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前言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细及中国传统小说各种类型，因此将集中讨论长篇小说。我在《中国古典小说》（注：“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出版。1980年印第安地大学重印再版。本文正文内没有提出来计论的Andrew H.Plaks重要论文，下面两篇应特别注意：（一）“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收在他自己编的专书“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ctical Essays”中，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二）“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A Generic Reappraisal,”见“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新亚学报》，1978。））一书中，曾分别分析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大小说。此文的范围和所引的资料，将延及晚清，覆盖面也因此比我前书广阔些。
除了我个人的意见外，我也引述一些美国学界中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与结构特别有研究的专家的理论作为参考。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大家对东亚文学的了解，那我在下面将恪遵本分，把我个人不敢苟同于同行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以便大家讨论。因此，这篇讨论怎样以批评的眼光去看中国小说的文章，有两个层次：一是检讨他人意见，二是申发自己心声。这不是一篇选就既定的题目而写的系统性论文。
一
“新批评”当道以来，一般美国学院派批评家为流风所及，分析一首诗或一本小说时，每细视其结构纹理，咸认为在一贯统一的原则下，结构越复杂，内容越见多彩多姿。晚近十多年来，渊源于欧洲的批评学派，异军迭起。可是新批评道统细水流长，其影响深入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他们阅读上述那几本古典小说时，亟亟摸寻其复杂之结构，认为非此不足以与西方的经典小说相提并论。自拙作《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以来，我就看过不少专论致力于发掘我书中讨论过的作品的“复杂面”。他们借用了像“神话”（myth）、“寓言”（allegory）、“原型”（archetype）、“象征主义”（symbolism）和“讽喻”（irony）这类的批评来引证一番，志在说明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把形式和内容糅合得天衣无缝的例子。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备受世界各地专家学者重视，而美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小说研究的重镇。
可是，我们得马上补充一点：并非所有在美国治中国小说的学者都对小说的结构感到相同的兴趣。马幼垣就是个好例子。他一九七五年发表在《亚洲学报》的论文——《中国的历史小说》（注：见Y.W.Ma,“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4,1975.）），就处处表现出其谨慎与负责的态度。因为他没有对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作任何夸大其词的评价。韩南（Patrick Hanan）钻研传统小说有年，其扛鼎之作是两年前出版的《中国话本小说》（注：“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哈佛大学，1981，此书性质不像1973年出版的“The Chinese Short Story”（哈佛大学）那么专门性，不是专家也可以看得懂。）。他也是个好例子。无论他谈的是话本体裁、叙事观点、与唐传奇大异其趣的叙事形式，或是判断话本作者中个别文体、独有的道德标准和世界观——他都流露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可贵的是他对这类型小说的作品与作者鉴定识别之余，鲜见华而不实之论。
对中国小说评价过誉之言，事实上也往往限于上述那六本经典之作。当然，这六本小说负盛名久矣，为了言之有物而求助于任何经过考验而效果卓著的西方文学批评法则，也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有西洋文学修养的中国小说专家都晓得，单以叙事的节奏来讲，连《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本比较晚出的作品，也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区》（Middlemarch）的紧凑调子。为什么中西两传统中的最伟大的小说在叙事格式上出现这么大的歧异？这对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中国小说专家是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找寻答案，浦安迪（Andrew Plaks）和林顺夫（Lin Shuen-fu）几年前乃问道于《易经》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得到结论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心态不同，乃由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周而复始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说所影响（注：有关Plaks部分，见“Allegory in Hsi-yuchi and Hung-lou meng”；林顺夫的文章是“Ritual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Ju-lin Wai-shih”。二文均收于上文提到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内。）。如此说来，《儒林》和《红楼》在叙事结构上的明显弱点（西方读者即使是看译本也不难察觉出来的弱点），一下子成了中国人心态在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特殊贡献了。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独特思想和宇宙观来解说一切，那么中国小说的大小弱点，都可一一化为优点了。
