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公司A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更贫困、更偏僻的地区寻找劳动力，这些地方以乡亲关系为基础的外出打工网络要少一些。但是，这引出一个新问题，如A公司的经理所抱怨的，“地方越穷，就越守旧。问题是她们不愿意出来。”公司的实地招聘人员对此却并不气馁。为了让农村妇女渴望外出打工，他们下了不少的工夫。地方电台和电视台被发动起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来说服干部和农民：外出打工是让当地发展的唯一途径，因为打工不仅带来寄往家乡的汇款，还可以影响当地的思想意识。招工者把打工表述成为一项“互助”的事业，把马克思对劳动合同的阐述温情化了（主人有生产工具，工人有劳动力）！资本不断寻找更为廉价劳动力的逻辑在此就被表述为发展的礼物，即在发展中主人给予工人教育、富裕地区给予贫困地区教育、第一世界给予第三世界教育。与这种教育带来的益处相比，打工者们的低工资似乎有了无形的补偿，因为她们从打工中获得了提高素质的机会。
A公司在运营的第一年格外努力地创造通过家政服务提高素质的典范。那一年招来的所有年轻妇女都被安排到市政府官员、退休干部和合资企业经理们的家中服务。负责人说，“这些家庭的工作条件和环境都很优越，雇主们又很有文化。在做家务活的同时，家政服务员在思想意识上也能迈进一大步。……效果的确很明显。”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妇女被派往一位老干部家中工作。她刚刚去的时候，“朴素、天真，还有一点傻乎乎的”。所谓“傻乎乎的”就是说在旁观者眼里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与该环境的关系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没有太多意识和认识。这位年轻妇女之所以认不清事物秩序中的自我，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不足。某篇报纸评论这样写道，“她们只有来到城市以后，才开始认识自己”（Sun 1998）。她们必须知道自己缺乏素质，才会渴望素质。国家、媒体和精英们通过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改造农村打工妇女的主体性，使她们认清自己在素质层次等级中的位置。借用阿尔都塞（Althusser）对意识形态的表述（1972），素质话语通过让农村打工妇女对自己与其劳动环境和条件有一种想象的关系，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
最能表现这位年轻妇女的“傻乎乎的”，似乎是她听见火车汽笛时的一脸惊诧的表情——显然她以前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这个细节在引发周围城里人对她同情的同时，又让人们对于国家仍然存在的落后感到更为不满。 对国家发展的宏观渴望在微观上被寄托于对这位年轻妇女的改造。她在回家结婚前，已经在同一家干了四年。经理谈到她在城市的变化时说：“现在你看到她，虽然她还是有那种……那么一点儿……怎么说来着……农村人的样子，但在言谈举止上，她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这说明她在干家务活的同时，培养了自我意识。”尽管她的身上还有一些难以言表的农村气息，但人们感到满意的是至少作为一个发展的认知主体，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欠缺，并已走上了正轨。而有些农村妇女，据这位负责人说，“除了化妆品和鲜红的嘴唇，什么都不知道。”35意思是说，这些妇女她们没有走上正轨，是因为她们把素质的提高纯粹当成一件涂脂抹粉的事，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失。但这位河南妇女却融入了发展进程，积累了足以让她回到村里后向众人展示的素质，成了“发展”的活广告，促进了所在地区下一轮的招工。公司发现这种宣传策略非常有效。象她这样被改造的事例打开了该地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局面。北方的另一公司（公司B）负责人在谈及农民进城打工是接受素质教育时说：“国家要花多少钱才能给她们这种教育？打工妹在城市经历的变化和素质的提高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以后她们回到家乡，就会把城市科学的育儿方法运用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这种方法）比计划生育干部怎么劝说都来得更管用。”
以发展目的论为基础的素质观念依据主体是否驱向发展把人的主体等级化和价值化。素质论与劳动价值论成镜像关系。（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抽象化为劳动力，使抽象劳动垄断了全部劳动的意义，（交换）价值垄断了所有的价值。素质论把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抽象为发展目的论的主体，以对发展的趋向来衡量主体的价值。发展垄断了主体性本身。这样的主体观产生的后果是打工主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有缺失的、低层次的廉价主体。发展则是对他们的拯救，是他们的出路。素质论里的民工是（素质）缺失的主体，而不是创造的主体；打工不再是劳动者被资本剥夺剩余价值的过程，而是打工者丰富自我、发展自我、接受免费的市场文明教化、被拯救的过程。“发展”是一个馈赠，是资本给劳工的礼物！农民外出打工被编码为一种（素质）积累、自我发展和阶级流动的过程。这一编码隐藏了打工是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这一基本事实。36我们当今的发展观依靠了这样的素质论来颠倒劳工与资本的基本关系。
