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悦:“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
来源：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十九世纪下半叶，将外在景观内在化的都市建筑，诸如带拱廊的街道(arcade)、内部包含各类商店走廊展窗的贸易中心、世界博览会展厅(world expositions)、博物馆等等，开始风靡欧美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等。这些都市建筑寻求以内部空间来包容原本外在的景观，从而突出内部空间的可展示性、多元性以及跨地域性。它们的出现改变了在自然和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空间：自然聚集的城市和历史地形成的空间景观开始被这类建筑所营造的“城中之城”乃至“梦幻之城”重新书写、重新分割。这类也许可以被称为“内景”式的建筑的出现，在研究中一直被当作现代城市形成，同时也是现代“主体”形成的重要构成因素。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瓦·本雅明就对这些人为构造的“梦中之城”产生过特殊的兴趣。在他看来，这类都市空间的形成是物质文明和商品文化发展到工业时代、“机器生产的时代”的独有产物。对于本雅明而言，“机器生产的时代”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上升期”和“现代”的同义词。当代另外一些文化批评者也指出，这些大内景的出现以物质空间的形式展现着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和“边缘”之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帝国主义的世界观念。因伦敦第一次世界贸易博览会而知名的水晶殿(Crystal Palace)以及无数类似的花园、纪念碑和世界博览会场等，是帝国主义时期全球贸易、货物、人员、资金、人种和劳动力的流通之物质化了的表征。十九世纪的欧美都市由于这些空间的存在而获得了帝国的地位和种族的特权身份。不仅如此，作为现代城市的大内景，这些空间还同时滋养了它们的现代主体意识，表现为自由的个人、都市有闲漫游者(flaneur)以及种族主义的主体意识。在前两种意识中，十九世纪的巴黎是了不起的帝国中心，而世界乃是其“内在于中心的风景”；后一种意识则是针对于“他者”而言的，是世界化的、人种混杂的十九世纪都市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构造什么样的内景空间对于欧美都市所体现的帝国性、世界性、超级技术性，以及对现代主体性的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对城市"内景"式建筑和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之间关系的分析一直是一个富于活力的研究领域。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分析的合法性和相关性无疑会更加清晰。然而对于非西方研究者或非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者而言，这种在欧美都市形成的历史上建立起来理论概括不仅提供了对都市空间的解释框架，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理论挑战。笔者注意到，如果从非西方历史包括中国历史的角度去看，与此相似的城市内景并不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独创。类似的注重内部空间景观的都市建筑在非“现代”的城市中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并非尽是殖民化的结果，甚至也不是“现代”工业影响之下的产物。清帝国的鼎盛时期的城市景观就有争议地展现了与伦敦或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相似的一种帝国文化观念。十八世纪，不仅乾隆皇帝的“欧洲花园”(圆明园)以其异国情调和帝国气象而闻名世界，中国心脏地带的重要城市扬州也堪称是一座“跨文化”或“帝国式”的都城。这里则既拥有华丽的“中国”风格的景致、亭台，又拥有跨地域的、混和着欧亚特征的建筑以及阿拉伯风格的建筑。这里，都市的上层阶级从清帝国的边缘获取珍稀木石和其他建筑材料，并运用不同风格包括欧洲的技术来建造城市内景式建筑，他们在其中展示的是与清帝国的辉煌掩映相交的上层阶级的“多元文化”，尽管这和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有着深刻区别。换句话说，跨文化的大内景式都市建筑在扬州的出现早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它暗示了一个早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以亚洲为基点的“世界都市”(world cities)文化的存在，其兴盛比出现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域的“世界城市”的兴起早了一个或数个世纪。