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又道：“她一个人简直硬得……简直‘掷地作金石声！'”二乔笑道：“这是你从哪里看来的？这样文绉绉。－－真的，要不是一块儿试衣服，真不晓得。可怜的哥哥，以后这辈子……”四美笑弯了腰道：“碰一碰，骨头克嚓克嚓响。跟她跳舞的时候大约听不见，让音乐盖住了。也奇怪，说瘦也不瘦，怎么一身的骨头？”二乔道：“骨头架子大。”四美道：“白倒挺白，就可惜是白骨。”［（５５）］
用纯净的对白，表现促狭的心思，照样毛发毕现。
遗闻轶事，极富笔记的情趣。张爱玲的小说篇篇仿佛在钩沉打捞往昔旧事，《沉香屑》两篇，还有《连环套》、《五四遗事》，从题目到题材，充满“回顾”式气味。予且的短篇，被编者认为“第一‘记'有一记的题旨，有几记简直短得只有一千多字，可以称为随笔风的小说”［（５６）］。是指他的街巷里弄人物故事简洁如话的细节交代，随起随止的笔调。有人评论施蛰存的历史传奇集于《将军底头》里面的各篇，说是“能够很纯熟地运用中国所固有的笔致，保存其简单明净，而无其单纯和幼稚”［（５７）］，意思也是说他的文字吸收了话本和小品笔记的好处。
进一步还可以从话本与民间口头文字，推想到海派小说与“说话”的关系。就连同时代不吝惜批评张资平的人，也承认他“用笔洁净”，“笔端的无滞气，措词的无累语”，［（５８）］“文字是写得很流畅，字句能写得很通俗，很是平民化”［（５９）］穆时英作品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语言的“生动、别致、简洁，沉着的调皮”［（６０）］，说他“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６１）］。即使操文人词语十分突出的徐讦，写《一家》的时候，为了一种表达的需要，也会一反自己惯常的语调而追溯“说话”的传统。
海派的小说结构略嫌散漫，尤其是中长篇。散漫的原因是所写材料比较接近了“记录”，又受旧小说的影响。张爱玲《小艾》先写的是五太太，写得好长好长，大约总有五六千字了吧，才引出九岁不到被卖到这家来当丫环的小艾。傅雷评论《连环套》时，小说还在连载之中，说“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６２）］。张爱玲的笔是有点细碎。就像予且，虽无张的照人的才华，许多的长篇构造偏于平稳，也有细碎在内。《浅水姑娘》、《凤》、《金凤影》、《乳娘曲》，可能与报刊逐期连载的要求相适应，拉得很长。这使人想起张爱玲谈论中国古典小说时说过的话，《海上花列传》“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６３）］。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６４）］。这种小说也有它的优长的地方，它不按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来推演叙事，而使实事细节即具结构的功能。故事是铺开来平面发展的，似乎缺乏西方小说的纵深度，但依靠“记录体”产生效果，生活实事自身能“泄露”出比人们赋予它的更多的意义，而且深入浅出，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这类海派的实事小说，“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充满着“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６５）］。海派就靠了这一点，创造出“文学遗产记忆”特别清楚（傅雷语），经与旧文学的紧密搭连而同大众相通的文体。新旧文字杂糅，新旧文体兼顾，新旧意境交错，老的一般市民读起来觉得轻松，合胃口，有文化的新派读者也感有点意思，于是，它便拥有了广大的接受层面。
三、世俗之美－－晓畅随意－－感官刺激的集纳化、装饰化－－风俗原型及其时代感－－创意的降低与审美的提高－－由雅入俗、雅俗对流
海派文学大众化的一面，有世俗美。世俗美自然不存多少庄重性、严整性，却透着日常生活才有的那份消闲的、有情有趣的习气。它像一道南方的甜点心，食久必有点发腻，又甜丝丝的受用，一种粗俗的新鲜的喜悦。