这里，返乡的民工被表现为素质循环生产的实现者。在城市里获得的素质被带回到村子里，这样农村家庭也可以成为素质生产的小舞台。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通过作为母亲的言传身教，把她们的素质发展传递给她们的孩子（下一代打工工人），从而为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打下基础。
新自由主义和新人本主义
那么我们如何来重新审视后毛泽东时代市场化过程中素质对主体的要求？让我在这两家公司的创建过程和管理经验里讨论这个问题。37 随着经济的自由化，80年代早期涌现了雇佣家政服务人员的商业化现象。在毛泽东时期，雇佣家政服务只限于高层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理由似乎是他们工作繁忙、责任重大，需要额外的照顾。因此这些高层干部的工资里含有雇佣保姆的津贴。一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有一时需要也雇保姆，但不是常事。在文革期间，干部雇佣保姆的特权和其它官僚、政治、文化特权一起作为资产阶级的事物遭到了批判。成立于1983年的北方家庭服务公司B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两个政治和知识分子精英高度集中的政治团体——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的。为此，市政府组织了几次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家政劳动力市场买方需求量大、而劳动力出售方缺乏培训的矛盾。38会议决定，由妇联担当起创立和管理家政服务公司的责任。
当时的矛盾，尤其是雇主们的不满，集中针对来自无为县的妇女。1982年到1988年期间，在北京提供家政服务的农村妇女总数在5万到6万之间（Wang Shanping 1992）。39 在80年代早期，仅无为县就有1万多人到北京做家政工。大多数无为县来的妇女都年轻未婚，都是一个带一个、通过亲戚乡亲关系网进了城，城里每个月的收入在18至25元之间。40 但在80年代中期，许多雇主开始排斥来自无为县的甚至整个安徽省的农村妇女，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打工妹“与她们的老乡拉帮结伙”。B公司的负责人这样描述劳动市场的管理问题：“无为保姆的名声在那个时候臭了。她们之间都是亲戚老乡关系。……她们说不干就不干。当然她们的工资水准也非常低。但是她们跳槽也很厉害，有时甚至就为了高出一两块钱的工资。这个局面没有人管。如果她们中哪个人跟雇主有矛盾，她们会一起出来闹。”
这些集体行动事件被认为是“安徽帮”的行为。这种称法当时广为流传，一是对安徽打工妇女的嘲讽，二是表示对她们的戒备。在80年代，农村妇女在城市找工和打工主要是依靠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寻求相互间的互助。在不能享有国家和社会保护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系网是打工者们唯一的依靠。 然而这个关系网常常建立在对外排斥的基础上，依照资源的占有划分等级。根据被访人的说法，江苏省溧阳县在80年代早期到中期，也有许多妇女在北方大城市做家政服务人员。溧阳和无为的妇女都有排外的地缘关系网，而且来自江苏的妇女常常看不起来自安徽的妇女。41 一位80年代就在北方做保姆的江苏籍打工妇女说起安徽保姆：“我们中没有人跟安徽人做朋友。那时，我一看见她们，就感觉瞧不起她们。我从来没有和安徽人一道做过，也从来没有和她们打过交道。比如说，如果我们老乡之间在一块儿聊天，看到来安徽保姆过来了，就会马上跟对方说，‘安徽人来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聊。’。”
在亲缘和地缘关系网里，拥有一定资源和经验的打工妇女对于一些年纪较小、较晚出来的打工妹来说，就仿佛扮演着头领的角色。“保姆头”的说法虽然极少被打工妇女使用，但却挂在城市雇主的口头。没有稳定工作和城市社会经验的年轻打工妇女通常不具备成为“头”的条件。当“头”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跟雇主关系处得不错、在雇主家能说得上话，能给其它老乡提供帮助。比如，一个老乡突然被辞退了，“保姆头” 能让她临时在自己的雇主家住宿，而不会引起雇主的大不快。“保姆头”常常还能为老乡推荐工作、甚至帮她和未来的雇主商讨工资。有这种能力的妇女通常在城市里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验丰富，在社区里小有名气。社区里的其它家庭也会请她帮忙，找个合适的家政服务人员。作为回报，受到过帮助的老乡对“保姆头”保持敬意和忠诚，过节也会给她送礼。42 例如，80年代早期的几乎所有来自溧阳的妇女都知道“王府井婆婆”，她有着近乎传奇般的保姆头的地位。