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
来源：文艺争鸣2007年10月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大量的有关“青年”的描写和叙述，这一描写和叙述同时构成相关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当然来自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正是由于无数青年的加入甚而献身，中国革命才最终得以获取胜利（1）。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而围绕这一历史的叙述和相关的文学想象，也可以说，就是一种“青年”的想象。而在另一方面，正是“青年”这一主体的介入和存在，才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强烈的未来主义特征。
但是，这一想象，并不仅仅只是“青春”的，或者说，只是青春的记忆、证明或者情感抒发，当然，“抒情”构成了这一“青年”书写的较为常见的修辞方式，但是，在这一修辞背后，却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这一主体性，即指涉“青年”这一社会群体，同时更是“革命”和“国家”的文学隐喻，因此，这一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是政治的诉求，也因此，作为主体而被建构起来的“青年”，同时即是一政治主体。这一主体，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更是未来的。
当我们把“青年”置放在和政治领域的相互关联中，我们就将清晰地看到这一主体性的获取过程，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私人的情感领域，包括爱情和性，如何被政治动员起来，不仅成为革命的动力，同时也成为政治的一种表述方式。
一、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发表《少年中国说》，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次明确了“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并将保守、永旧、灰心、怯懦、苟且等等，归入“老年”这一符号领域，而把将来、希望、进取、日新、冒险、创造等等，赋予“少年”这一文学形象。梁启超并不仅仅是在生命特征的意义上讨论这一“少年/老年”问题，而是一种修辞，一个深刻的有关“国家”的隐喻，恰如作者所言：“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因此，他提供的，恰恰是一种“想象中国”（王德威语）的方式。这一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未来主义的特征：“故今日之责任，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隹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橘橘皇皇；干将发刑，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2）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少年中国”的想象，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一影响或者改变，不仅仅将“少年”从传统的政治——文化的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而是更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尖锐对立，同时引入了未来主义的叙事元素，而在这样一个指涉“未来”的故事中，冲突不再仅仅被限制在一个社会的结构内部，或者说，冲突的目的不再是这一结构内部的权力的替代/被替代的关系。在小说领域，这一“故事”的经典叙述，当然是巴金的《家》。支持觉慧“革命”的，正是“青年”这一指涉“未来”的“想象中国”的方式，尽管，它以“我/个人”的形式被重新叙述：“觉慧不作声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很快，这表现出来他的内心的斗争是怎样地激烈。他皱紧眉头，然后微微地张口加重语气地自语道：‘我是青年’。他又愤愤地说：‘我是青年’！过后他又怀疑似地说：‘我是青年’？又领悟地说：‘我是青年’，最后用坚决的声音说：‘我是青年，不错，我是青年！’”“少年/老年”的时间对立，由于引进了“未来”这一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必然走向“狭的笼/广大的世界”的空间上的二项分立。因此，《家》的结尾必然是“出走”，这一“出走”是有目的地的：“广大的世界”隐喻着时间上的未来和希望，是“旧”的死去和“新”的开始。这也正是《家》和《红楼梦》的最为重要的区别——“有目的地”的现代和“无目的地”的传统。而支持这一区别的，正是现代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现代中国，这一发展主义更多地以一种时间的空间化形态或者时间和空间的重叠形式表现在各类叙述之中，而这一“空间”也正是现代政治的“目的地”。从红军时代的“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再到曹禺《日出》隐喻性的结尾，无不昭示出这一“目的地”对人的召唤。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出走家园的冲动和对新的目的地的神往，导致的正是“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面对正在飞逝的时刻的晕旋的感觉”，因此，福柯更愿意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这一“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宿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3）。这一“归宿的关系”以及“表述的任务”，是“现代”的，也是“政治”的。所以，黄子平认为，在《激流》三部曲中占了相当篇幅的叙事，比如北京来的新书报、《利群周报》社的活动、觉慧从上海寄来的信和文章，都是小说必不可缺的部分：“一切在‘家’里失去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友情、爱、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倘若巴金拟想中的第四部小说的书名是〈群〉，则这些活动正是从‘家’走向‘群’的预演或排练”（4）。而“群”指涉的，正是中国的现代政治。