海派小说绝对地排斥政治小说、英雄小说，就是因为它只面向俗世。文学的“载道”的功能，传授知识的功能，在这里都被弱化（比如一般“劝世文”的用处还有，增进学问则被“信息传递”所代替），突出了消遣性、娱乐性。所以，海派于寻常中能发现旖旎风光，情节是要曲折的，人物命运顶重要，但力避大喜大悲，是生活趣味盎然的那一类。风格、语言，都追求晓畅，随意，有时甚至故意地“越轨”“出格”，实际无伤风化，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有惊无险”地制造大众阅读的效果。
文学流行的前提是晓畅。张资平的性爱故事编得太顺溜了，太模式化了，但人们还是要看要读，因为它可以顺势而下，流畅，不拗口。新感觉派的作品有种无拘无束、任情渲泄的解放感，跳动，放达。张爱玲是雍容有富贵气的那种流利，像她那身自制的独出心裁的拟古时装，宽身大袖，水红绸子，镶着黑缎的宽边，行云流水一般的。苏青、予且都有上海市民实实在在的平易，以平易中见出的机灵、流动的劲道。读他们的小说能获得的审美快感是没有阻滞，有吸力，略想一想就能有所悟、有所得，全然不想也能轻轻款款看完。
大众阅读的美感，来自感官刺激的形象化制作。海派惯常把文学经过文字调动人的各种感觉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是感官刺激的集纳化、装饰化。叶灵凤的小说，集中了浪漫、奇异、怪诞各种因素，历史、现实与梦相织，甚至神鬼人交驰，给予读者以新奇的画面。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充满声光化电，文字似乎有魔力，带音响，把众多有视听作用的镜头平列组接，一排排打入你的眼帘耳鼓，造成霓虹灯商业街市的喧腾印象。张爱玲的行文就是色彩斑斓，颜色的视觉效果特殊强烈。我做过一个试验，取《传奇》集子中全部１６篇作品，随便各捡出一段描写景物或描写女人的文字来统计，１６段共９１处用了带“色调”的词汇，其中红色２３处，白色１４处，黄色１４处，绿色１２处，金色８处，蓝色７处，紫色４处，黑色４处，米色（肉色在内）２处，银色１处，栗色１处。很明显，张爱玲的文字色彩是大红大绿的王国。她把中国老百姓喜爱的基本原色发挥到极致，熟练地涂抹上去。单是红色，便有大红、粉红、枣红、玫瑰红、珠红、虾子红、樱桃红、妃红等等的细微区别。金色的运用更十分惊人，有金棕色、赤金、淡金、洒金、漆金、泥金之分，足以说明作者的趣味，要以金碧辉煌来叙说一个衰败的世界。色彩经过装饰性的选择调理组合，用人的心思打通，增添了文化的意味。如这一段：“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点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来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６６）］自然界的刺激被这样加工为人文的刺激，内蕴便隽永异常。而此种颜色的感觉纯是民族的，“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思路也是民族的，组合后翻出的新意则为现代读者所愿意接受。
从张爱玲的色彩运用，我想到海派文学内存的风俗原型。这标志着一种民族的恒定生活样式，可能是深层的大众结构，是所谓“世态小说”美感的一部分的来由。
服饰色彩是这种风俗原型之一，包含着民族的情绪、习惯、文化性格特征。张爱玲的人物衣饰所用的材料如“软缎”、“金织锦”、“黑香云纱”、“月白蝉翼纱”，只需听名字便能产生多少华贵的联想。服装绝对是时代的“外衣”。施蛰存《春阳》的女主人公从昆山到上海来，走在南京路才“感觉到自己的绒线围巾和驼绒旗袍的累赘”，发现满街“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６７）］。对比出自己埋没乡间的悲哀。旧式中国服装的趣味，本来是贵族的，“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６８）］。但随着星转斗转，时装的不断冲击，它慢慢地变成了落伍民众的恩物，贵族化转为平民化。东方ｄì②ｌｉáｎ③的小说人物的服饰，便具有这种古典美，而且他专门著文来说明过这种美的世俗性质：“银红翠绿的裤袄，元宝领，扎脚裤，银环银钏，大红丝线扎发，土产的脂粉，一个江北风味的妇女，我喜欢这种真正的俗气”［（６９）］。
