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学术界几种主要的政法思想之我见——高全喜先生重庆演讲
编者按：转自天涯社区网络记录。演讲记录可能没经由主讲人审阅，冒昧转贴，仅供读者参考，愿同好分享。
西西弗书店•阳明文化讲坛
演讲人：高全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
演讲主题：当今中国学术界几种主要的政法思想之我见
时间：2008年4月2号下午（2：30-3：30）
地点：重庆大学研究生院308国际会议厅
合作伙伴:重庆大学
网络支持:天涯社区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光临重庆大学研究生创新系列论坛该论坛以倡导知识创新，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加强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沟通，培养研究生的学术创新意识，培养创新能力。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人文社科大师为我们做报告，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高全喜教授，另外本次活动得到西西弗书店的大力支持。
高全喜：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到重庆大学研究生院做学术报告，时代可以没有大师，但是不能没有大师的标准，我们都不是大师，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的有限的学徒，这个词不敢当，大家不要滥用这词，我谈的主题是“当今学术界主要的政法思想之我见”。
在我党的主流意识之外，中国学术界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改革的进展，以及我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到当今，可以说政治和法律有关的问题摆在学术思想面前，政治和法律等焦点问题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体现。围绕这样的中国问题，中国的学术届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这几年随着我的学习和研究，我感觉在知识的交替中内部有思想的潜流，这个不单纯是西方通过传播的积累，有走出去的政治决断在里面。过去30年，50年或者近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基本上沿袭政法思想，这思想基本上是政治一元化、政治法律就是国家和法律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市民社会文化之后，逐渐有溯流。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去年在重庆大学做个演讲，谈到近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法权理论的幼稚病，我们关于西方当今的自由主体为主题的权利学术、规则理论、正义理论，这个为我们过去旧的整体有促进，有松动。但是过于强调法律与政治的脱离之后，法律以及市民的领域逐渐展开，为政治的关注向度来说有所淡化，随着30年的发展之后，在中国学术界一流的自由主义主题的法政思想中基本上有一个期待的政治回归，这个政治回归中，从学术角度来说从传统的政法思想到现代法制为主题的法政思想的转型，这样的政治回归不是回到过去威权的一元化的政治统辖的旧体制，而是重新呼唤有宪政民主的新体制，这个有待我们搞法政思想的研究者给予充分的证实。
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转型时间涉及到两个学术概念，一个是日常政治，一个是非常政治，或者说正常的法治秩序，一个是转型时期的制宪时代的特殊时期。
30年的启蒙思想对人权的保障非常有意义，也有非常大的贡献，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的自由主义为谱系的人权学说、法治理论有更深的构架基础为依据，基本上是民主奠定了政治基础之后，那么这个法制成了市民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则，但是在中国我们大的政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我们把西方占主流的法律学说、政治学说、规则理论、人权理论直接移植到中国，发现我们现代的政治缺乏的就是国家制度，西方用了200、500年建立起来的政体制度我们还没有。
我觉得我们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上，我们奢谈当今的问题，我觉得没有抓住问题的主题，当今学术界的政法思想，我觉得占主流的是学术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建构有点向古典的回归，回归到宪法政治，回归到政治学的力度上来，我们如何建立好的优良的政体，这个政体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孙中山时期，中华民国最早的共和国，共产党建立第二共和国。30年改革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政体改革是当务之急，政体改革需要新的回归，启动起这样政体制度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法治社会、工商社会奠定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受到制约权限之内的国家制度。这个基础上，我们诉求这个社会的繁荣、文化的多元和人的生活的自由选择多样化。30年之功促进中国学术界的很大发展，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个问题，光是过于强调市民社会，忽视国家制度的建立，特别是构建它的运作机制，对哈耶克的西方自由主义是无可争议的，西方300年制度已经奠定起来了，他们有他们的应答；但是中国与他们的问题不一样，我们把国家所谓的主权问题、政体问题为命题，我们要面对这样中国问题的挑战。这个挑战可以说是3千年没有变局的核心。
