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分析的是《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两本由海外学者完成的现代文学史学著作曾在80 年代产生过“潜在”而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之所以“潜在”，乃是因为这两本书并未正式出版，因此真正阅读原著的范围其实是很小的；但这种影响又并非是匿名的，而是作为政治批判的对象被显影出来【17】。或许最具意识形态意味的恰恰是这两本书在80 年代中国作为“缺席之在场”的存在方式所显露的历史结构。一方面是作为两本论著的文本构成，同时也是决定其存在方式的冷战历史非此即彼的政治结构，而另一方面，则是以“纯文学”标举的文学史历史图景和新的经典序列。司马长风将文学的纯粹性表述为“文学自己是一客观价值，有一独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神圣目的”，因此《中国新文学史》试图成为“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地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 57] 。夏志清则在其序言中声明：“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批审’。”[58] 在与普实克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战中，夏志清批评那种将文学看作“历史的婢女”、“把文学纪录当作历史和时代精神纪录”的观念，并提出“我的‘教条’也只是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文学史家必须独立审查、研究文学史料，在这基础上形成完全是自己的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的看法”【18】。这些表述内在地被文学/政治(非文学) 的二元结构所支撑，而其视为“他者”的，既是“重写文学史”意欲颠覆的革命文学史范式，也是社会- 历史批评的文学评价标准。司马长风将新文学概括为“反载道始，以载道终”，并用与“道”的争斗关系划分了新文学的历史轮廓，因而有了诞生期(1917- 1921) 、成长期( 1922 - 1928) 、风暴期( 1938 -1949) 、沉滞期(1950 - 1965) 的将历史有机体化的描述。但具体到不同时期的文学，则大致是按文体进行的罗列和介绍，并未形成“自足”而系统的文学观。或许更有意味的是夏志清在其1979 年中译本序提示的两点，其一是《小说史》写作时期的冷战氛围以及著者自觉的冷战意识(反共) ，另一则是“新批评”理论，尤其是英国批评家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对于著者的影响。而他与普实克之间的论战，“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何等激烈”[59] (P328) 。可以说，正是冷战氛围显示出构造文学/政治(非文学) 二元结构的历史语境，而“新批评”理论则提供着有关“纯文学”的系统的知识表述。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新批评”倡导的以“内部研究”取代“外部研究”的观念本身，而在于正是二元对立的冷战历史结构使得“新批评”评价标准具有了“纯文学”的充分有效性，因为“新批评”倡导的“内部”与“外部”如此准确地契合于冷战格局的“内”与“外”(中国/美国或香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如果说冷战历史的基本结构便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历史逻辑，一种关于“内部”与“外部”的切分，那么，“新批评”理论无疑正提供着如何划定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专业化的知识表述。也就是说，正是由冷战历史形成的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本身在召唤并重新阐释着“新批评”。并且，就其知识来源在冷战结构中的位置而言，正因为80 年代所完成的恰是从“内”(社会主义中国) 向“外”(全球资本市场) 的社会与文化进军，因此，海外中国学这种“外部”表述(其位置相当于“诗化哲学”中的“西学”) 便伴随着对新的现代文学经典的关注热情而迅速内化。
从上述中国/海外、内部/外部的“互动”关系来看，大致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图景和经典序列的重构，是两种历史合力产生的结果。如果说在中国本土(“内部”) 形成的主要是一种“反经典”的历史批判，那么构造新的文学史知识谱系的，则并非纯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而正是后冷战历史结构中内部与外部的流动、渗透和呼应的结果。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内在的历史结构并非消失，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借助曾经被“革命”范式压抑的作家的经典化过程，由“新批评”理论支撑的“纯文学”观念成为看似超越而实则加固这一历史结构的意识形态表述。
结语：“纯文学”的自我批判
勾勒出80 年代后期“纯文学”表述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显然是历史化80 年代的清理工作之一。不过，这种“历史化”却绝非将80 年代放置到历史深处而将其遗忘，相反，这种清理工作正是为了更为清晰地理解现实，因为正是80 年代建构出来的文学观念成了当前的常识和体制性的知识。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正是向这些常识和体制性知识提问的一种方式。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对“纯文学”进行一种知识谱系学式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完成对80 年代构造的文学体制的一种“自我批判”，即显示构造“纯文学”知识体制的历史轮廓及其所呈现的意识形态特性。也就是说，只有从“自我批判”的高度上，“纯文学”才可能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那些支撑着“纯文学”表述的潜在历史结构和认知框架才能够被显影出来。也唯有如此，有关“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才可能不沦为毫无生产性的非此即彼的争辩，而成为思考当前历史条件下文学及文学研究重新寻找批判性立足点的步骤之一。
