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初稿
二OO一年十月十一日修订
①《民主评论》十卷十二期1959.6.15，收入《中国文学论集》《诗词的创造过程及其表现效果——有关诗词的隔与不隔及其他》。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p182。
② 这里的“诗学”兼诗论与诗史两层学科意义而言之。是既吸收了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含意，又顾及了本土原有用法的一种复旧（如马一浮说：“诗学甚大，不仅文辞雕琢”《马一浮集》（三）P1035），近十年来已渐为学界所接受。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
④ 台湾版《蠲戏斋诗全集·序》。
⑤ 《正艺》（What is Arts）;《英诗人谢客杂诗拾遗》（From Shakespearean Sonnet）见《马一浮集》（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⑥ 《一佛之北米居留记》，《马一浮集》（二）p275。
⑥ 他偶尔也极称许西方诗学。如云：“西洋诗亦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马一浮诗话》p8。丁敬涵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会所祖。德最晚出，制作斐备，尔雅深原，乃在先唐之上。(同上p12)“《圣经》赞美诗，英文中出色文学，后之人无复圣法，此体亦渐稀矣”(同上p52)。然亦不过点缀而已，思想、观念上，丝毫不为彼所摇动。
⑧ 饶宗颐先生对笔者的谈话。1998年11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
⑨ 《蠲戏斋诗自序》（1943年），《马一浮集》（三）。
⑩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发表于抗战前的《语言与文学》。那时已清楚“诗言志”含有“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等不同层面的历史内容。
11 如凡木《蓬屋说诗》即以“不论今古，诗当属文学，不宜归并入玄或史”批评马氏，“归并”显属误解。马氏明明说“诗以感为体”。可见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如何清高自大，容不得一点点历史与哲学。（《读书》1995年10月）。
12 《释毛诗九篇》，《马一浮集》（一）p818。
13 《论语大义·诗教》，《马一浮集》（一）P161。
14 《诗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我的诗词道路》P197－98，河北教育1997。
15 刘梦溪编《现代中国学术经典》，选马氏论著为一册，颇遭人垢病。某先生在报上公开诋为“冬烘”。
16 读《蠲戏斋诗自序科解》以及《诗大序》《诗谱序》的《科解》，可知马氏在传统学问的条理中，已能尽其能事，而于现代学理，则几乎全不相应。
17 《中国文学讲演录》p78。
18 《尚书·尧典》：“诗言志……。”用现代标点，究竟应该是“《诗》言志”呢？还是“诗言志”？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最早是杨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上（2000年）提出。
19 《释诗言志》（读文随笔之一），《中国文学讲演录》p86。巴蜀书社1987年。
20 《读诗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p187-188，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
21 《诗言志辨》P26。古籍出版社（北京）1956年。
22 《读诗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P205。
23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讲演录》p26－27。
24 同上引，p30。
25 《谈诗》，《中国文学讲演集》P70。
26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讲演集》P32。
27 《读诗经》：“故凡研治文学史者，必联属此民族全史而研治之，必联属于此民族文化之全体系，必于了解此民族之全史进程及其文化之全体系所关而研治之”（P221）。
28 钱穆的看法见《国史大纲》的《引论》第八节论专制、第十节论封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徐复观的观点则可看其《两汉思想史》中《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以及《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的压力感》。（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29 《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载《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湾学生，1979）。
30 《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中国文学论集》P86。
31 《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中国文学论集续编》P19
32 《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中国文学论集》P89。
33 《读诗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P211。
34 钱穆《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者先具下列诸信念》之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唐君毅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要成就此客观的了解，则必须以我们对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导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见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P2897。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35 钱穆引《左传》昭十年引“德音孔昭”二句《鹿鸣》诗，但上下文看不出是说周公曾作《鹿鸣》。
36 参拙文《思想史家的文学研究》，《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1998。
37 《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P6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38 他以开普勒发现他的第三定律为例，说：“在取得发现的过程中，这样的感情爆发是很为人所共知的。但这些情感并不被认为对发现的结果有什么影响。科学被视为客观地建立的，尽管它起源于热情。现在读者们应该清楚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甚至要明确地论述科学内部的热情。”波兰尼《个人知识》P204。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39 “科学家取得一个发现时的激动之情是一种求知热情，它表明某种东西在求知方面是宝贵的，更具体地说对科学是宝贵的。这一肯定就构成了科学的一部分。”“科学热情也在评估什么具有较高的意义什么具胡较低的意义、在科学上什么是伟大的什么是相对渺小的时候被用作向导。我想证明这种评赏极度依赖于一种求知的美感。”同上引，P204－205。
40 参见拙文《中国人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论纲》，《思想与文化》第一辑，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