这套理论难以服人，包括Plaks自己。他曾经用过complementary bipolarity（“相辅而行的两极”）和multiple periodicity（“复合的周期性”）这两句术语来论《红楼梦》的结构。可是，在我谈他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书评还没出版前，他好像已有先见之明，不再采用这两个观念来看中国文学了（注：Plaks的专著英文原题是“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普林斯顿大学，1976。我的书评则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9,No.1,1979。）。跟David T.Roy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一样，Plaks越来越注重传统小说的“读法”——一下子使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这三人的名字时髦起来。他们三位与近代中国批评家最显著的分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因此不曾在立论时“偏爱”西方文学作品。他们的见解难免反映出早年所受的八股文训练和趣味，但我们相信他们对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一样到家。最令美国学者惊异的，无疑是这三人居然不约而同的大谈结构之重要，文字与主题组织应该如何配合得天衣无缝（注：请参阅上面提到的Plaks两篇文章。此外还有David T.Roy著的“Chang Chu-po's Commentary on the Chin Ping Mei”和林顺夫那篇文章。均见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集内。）。正是：“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有大关锁处……。”
你看，中国不是老早就出现了思路有条有理得像今天结构学派的批评家？可惜他们的意见，一直受到现代中国学者的冷落。偶有例外——就拿金圣叹来说罢——也难逃冷嘲热讽的命运。“读法”风气余波所及，现在有不少年青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游记》的清代刻本，带着寻宝的心情去发掘各种玄虚幽渺的注批。
如果我们了解到美国大学研究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学术精神，就会晓得这些中国小说专家一方面仰赖“读法”的帮助，另方面又不能不依靠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指引——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事。专家读小说，不是光为了自己过瘾。他们死盯着一本书，精读再三，务求他日发表一得之见。通常某某教授正苦读某小说时，就因利乘便开一门专门讨论这小说的课，让学生参与其事，集思广益。在这种情势下，小说中的一枝一叶，必经众人细心剖析，仿佛天下文章细微晦隐者莫过于此。其实，这供人迫视的说部，可能只是“闲书”，作者不过用以娱人自娱。或者写给不好深究的小市民看的。
由是出现了以下这种怪现象。不论在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像《水浒传》和《西游记》这种小说，通俗得可能成为儿童读物。可是在美国的汉学中心呢，学者正襟危坐，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务求探到此二书的玄机，掌握到精妙的结构。面对一本在中国早有经典地位的小说，一般学者读了一次（甚至两次），如果仍看不到此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往往先怪责自己。这本小说如果不是佳构，何来时誉之隆？于是这位勇于责己的学者乃再接再厉的念下去，经年累月的琢磨，直到最后自己也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大小说为止。问题是：以水磨的工夫去看一本书，不一定能培养出真知灼见来。有时一本书看上多遍，自己的批评感性反而变得迟钝了。艾略特写过不少论伊丽莎白时代二流剧作家的文章，但我不相信他对他们的作品看过两次以上，因为他这系列的短文都是赶时间的书评。可是这些短小精干的论文，不愧名家风范，思想深入独到，对这种诗剧的形式与音律，更时有创见，堪称一流的文学批评。
经过多年钻研后，洛埃（David Roy）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一篇短文，对张竹坡推崇备至（注：见前页注⑤Roy条。）。对不知张竹坡是何许人也的读者，此文最大的贡献是Roy在文内抽译了不少“《金瓶梅》读法”的句子。Roy认为张竹坡的意见，“整体来说，是我所知的评论中国小说最有见解的文字。不但对《金瓶梅》如是，对其他小说也如是。这是独一无二的最有深度的‘读法’，在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论文中也找不到相同的例子。”（注：“Chinese Narrative”，122页。）
上面这段话的文体，其过甚其词处，直追张竹坡。其实，就凭摘录出来的“读法”例子看，不应有人把这些话当真。我们试举一个例子：“谁谓《金瓶梅》内有一无谓之笔墨也哉？”（注：“Chinese Narrative”，120页。张竹坡“读法”十五节。）就我所熟悉的西方文学典范中，大概只有但丁的《神曲》才够得上这美誉。荷马的史诗，也有偶然失手的地方。莎氏的戏剧，时见插科打诨的场面。《金瓶梅》其词其话，采撷前人资料极多，更不用说文字结构上粗心大意之处了，为了使我们相信张竹坡的“读法”确是言之有物，Roy摘译句子时，一定花了不少挑选的苦心。尚未译出来的段落，有不少是对《金瓶梅》人物的名字索隐钩沉的。我们若看了这种“读法”，当知自作聪明的猜臆或牵强附会的联想，都是最不足为法的小说批评。猜测《金瓶梅》作者著书的本意如何如何，不是文艺批评。