可以看出，在上述美学/哲学、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经典等三个领域运作的“纯文学”观念，尽管知识表述的具体构成有其差异性，但事实上却共享着相似或一致的认知框架。其意识形态性并非呈现为知识表述的具体内涵，而表现在这些认知框架和历史结构所呈现的权力关系。这种认知框架之一，是文学/政治的二元结构。如上文反复提及的，造就80年代探询文学自律性的强大历史动力，正是毛泽东时代形成并在80 年代已然僵化的文艺体制。事实上，如果不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成规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尤其是这种文艺体系的历史实践(“文革”是其极端表现) 造成的社会后果，显然就无法理解80 年代想像文学的方式及其情感强度。“纯文学”之“纯”的诉求，正是为了反抗并挣脱这种文艺体制。不过，在8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文艺体制并不被作为一种对等的文艺观念，而被视为压抑和控制文学的“政治”。也就是说，文学/政治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方式，完成的实则是对双方的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效的历史批判。正如杰姆逊提出的“只要出现一个二项对立式的东西，就出现了意识形态，可以说二项对立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60] (P27) ，文学/政治的对立固然宣判了“纯文学”反叛的对象为非法，不过同时它也以“政治”的方式返身定义了自身。可以说，“纯文学”的强大历史效应并不在于它如何表述自身，而是在于它替代自己所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可以想见，一旦造就“纯文学”批判能量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这种批判效能也将丧失。而更值得讨论的是，由于在80 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纯文学”主要被作为“反政治”或“非政治”的说辞，填充进这一结构性“空位”中的具体内容本身携带的历史内涵反而是视而不见的；而当其政治批判效能丧失之后，它自身就将构成现实的政治。这也正是比格尔所描述的艺术体制和单一作品之张力关系的消失。因此，在90 年代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溯“纯文学”如何在80 年代建构其自身的知识表述，事实上也正是挣脱80 年代的意识形态限定而“复现”并探讨所谓“政治”和“文学”的具体历史内涵，及其实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伊格尔顿把文学理论最终归结为“政治批评”在80 年代曾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不过他反复强调说，他所谓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他所谓“政治的批评”则是指对“语言(或含义) 形式和权力形式之间的那种多重关系”[61] (P289P11) 的发掘。或许可以说，清理“纯文学”的知识谱系和意识形态特性也正属于这种“政治批评”，它试图揭示的正是“纯文学”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所完成的意识形态功能。
构造“纯文学”观念的历史认知框架之二，则可以说是一种浪漫主义或人道主义式的主体论。“文学就是人学”这一表述中隐含着人/非人、文学/非文学的对等结构，也就是说，如何想像理想的“文学”是与如何想像理想的“人”分不开的。正如“纯文学”通过把80 年代的主流文艺体制判定为“政治的”而发挥自己的批判效能，“主体论”也是通过将阶级斗争理论判定为“非人”的而使抽象的“人”的表述负载充沛的批判能量。在建构“纯文学”的知识表述的过程中，尽管有关语言/符号的“发现”构成了新的表述的支点，不过正因为主体论划定的疆界，语言/符号始终只能是作为“人”的创造性的中介。这也决定了对于“文学”/审美自律性的理解，并非要将其视为绝对客观的符号体系，而应是创造理想人性的替代性场域。而当90 年代后的历史变化，例如贫富分化和社会阶层重组，将“抽象的人”还原为具体的等级序列中的有阶级、性别乃至世代、民族等差异的人时，建立在浪漫主义主体论基础上的“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蜕变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一。
构造80 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历史认知框架之三，则是一种中国/西方的二元框架。这一表面上的地缘差异框架同时可以被演化为“传统”/“现代”乃至“旧”/“新”的价值判断框架。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80 年代的文化变革事实上是从冷战结构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完成的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变革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口号本身显示着清晰的“内部”与“外部”的历史结构，来自“外部”(“西方”) 的思想成为了内部变革和更生的资源。这一历史过程构造了一种新的历史进化论和新启蒙主义的总体表述。在一种“地球村”、“与世界接轨”、“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全球化想像当中，“现代”的、“进步”的西方，成为80 年代中国文化界尝试挣脱既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思想源泉。正因此，“纯文学”的知识表述始终以西方(实则为欧美) 为其资源，即使极为“本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未能幸免。可以说，纯粹的、不仅跨越阶级也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纯文学”大同世界般的想像，正是80 年代“全球化”想像在文学观上的投影。而90 年代以来，“真实”地置身全球政治/权力格局的历史体验，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着人们关于“世界”的理想化想像。有关后殖民的论述也在提醒着人们80 年代的中国/西方二元框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或许，这样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应当成为人们反省“纯文学”据以建构自身的知识谱系的合法性的基点。
