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研究月报
严海蓉(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徐蕾 译(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研究生)
劳动输出是一所全方位提高农民素质的社会大学。——金元举（Jin Yuanju），《安徽日报》，1998年。
这是一种双方互助的形式：你们（农村打工妹）一方面可以帮助一些（城市）家庭，同时还能摆脱贫困。——一位家政职业介绍所的负责人（作者田野调查实录，1999年）
1999年7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北方某市家政服务公司的一间接待室里正聚集着十几个年轻的农村妇女。她们有的坐在木质台阶上，有的互相依傍而立，有的站在接待室外面的院子里的树荫下，等着上门挑选保姆的雇主。 与接待室连通的是一间装有空调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玻璃拉门一直关着，把热空气和等候的女人们阻挡在外面。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透过玻璃，密切注视着经理私下称之为“老坦儿”的女人们。
顺着楼梯走到三楼就到了总经理的办公室。这里新铺的木质地板光滑可鉴，空调在房间的一角安静地运作着。屋内宜人的凉爽。正对着经理位置的墙面上，挂着该市政府和该市妇联颁发的几幅表彰先进的大红锦旗。办公室里静悄悄的。
在该市两百多家家政服务公司里，公司A是规模最大的。它在官方名义上隶属妇联，实际在经济上自负盈亏。1不过，由于该公司兼具公办和私营的特征，它不仅要有经济效益，还要求实现“社会效益”：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农村妇女可以摆脱自身的贫困、提高素质，同时减轻城市家庭的家务负担，服务于社会。素质是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关键词。从许多方面来看，素质包含着文明礼貌、自我规范和现代性等模糊不稳定的内容。虽然在社会生活中，素质有丰富的、相互矛盾的含义和用法，我在这里分析的是有相当一致性的主流含义和用法。下面我将要论证，素质这个关键词标志着我们应自觉地拥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界定自我价值观的理智与情感。后毛泽东时代国家和教育界精英常常从负面使用“素质”，用以指称中国劳动群体的缺失。由于统治精英们在全球资本领域里追求中国的合法性、地位和荣誉，提高中国广大人口的素质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市场、素质、脱贫在这样的语境里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素质成了把价值在一个领域（经济）和另一领域（文化）间相互转化的关键。。
本文通过考察扶贫计画和民工潮在发展语境里的关系，分析了素质作为新人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抽象化和价值化的过程。2我用三个论点把价值、主体定位和管制（governmentality）联系起来。首先，这个对人的主体性抽象化和价值化的过程是人类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抽象化和价值化的镜像。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分析说，商品“之所以有价值，只是由于凝结在其中的被客体化或物化的抽象人类劳动”（1977：129）。尽管劳动同时具有个体的、具象的、异质的、社会化的、和抽象的等多重特性，价值是消耗在生产中的被抽象了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是一个通过抽象化、变异质为同质的根本性简约过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劳动的抽象性、同构型相对于劳动的具体性、差异性占有主导和统治地位，并通过普遍等价物——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表达出来（Elson 1979：164-165）。3 因此，我认为，同样的，素质概念的出现标志着把人的主体性从属于发展话语，是将异质的、多样性的人的主体性抽象和简约为假设的普遍等价物；素质是人的主体性的抽象化、价值化表达。第二，这一抽象化和价值化的表达在发展语境下竟然成为“素质决定发展”的素质崇拜论，形成主体性的唯心主义定位的主流。具体而言，我考察了素质作为劳动合同里的无形要素所起的作用和它如何参与剩余价值的获取，却又为素质论所遮蔽。第三，占主导地位的素质论是新自由主义对人的主体性规范和管制的关键，而且帮助新自由主义重塑国家、市场和劳动主体的关系。
发现素质贫困
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彰显了“素质”一词的核心地位。他号召要“培养千百万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人才，以满足现代化的需要。””4 十五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经济提升到了与国营经济同等的水准上，成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素质随着“优生优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大量出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从此，我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关注现代化的重点放在对农村人口的忧患上。据此，农村人口被表现为数量庞大，素质低下，阻碍了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加入世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步伐。5 通过媒体宣传，人们不断看到农村家庭一贫如洗、且背负“众多”子女负担的形象。这些形象把农民表现得素质低下、难以教化、缺乏文明礼貌和组织纪律性，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后毛泽东时代国家致力培养的发展意识。