但是我一直强调回归到政体的回归，这个回归是到那时的政治、不是回到过去一元化、国家与法的学说、政党来控制社会的封闭式，而是回到新的自由政体，我很多文章涉及到共和政体问题，回归到真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配合的共和政体。这个是主流的自由主义法权学说，包括经济理论面临的问题，这个是主流之外，法权政法之我见。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这个是“左”的激进主义思想，我觉得他们的起源是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他们的问题的解决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是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就是说左派的思想同马克思，一直以来到当今基本上批判有力，就是说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这种批判，这种发现问题的深刻性和力度，其中包含的道义正当性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政法不是人文，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一些程序、一些审慎的结果，要理性看待社会变革，把问题的解决放在改良进展中，左派由于知识体系的调用还有道德至上的高昂，还有一些途径使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之后提供的变革都是不足的。从思想渊源来说，中国左派思想有学院派的左派，这个调用西方的“后马克思”的理论，所谓的“东方主义理论”，后现代的解构哲学，他们是把中国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放在同样层面上。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面临权益泛滥问题等等他们寻求一揽子把中国放在与世界平行的角度，需求一揽子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已经得不到有效的手段，比如说进行一些革命，或者整体批判，或者直接民主，这种方式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来说缺乏隐含的危险性。他们批判地问题深刻，但是方法论以及解决的办法是应该值得探讨，这个是学院派。私下来说，学院派在西方是主流，所以有时候在中国搞起左派的研究，却是进入西方主流的学术界之中，这时候学术的这种认同或者学术的实现是非常有限，但是对现实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是有所遮蔽，特别是遮蔽中国所面临最大的政治变革问题，政治制度问题，如何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制问题，这些问题上他们都加以遮蔽，所以这是学院派的潮流。
还有就是“民间左派”，他们基本上是生存的直接体验，由于社会变革，利益多元化，在中国改革的利益的整个过程的分配过程中，甚至中国加入WTO进入世界的贸易体系中，总有得和失。有的人的生存状态，相比之下是差的，虽然不是绝对差，处于这样的感受，爆发出的激情甚至对传统旧体制的怀念也是能够理解的。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人应该理性的看待问题，什么是眼前利益，什么是重大利益，要理性对待自己的利益，有时候诉求的东西非理性，可能不一定持续的有效的使你的利益得到满足。我觉得这样的民间的思想，特别是左派思想要理性的同情，但是应该告诉他，这样的状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良主义的逐渐缓慢解决。他们诉求的这些东西，导致的结果使得现在的状态更糟，只有是经验的理性的建设性道路真正能改善中国现实的下行的状态。
总的来说学院左派和民间左确实发现社会问题，我们也看到目前执政者重新调整思想，提倡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从某种意义来说对社会的反映，一种调整也是非常理性。但是我在一两文章当中也谈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的基础建立在法制宪政的框架下，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并不等于没有诉讼，没有利益冲突，没有道德的理念来解决社会纠纷。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切纠纷都得到司法解决，这个社会固然和谐，但是这种和谐是压抑人的生存的基本的本能，价值泯灭的社会。这个值得反思，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法制的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诉讼、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一系列的矛盾；而是真正通过法制来解决，通过一种规则，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国家在其他方面，保障方面提供有效的保障。这些问题追溯到最后谈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中，要启动政治改良的翘板，真正社会的改革进入良性化，提供政治的基础和平台，这个是第二个主要思想潮流。
