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李渔和吴沃尧的作品来讨论，意在阐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即使传统中国文化中有若干部分我们不能清晰了解，在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几百年来，明清的大小说家的观点不是越来越跟我们接近么？除了《三国演义》因其题材与所描写的时代是个特殊例子外，其他五本经典小说无不一一显露出对中国传统生活某些面貌的焦虑与不安。我们因此不必羡慕金圣叹或张竹坡等人的特殊地位，更不必因我们的“读法”不及他们细致而难过。与他们同期的李渔，作品不是再浅显不过，再风趣不过么？比起金张二人来，李渔的批评眼光（虽然他不论小说），更见深锐独到。无他，李渔的脑筋比他们清楚，思想比他们接近现代。
我们作为中国文学专家的立场因此再也清楚不过了。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思想若干“封建”部分，无法热烈反应。但我们却可与那些态度虔诚、立场严肃的小说家“神交”一番，虽然我们所处时代不同，而在专制的帝皇统治下，他们也不能畅所欲言的批评他们的社会和政府。中国小说家要等到晚清才享受到这种运气。由于传统小说到了清代已转了型，走上讽刺的路子，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除了为了教学的方便外，我们大可不必把中国白话小说分成“传统”和“现代”两部分。原因是：这种相似的讽刺精神，薪火相传，由五四期间的小说家继承了下来。我相信，如果中国大陆的作家能够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种讽刺的传统一定也会在那儿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