青年以及围绕“青年”的各种叙述，比如家、爱情、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义、奋斗的目标，等等，在“未来”这一现代性的目标召唤下，而不断地被政治化。但是，也正如黄子平所言：“……同义反复的叙述圆圈构成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青春、生命、幸福、爱情、美丽、新、时代、未来等等），因其空洞而激动人心，因其空洞而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并终于在30年代成就一个完满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5）这一整套的能指符号，之所以能“激动人心”，能“获得强大的解释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恰恰是它的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而在这一情感化的形式再现中，情感不断地被政治化，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政治也在不断地被情感化。这一情感的政治化或者政治的情感化，起源性的叙述正在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主义叙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比如郭沫若的《凤凰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左翼革命包括左翼文学的叙述、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化的形式再现的现代传统。不仅仅是中国的左翼作家，即使中国左翼政治的政党领袖，比如毛泽东，亦深受这一叙事形式的影响。1919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文，讨论重点仍然在梁启超“少年/老年”的对立范畴：“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致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所以，老人是在“维持‘现在’”，而少年则“开发‘将来’”。而导致“少年/老年”的对立原因，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竟然是“性”，当然这一“性”的欲望，并不是“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而排除了这一“高尚欲望”，剩下的“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爱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6）。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仍然可以感觉到情感化的形式再现这一表述特征所在，而“开发将来”的思想则一直贯穿在他的革命实践之中。尽管，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倾向常常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但是总会在某些时候有意无意地重新浮现在叙事表层。比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一篇政治文献的结尾，毛泽东这样描述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7）未来、希望和新生，这些曾被梁启超赋予“少年”的语词，在此获得了革命的重新解释，但是它们仍然来自于同一知识谱系的支持。而在这一知识谱系的支持下，不仅现代乃至当代文学深受影响，同时也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特征，这一特征指涉未来、希望和新生，而将传统视之为过去、保守和死亡，是中国现代化进展的束缚和阻碍，并与之作一种激烈的争斗和反抗。在这一意义上，我将中国革命政治视为一种“青年政治”，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包括其理论表述，更有资格成为晚清以后中国现代性的继承者。
正是经由这一“少年中国”的表述，个人，或者说，青年的内心情感被充分激发出来，而激发这一内心情感的力量，泰勒称之为是某种“本真性理想”的东西：“新的本真性理想，正如尊严的观念，多少反映了等级社会衰落的一个侧面。在以往的传统社会里，我们现在所说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人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说，人们认为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的，以及由这个位置所确定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确定的。民主社会的诞生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因为人们仍然可以根据社会地位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彻底瓦解这种社会地位获得认同的可能性的，正是本真性理想本身”。这就是叙述乃至文化政治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本真性理想”本身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含义”，而在泰勒看来，“在18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具有这种道德上的含义”，因此，这一“本真性理想”是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引申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尺度”。这就是所谓的“独创性原则”，而“引进独创性原则极大地提高了自我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内心的每一种声音都讲述着其中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不仅不能按照外部的一致性模式塑造我的生活，我甚至不能在我自己之外寻找这种模式。我只能在自身之内发现它”（8）。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自我/个性”，而当这一“自我/个性”被以“少年”的形式表述出来，其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或传统的政治—文化权力场域中解放出来的要求，同时便被“自然”化。这是因为，“少年”兼具时间与生理的双重意味，所以，这一时间和生理的双重意味的叙述，便使得“少年”的政治诉求本身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这一“本真性理想”或者“独创性原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民族。正像个人一样，一个民族也应当忠实于它自己，忠实于它自己的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所以，在梁启超的叙述中，“少年”和“老年”对立，同时，“中国”则和“世界”呼应，而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少年”和“中国”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关联，以及相互转换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因此，在这样一种起源性的叙述中，“少年”从一开始就指涉“中国”，并和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同时，因了“少年”的支持，“中国”以及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却又更多地指涉个人，本身也被自然化、道德化乃至合法化，并形成强大的情感的或者道德的感召力量，甚至一种“青春”形态。
显然，在中国革命政治的内部，同样蕴涵着一种主体性的建构要求，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这一主体性的形态表述常常会因了“政策和策略”的问题而有相应的复杂变化，比如，“阶级/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等等。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复杂表述中，“阶级政治”始终是一种主导性的政治取向，也即毛泽东始终强调的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9）。但是，即使在这一“阶级政治”的主体性结构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察觉到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叙事上的隐秘关联。也就是说，“我/个人”并没有彻底消逝，只是以“阶级/民族”的形态重新进入中国的革命政治以及相应的“故事”表述。因此，恰如泰勒所言，“本真性理想”同时适用于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而这一“本真性理想”也是现代性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中的经典表现。在这一“本真性理想”的规定下，“少年/未来”始终隐藏在“革命故事”的叙事深处。