婚丧嫁娶，也是世态小说重要的风俗原型。聘嫁的程序，嫁妆的置备，男女在此仪式下所扮演的性别角色，都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际的复杂关系。苏青《结婚十年》所仔细描述的中西合璧婚礼，正是中国的新旧过渡到三、四十年代仍然是“初级阶段”的一个说明。张爱玲《鸿鸾禧》、《琉璃瓦》主要写结婚嫁女诸事，是新派的，从中年父母的角度去返照现代婚姻的种种不合意。与此相关的还有男女交友的方式，海派堪称表现丰富，从姑表亲或邻里少男少女的青梅竹马情状，到新式学校、交际场所的眉目传情，张资平、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徐讦、施济美、潘柳黛、予且、令狐彗、东方ｄì②ｌｉáｎ③，都有独特的描写，很能显示时代的变迁。苏青关于满月酒、新妇归宁的风俗细节，尤其详尽，足够无声地道出女性的屈辱地位。
此外的民风描写还能列举很多，如饮食习俗，节日礼仪，民居摆设，待人接物方式等等。张爱玲写起房间的布置来头头是道，完全是一幅幅工笔画。如写流苏的娘家白公馆，“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７０）］。是典型的中式客厅款式，房子光线的暗弱可见可闻，气氛是尚残留着昔日虚飘飘的尊贵。同样写老房子的家具，苏青突出了“一件件笨重的雕刻得过于繁琐的红木器具都呆板着脸孔站直着”，是困住一个读过大学的少妇的囚屋，而宁波人的民房卧室正是如此格局［（７１）］。再看施蛰存《上元镫》、《周夫人》有江南过年与过灯节的风俗文字［（７２）］。予且的长篇《凤》里写大学毕业生在市上测字摊拆字算命，饭席上做抽签的游戏，都是全书至关重要的情节，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风习［（７３）］。中国市民的风俗性自有它的历史线索，饭店舞场可一直追溯至茶坊酒肆青楼，公司商场令人想及集市铺面。市井故事由此更显得生活气息浓郁，人情味道十足。
通俗向前跨进一步就可能引来媚俗。这里指对低级趣味的某种迎合，如旧道德训诲改头换面地潜入文本，非文学性的庸俗色情挑逗成分（对这种成分的随意认定本身，又有可能是旧道德观念在作崇），僵死的套语和旧小说糟粕的死灰复燃。媚俗，破坏文学的创意，我们可以看到艺术的个性如何在张资平后期小说制作中减弱与消失。叶灵凤肯“降格”以求，为报刊写连载性通俗小说是件好事，但也不能不看到，他笔下流出的大众小说，无论是语言和叙述，都缺乏他纯文学作品的那种光彩。他一通俗化便不免平庸化，付出了降低艺术独创水准的代价。
不过，总体上还应承认海派使通俗文学在审美方面得以提高的功绩。海派在大众趣味中同时加进文人趣味，加进文人理想，加进知识者期待物质生活精神化，促进生命价值升华的不懈追求。张爱玲如果没有了对人世间的悲剧型感受，那她只能是个高明些的言情小说家。徐讦的《风萧萧》如果不思考一些“比较永久的存在”，“比较广远、比较细微与根本的问题”，从而让每个人的“心灵有一种陶醉与升华的快乐”，或者不能“从一件小事里看到一个永恒的真理”［（７４）］，那这个长篇也仅仅是部好读的、恋爱加惊险的间谍小说而已。
文人趣味还包括幽默，纯诗的意识，理性意识等等。幽默当然不是耍笑逗乐。耍笑逗乐如马戏团小丑献技，偏于大众；幽默是机智的回眸一笑，是喜剧性的玩味人生，是文人的。张爱玲《琉璃瓦》煞有风趣。予且的许多作品，《七擒》、《相见欢》、《试婿记》、《求婚》，皆充满轻松的谐趣，而且有的喜剧结构纵横交错，人物关系充满着张力，比较复杂，不是普通市民所能领会，作者是懂得话剧艺术的［（７５）］。抒情气质比较强的海派作家叶灵凤、穆时英、施蛰存、黑婴、张爱玲、施济美，又给小说带来诗。而理性意识在徐讦、杜衡身上便是对生活意义、生命意义的不断追索，在小说中加入议论。这也可以看作是文人提高大众水平的一些手段。
海派这一批作家在平凡的市民故事体中，是想要自觉提高它的文化蕴含的。大众里面便存在低级趣味。存心迎合，结果往往是张爱玲说的“有他们的浅薄而没有他们的真挚”。那怎么办？张还说，“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７６）］。这话很清楚，追随读者是主要的，多给的就是利用日常材料不知不觉揉进理想、知识、理性，增加小说的文化厚度、历史厚度。就是在通俗文体内部，使其容纳古老的和现代的双重记忆，把这两种记忆打通、激活。