第三个就是保守主义，关于保守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西方的保守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外一种是中国儒家的传统保守。保守主义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传统，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到底保守的是什么，是活的传统还是死的传统。第二保守的主干是文化性还是政治性，政治和文化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相互促进的问题，这个不是抽象逻辑，总是在社会中体现。政治和文化在十九世界的德国，在十七世界的英国，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不一样，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政治的保守主义，是难以成就；但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是有光明前景。我们在传统的：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的王朝政治制度，还是西方的斯特劳斯主张的古希腊的政治智慧，在中国当今政治是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存在下去。这样的固守的传统政治在过去几百年已经是烟消云散的政治成为30年改革之后新的政治的内在动因，我觉得这个既不理性又不现实，这是死的传统，但这里面有些技术是可以调用。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是渊源流畅，我们在共和政体之下一样可以听取，就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多元化，中国人是中国人，未必变成美国人，我觉得这方面文化的保守，文化的多元化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而且在血液中一致流淌的东西，政治上本能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但是文化的保守色彩就少，我们发现是这样的情况，这三种思想主流中，特别是左派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相对来说是温和的东西，保守主义在当今有激进的色彩，保守是理性、中庸、讲道德的素质，但是在中国目前接触的一些书和人，有些竟是左派的理想，导致左派的激进源头。但是我个人觉得理性改良非激进的，无论是左派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应该理性审慎的处理问题，这样对中国来说，我们在文化上，在政法上，我觉得有这样的改良的方法、思维有一定的成效。
我经常说法政事务不是谁唱的，谁说的非常深刻，而是常识，法政事务都是靠常识铺垫起来，有些是夸夸其谈，有的是不符合常识。我经常说我们要学习，中国30年改革中国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们学习先进的东西，在世界的交往中、人与人交流中我们要学习胜出的人的能力、智慧。现实中我们证明了英美制度是强有力的制度，英美的智慧，特别是左派的思想，我们要学在胜出的好的东西。制度、宪政、共和是一种技艺，这种技艺我们为什么不学，中国30年改革中，近百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走出自己的困局，我们知道科技救国，我们为什么不学习经济技艺、法政技艺？
我觉得英美发明的并不是他们独占的，他们有经济、政治的技艺，但是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技艺，这个是一个尝试。所以总体来说，就像中国说当今时代国民政治体制改革有30年未有变局，现在也没有破局，建立一个良善的体制还没有完成。我们感觉到这个无所谓，就是政治和法律的关系，但是我们传统中，一谈到政法大学、政法思想，就感到政法一体化，所以我们要用法政思想。中国怎么样从改革时期中艰难的转型，从政治中回归，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特别是美国人成功的走过的过程，他们在历史中，走过的过程，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时期，类似于我们艰难的转型时期。但是他们成功的转型为日常政治，日常的事务，就是说政治变革的非常正常的事情，法政占主导，国家面临特殊时期时候调动公民的积极性，有宪法的特殊时期出现了，有效的转变了途径，我们处在转型时期需要有特殊的政治。这个隐含了危机，如果这个特殊政治转化了，把非常制度转化了，这个就是很大的危机和灾难，提出特殊问题的命名是非常关键，我们要学习世界多种理论，就比如说提出的非常政治的特殊命名，美国完成非常政治转型。日常政治的有效途径，像斯特劳斯提出传统的德性王国的道义制高点，在座的同学们学习政法思路，我们将来真正产生大师，把几种思想融合起来，这样产生出来的辉煌的理论就是可期待，有这种期待我们想自己学点感受，谈到这样的想法，在座或者未来的年轻人真正有胸怀又能尊重常识理性，这样的法政思想开放，有中国的主体性，又有开放性，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讨论这三种主要的思潮！！
提问1：我想问两个问题，我是经管学院的学生。
首先问高教授的问题是：现在民间的左派注意比较关注民间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央政府在做一些调整，关于补贴、弱势群体的关爱行动，我们发现我们的政府没有像日本政府一样大胆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政府缺乏做出牺牲的勇气。
高全喜：我们政府从目前最近几天新政以后这方面做得足够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很多真正使得下层中实在拥有拿到中央给予的调整，这种落实问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个落实不仅是民生的问题，民生问题必须和政治问题、法制问题配套，但是现在我们中央政府做的事情就像牺牲的说法不对，我们民生问题的解决如何和政治、法制进一步改革的深入配套，使民生真正得到实惠这个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说减多少税，拨多少钱，这是中央政府纳入法制化，还有纳入更大的政策上面来，这种现实改革未必牺牲某一代不牺牲某一代，关键是有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