即使张竹坡的读法有其可取之处，而不像我上面引的那几句话所代表的迂腐，我们参考他的意见时也得特别小心，以免因震于他的才名而落入他的圈套。最近Roy有新文章发表，以儒家的眼光来论《金瓶梅》（注：见“A Co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 Ping Mei,”《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学组》（“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 Literature”）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认为此书作者不但艺术胜人一筹，而且在道德上尤足称道，堪称荀子从人。他真的落了张竹坡的圈套了。其实Roy和我一样，涉猎过不少西方经典小说，不像旧时中国书评人那样与外国文化隔绝。正因为这原因，我们今天读中国小说，应该另有一套看法。平心而论，《金瓶梅》既是中国第一本真正的独立长篇小说，张竹坡对此另眼相看，也是不难了解的。可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此公看过的长篇说部不多，甚至连《红楼梦》也没过目。这令我想起英国批评大师F.R.Leavis，因看了早期文评界给菲尔丁小说《汤姆·琼斯》的定论有感而发的话来：“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一来没有什么精彩的小说可以挑选，二来空余时间又多，因此在他们看来此书紧张刺激，令人不忍释卷。这道理不难明白。即使行家司各特和柯勒律治对此小说交口称誉，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批评的标准是相对而论的。他们能拿什么跟《汤姆·琼斯》相比？”（注：见Leavis著，“The Creat Tradition”（Doubleday Anchor,1954），12页。Leavis接着又说：“时下认为《汤姆·琼斯》结构完整无瑕之论调，荒谬之至。除非一本小说的素材比此书丰富，情节和趣味更细致，‘组织严密’之说，近于奢求了。”）如果我们同意Leavis的说法，认为今天再有人大谈《汤姆·琼斯》的结构怎么完美无比，那是荒谬绝伦的事了。把《金瓶梅》的形式和道德境界捧得天花乱坠的，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今天大家对传统的“读法”这么热衷，更显得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小说批评冷落了。英文本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盛誉不减，也无非是舍此外再无类同的参考书了。鲁迅以外研究中国小说学者著作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即使偶然受到青睐，也无非是为了所列的研究资料关系。而研究资料的寿命毕竟有限，一下子又为新的出版物替代了。美国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小说批评文学不大重视，大概是他们认为这类著作水平不高，个人意见太浓，理论架构也嫌单薄。可是我个人倒不是这样看法。我从胡适、郑振铎和阿英等诸家所学到的东西，远比从“读法”派批评家得来的多（注：使我获益匪浅的五四时代学者的著作，包括《胡适文存》（台北：1953年，四卷）内有关小说考证的论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卷一（北京，1957）；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北京，1955。））。
胡适等学者受到冷落，我怀疑是有其他原因。最显著的想是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美国学者大相径庭。五四时代的中国学者（更不用说今天在大陆上的研究工作者了），立论都是从反传统着眼的。在此大前提下，难怪他们对大部分的传统小说都口诛笔伐了。即便是我们肯定了的经典小说，他们称赞之余，还是有许多保留的。治中国小说的西方学者情形就大为不同。他们不但对中国旧传统没有什么恶言，反而觉得处处轻视传统中国社会和思想的五四学者见解肤浅。
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外学者竞相研习的对象。饮水思源，我们不应忘记当日首先发难指出旧社会种种弊端的，就是这一批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攻击封建制度下（特别是晚后几个朝代中）种种反人性措施和文化的僵朽。在当时来说，这不啻是划时代的贡献。研究中国小说或治中国史的学者，若是不认识到这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无视于小说作品史籍对下列人等的有关记载：昏君恶宦、枉死的忠臣勇将、勾结土豪劣绅的贪官污吏、屡试不第的失意文人、专横狠毒的丈夫、含羞忍辱的妻妾。还有世代受饥荒暴政所苦的孤立无援的农民。
大概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最近出版的两本历史性的书很有价值。一是黄仁宇（Ray Huang）写的《万历十五年》，二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注：《万历十五年》原题为：“1587:The Ming Dynasy in Decline”，耶鲁大学，1981。《王氏之死》为纽约Viking Press出版，1978。原题为“The Death of Woman Wang”。）。前者落墨于统治阶级，后者着意于民间苦况。二书都是有关古旧中国社会忠实的报道。相形之下，治小说的学者在这方面落后了。由于他们研究小说务求客观，如果不是谈文体、叙事观点和方法，就是论神话、原型和寓言的涵义，所以他们只看到作品艺术性的一面，其他地方就管不着了。他们一定认为只有马克思批评家才会对社会状况关心，因此觉得在大陆上的学者开口闭口的谈“封建社会”或“封建思想”真是思想太简单了。
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可是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也应该开始注意文学作品与人生、社会、政治和思想互为因果的齿轮关系了。这种“一炉而冶”的研究方法，其实也不一定伤害到一部文学作品结构的完整。这方法绝对行得通，已故批评大家屈灵（Lionel Trilling）的著作，不早就给我们可援的杰出先例么？小说不但描写人生，更重要的是小说同时也记述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譬如说吧，《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困锁深闺的妇女，除了寻求性的满足、抓家政大权、驾驭丈夫和皈依宗教以取心灵慰藉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行动受到诸多限制，爱情得不到满足，求知的倾向受到压抑（无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这种种现象反映到小说上，也是个窒息的、了无生机的世界。传统中国社会如果不是对妇女诸多压迫，历代的小说家也不会尽这么大的气力把她们营救到虚幻的世界去，让她们享受较多的自由安排自己的命运。从志怪、传奇里的女妖仙姑、侠义小说中身怀绝技的侠女，到才子佳人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时见的“惊才绝艳”娇娘，都可看出小说家的情怀。这类假托出来的绝世佳人，在《红楼梦》里都变了血肉之躯。只要她们不离开大观园一天，她们尽可漫谈人生各种可能性。一出这园林胜地，又得重入尘网。