而如果承认这样一种非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都市”在清代盛期的存在，在今天更为人熟知的上海就并不是中国第一座具有国际特色的文化都城。上海的兴起距扬州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衰落仅仅几十年，而距苏州杭州等江南名城在太平天国时代的陷落仅仅数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的海内游客在上海不仅通过洋行和南京路上的外国银行，而且通过中国海内外商人的建筑，见识了更多更正宗的欧洲风格的景致。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州的衰落，以及稍后江南名城苏州杭州在太平天国时代的陷落，可能与上海在十九世纪末的兴起有潜在的联系。只是在后来，在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强势扩张和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次的政权变革之后，已经具备跨文化特色的扬州、苏杭与上海之间的历史联系才沦为一种“本土”话语。
这一“扬州早于上海”的事实带出的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的历史轨迹：扬州的衰落、苏杭的陷落和上海的兴起所反映的不仅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也是清帝国在财富和权力结构上的危机及其调整所带来的帝国都市的地理版图的改变。如果仅仅从本雅明提供的理论框架出发来论证，那么欧洲资产阶级的物质文化特征在上海的主要建筑上留下的印记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单方面扩展的结果。然而，若从扬州盛衰以及清帝国都市版图的变迁角度看，清帝国盛期跨文化的园林传统以及它们多元文化的混杂风格也以某种方式在西方帝国主义之扩张阴影下的上海进行着某种扩大延续。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在双重视野中审视中国现代都市发展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个非西方非殖民地的多元都市文化空间在清中晚期的消长转化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以及它对都市形态的直接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来构想扬州－上海这一非西方、非殖民地的跨地域的城市文化的变化，及其与在十九世纪达到巅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清帝国内部早于西方“世界都市”而存在的都市文化是否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全球帝国主义消灭殆尽?如果这种扬州式的“世界都市文化”在鸦片战争之后仍有任何形式的残存，那么我们应如何来评价这一变化——它到底是被殖民了、西化了、混杂化了还是被边缘化了?这些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包含深刻的理论性难点。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而包括扬州在内的更早的“世界都市”史则少有人知。如果借用查克拉巴迪(Depish Chakrabarty)的话，后者已经变成"亚历史"或“潜历史”(subaltern history)的一部分，即对当代主体已经失去在场性和延续性，因而只能以引号的形式被谈及。这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历史的共存至少证明了一点：了解从扬州到上海的城市历史迁移轨迹以及中国上层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的转变，有可能会引领我们进入后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历史模式至今还未关注的那些思考领域。
从扬州到上海的历史迁移过程还提出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即能否构想、如何构想存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语境之外的、上层阶级的城市物质文化和社会主体。有学者已经指出，迄今为止，关于十九世纪城市的物质外貌之最有效的批评都是建构在欧洲历史的框架中的，其中商品化与工业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全新的、划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动力，从欧洲发源然后传播于世界各地。