改革的近三十年间，素质一词充斥着官方和日常语言。比如，人们常听到诸如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尽快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农民素质的低下经常地被提起，以至有读者曾向《南方周末》编辑写信抱怨说，“农民素质差已经成为不干事或干不好事的借口了”（Xiaoyong 1999）。尽管这位读者心怀怨言，这封信并没有辩驳农民素质需要提高这一根深蒂固的假设。6 一篇刊登在权威党刊上的文章表达了对农村人口同情的观点，该文认为农民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理应被视为发展的基础（Liu 1999）。但是到了文章的末尾，作者从畅想中国农民创造的辉煌历史成就又回到现实，口吻也变得更为实际：“但我们必须承认，总的来说，中国农民的素质不高。当务之急是要对农民进行教育。我们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充分贯彻这一宗旨。”（1996：41）该文作者从历史和当前现实中得出的教训是，不能把农民斥为发展的对立面，而应把他们放在发展政策的核心。在本文下面的分析中“发展”一词指代的是，由北半球主导的国际资本组织所提倡和传播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这些国际资本组织中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7 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全方位改革过程中，市场的发展主义成为国家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
尽管素质在发展话语里至关重要，但对素质作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不容易。在1987年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口会议上，学者们对它准确的含义莫衷一是，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四种定义（Li 1988）。第一种定义把素质划分为“硬件”，即身体素质，和指代广泛文化素质的“软件”。后者包括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其它三种定义提出了三套素质内容划分方案。虽然各方绞尽脑汁，但素质的含义依然没有定论。不过，会议报告总结说，“大体而言，素质（不管如何定义）水准是城市高于农村，汉族地区高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Li 1988：60）。扩大到国际的范围，常常能听到人们认为第一世界发达国家人口的素质高于第三世界，“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太低了！””8。因此，对素质最有把握的说法似乎就是把它视为一个对人群划价的“区分度”！
上面引文中的“大体而言”一词显露出这种真理论断的霸权地位。但是，这种论述暴露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把素质用作理解中国“落后性”的关键——特别是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低水准发展——说到底就是拿经济发展作为衡量的尺度和指针。用这种方式来定义素质无异于在发展目的论里兜圈子。素质从属于发展，是发展的产物，发展的程度用以判定素质高低，而反过来，素质的高低又用来解释发展的快慢。当发展变成“硬道理”，发展的最终目的出现在起始——作为缺乏发展的形式出现——从而阐明和重申发展作为一个必要进程的结果。这样的循环论证给了发展的“源泉”和“目的”相似的本体性，素质与发展的关系可以用基督教里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做比喻。随着发展成为硬道理，素质在社会空间里的实体性不断增强，成为反映人口、文化和发展面貌无可争议的标志，解释着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想象中不同层次的发展。9 素质是发展话语在中国的特色产品。把提高中国大众的素质提高作为通向发展的终极道路，掩盖了素质与发展之间的循环论证关系，隐藏着产生发达与不发达、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差异，以及中国国内出现的“四种世界”划分的实际的政治历史过程。10
从上文提及的全国会议看出，把素质作为科学分析的对象的前提条件是假设素质具有实体性。一旦这个前提被确立，素质研究就成为一个实证性的分类和衡量的社会科学实践，即素质被表现为可量化的物质实体，虽然它的内涵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素质概念中最可量化的外在指针之一，可能就是以收入为素质评估。通过对存在于个体间和人群间多样性、差异性的抽象和抹杀，素质得以表现和衡量人的主体性，正如“价值”是建立在对劳动具体性和个性化方面的抽象化和简化而存在。人们对“收入高的人素质高”不一定信服，但是“素质低的人收入低”这一条却有很多人相信。除了工资收入外，其它形式的素质表述和量化包括通俗杂志提供的各类心理测试、应用能力测试和智商测试。11 自1995年起，大、中、小学（包括公办和民办的）一直在不断调整各自的素质教育课程。12例如，南京师范大学现在除了给学生授予常规的文凭外，还颁发素质文凭，以便为该校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新华 1999a）13这样的实践事例表明，发展素质的任务不仅仅针对农村人口，而且是一项面向全民的宏观规划；它的操作显然涉及社会各阶层，而且被包装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199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了题名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和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文件。该《决定》的开头这样写道：“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崭露头角，全球性的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是形成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劳动者的素质和人才资源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衡量这一内容的标准。这就对教育和培养21世纪新一代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新华 1999b）