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始终在左翼有意的带动下，讨论“大众化”的问题。张恨水代表了文学由俗入雅的路途，把旧的章回体小说改造成新型大众小说；一部分左翼和海派，都走由雅入俗的道路，即进行纯小说的大众化尝试。左翼直到赵树理出现，才把硬要将欧化小说大众化的别别扭扭情况作了改变，但在民间化的湖泽里又陷没得太深了。倒是海派一心一意在大众读者市场的制约下，做着趋从大众又提高大众的文体操作。张爱玲是一种方向，她既是新的市民的，也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俗的，也是雅的，是雅俗对流的。
注：
（１）前文载１９８９年８月５日《文艺报》，后文载１９９４年《文学评论》第１期。还有一些海派研究文字分载在这些年的期刊上面。
（２）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称，“传奇之名”由唐至明“凡四变矣”。现在它的用法已经非常泛化。见《通俗文学概论》附录：“中国传奇文学概述”，陈必祥主编，１９９１年５月杭州大学出版社版，第２２０页～２２１页。
（３）（５３）引自《张爱玲文集》第二卷，１９９２年７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第２７９、１７８、１８１、１９０、１９６、２１４页。
（４）（１４）（３８）（６３）（６４）（６５）（６８）（７６）引自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见《张爱玲散文全编》，１９９２年７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第４７１、４７１－４７２、１７９、４７２、３６７、３７１、１９－２０、８１页。
（５）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载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宇宙风》第３９期。
（６）邵洵美：《小说与故事》，载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新月》第３卷第８期。署名“浩文”。
（７）徐讦：《＜风萧萧＞后记》，收入《风萧萧》，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怀正文化社版。（８）予且：《我怎样写七女书》。
（９）丁谛《人生悲喜剧》短篇集，１９４４年９月上海太平书局版。
（１０）周楞伽《失业》集，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北新书局版。《沉沦》集，１９４１年５月上海群立出版社版。
（１１）《手指》收入《南北极》。１９３３年现代书局出《南北极》增订本时，收入《偷面包的面包师》、《断了条胳膊的人》、《油布》三篇，被认为有“普罗”风。
（１２）见穆时英《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贫士日记》，分别收入《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两集。
（１３）《春梅姑娘》收入《法公园之夜》集。《舞女丽丽》收入《爱的逃避》集。
（１５）张资平《公债委员》收入《不平衡的偶力》，１９２７年４月商务印书馆版。
（１６）叶灵凤：《红的天使》，１９３０年１月现代书局版。
（１７）三篇小说均收入《南北极》。
（１８）张资平的《飞絮》，１９２６年６月现代书局版。至１９３０年凡十一版。《新红A字》是张的最后一部长篇，１９４５年７月知行出版社版。
（１９）张爱玲《小艾》见《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２０）《浪淘沙》收入《灵凤小说集》，１９３１年６月现代书局版。
（２１）《蔻拉梭》，收入《资平小说集》，１９３３年３月现代书局版。
（２２）《殷宝滟送花楼会》，连载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５年１月《杂志》第１３卷第２期至第４期。后收入《惘然记》。其他三篇均收入《传奇》。
（２３）《寻夫记》、《一吻记》为予且《寒窗七记》中的两篇，载１９４４年《大众》４月号。
（２４）三篇皆收入《上元镫》增订本，１９３２年２月新中国书局版。
（２５）《薄暮的舞女》收入《梅雨之夕》。《狮子座流星》、《春阳》、《雾》三篇均收入《善女人行品》。
（２６）《鸥》收入《小珍集》
