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责编：张瑞燕 实习编辑：刘 勃 E-mail:skb@sass.org.cn 美编：应 鹰
曾经是标语 现在是标签
——昆德拉热综述
随着上海译文出版社“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四月份和读者见面，这位“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市，1975年以来一直在法国定居”（这是昆德拉惟一认可的作者简介）的作家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热点。他的作品在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均占据显要位置，媒体也纷纷对这一现象表示关注。
新版昆德拉“明媒正娶”的身份和对原著的忠实性这次得到了额外的强调——作者授权，翻译阵容强大，并且是根据作者亲自参与全面修订的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版本译出。这样一是将修正从前英文转译本中不准确的地方；二是体现昆德拉本人重新增删修改的内容；三是将补齐以往中译本中不恰当的删节，是名副其实的“全译本”。
谈到当年轰动一时的，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这次“昆德拉系列作品”的出版联络人、责任编辑赵武平说：“韩少功是一个漂亮的媒婆，但我们要娶的，毕竟是新娘本人。”
时代的变迁是显然的。今天的昆德拉热和八十年代大学生人手一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盛况，还是体现出微妙的不同。当年某种意义上说，昆德拉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得到了额外的关注。现在则有人把谈论昆德拉和电影《布拉格之恋》当作体现品位的一种手段了。
八十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胡坚写道，他至今也没有读完昆德拉的一部作品，但这并不妨碍他借助“永劫重回”之类的说法玩玩深沉。这也许代表着今天一部分昆德拉读者的心态。是否真的阅读昆德拉似乎成了次要的事情。昨天的政治标语变成了今日的小资标签。昆德拉在比较过“卡夫卡学”和卡夫卡本人之间的分别之后，表露出一种对作家被作家传记代替，作品被普遍误读的忧虑。显然，他自己也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
在被问及对昆德拉的评价时，很多中国作家流露出一种谨慎的好感和温和的微词。莫言喜欢昆德拉的小说，但认为他在“在艺术上很难和马尔克斯、福克纳比较”；格非觉得他“有自己的特点，但还无法跟文学大师们相提并论。”尽管肯定了昆德拉在“打破了小说不能议论”的戒律方面的功绩，但韩东仍把昆德拉定位为一个二流小说家。一些论者（如周国平）认为昆德拉的文论比小说更为出色，显然这也不会是一个令作家感到愉快的评价。诸如此类的一些态度，似乎都正介于对一个真正的大师和一个纯粹的畅销书作家之间。有趣的是，和普通的读者普遍认为昆德拉晦涩高深相反，作家们的眼里，昆德拉晓畅轻逸，并具有某种“可爱”的特质。
昆德拉的怀疑主义常常会令人想到斯维夫特那句著名的墓志铭：“任何义愤都无法欺瞒我心。”昆德拉的捷克同胞哈维尔曾对他提出过这样的质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徐友渔等学者及青年论者余杰据此由昆德拉的中国热谈论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问题。
昆德拉：中国十八年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仵从巨
早在18年前（198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时由著名诗人、翻译家徐迟主事、甚具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武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的万字长文，向中国文学界热情推介了两位“世界级”的小说家：一位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位即是捷克的米兰·昆德拉。这似乎是米兰·昆德拉在国内面对公众的学术媒体的首次亮相。而著名作家韩少功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年9月的出版则把昆德拉带入了更多中国读者、评论者、研究者的视野。此后的十余年，昆德拉其人其书始终显现出热说热论热卖的腾腾气象。