根据这份《决定》的内容，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方法都落后于面临的新要求，因此“无法满足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14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围绕着提高素质的教育改革政策的呼声中， 依然没有给出素质的确切含义。教育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素质教育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抓住了素质包罗万象的本质。尽管难以对其下定义，素质的概念作为社会现实却遍地开花，15 加深它的实体化和量化。
我认为，尽管素质作为一个词语在19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随着优生学和人口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出现了，它近来的兴起和运用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所特有的、评价人的主体性的新指针。作为价值编码的形式，它为发展塑造了、衡量了、并且调动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的主体性与发展之间进立了转化和换算关系。16素质将意识和文化带入发展的领域，并使二者对发展直接负责。由于素质依照主体性对发展的作用来对不同质的主体性进行衡量，人的主体性具有了与发展相关的价值特征。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话早就指出：“国家实力和经济发展的持久力越来越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邓小平 1989：165）。
在80年代宣传“新农民”的过程中，素质概念起了核心作用。17作为发展主体的新农民首先以“专业户”的形式出现。这些私人商品生产者出现在集体农村解体的时期，为市场专门种植某一种农产品。80年代早期市场机制刚刚开始起步，许多专业户都是那批“先富起来”的人，代表了破除农村集体经济以后取得的成就。18 最重要的全国性党报《人民日报》在1983年表扬了新农民的“商品意识”，说他们“摆脱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目光不再局限在一小块土地上，转而投向了国内外广阔的市场”（Zi 1983） 当时全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运动和政策规划，把农民引入市场的轨道，指引、鼓励和带动农民从“小生产者”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生产者”。
但是，引导农民改变他们反市场和非市场的传统和“封建意识”似乎是项艰巨的任务；“封建”意识被认为在落后地区的农民中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Xue 1986）。省级党报《安徽日报》指出了封建传统意识的六种表现：（1）在道德上对财富和商业活动采取怀疑态度；（2）仅仅满足于够吃够穿，因而对创新和竞争不感兴趣；（3）鼓励“吃大户”的平均主义情绪让先富起来的人感到害怕；19（4）小农自给自足经济引导人们把额外收入花费在家庭生活和节日上，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5）家族意识导致裙带关系和用人唯亲；（6）赌博和迷信鬼神（Xue 1986）。
把这些不同的行为和观念统一成为“封建传统意识”的逻辑是，它们都对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构成障碍。这些意识和实践被表现为落后的，还没有进入到“现代”。这种评判逻辑规避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部分传统信仰和实践正是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的抗拒。20在这种评判中使用“封建”是一种策略，可为自由化和市场启蒙提供合理性依据；因而，市场经济就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而决不构成问题本身。
在1992年一篇题名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报纸文章中，安徽西北部的阜阳市市委书记王昭耀（Wang Zhaoyao音译）对该地方建立起的良好的商品流通网络感到自豪，“农民围绕着市场转，而市场围绕着价格转。”他认为在他的治理实践中，“大量实践向我们表明，只有把农民推向市场，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才能有全面的经济发展和繁荣”（Z Wang 1992）。
在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王的观点与许多省级党报上关于市场经济转变农民意识的重要新闻都有呼应。2121 利辛县县长程逢军（Cheng Fengjun）在谈到“正确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时说，政府的头号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农民与市场连结在一起。这些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千方百计是一个把农民引入市场和发展领域的过程。新农民成为具有市场意识的榜样。