二
上面五千多字的目标，乃针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小说两种趋势而发。一是好大喜功：处心积虑的要证明中国几本小说不但设想周全，而且寓意和结构复杂。二是厚古薄今：礼视传统“读法”，鄙夷五四学者否定封建思想与价值的言论。我认为批评家看小说，如果只把作品作为一种美学上或文学上的研究对象，无视于文字中所牵涉的各种社会现实，那就有失批评家的职守了。同样的如果他的见解，因受制于采用的批评模式而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故意把本来组织漫散、思想模糊的一本小说，说得怎样“天衣无缝、首尾相应”等等，这也是不负责的行为。
我个人对结构的看法与新批评诸子颇一致。那就是说，一本组织有系统的小说胜于杂乱无章的。我跟上述两位美国同业意见相异的地方，不在结构之功能，而是其重要性程度而已。奥斯丁（Jane Austen）的《爱玛》（“Emma”）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在我看来都是组织极其严密的小说，而要我在中国旧小说中找出形式与内容凑合得如此“浑然天成”的例子，我实在找不出来。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中国的大小说也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作品，篇幅多出几倍，实在不易“一气呵成。”
从另一角度讲，组织松懈的长篇小说，我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关于这点，巴顺（Jacques Barzun）的话说得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单从形式、结构的连贯性、文字组织的对称得体和作者对多样语调的掌握来做取舍标准，那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的小说“Zuleika Dobson”应比司汤达（Stendha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取得更高的评价。”（注：见Barzun著，“Biography and Criticism--A Misalliance Disputed”，载“Critical Inquiry”（1,No.3,1975.））可是有识之士就没有采用这种评价标准。除了技术性的考虑外，要决定一本小说的好坏，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一部小说要引人入胜，得看作者在处理文字和对话上有无独具匠心；在人物的刻画上有无深切的了解；对情节的安排是否别出机杼。换句话说，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的作者，得是个独具慧眼的人物。就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波逐流的，一个作家是否有慧眼，最起码的要求是看他对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观察，有无露出审慎而理智的关怀，或客观而又带讽喻性的批评。二三流的泛泛之作尽见儒释道三教的陈腔滥调，对善恶之辨人云亦云——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色。一本“独具慧眼”的小说即使在结构上有瑕疵，也是比一本组织得四平八稳的“庸才”小说耐人寻味，而且也有价值得多。
最令我高兴的是Plaks在《新识水浒传和十六世纪的小说形式》（注：见“Shui-hu 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An Interpretative Reappraisal”，载“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1980.））一文所披露的新见解与我相同。在我看来，无论以学问的眼光来看也好，以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论也好，这篇长文要比他论《红楼梦》的专书有分量多了。他的专书几乎完全没有理会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篇文章没有犯相同的偏差，他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学潮流非常注意。“阴阳五行”的说法已弃而不用了。代之而起的是“讽喻”的理论。Plaks现在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西游记》这四本小说的共有特色，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讽喻手法。Plaks执意如此，难怪他不承认同一世纪产生的其他长篇说部够得上称为novel的资格了。
“讽喻”一词，应比“相辅而行的两极”有用，而Plaks用这新理论来探求这四部小说结构上和内容上柳暗花明之境，也是值得一试的。他细心求证，立意让我们看到百回水浒的骨络，处处显出讽喻的痕迹。Plaks用心良苦，而他看书的细微处，远超老派书评人。可是他在此文的新发现，也有不少地方难以服人。譬如说宋江这个人物吧。传统的说法都认定他是个问题人物，作者立心要竖立这个讽喻典型，好使相对之下，正面人物如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更见英雄本色。现在Plaks把这些人物与宋江混为一谈，与“好汉”林冲等人对照，认为他们是被水浒作者否定的“黑道”人物，因为他们性格残暴，多诈与仇视女人。Plaks承认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中国学者从未作过这类结论。如果讽喻笔法细微到完全不着痕迹，瞒过了所有前人读者，我们不禁要怀疑水浒作者是否真的沿着讽喻的原理去组织这本小说了。我们都知道，金圣叹为了要使他对宋江的讽喻看法更突出，不惜删改书中若干段落。宋江的形象也因此更像小人了。
Plaks研究上述四大小说的新书尚未出版，因此我们不能单就他论水浒一文而判断他理论之得失。可是看了该文后，我实在有点担心。我们可以猜想到，作为一个严肃而心怀大志的中国小说理论家，他的批评工作不会因发掘到一两本小说的讽喻层次而满足。他一定会一鼓作气的从这个大前提推演下去：明朝的四大小说家（注：Plaks在前注提到这篇论文中，并没说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因此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