昆德拉何以在中国“热”？在思想、文化、文学空间日趋见大的今天，我们尽可首先承认其中的“政治性”。的确，昆德拉对关于他与他的作品的政治解读是烦而又烦的。但无法否定的事实是他的历史——原捷共党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苏军占领捷克后被迫的流亡者——的“政治性”；他的作品——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与舞台、思想专制与极权政治的话题、知识分子或革命者的故事与命运——的“政治性”。不过分地说，昆德拉其人其作的“政治性”是经历了50年的风雨行程、有文化大革命的揪心之痛、生活在相近的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受众在直感上与之亲合的重要心理因素。人们在读解昆德拉的过程中也同时在感受、重温、思考自己的历史与经验。
自然，昆德拉从整体上定位，并非是一位政治性作家。“政治性”只是解读他的(第)一个层面。昆德拉关心的或更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这个具现代性的大问题。在创作实践的意义上讲，它转化为“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可能性”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指向。他以怀疑、质询的目光从“政治”（公众生活）与“性爱”（个人生活）两大门户进入了现代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可以说：怀疑主义的昆德拉是悲观的。但正如存在主义哲学一样，在这一悲观性的揭示与归结中，它倡导的却是一种“反抗”的行动。以积极的反抗行动面对悲观的世界、以人的自觉寻求自由的未来，这似乎才是昆德拉之本欲。我想，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质地才砌就了昆德拉作为世界一流小说家脚下的高高台基。
昆德拉之“中国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在我的认识中，昆德拉的小说是一种“融文史哲为一体的当代思辨型新小说”（对于“文史哲”一体观的中国读者，这当有亲切感）。也就是说，“思辨”是他艺术上的一大特性。王小波亦曾有言：没有感性的天才，就没有杜拉斯的《情人》；没有犀利的解析，就没有昆德拉。对小说中的“思辨”的评价自然有见仁见智之说。但只要阅读昆德拉，思想便不能不被他的“思辨”所激发、激活。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昆德拉小说中的思辨不仅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的资源，甚至可借以刺激、形成我们质询性的思维方式。尽管如今关于小说的价值尺度已是“多元”，但我一直以相对性把它区分为形而上学的四个层次——情节性的、社会性的、人性的、哲学性的。四者兼具则为小说之至境。窃以为，昆德拉是焉！
昆德拉小说讨人喜欢的另一特性无疑是它通体的幽默。昆德拉视幽默为小说的基本精神与本性。他也把这一认识始终自觉地贯彻于小说。尽管他为自己选定的是大话题、严肃话题、沉重话题，但他均以幽默化重为“轻”：喜剧化的人物（如《生活在别处》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喜剧性的情节（如《玩笑》中主人公路德维克的“性报复”）、喜剧化的细节（如《爱德华与上帝》中主人公的性事）、喜剧化的语调（如在《玩笑》中把上帝、大粪与媚俗系于一体的议论）。这使小说的阅读变成了一件虽则兴奋但轻松、虽属思辨但有趣的过程。阅读如是，何乐不为？
昆德拉小说在艺术上的得宠，自然不仅“思辨”与“幽默”两因。音乐性、基本词、复调式结构等都是既具实验性质、又属成功表现的突出个性。有以上种种，昆德拉何以不“热”？
昆德拉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后“热”之第一波刚过，由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独家买断其作品版权、2003年陆续成规摸再次推出并已热销书柜，昆德拉“热”之第二波又起则可以想见。想当年昆德拉小说中译本之出版几度曲折、最终还要以“作家参考丛书”的名义“内部发行”，而今却堂而皇之，大行其事，真是“恍若隔世”。我们确是在进步。可以料定，在一个更大的精神空间里，昆德拉将被更充分地读、更深刻地说、更肃然地敬。
听昆德拉谈乐
上海音乐学院 杨燕迪
《被背叛的遗嘱》是本非常奇怪的书。小说家的笔法，思想家的锐利，音乐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准确，还有梦幻家的异想。小说的历史和艺术自然仍是昆德拉关注的焦点，但全书通篇几乎每一页都不时跳出作者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思想亮点。
本书第三章“向斯特拉文斯基即兴致意”，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读到过的中外文献中有关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意义和音乐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文字，其中还兼有许多对巴赫、雅内坎（Clement