在框架相似的世界体系理论中，西方处于世界资源资本输送喂养的国际中心(cosmopolitan center)，而其它的地域如果尚未给赶出这个世界，则被引入世界体系的“边缘”(periphery)，成为“中心”索取资源劳力资本财富并倾销产品的对象。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对资本主义及现代性迄今已经出现了不少批评，这些已有的批评无疑是有效而必要的。但遗憾的是，这些批评对于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上层阶级的城市物质文化，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其历史、内部构造及其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阐释空间。城市文化历史一直纠缠在这样两种概念框架中：即由财富、异国情调、科学和技术构成的超级大城市要么被看作是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要么则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其他地域文化经验中的派生，是殖民乃至后殖民时代的大都会国际文化，并不可避免地沿着主人与奴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双重身份展开。当我们把批评视野聚焦于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聚焦于其城市中心从帝国腹地的扬州转移到帝国边缘的上海这样一个过程时，就会发现，一些在同时期的欧洲史上很可能并不明显而在中国非常明显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表述。比如，本文发现扬州——上海的都市迁移过程折射出了相应于“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文化中坚所经历的双重边缘化的过程：他们一方面从清帝国的中坚边缘化为清王朝的叛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资产阶级”的中国成员身份上落下，边缘化为跨国资本的挑战者。正是在这个社会中坚的双重失落和双重反叛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前沿，其矛头所向既是衰败中的清王朝，又是上升时期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本文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应对上述提到的理论挑战和历史发现而作的一种尝试。文章第一部分探讨十八世纪中晚期扬州都市空间的文化意味。由于十八世纪扬州园林的修建在空间观念和文化风格上在清帝国内十分有代表性，我将把十八世纪的扬州园林作为清帝国鼎盛期的新文化观念在空间上的表现来进行研究。这些新观念体现在由身居高位的文人和官商们建造的奢华的大内景式建筑对于园林的设计和建构之中。本文的第二部分把话题转移到上海。上海一方面替代了清帝国的都市旗舰——扬州的文化角色，另一方面在与英帝国的东方交易中获得了新的身份。这一部分主要分析哈同花园和张园在空间运用上的双重意义。我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十八世纪的超级大城市文化在十九世纪的边缘城市的复活。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详细研究了上海这一承担繁重符码的城市内部的“边缘化转向”，以及它如何被再造为蕴酿批评性和政治性民间活动的公共空间——反对清政府的帝国政策和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讨论和行动都在此举行。无论是在象征还是在事实意义上，上海的园林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一度由帝国的“内景”转变成同时反对清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种帝国力量的批评前沿。
一、都市内景的“世界化”
通常认为只有在西欧和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的繁华腹地才会出现的那种多文化、多社群且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在十八世纪的清朝也曾经留下过痕迹。欧美的世界性城市通常被称为“帝国之都”(imperial cities)，也就是世界的物质资源以及知识资源的中心。而作为一个跨地域的帝国，清王朝控制着强大的出口经济，并从“边缘”地区搜罗和集中知识、珍玩、技术科学以及物质资源。清朝腹地的都市物质文化，就集中化、商业化、超级复合化而论，比起欧美都市毫无愧色，恐怕还有过之无不及。这些都市的社会中坚是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团体，他们凭其财富与权力成为都市主体，并成为都市空间的主要构造者。他们将其对于帝国和世界的想象投射为都市的空间风景，并在都市空间中融汇了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现代性所独有的价值，如对生产力和技术的重视。本文这一部分旨在以扬州为例，展示十八世纪清朝物质文化的发展和对城市空间的构造。