即使在“革命文艺”的典范之作《白毛女》中，我们也依然能察觉到这一“少年/未来”的隐秘的叙事元素。《白毛女》讲述的故事，比如，因了地主黄世仁的粗暴介入，喜儿和大春这对青年情侣被迫分离，等等。叙述到此为止，并无新意，只是复述了一个传统的通俗故事，比如《孔雀东南飞》（10）。新意在于，“阶级政治”的引入，而使这一古老故事获得了一种现代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现代的解释之中，“未来”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相反，“政治/权力”（八路军/共产党）的介入，使得“未来”清晰可见，并在“现在”就能实现，正如执笔者之一丁毅在1949年出版的《白毛女》的再版前言中强调的：“一向被压迫的农民，找到自己的军队，有了力量，有了希望”。（11）因此，1949年再版的《白毛女》的封面上，特意用括号标示出“新歌剧”的字样，所谓的“新歌剧”并不仅仅指涉它的形式，同时也暗含了它对这一古老故事的重新解释。如果我们将《白毛女》视为一个“主文本”，那么这一用括号标示出的“新歌剧”也可看做是一个“副文本”，而在“主文本”和“副文本”的互文性对照中，《白毛女》的现代意义便被有力地凸现出来（12）。在这样的重新解释中，情感被政治化，因此，喜儿和大春的“大团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通俗性结局，相反，只有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有力地表明，“未来”在“现在”的实现的可能性，而在“现在”这一时间的刻度上，乌托邦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想象，而是必须诉诸人的社会实践，同时这一社会实践又必须是政治的。而依托了这一“少年/未来”的叙事结构，政治同时也被情感化，并直接诉诸观看者的情感领域，同时使得“新社会”获得一种强烈的情感和道德的感召力量（13）。
因此，透过政治层面，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即使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乃至相应的文学叙述中，其核心部分依然保留着强烈的“我/个人”的主体性特征，或者说，是一种“个人性”特征。这一“个人性”不仅依托着“少年/未来”的时间叙事，同时也充分地调动起这一时间叙事中的生理意味。因此，在革命叙述中，“身体”始终是一个极为强悍的理由（比如，“翻身”这一概念（14）），即使在1949年之后，“身体”依然和“少年/未来”的叙述相互关联。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叙事者通过赵慧文，对林震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15）在这一浪漫主义的叙述中，年轻的身体，包括身体的感觉，被充分调动起来，而这一调动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少年/未来”的时间叙事，而正是在这样的身体感觉中，一种年轻的生命的活力似乎重新回到林震的身上（“挺起胸脯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凉气”），于是，“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尽管，这一“青春”叙事已经被高度地政治化。
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或者主体性的诉求，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表述方式，而在修辞上，自然是“抒情”的出现（16）。诗和音乐固然是这一“抒情”的最好的表述形态，所以，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也未曾排除过浪漫主义的表述方式，而且，这一浪漫主义的表述经常和“青春与歌声”联系在一起。比如，何其芳这样叙述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装，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17）周立波则在一首诗里这样歌唱：“我要大声的反复我的歌/因为我相信我的歌是歌唱美丽的/象阳光相信他的温暖/象提琴相信他的调好的琴弦/象青春相信他的纯真的梦境/象那朵飘走的云，相信他的自由轻快的飞奔……”（18）。我们暂且不论这些延安叙述的真实性，但是，这一“抒情”的背后，却多少有着“少年中国”的想象资源。而这一想象，也正是所谓“本真性理想”在“个人”和“民族”这两个层面上的来回运动，或者说，在“个人”的抒情中指涉着“民族”，而在“民族”的叙述中又隐喻着“个人”命运，这也正是“少年/中国”的经典的表述方式。即使在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文学叙述中，这一抒情方式依然存在，而且成为一种“国家文学”的创作方法，也即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尤其是在50年代，这一“抒情”普遍存在，似乎暗示着那一时代个人主体性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尽管它常常以“革命/阶级/国家”的形态表现出来，以至于林震这样责问赵慧文：“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19）当“唱歌”（抒情）成为一种要求，“青春”便会成为反复叙述的对象。同时，由于革命政治的介入，包括这一政治的强大的解释力量和实践力量，使得“未来”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想象，而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现在”，因此，在“现在”这一时间刻度上，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紧张与焦虑被有效地缓解。所以，这一时期的“抒情”更多地含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
在20世纪的中国的政治文献中，“青年”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概念，可是，与其他的概念相比，“青年”仍然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的群体概念，比如，工人、农民、士兵，往往是在职业甚或阶级的意义上使用，那么，“青年”又在指涉什么？它的归属关系究竟何在？也许，在这个意义上，黄子平将“青年”及其相关的青春、爱情、生命等等认定为一整套“空洞的能指符号”。然而，正是这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却有力地楔入中国政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词语的表述系统，这一方面暗示了中国革命乃至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或者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战线”，以构成一个成分相对庞杂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在另一方面，当这个边界模糊的概念企图进入思想的或者政治的词语谱系，仅仅依靠它的情感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理论的重新解释。