Janequin, 16世纪法国尚松代表作曲家）和巴托克作品的妙评。斯氏一生风格多变，类似现代美术大家毕加索，这给音乐史家和评论家带来了不少麻烦。昆德拉俯瞰整个西方的文学史和音乐史，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窥见到了斯氏所有音乐创作的实质。昆德拉以一种他独有的深刻感觉，认为整个欧洲的小说和音乐到20世纪之前可以分为“两个半时”：
“两个半时之间的间止，在音乐史和小说史中，不是同期的。在音乐历史中，间止贯穿在整个十八世纪（上半时的象征性顶峰是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下半时开始自早期古典艺术家的作品）；小说历史中的间止来得稍晚：在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间，即在拉科罗什、斯特恩一方面和司各特、巴尔扎克另一方面之间。”
这“两个半时”之间，在艺术态度、审美理想以及具体创作技巧上都存在明显差异。“上半时”：小说的形式复杂、多维，内容包容万象，异想天开，不以追求真实性为目的；而音乐具有设计、手工劳作的特点，不是突如其来的灵感结果，而是针对永恒礼拜仪式的谦卑服务。“下半时”：小说以细节真实为己任，叙述以时间的直线演进为准绳；音乐的存在理由被认为是情感表达，旋律作为心灵感受的载体得到强调，音乐成为个人浪漫情感表现的工具。
昆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斯特拉文斯基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代表着音乐史中的“第三时”：他是一个有意识地希图在自己的创作中包容西方音乐千年时间的现代作曲家。通过对旧时作品的谐谑改编和对古老风格的刻意戏仿，斯氏要在不同的音乐世纪、音乐风格和音乐语言之间建立某种交流和对话，并对全部音乐历史的价值等级进行再思考与重构。为此，斯氏力图使音乐走出“下半时”的轨道，他摒弃奏鸣曲的作曲技巧，颠覆旋律霸主的优势，删除交响乐队音响的盅惑性，而且拒绝承认音乐的价值在于它的情感表达能力。于是，斯氏的音乐创作，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现代音乐，都标志着音乐历史的简短尾声，一个独立的“第三时”。昆德拉以一个文学家特有的诗意语言说道：
“一个意象追逐我：按照老百姓的信仰，要死的人在弥留之际，看见的是往日的全部生活在眼前浮现。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欧洲的音乐回忆起它的千年生命，这是它向着永恒无梦的长眠出发之前的最后一梦。”
悲观的感慨，但绝无半点矫情。昆德拉警告浪漫主义的艺术美学：“枯燥的心灵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斯特拉文斯基自己也坚定地否认音乐的功能是表现作曲家自我的情感。
斯特拉文斯基万花筒式的风格模拟和素材运用在艺术上的真正原因由此昭然若揭。无论他基于俄罗斯的民间素材，还是改造佩尔戈莱西；或是仿造柴科夫斯基的旋律，乃至运用爵士乐的手法；从最早的宗教音乐源头直到他在晚年突然发现的十二音新天地，都“正是他在音乐历史中的游荡，即他有意识的、有意图的、巨大而无可匹配的‘折衷主义’，显示出他全部和无可比拟的独到之处。”
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观是对我们在“下半时”中“泡大”的惯常审美哲学的严重挑战。昆德拉的锋利笔触不时地刺激和提醒我们注意，现代艺术不可替代的独特美感和在艺术上的重要性，“它的全新美学和它综合性的智慧”。
“青春是可怕的”
南京大学 王彬彬
昆德拉是思想家型的小说家。作为思想家的昆德拉和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在他自己那里是统一的。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源于他对“存在”的理解。但在当代中国，作为思想家的昆德拉和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却在某种程度上一分为二了。一些人醉心于他的思想观念，另一些人则着迷于他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方式。而着迷于他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方式的，又主要是一些理论批评家，这是“昆德拉热”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在中国的“热”颇为不同之处。尽管引发“昆德拉热”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以小说家名世的韩少功参与翻译的，并且昆德拉的小说随后几乎都有了汉译，但却并没有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那样引起小说家普遍的仿效。当然，韩少功也许是一个例外。