实际上，在清朝星罗棋布的都市版图中，堪称“帝国荣耀”的不是人们近年来发现的上海，而是扬州和苏杭。而扬州那些富于帝国气象的园林、奢华而有异国情调的物质生活形态据说胜过了富庶的江南都城。十七世纪的扬州曾是满军入关时疯狂厮杀的边防重镇。到了十八世纪，这座城市已经由《扬州十日记》上记载的那个血腥屠场，摇身变为清朝的交通、经贸和文化交流的繁华中心。和历来繁华的苏杭不同，处于长江和大运河交界点上的扬州是坐镇北方的清王朝通向南半个中国的重要门户，也是连接帝国东西地带的枢纽。清朝帝王们的屡次南巡都以扬州作为跨越长江之前的最后一个重要逗留之地。而清朝重要的工业和国防原料如盐等也沿长江而下，经由扬州由西而东地中转。在这个过程中，由清朝新任命的盐官们成批地进驻扬州。他们购地置屋、建邸造园、迎来送往，不仅将扬州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且把扬州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基于这些原因，在清朝稳固自身统治的过程中，扬州是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造才成为帝国巅峰时期的交通和文化中心的，这个重造过程必然伴随着制度化地压抑关于满清入侵之血腥历史的记忆，甚至也伴随着扬州本地文化的边缘化。因此，较之苏杭等江南都城，这个重造过的扬州可以说与清帝国的兴盛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扬州的城市空间不仅反映了地方城市文化，而且更多地展现了由于帝国大规模的地域扩张而带来的繁荣和不同社会势力的消长。扬州在清代新造的盛大园林是、却又不全是江南园林传统的延续。它还是新的都市主体、新的社会网络的孕育之所，是连接江南文人阶层、艺术家、官员、学者、满清王朝乃至皇帝本人的枢纽性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扬州的城市内景式空间代表了一种清帝国特有的文化想象。
十八世纪扬州有地位的市民，特别是盐官盐商，既有官职、又有外快、且有良好教育，当属清代经济和文化的精英阶层。作为一个依靠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帝国，满清政府为了把不同的群体转化为自己的臣民，设立了多种灵活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以及文化制度。由于盐是工业与军事需求的至关重要的资源，清政府对盐务和盐业生产的垄断是通过收买和控制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盐官盐商而达成的。盐商们不仅具有掌控盐业的生产和运输的绝对权力，而且都封官立爵；在政府的法令之内，他们既享有相当特权又受到一定约束。就社会地位和权力而言，他们不需要像其他汉人那样通过严格的科考，就有特权获得官衔及世袭的职位。就经济财富而言，他们是清朝仅有的几项垄断经济中最为重要的操作者，通过对盐业生产和运输的垄断，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他们与清皇室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们不少人的私人园林曾是康熙(1662－1722年)及其孙子乾隆(1736－1795年)在数度南巡中频频造访游玩、题词娱乐的场所。16清代盐商们在文化领域中也上升得很快：仅仅几代人之后，他们就在经济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获取了文化财富，具备了学位、品位、古典造诣与科学知识，具备了对历律及戏剧方面的修养，成为艺术收藏家和藏书家，并表现出了对欧洲科学与技术工具的浓厚兴趣。清代盐商盐官在扬州都市化的过程表现了他们作为上层阶级的崛起过程。如果说这个都市化过程的经济特征与西方上升期的资产阶级不尽相同，那么其文化特征许多方面与西方资产阶级都有相似性。这一新的阶级群体在清帝国经济与文化领域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重要事件使他们有机会在王权准允的权力范围之内，把扬州转变成展示他们文化理想的物质场所。
扬州的都市空间展示了其精英阶层从汉族臣民的角度建构清王朝的物质化风景的特殊方式。为了迎接帝王们的南巡，扬州的精英们把城市的自然环境(包括他们自己的地产在内)改造成各种各样的园林风景，其中既有阿拉伯式的异国风光也有欧洲的大陆景致。这些新建的园林展现了一系列主题，包括那些被认为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所特有的主题：统一主权、崇高、异国情调、生产力和技术崇拜。对统一主权的表现反映出扬州上层阶级对满清王权以及在王权之下的自我地位的认可。园林中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则展示了对边缘地区的珍贵奢侈品的消费欲。崇高的风格折射出精英阶层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所认同的帝国视野。对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崇拜显示了他们对于持续发展的文化理想。