总而言之，揭示80 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意味之所以成为可能，正因为90 年代迄今的历史进程已经将那些曾经支撑“纯文学”观念但未显影的认知框架“暴露”出来。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对“纯文学”观念的自我批判，并非简单地舍弃追求理想文学的诉求，而是试图探寻一种更有效地释放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批判能量的路径。正如伊格尔顿评述美学时所说的那样：“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力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象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62] (P10) 文学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呈现“纯文学”的意识形态，固然是为了揭示它曾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历史，同时更是为了释放它在想像人的更合理生活时的乌托邦能量。
注释：
【1】参见李陀的《漫谈“纯文学”》(《北京文学》1999 年第3 期) 及相关“文学性”讨论的文章。
【2】相关论述参见：陈来：《思想出路的三动向》，原载《当代》杂志(台北) 第21 期(1988 年1 月) ，收入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苏炜：《八十年代知识界的圈子》，文学视界(http ：PPwww.white - collar. net) 。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研究》，《当代》(台北) 第73 期(1992 年5 月) 。另参见《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甘阳部分，查建英主编，第166 - 245 页。
【3】甘阳：《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 年；台北：时代风云出版公司，198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更名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重印。
【4】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主要内容刊于《读书》( 北京) 1987 年第7 期；全文刊于《当代》( 台北) 第20 期(1987 年12 月) 。收入《八十年代文化意识》。
【5】甘阳回忆到：《人论》的出版，“真的立即就是全国头号畅销书，一年内就印24 万本啊，而且评上什么上海图书奖。当时印量都大，但是我那本呢，哲学书里面最大”。参见《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第203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6】伊格尔顿这本书在80 年代即出版了三个译本：伍晓明译本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王逢振译本名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伍本和王本在具体内容的翻译上略有出入，一般认为伍本更接近原著。王本增加了伊格尔顿的中译本序言，这个译本2006 年更名为《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重印。80 年代的另一译本名为《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年出版。
【7】刘象愚：《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 》，收入《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重印本。
【8】王春元：《中译本前言》，《文学理论》，第2 页。
【9】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第8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年。书中的11 篇文章曾于1983 年第4 期开始在《读书》上连载。这是国内较早对西方文论的系统介绍。
【10】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 年第6 期。收入《刺丛里的求索》，第263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年。
【11】王晓明：《重写文学史》，收入《刺丛里的求索》，第245 - 246 页。
【12】王晓明：《旧途上的脚印》，收入《刺丛里的求索》，第264 页。
【13】《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 年第5 期。
【14】《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 年第4 期。
【15】参见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二》等，收入《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16】参见温儒敏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19 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7】参见1983 - 1984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发表在《文艺情况》、《文艺报》、《鲁迅研究动态》等内部或公开刊物上的批判《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章。
【18】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原载《通报》( 荷兰莱登) 1963 年，吴志峰译，收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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