这种被压抑的男性的性的无意识在更多的时候，被转移到了反面人物的描写上。正是在这些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承担起“淫荡”和“贪婪”的双重叙事功能。“淫荡”显示的是一种性的放纵，而“贪婪”则构成性别的依附关系。像《战斗的青春》中的“水仙花”、《平原枪声》中的“红牡丹”、《风云初记》中的俗儿，在性的放纵中，要求的，并不仅仅只是性的满足，同时还伴有对男性的强烈的金钱需要。正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存在，唤起的，不仅仅只是男性的性幻想，而且还是男性的性的叙述能力。而在这些反面人物的描写中，“性的叙述”不仅存在，而且有着明显的“色情的旨趣”。因此，在小说内部，将这些不同的性的叙述（正面/反面）作一种互文性的研究，同样会是极有意义的讨论。
但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制约着小说“性的叙述”的，仍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未曾将“情欲”解释成为革命的根本动力，它更重视的，仍然是人的政治经济学的压迫／被压迫关系。然而，人的本能，包括性的本能依然存在，也因此，在阅读中，仍然存在着对“性的叙述”的需要。而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当革命被叙述成为黄子平所谓“无性的身体”（68），性的启蒙却常常在这些小说中的反面人物的性的叙述中获得（69）。而更具吊诡意味的是，到了1980年代，恰恰是这一被压抑的“本能”成为颠覆此一革命叙述的极为强悍的理由，并且，将“情欲”夸大为解释历史的最为重要的理由。而在这样一种颠覆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精神分析学如何驱逐了政治经济学，并在这一时代的知识谱系中占据了主导性的位置。
结语
当“青年”成为一个深刻的文学隐喻的时候，其本身却需要多方面的解释，而且，在这一解释过程中，政治还必须谨慎地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经验，包括爱情和性。所有的叙述，最后都会涉及“身体”这个极为敏感的领域。我们很难说，在中国革命的“故事”中，“身体”被根本的边缘化，或者，干脆被革命驱逐出境。相反，中国革命的现代性特征，从其开始，就将人的“身体”纳入了政治动员的社会系统。这一“身体”既包含了“五四”的反封建主题，同时，更直接地诉诸“身体”的政治/经济的存在。因此，一些最基本也是最流行的革命语汇，常常同“身体”有关，比如“压迫/翻身”，等等。
当中国革命继承了梁启超“少年中国”的现代性想象时，同时继承的还有内含在“少年”身上的时间和生理的双重意味。所谓的“时间”在梁启超的想象中，已经具备了某种现代性的特征，即是说，它是一种直线的进步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是这一现代的时间观念的确立，才使中国革命获得了一种未来主义的叙事特征；而所谓的“生理”更是直接诉诸人的“身体”，这一“身体”更明确的表述应该是个人的身体，正是个体观念的确立，才使中国革命有可能将个人从传统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并重新构造一种新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同样会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产是如何被中国革命或明或暗地继承。
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革命”和“身体”之间的确开始产生裂痕，甚至冲突。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传统道德的复活，而是在于，中国革命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具体的历史实践，始终都受到某种总体性的制约，这一总体性才构成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的背景。在这一总体性的理论想象中，某种“更高的原则”被确立起来，并要求个人时刻服从于这一“更高的原则”。因此，在这一总体性的理论想象中，个人，包括个人的“身体”必须被重新辨识。不仅“青年”被重新身份化或者阶级化，同时，爱情也被要求重新讲述，以便确立一种“真正的爱情”。但是，在这一辨识的过程中，性或者本能却始终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并且可能突破政治或者总体性划定的想象边界。因此，“性的叙述”在小说中也就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总体性是现代的，支持它的正是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它相信人能控制自然，也能控制自己，而所谓的“控制”恰恰在于，人们相信通过这一控制，而能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从控制自然到对人的控制，正是启蒙理性一路留下的现代性的痕迹。问题在于，一旦“乐观”和“理性”本身遇到危机——而这正是我们理解1980年代的重要前提——那么，所谓的总体性就会遭遇被解构的危险。在一种并不是最为严格的意义上，恰恰是在这一“本能”或者“欲望”的问题上，1980年代开始了它对这一总体性理论想象的突破，甚至不惜夸大“情欲”在人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突破的过程中，个体被重新解放出来。当然，它也为这一解放付出了另外的代价。
因此，在“集体”和“个人”之间，或者说，在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更进一步说，如何重新理解“总体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注释：
（1）“每一位观察江西和延安时期共产党运动的人都注意到，青年人控制着从低层到高层的领导，陕西游击队从1927年就由青年男子领导，大多数20岁出头，完成长征的战士们到达时，他们刚刚30岁。共产党最高领导当时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对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已领导十年之久，也仅仅35岁左右或40出头。埃德加·斯诺报道说，1936年红军普通士兵平均年龄是19岁，而军官是24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梁启超选集》，吴嘉勋、李华兴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430页。
（4）（5）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第135页。
（6）毛泽东：《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35~437页。
（7）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3页。
（8）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4~295页。
（9）毛泽东：《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的批语》，《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10）欧阳山：《三家巷》在“五四”运动的语境下，再次讲述了这一古老故事，并通过周柄等人对《孔雀东南飞》的戏剧改编和演出，使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左翼革命之间具有了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11）丁毅：《白毛女·再版前言》，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
（12）按照法国理论家热奈特的说法，副文本是相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正文”（或称主文本）来说的，它包括标题、副标题、扉页引言、序跋、说明、内容提要、插图、封面图案与颜色、版权页的位置、文本的页眉与页脚等等。华东师范大学的佘丹清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周立波新探》中曾依据这一理论对周立波小说的版本变迁作了详细研究。我在此受到他的研究的启发，特此感谢。
（13）据说，早在延安时期，《白毛女》的演出就场场爆满，有人甚至攀上墙头屋顶，而从几十里地之外赶来看戏的农民也大有人在。参见丁玲为《延安文艺丛书》写的总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4）比如，韩丁专门用“翻身”这个词来组织他的中国叙事，参见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15）（19）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16）在现代文学中，“抒情”即使就它的形式或语言，也是现代的，这一现代的“抒情”恰恰和现代的主体性要求相关。