王府井婆婆的名字来自她居住的北京的王府井一带。人人都听说过她、谈论着她，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见过她。知情人向我解释说，见到“王府井婆婆”也不是容易的事。只有自己也有本事的老乡，比如她的表姐（也算是个小保姆头），才有资格见到“王府井婆婆”。来自无为的四婆婆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43她年近八十、意志坚强，大半辈子都在城市里做奶妈保姆。她带出来的或帮过忙的亲戚老乡有不少。她们中有人想家、有心事，她就给她们出主意、劝她们，必要时也会训斥她们几句。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很多想请保姆的家庭依靠本社区里或朋友所在社区里的信誉好、资历老的保姆，帮他们在农村找保姆。如果没有这样的途径，他们就嘱托自己在农村的亲戚帮忙找。这样，为了对付城市家庭佣工短缺和令雇主头痛的保姆间的老乡关系联合，家政服务公司B应运而生，建立以合同为基础的劳动聘用制来扭转打工妹们的认同对象。A公司也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秩序问题而成立的，虽然问题的性质不太一样。通过妇联和其它政府机构，这两个城市公司的招工链延伸到县乡村的劳力资源。妇联或县级劳动局依靠着各自的政府组织网络和作为政府机构的地方信誉，帮这些公司在当地招工，把打工妇女送到公司的门口。 如果地方政府由于担心城市市场混乱且缺乏保障，不太愿意组织劳动力外出，挂靠妇联的公司则似乎给当地人一定的安全感和可信度，相对抵消他们对城市市场的担心。因此，从这两个公司的成立和招工来看, 国家和市场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B公司在11个省份建立了100多个劳动供给站。这不单单是政府的网络和信誉在起作用，更是视农民外出打工为最有效、最划算的扶贫和提高素质的政策宣传推动的结果。这一观念不仅有输出地的省市县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有中央扶贫办和共青团中央组织的推广。在组织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政府因此在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市场之间，充当着热心中介和管理者，遏止暴力，监督市场的安全性。
到了90年代，以合同为基础的家政服务公司界于市场和国家之间，旨在取代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网基础上的流动链，使打工妹把她们对老乡关系的依赖和认同转化为对公司的依赖和认同，使打工妹们成为公司化的、守纪律的家政服务员。公司则自诩为通向现代化的制度之门，为年轻的妇女指出了提高素质的路。就这样，素质既使打工者们安心于现实，又向他们许诺缥缈的未来，为稳定劳动力市场服务，为发展目的论服务。
后毛泽东时代在寻求经济增长和保证社会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和稳定构成了国家凝聚力的新基础。这一转型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种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自然产物，它包含一种特别的秩序和体系和与之相应的主体性。“新农民”的产生和大力宣传是因为亟需在农民间形成市场意识，消灭非市场或反市场行为（戴帽为“封建思想”）。建立有序的家政劳动市场需要政府机构间的协同合作和对提高素质进行宣传，以此杜绝危害社会、影响稳定和发展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积极建立的市场经济引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概念，这一概念与二战后德国一批法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宣扬的市场相当类似。44 这些被称为“自由秩序主义者”（Ordoliberalen）的法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再接受把市场视为能够自我调控的“准自然”，也反对与“准自然”的市场观相应的政府自由化做法。45 这种新自由主义理念认为，“市场根本不是自然的社会现实；而政府的责任是推行必要的社会管理，使得市场能够存在和运行”（Gordon 1991：41）。这种市场观念之所以称为新自由主义，从而有别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laissez-faire liberalism) 和凯恩斯的法人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并不仅仅在于它否认市场是一种自我调控的准自然，而是基于这种否认之上的对政府管理和社会政治学提出的明确要求。“在‘自由秩序主义者’的框架里来说，社会政策的重大问题不是市场带来的反社会的效应，而是社会上产生的反竞争的效应。” （Gordon 1991：42）。就象新自由主义在太平洋彼岸使市场理念化为个人的道德准则（Fortune杂志文章[Magnet 1986:68]）,在大洋此岸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九十年代也上升成为道德力量（汪晖 2000：94-95）。