面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受到国家和精英们支持的发展话语无法分析的是，持续的贫困内在于市场化进程，而沿海城市和各种融资形式的企业的利润所依靠的是内陆农村地区提供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但是发展的话语通过素质把持续贫困的问题转化为内在人的自身的问题。帮助这一转化的新术语有两个：一是文化扶贫，一是素质扶贫。这些扶贫策略作为理论上的突破和“我们国家扶贫战略的一项重大改革”（《安徽日报》 1998），得到了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的推广。由安徽省领导和来自上海的科研人员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份研究报告这样写道：“贫困不仅是由于物质资源的匮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源的贫乏，也就是社会文化水准的落后。说到底就是：贫困最终是由人自身的贫困造成的。要彻底摆脱贫困，我们的扶贫策略必须要经历从扶贫到扶人的转变、实施文化扶贫的战略。”（《安徽日报》 1998）22
通过对贫困问题转化，文化和主体性不仅被纳入发展的领域，而且现在被置于发展的核心，因为它们被视为是阻碍或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当地方政府资助的文化站发现自己深陷社会改革转型期的断裂危机时，文化工作也被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助手，而扶贫被转化成为“文化工作”。23诸如由乡镇文化站站长撰写的《今天的文化，明天的经济》等的评论文章，彰显了文化工作对发展的贡献（Yu 1995）。这位作者描述了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文化工作所面临的困境，由于政府大量削减资助，文化工作者的热情和群众的关注都进入低谷。他思索着如何重新定义文化工作的意义，从而同市场经济建立联系。这个问题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体现出，文化领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正重新构造市场经济下文化工作的作用，使其也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效益。24 因此，文化的意义在于为明天的发展积累势能。文化工作的目标是“把现代文明的光芒播撒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Wu Yongyun 1997）。
90年代的扶贫新策略因而把素质的作用推到了唯心主义的新高度。在素质运作中，唯心主义得到了实证主义的支持巩固。“文化扶贫”是要激发农民意识中对发展的渴望。现在人们把发展看作不应是自上而下、而应由内而外的事物。这一变化微妙地体现在不再要求农民成为政府资助的被动接受者，即要我脱贫，而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即我要脱贫——从扶贫行动的对象变为主体。有一篇报纸评论准确将培养这些积极主体的计画描述为“造人”（《安徽日报》 1995）。25因此，意识的转变成了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正是素质、扶贫和发展之间的话语联系，推动着农民主体到城市打工。
素质/价值流动： 在劳动合同中作为“无形要素”的素质
从90年代开始，民工输出省份的地方政府开始把规模巨大的1亿民工潮视为脱贫的快捷方式。民工潮带来的利益不仅是寄往家乡的现金汇款，还有素质的积累。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据估计，1997年约有23万外出打工者平均每人每月约挣326元。家政打工人员的月收入在民工中基本处于平均线。26
据称，就素质而言，外出打工带来的好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引发了主体性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一些分析家相信这一转变为现代化和发展产生的能量可以与“核裂变”相比（Jin 1998）！春节前夕有一百多辆民工驾驶的私家车从北京开往无为县，该景象成了这一力量令人震惊的左证。正如一则评论说的那样，“农民外出打工实现了农民从令人鄙夷的‘土老冒’成为大写的‘人’的转变，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全部价值”（Jin 1998）。“全部价值”的概念表现了“人”潜在能动性被视为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前沿，可以不断开发。
因为有着向大写的人转变的美好前景，民工潮被颂扬为农民的第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1949年的全国解放带来的农村土改。第二次是始于七十年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农村改革，它打破了农村集体制，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以把生产力从集体经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名义，引导着人民共和国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价值和发展观，朝着半保护半开放、计画和市场相结合的八十年代和全面开放的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九十年代过渡。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文化中，繁华喧闹的城市被视为一所“社会综合性大学”，千百万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发展他们的素质，而国家不需承担什么，无需投资，仿佛两全其美。农村集体经济解体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被削弱，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微乎其微。27农民外出打工就成为填补农村教育不足的替代品，得到大加赞扬。输出地的地方政府将外出的民工比作“留学生”（Sun 1995）。如果精英们的现代化是出国留洋，那么农民的现代化是进城打工。尽管两者有天壤之别，但在发展的语境和逻辑下，两者同是素质积累，从属于同一条发展的价值链。