（17）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18）周立波：《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8日。转引自佘丹清博士论文《周立波新探》。
（20）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2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鲁迅：《三闲集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2）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9~530页。
（23）“感觉结构”是威廉斯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共有和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这种独特的生活感受，“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详细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32页。
（24）按照萨义德的说法，葛兰西对他的影响主要是“以地理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与“时间的架构”的黑格尔传统相比，“地理的或空间的架构很不同，更物质化得多”。参见《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3页。
（25）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此书中，所谓“态度与指涉的结构”，又被译成“观念与参照结构”或者“感觉和参照的结构”等等，我在此引用的主要是张跣的译文以及相关研究。参见张跣《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文化与帝国主义何以“共谋”》，《上海文化》2007年第3期。
（2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08页。
27 见《光明日报》1958年5月3日，转引自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28）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296页，第300页。
（29）王蒙：《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347页。
（30）对这些小说中的“青年”分析，详细参见我的《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和妥协》。
（31）（33）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第31页，第41页。
（32）有关《千万不要忘记》以及1960年代的政治特征，我有另文讨论。
（34）（35）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
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第47页。
（36）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2页、第51页。引自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第45~46页。
（37）“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页。
（38）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39）比如，1919年11月14日，湖南女子赵五贞因反抗旧式婚姻自杀，毛泽东在此后半个月内，就此事连续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等10篇文章，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3~448页。
（40）（42）引自王德威：《历史与怪兽》第24页，第74页。
（41）陈立德：《前驱》，人民文学版社，1964年出版。
（43）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文集》（第一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44）张庚：《关于“白蛇传”故事的改编》，《文艺报》1952年第23号。
（45）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丽娃河畔论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46）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47）“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48）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49）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50）比如唐在《关于文学语言》一文中，就曾以此为例讨论创作问题。上海：《文艺月报》1959年第8期。
（51）骆宾基：《父女俩》。《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
（52）（62）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第93页。
（53）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54）这一问题可参见拙文《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与妥协》等文章。
（55）（57）（67）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李杨的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杨沫文集》第6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第93页，第20页。
（56）张中行：《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页。
（58）雪克：《战斗的青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59）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涉及到某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私生活，而且都比较开放。参见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5页。
（6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3页。
（61）孙谦：《奇异的离婚故事》，《长江文艺》1956年第1期。
（63）这一情节在后来的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被删去，这
似乎也能说明“文革”政治对性的更加“清洁”的态度。参见：
《八大样板戏》，李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64）而据冯德英的回忆，在“文革”中，《苦菜花》等作品也“被定为……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大毒草，
成为禁书”。参见冯德英：《苦菜花》“写在新版‘三花’前面”，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65）实际上，这一“本能”并不仅仅局限在性的范畴，而当代文学对“本能”的暧昧或犹疑态度，我有另文讨论。
（66）陆文夫：《小巷深处》，《萌芽》1956年10月号。
（68）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69）参见拙文：《花痴、抑郁症及其他》，《书城》2007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4BZW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