（２７）（２８）（３６）（３７）（４０）（４１）（４２）（５１）（５２）（６６）（７０）引自《鸿鸾禧》，《传奇》第３５、２００、２００、１１９、１１４、３２、８９、２１３、１１０、２１３、１５８页。
（２９）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见《张爱玲文集》第４卷第２６８页。
（３０）（５８）（５９）《张资平评传》，史秉慧编，１９３２年４月现代书局版，第１３、３１、６１页。
（３１）刘呐鸥：《流》，《都市风景线》第３７页。
（３２）穆时英：《黑牧丹》，《公墓》第２１６页。
（３３）予且的《别居记》载１９４３年７月１日《大众》第９号。《重圆记》连载自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至５月１５日《小说月报》第４０至４１期。《守法记》载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０日《杂志》第１３卷第２期。
（３４）徐讦：《决斗》、《英伦的雾》均收入《海外的情调》。《一家》，１９４３年１月夜窗书屋版。
（３５）张爱玲：《创世纪》，连载于１９４５年３月至６月《杂志》第１４卷第６期至第１５卷第１、３期。《心经》收入《传奇》。
（３９）详见《公墓》第１０８～１１０页。
（４３）予且：《觅宝记》，载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大众》第５号。
（４４）予且：《女校长》，１９４５年３月知行编译社版。
（４５）见曾今可《决绝之书》，１９３２年６月新时代书局版。
（４６）收入《传奇》。
（４７）予且：《一昔记》，载１９４４年《大众》７月号。
（４８）《鬼月》收入《鬼月》集。中篇《莫愁巷》连载于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至１０月３０日《幸福》第１７期至２２期，仅前九章，全文未完，也未见草行本。
（４９）施蛰存：《小说中的对话》，载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６日《宇宙风》第３９期。
（５０）见现代书局为发行改订本《南北极》所做广告上汇集的批评。载１９３３年２月１日《现代出版界》第９期。
（５４）（６２）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载１９４４年５月１日《万象》第３卷第１１期，署名迅雨。
（５５）张爱玲《鸿鸾禧》，《传奇》第２２页。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５６）《杂志》的“编辑后记”见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杂志》第１４卷第１期。
（５７）《“将军底头”》，载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现代》第１卷第５期“书评栏”。未署名。
（６０）（６１）傅东华评语，钱杏ｃūｎ①评语，见现代书局为发行改订本《南北极》所做广告上汇集的批评。
（６７）施蛰存：《春阳》，《善女人行品》第９８页。
（６９）东方ｄì②ｌｉáｎ③：《穿衣论》，载１９４５年６月《天地》第２１期。
（７１）苏青：《结婚十年》第６０页。
（７２）均收入《上元镫》集。
（７３）予且：《凤》，１９３７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
（７４）均引自《风萧萧》，见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怀正文化社版第１５４，第４７０页。此长篇许多警策语多也证明下面说到的它的理论。
（７５）予且《七擒》载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万象》第１卷第７期。《相见欢》载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万象》第２卷第６期。《试婿记》载１９４３年１月１日《大众》第３号。《求婚》收入《予且短篇小说集》，１９４３年７月太平书局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屯右加耳
②原字虫右加四个又
③原字虫右加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