我在下文分析的劳工招聘，试图揭示素质积累如何在劳动合同中成为“无形的动因”，遮蔽剩余价值的榨取。让我回到前文提到的对家政服务公司A。1992年该公司成立时，它花了一番工夫，通过当地和贫困地区的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和地方报纸）广为宣传，希望吸引城市雇主和农村的打工妇女。公司的负责人把这些工作当作一种给劳动市场带来秩序的“社会教育”，而不仅是商业活动。在城市的雇主看来，该“社会教育”的重点在于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公司承诺取代游离于市政府管理控制之外的非法劳动黑市，为城市提供更为可靠的家务劳动力来源。在公司成立之前，该市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地下劳动市场。成百上千个农民工曾经聚集在桥墩下的空地上，寻找打工机会。在市民眼里，这个劳务市场混乱、缺乏管理、潜伏着犯罪因子。28民工和雇主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商议工资。劳动力买卖双方之间的虐待和劳动纠纷没有解决的管道，导致了一些打击报复的极端方法。据说，近些年来的一些诱拐和谋杀案件都和非正规的劳动市场有关。也有一些打工妇女被雇主肉体虐待、拖欠工资，以及雇主被抢劫的案例。对城市居民而言，劳动招聘公司提供了一个有组织的、“干净的”、稳定的、可靠的劳动力来源。
由于该公司是挂靠妇联的企业，可以通过各地方妇联或劳动局出面在劳动力的源头直接地大规模招聘民工，确保劳动力来源的干净和安全。“干净”在这里指一个家政服务人员是否“手脚干净”，有没有偷窃或贪污的历史。雇主们也希望来自内地农村的年轻保姆像“一张白纸”一样单纯，有可塑性。“一张白纸”的说法与过去毛泽东提出的把中国人塑造成为投身于集体事业的社会主义主体有关。但是现在，它的原意被翻了个个儿——在后毛泽东时代，许多概念被翻新改造，产生新的意义，服务于市场经济新动向。在劳动力的源头招工的做法使人不禁联想到天然水公司在水源装瓶的做法。瓶装纯净水商品和清白的劳动力的商品之间的不乏可模拟之处。招工完毕，往往有一两个县妇联干部不远千里、亲自把这些妇女送到A公司登记注册。29城市客户于是可以消费这些“新鲜”的“干净”的劳动力。她们不同于媒体所称的 “盲流”，因为她们在源头就被装瓶、顺着安全可靠的流通管道，进入城市的各家各户，中间没有污染和其它不良影响。在家庭劳务公司，抢手的是刚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可是，一旦她们获得了都市打工经验，有了所谓的自我发展，见识了或接受了“城市文明”，城市的客户往往对她们充满戒心，不再认为这些妇女是单纯、老实、不受污染的劳动力了，因此也不再合很多雇主的意了。30这些年轻的打工妹所寻求的自我发展和城市文明的熏陶预含着他们自己作为劳动力终将被拋弃的悖论式的命运。
公司A还通过表彰“优秀家庭服务员”，宣传和鼓励劳动力的持续性和安全性。在成立后的最初两年，公司每年举办表彰仪式，作为公共宣传的组成部分。31公司在评选“优秀家庭服务员”的一条共同的重要标准是，她必须为同一家庭连续服务至少一年；以公司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她“能待住了”。“没有这一条标准，整个评选活动就会毫无意义了，”公司的负责人坦白地说。“能待住”成为评价劳动力一项必要的衡量标准。兴起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指望着农村打工妇女顺从且适应性强。但是，她们在城市里生活得越久，就越长见识，也越容易因为对雇主或工作条件不满意而辞职或跳槽。
此外，由于挂靠妇联系统，劳动招聘公司也能利用妇联作组织的网络加强劳动力的可靠性：如果某打工妹突然违约或离开了所服务的城市家庭，公司可以通过她家乡的妇联找到打工者的下落。因为在城市里民工常与社会混乱联系在一起， 该公司监控打工者的能力缓解了人们对居无定所的打工者和社会混乱的忧惧。让这家公司引以为豪的是，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故。最近的一起涉及一名打工妇女携带雇主的寻呼机和手机失踪的事件，是考验该招工体系安全性的一则生动的例子。公司的记录表明她不是一个家庭服务员，而是受雇于一家小饭店老板。她的家乡在河南省，是县妇联招工送来的。据经理说，她在那家饭店工作了几天，觉得“对她不合适。”然后她就带着老板的呼机和手机，突然离开了。32 公司和这位妇女的家乡妇联的干部取得了联系。妇联拥有所有打工者的记录，根据记录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逃跑的妇女。镇级妇女干部来到该妇女的家中，人赃俱获。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财产物归原主，公司的声望得到了恢复，而这位妇女在当地的名声极可能被毁了。33
但是，如果一些县的劳动局或妇联不原意合作，要想把清白、可靠的劳动资源输入城市家庭，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安徽省无为县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一位无为县劳动局干部告诉我，“到城市打工的人出过很多事。……假如我们出面组织他们外出打工，如果在外面工资太低了、食宿条件差了、被欺负了，或遇到不好的事情了，她们或者她们的家长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又确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现在是市场经济。所以，如果她们自己出去，她们就自己承担风险，不会怪到我们头上来了。”自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无为县是最早的家庭服务员输出地之一。在八十年代，外出打工沿着亲缘地缘的社会网络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地方劳动局和妇联知道，他们在目的地不会比已有的亲戚和乡亲关系为打工者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保障。由于一方面他们竞争不过乡亲关系的效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太麻烦自己，所以一般不愿涉入劳务输出的组织工作。但是，如果一些县的劳动局或妇联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