扬州精英阶层对满清王权合法性的认可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向世界展示的建筑之中。首先，对城市北端边界的修整标志了某种清王朝臣服者的象征性姿态。扬州由南到北贯穿着一条河道，可以说是由北面进入扬州的通道，也是清代帝王们南巡时的必经之路。在扬州北端，横跨河道建有一座桥梁，从桥洞下进入扬州的空间设计加重了这里的“入口”含义。如果把这个“入口”放在当时清帝国的历史版图中考察，整个扬州城就象征着由北方进入江南地区的通道。这里曾经既是明朝的中心地带，又是满族政权以前力图攻克占领的前沿。从这种意义来讲，扬州北大门的这座桥实际上象征着南方与北方的分界、旧有领土与新征服领地的分界。盐商和皇帝都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地理分界的象征含义。然而，盐官盐商们在重建扬州的同时，把这一象征性的地理分界点作了新的定义。扬州城北入口处的桥梁被名为“迎恩桥”。“迎”字所代表的明确方向感显然把可能的都市主体目光调向北方，即满清皇帝将要顺河而来的方向。“恩”字在是臣民承认天授王权、赞美帝王仁爱之心时所用的陈词滥调。这个命名把扬州北面的这座桥规定为专迎帝王的一座门户，因而表示了都市主体对自己作为清王朝的忠实臣民的自我认同(图1)。同样，由北至南的那条河也改称为“迎恩河”。该桥该河就这样从原本自然中性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王朝权力的空间象征，这个地域从此打上了王朝财产的戳记，保证着这块土地和其上的人众对清帝国王权的臣服。
十八到十九世纪扬州的楼台厅堂，在建筑风格上展现着这座都市在清代的重要地位，以及都市主人公有意识追求的文化优越性。众所周知，传统建筑文化中，风格和高度是社会文化等级乃至天授皇权的象征。普通官员的府邸与皇室的级别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扬州的建筑却可能参照了《宫殿营造录》、吴丹环《城垣识略》和焦循《群经宫室考》里所载录的宫殿样式。18扬州的宅邸建筑虽然风格各异，但其结构上的复合性以及院落中的进阶都是为了显示高度和空间的崇高感而设计的。宽大的厅堂有时一连五间，有三个前隔间两个侧隔间，而且还带有层次繁复的屋檐。一连七间的厅堂也很多见，这种设计包含一连五间的正屋，带两个侧间，也有更加层次繁复的屋檐。诸如“五卷厅”、“七卷厅”之类以数字标识的建筑名称，说明了这类厅堂建筑的繁复宏大。无疑，繁多的隔间与屋檐赋予这些宅邸以宫廷式的恢宏感和豪华感。一位出身无锡的十八世纪著名学者、书法家和收藏家钱泳(1759-1844年)，在游览扬州时曾经对其建筑风格的壮美恢宏大为惊叹。据他看来，扬州园林之所以甲于天下，乃是因为扬州建筑中的“厅”建造得具有“殿”的气势。与常见于苏州、杭州一类典型的江南园林建筑相比，这些类似于“殿”的厅堂不仅更宽敞更高大，而且更具变化性和雕饰性。以“五”、“七”为级的建筑语言固然没有超越“九”的皇室般的崇高，但已经是对建筑结构级别体系的一种逾越。这种发挥到极致的恢宏，与迷宫似的细节和奢华的工艺品一起，充分表明了这座城市的精英作为帝国第一臣民的自我定位。
扬州的物质文化早在十八世纪就展现出对异国情调的特殊追求，它显示了这个城市的主人们罕见的消费能力和对远方奇货异品的大量需求。作为清王朝的心腹之都，扬州从帝国辽阔边疆运入奢侈品，乃至使异国情调本身成为消费的品牌。这一文化消费社会的存在丝毫不晚于十九世纪欧洲城市中产阶级消费社会的出现。有权有势的盐商们为了建造扬州的景致和花园，把从缅甸、阿拉伯和欧洲运来的材料和建筑风格交融在一起。这些造园建邸的工程动用了从帝国的远疆和国外运送来的稀有建筑材料。仅仅木材就有楠木、红木、红檀香木、梨木、银杏木、小叶黄杨木、以及较为普通的柏木。造园用的石料则采自其他省份，如运自安徽省的宣石，灵壁山所产的灵壁石，杭州的太湖石，高姿所产的高姿石，途经四川和青海运来的西南边境的大理石，从云南和缅甸交界处运来的玉及玉石等等。其他建筑和装饰材料还包括从广东及海外进口钟表、大块的玻璃，及其它欧洲货品。这些建筑材料的消费相当惊人。楠木及其它稀有木材不是用作建筑的主梁，而是用来建构整个厅堂。烧瓷制成的假山配成了四种不同的色调，屋顶的装饰则有九种不同的彩釉。异国情调、昂贵稀有的材料和精制繁复的设计互相揉合，构成了清王朝上层阶级的盛大表演：扬州都市主体对于远方稀有货品既有追求又有消费能力，这使得这个城市跃居为清朝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城。
欧洲技艺在十八世纪清朝上层阶级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甚至发展成一套风靡了好几个领域——如绘画、手工艺和建筑——的文化母题。西法绘画在清皇室的流行波及到上层阶级的艺术趣味。对于欧式建筑和住宅的描绘，如对广州十三夷场的描绘，不仅在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不少游记中都有提及，而且不少署名或未署名的中国艺术家的油画也都对之进行摹画。如果说在欧洲十六世纪以来的“中国热”中，出现在从中国进口的瓷器、茶具、刺绣及其它手工艺品上的建筑形象曾经成为欧洲人仿造中式园林的依据，那么十八世纪扬州兴建的不少欧亚混合式花园，很可能也是根据流传在宫中及精英阶层中的西式油画、传教士翻译的如《泰西水法》一类的技术手册以及文人的游记中所得的形象来复制的。