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强大的素质概念使市场伦理转化为主体意识、要求个人在发展语境和发展的实践中发现自身价值。某著名公司总裁是全国人大代表，曾获“杰出企业家”荣誉称号。他为《安徽日报》撰文，论述人对于市场和资本的能动性时写道：“直接并最终决定资本的有效性的是人。因此，人构成了资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中最活跃、最有驱动力的要素”（Xuan 1994）。在这里，这位企业家和人大代表将人与资本的效力直接挂?。作者接着写道，“没有高素质的人，资本无法增值。”正如专家们发现人们因着自身主体性的贫困而贫困，我们现在知道了，资本也因着素质而增值。随着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人生意义的资本化”（Gordon 1991：44），人的主体性作为市场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因，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提升，并通过素质论充分表达出来；这种对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崇拜就是我所谓的新人本主义（neo-humanism）。
通过生造“新人本主义”一词，我希望承接马克思对人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看到人本主义(humanism)恰恰产生于 “商品形式是劳动产品的普通形式”的社会中（Marx 1977：152）。由异质的人类劳动产生异质的使用价值可以被相互交换，因为物品和劳动的异质性和可触摸、可感知的具体性都被摧毁、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中被粗暴地抽象化了。一种“幽灵般的客体性”以“凝结的无差别劳动量”的形式，充当着等价物并使得交换成为可能（Marx 1977：128）。正如汤玛斯‧基南所指出的，“（普遍的人性）与商品形式的统治一道来临”（1993：171）。
如果交换价值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幽灵般的客体性”，素质（因为它以发展为目的论，抽象和缩减了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46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幽灵般的主体性”。新自由主义经济下人的主体不是自由启蒙传统中不可侵犯的自知自足的主体，而是以缺失为特点的主体，需要不断调整、补充和终生学习。由于素质概念把人的主体性视为发展的关键性生产力要素，素质从某中意义上比人力资本概念更进一步，超越了人力资本所指的教育积累和以教育为基础的资历积累。素质表示整个主体性的价值化和资本化。
新人本主义一方面把人的主体作用推向顶峰，另一方面又认为主体在根本上不具有稳定性、而且永不自足。新人本主义在这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认识，似乎类似于后结构主义反主体中心的认知论立场，但其实却是后者的梦魇般的镜像。如果后结构主义批判仅仅用于消解启蒙主体的中心立场，它就太狭隘和太有限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时代的主体弥散和不自足仅仅是看成后结构主义批判的收获，而需要把这些置于冷战后资本主义从欧美中心弥散的大背景下，看到主体的不稳定性和不自足性也是新自由主义逻辑全球化对于主体的新要求。47
注释：
1.
这家公司是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过程中从国家机构里派生出的“经济实体”之一。它们作为混合型组织，不同于传统的“国有”和“私有”的机构类别。这家公司附属于妇联，只是部分国有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来自妇联、享受国家工资的干部，但低层工作人员是合同工。
2.
本研究依据在1998年至2000年初在安徽省和北方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我对价值和素质的思考，在与安德训（Ann Anagnost）讨论斯皮瓦克(Spivak)理解的马克思价值概念和德勒兹(Deleuze)的价值编码概念得到许多启发。感谢安与我分享她的洞见、向我介绍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帮助我理清了素质与价值在劳动招聘中的关系。
3.
埃尔森 (Elson)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在资本中的化归进行了细致论述，以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特征。埃尔森借助马克思的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其它方面（个体的、私人的、异质的、社会的，等等）都被化归为抽象劳动的表述。而普遍等价物的形式反映的只是抽象的劳动”（1979：165）。因此，“劳动的其它方面从属于抽象劳动，受抽象劳动主导，而普遍等价物——价值的货币形式——作为劳动的表述形式。所谓的劳动从属于资本指的就是这种过程的成熟形式。”（1979：166）。
4.