尽管昆德拉一再强调他写的不是政治小说，他揭示的是人的“存在”，政治和历史只不过起着背景和道具的作用，但他在中国成为一种“热”，却是因为他小说中表现的政治和历史以及在这种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人的命运，都令我们感到那样熟悉和“亲切”。昆德拉对极权宰制下人的精神状态有敏锐的把握，对这种情形下人类心理行为的深层动机有深刻的洞察，而这些，都往往令我们眼睛一亮，有醍醐灌顶之感。读昆德拉小说，我们不可能不联想到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形。毋庸置疑，昆德拉通过小说表达的种种思想，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以及在这种政治和历史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存在”的理解。举个例子吧。“青春”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作为绝对正面的东西被歌颂和赞美着，而昆德拉在《玩笑》中，却指出“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青春”的狂热中，人们犯下过种种罪恶。昆德拉的这一“发现”就引起当代中国学者钱理群的强烈共鸣，并写过一篇《青春是可怕的》。昆德拉对“青春”的洞见令钱理群想到了1968年8月18日这一天北京“红卫兵”在“青春期”的激情驱使下对无辜者的“残酷的虐杀”；而由昆德拉所说的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钱理群更想到了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身上表现出的“期待着长大”的“青春期特征”。
昆德拉的“思想”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集中地做了表达。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是“媚俗”。在昆德拉看来，在政治请愿书上签名、参加游行示威、发表政治性的演说，甚至看见一个孩子的受难而泪流满面，都是“媚俗”的表现。主人公托马斯实际上是昆德拉的传声筒。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托马斯的儿子请求他在一份支持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托马斯拒绝了，理由是这样做对政治犯毫无帮助，而签名者本意不过是想出风头，是想利用政治犯的痛苦而进入历史——对昆德拉这方面的思想，哈韦尔有过明确的反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昆德拉这一方面的思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分外有市场，一夜之间在中国有了许多“托马斯主义者”。
我以为在今日的中国，明确地批判昆德拉标榜的“托马斯主义”而肯定哈韦尔的政治姿态，绝非无的放矢。“托马斯主义”无论本身如何地深刻和睿智，它在当代中国，却很大程度成了“犬儒主义”的代名词。
最真实的生活
——再读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晓华
当我再次想起托马斯对特丽莎的爱,一种战栗的痛楚像水一样漫过手掌
布拉格纷飞的激情,时间的流弹和岁月的坦克阻止不了像红旗一样的爱情
是命运安排了每个人的爱情,还是他们自己想用胸膛挡住时间的嘲弄?
七年等来的是“非要如此吗?”的质问以及飘浮水面的感觉
托马斯看着身边熟睡的特丽莎，像一个在水面上飘浮的婴儿
没有人能预知她将漂向何方，河水将流向何处
当噩耗传来，汗水从额头滴落，她终于知道爱情躲藏在某个角落
而日子每天被我们无情地挥霍，像撕碎的纸片漫天飞舞
托马斯必须走了，走的时候那辆车还在
在人群中，他的背影干瘦和模糊，像一块破布
布拉格的街道上，散失的弹壳和红旗的碎片像迸裂的泪水
生活如巷子里的战斗堡垒，如此不堪一击 特丽莎拉开生活的布缦，看见阳光穿过落地窗降落在地板上
美丽的睡衣像瀑布一样泻落，皮肤沐浴着光线
冰冷的窗棂和家具把往事淹没在了没有温度的咖啡里
书本翻动着，如同翻动着这没有设防的肉体和心灵
终于还是生活在别处，人生的玩笑像个吹大的气球
谁都不忍心点破它，包括那些被背叛的遗嘱
昆德拉这个老头子正在布拉格的教堂尖顶上，诡异地笑着
其实我在想，他大概像我一样正在为那个姑娘的背影落泪
这个城市没有号角，没有游行的队伍，只有游戏的人生
这群人与另一群人没有分别，脚步散乱并且闲谈失血
我看见他们像两只飞鸟，从这个城市的上空掠过
我知道，我必须合上书本，到梦里去找寻布拉格的春天
重要的是飞行的姿态，和谁在一起飞翔
这个季节适合旅行，适合没有爱情的人们去路上聊天
我知道，那些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件都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逃跑，不需要回头，不需要流泪，但需要搀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