扬州造园者们有意玩味欧洲风格和“西法”建筑技术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据《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园林中至少有四座主要的花园包含了有意以西式风格修建的建筑，其中包括汪玉枢、江春等人的园林。这些园林中的建筑采用了不同的“西法”变体，如采用欧式设计来加强厅堂内部的纵深感，又如在楼房正面加建阳台和走廊立柱，要么就用钟表、机械设置和镜子装饰建筑的内部。此外，以玻璃为建筑材料不仅是欧洲，也是十八世纪扬州人的偏爱。南园(又称砚池染翰)的主人、来自安徽的汪玉枢修建有“玻璃房”以及“玻璃厅”，前者装有五色玻璃窗，后者为一座装饰着三尺宽的透明玻璃窗的亭阁。“玻璃厅”显然很得乾隆帝的欢心，他将其命名为“澄空宇”。物质文化方面的异国情调对于扬州上层阶级身份的形成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在扬州精英们通过都市空间所表达的文化理想中，技术和生产力乃是一个重要的母题。十八世纪的扬州以其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世界主义而著称。扬州是清朝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群体的重要聚集地和交流场所之一。出身扬州或居住扬州的天文学和数学家“畴人”包括著名学者、后来撰写《畴人传》的阮元，数学和乐理家凌廷堪，数学和律法家焦循，数学家戴煦和戴熙等。他们在经学、易学方面造诣和对传教士翻译作品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私人和学术关系，使扬州成为一个特殊的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和交流中心。这种技术和科学氛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扬州的都市景观。早在康熙年间就有不少盐官和盐商有意在他们自己的园林中建构表现生产力、技术和农业的景观。“邗上农桑”和“杏花村舍”这两处园林的构思，有意模仿了康熙皇帝签名与配诗的《御制耕织图》。这里有《耕织图》里所画的供丝绸工业用的建筑：生丝厂、风干房、染房。除了丝绸业以外，园林构造还表现了对能源的想像：在染坊的旁边并排展放着西式的风车和中国的水车，用以赞颂以机械来代替人力的可能性。这一景观是对康熙皇帝为《耕织图》“水车”一图所提诗句的物质化再现。康熙在这首诗中赞颂了从前朝以来的农业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园林在用物质再现康熙诗句的过程中添加了外来成份，那就是“风车”的形象。从出版于1775年的《平山堂图志》提供的具体解释中可以看到，在这个园林景观中将中式水车与“西式”风车的并列乃是象征性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一个主题，那就是不同的机械设计都是为了少用或不用人力。扬州的园林空间就这样把机械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帝国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理想。这里的都市社群歌颂发展、技术和生产力的热情不亚于欧美社会对“现代”文明的歌颂。
从十八世纪扬州的都市空间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生产持续性和科技进步性的追求，对帝国边疆资源和财富的欲求，知识世界化的理想，商品文化和高档消费群的出现。不论这些文化追求和理想是“现代”还是“前现代”、“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它们反映的是正在激化的历史矛盾，这种矛盾与由“资本扩张”和“发展”带来的根本冲突并无二致：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源的不平衡的集中，另一方面是最终导致清王朝危机的人口增长和社会骚乱。扬州的兴起表现了财富向盐商手中的集中。这种集中化的财富使盐商们成为可以同政府争夺资源的潜在力量，而且正如一些官员所发现的，他们阻碍了政府税收基础的进一步扩大。在十八世纪末清代人口激增、社会动荡性加大、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开支开始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平衡社会的财富分配、缩减政府机构开支，成为清王朝应对社会和政治潜在危机的政策选择。乾隆末年，在一部分官员学者的倡议下，自上而下地展开了一场清理和节约运动，此乃力图通过均衡财富来减低社会冲突的对策之一。不过对扬州的都市景观有直接影响的是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清政府的一系列盐法改造政策。1792年清政府所实施的盐法改造政策旨在限制盐商对盐业的垄断，由此打开盐业中的市场竞争，以广辟财源，增加税收。这一新的政策无法完全解决帝国所面临的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