据我所知，素质一词在始于70年代晚期的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之前的传播和现在的含义不尽相同。它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社会经济表达中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拥有了今天的含义。
5.
参见Anagnost（1995）分析的后毛泽东时代素质话语与身体的文化政治的联系，其中一个中心论点是素质与生产率的问题。
6.
这个读者接着抱怨说，农民素质低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当官的看不起农民，因而阻碍了他们素质的提高。
7.
这种支持市场的发展主义自60年代以来趋向霸权，为民族和国际资本提供益发扩大的自由，得到中国政治和商界精英以及其它南半球国家的支持。埃斯科巴（Escobar）（1995）和克拉什 (Crush)（1995）对该发展话语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贝洛 (Bello)（1994）就该发展主义产生的全球性后果做了非常详尽的统计学的分析，尤其是针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宣扬的所谓“结构性调整”的一揽子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发展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读书》2000）。发展主义的权威束缚了我们对其他发展的可能性的想象，因此把发展从现有的发展话语中抢救出来，日益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8.
比如，身为著名知识分子的邵燕祥（1999）在呼吁建立公民教育课时，引用大知识分子李慎之的话说，“慎之先生曾指出‘中国人素质太低’这句话已经被普遍认可了。我们该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呢？”邵认为在高中设置教导公民行为和传授宪法、法律、伦理等知识的公民教育课会开一个好头。
9.
“发展是硬道理”是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的原话。深圳邻靠香港，是为了吸引海外资本和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提供先进模式而成立的特区。邓小平1992年巡视南方诸省、尤其是深圳后立即发表的讲话，号召中国人民“向前看”，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
10.
胡鞍钢 等 (2001) 分析了自1978年以来逐渐扩大化的地区经济差异，认为当今中国存在着四个世界的结构。高收入的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和深圳构成了第一世界，这些地区的人均消费水准超过中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准（8，320美元）。上海新建的经济开发区浦东1999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到达25，472美元（以购买力等值对应物计算）。该数字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83.2%。第二世界包括内陆的大中型城市、沿海地区的小城市，以及诸如广东和福建等富裕省份的部分农村地区。第二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但高于中等收入国家（3，960美元）。第三世界包括广大的农村地区。第四世界则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农村地区、边境地区和其它收入水准极低的地区。
11.
展销的畅销书中包括有吉姆‧巴雷特（Jim Barrett）、肯‧拉塞尔（Ken Russell）和菲利浦‧卡特（Philip Carter）合着的《素质测试手册》中译本（Liu 2001），副标题是：“测试你的天才和性格，预测你的事业和未来。”该书的封面还说明了书中有关世界前500强企业招聘条件的内容。
12.
感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孟登迎老师提供了该条信息。
13.
该素质文凭包括文化素质课的学习成绩、校园文化体育活动、社会实践、素质考核（不论如何定义的）、计算机技术和英语。一家报纸这样描述这项措施：“量化的资料（体现在素质文凭上）让为学校寻找合格教师的中学校长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1999年，北京大学一毕业生创办了一家私营公司，向希望提高素质资格的大学生提供素质评估和测试、角色扮演、讲座、实践培训、与成功人士交谈等服务(Yin 1999)。
14.
“国民素质”的提法在该决议中出现，让人联想起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的“国民性”问题。“国民性”在20世纪早期的启蒙运动中成为问题，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热潮中一度复兴，用以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认为它反映了愚昧大众对独裁领袖的渴望。如果国民性的提法在今天看来有些过时且在政治上暧昧不清，国民素质的概念看来就比较新潮、客观、政治中立，在专家当政的大背景下，此概念还具有适度的科学和专业的色彩。
15.
这里让人想起福柯对18世纪刑罚改革中的“人性”概念的分析，“惩戒必须以‘人性’为‘尺度’，该原则没有、也不需任何确定意义，但作为理念却不容超越”（1979：75）。
16.
我从德勒兹和加塔里（1983）以及布赖恩‧玛苏米（Brian Massumi）对他们作品的解读中得到启发。我对玛苏米的解读是去区域化（把个人赶出家园）和重新区域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译码（“行为模式的变化影响了它[主体]”）和再编码（“与自我和周围环境联系的新模式的强加”）的过程（1992：51）。
17.
“农民”此处被理解为来自具体政治和社会谱系学的一个社会主体。参见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