在鲁迅，曾经针对“青年”所含的生理意味，依了“进化论”的观念，而作了自己的解释：“我现在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20）。在这样一种“进化论”的观念的支配下，鲁迅对“青年”寄予了极大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希望，但是到了1930年代，鲁迅便宣布自己的“进化论思路”完全“轰毁”（21）。在同一时代，毛泽东却按照革命政治的思路，对“青年”作了重新的定义和解释，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正是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主力军”的概念：“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22）毛泽东在这里作了两个区分，一，将“青年”具体化为“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也即将其纳入“阶级/阶层”的范畴中予以分析和考察，从而拒绝了一种抽象的“青年”的讨论；二，所谓“主力军”，也即政治主体，将“工农群众”定义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主体，便规定了“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这一政治主体的归属关系以及具体的行为实践（“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一所谓的“结合”，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包括知识分子个人在这一结合过程中的焦虑、彷徨、压抑乃至悲剧性的命运，这些问题我或有另文讨论。而我在此主要关心的是，毛泽东这一对“青年”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对中国的当代文学的叙事形成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乃至重要改变。
在此，我想借用萨义德的“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来讨论这一问题。所谓“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是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遗憾的是，萨义德本人对这一概念并没有作出正面的理论性的解释，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这一概念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23），以及葛兰西的理论影响（24）。因此，在这一概念中，实际包含了“经验”与“地理”两个基本要素。可是，在萨义德据此进行的现象描述——主要是通过对19世纪英国小说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这一“态度与指涉的结构”所作的详细阐述。他指出，在19世纪的小说中，“宗主国的英国或者欧洲”是一个“在社会上值得期望的、得到允许的空间”，它联系着“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想象成为值得期望的，但同时又是从属的世界”。而“与这些地理性指涉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态度——某种关于统治、控制、利润、增强和恰当性的态度。从17世纪发展到19世纪末，这种态度以惊人的力量成长”（25）。这一结构既是一种经验类型，同时，又隐含了地缘的和政治的意味。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一结构中包含的“经验”与“地理”两个基本元素，以及在不同的地理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中，“主体”如何扩展为“主体间性”的研究。因此，我打算将这一结构从萨义德的叙述语境中抽象出来，仅仅作为一个借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当代文学。
而我以为，毛泽东在强调“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
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的时候，
所谓“结合”已经内含了一种“地理”的意味，它要求“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深入革命的“空间”，这个空间有时被解释成乡村，有时被解释成军队，也有时被解释为工厂，总之，这一空间是革命的中心所在，因此，它是“值得期望”的，同时，它也联系着“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想象成为值得期望的，但同时又是从属的世界”。这一世界，正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原住地，这一原住地，不仅是自然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文化的空间。正是因了“结合”，那些原来可能毫不相干的空间，被政治有效地统一在一起，并构成相应的从属关系。而“与这些地理性指涉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态度”，也即革命的态度，而在具体的表述上，则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对“工农群众”（革命的“主力军”）这一政治主体的态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着重解决的也正是这一“态度问题”，这一态度，不仅关联立场、对象，也涉及情感、学习、改造和自我改造。比如，毛泽东就以自己为例：“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6），“工人农民”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同时也获得了道德和美学上的合法性。“态度”的确立，自然伴随着相关的地理性指涉，这一地理性指涉不仅意味着叙述对象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的检讨和改造。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改变，那一“广大的世界”不仅被具体化，同时也被政治化，是一个“值得期望”的世界，因此而确立的正是一种“态度与指涉的结构”。而当代文学的被政治的重新结构化，也意味着小说实际进入了革命—地理的扩展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杨沫的《青春之歌》是一部相当典型的“态度与指涉结构”的小说，而空间正是这一结构的表述形态。对空间的重视不仅表现在杨沫的记忆，这一记忆常常将历史空间化，《青春之歌》出版后，杨沫写过一篇题目为“北京沙滩的红楼——我在《青春之歌》中以北大为背景的原因”的文章，正是在北大，杨沫亲眼目睹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就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前后不知住着多少革命青年，他们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在敌人的屠杀、搜捕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日以继夜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