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是指介于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自主性社会领域。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社会有机体，就其自身的体制建构和功能发展而言，民办报刊、民间社团以及具有自律性质的实体性交往场所，是三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构样态。如果说民办报刊是公众舆论生产和表达的物质载体，民间社团是公共领域赖以进行组织建构的基本方式，那么自律性交往场所则为由分散独立的“私人”结合而成的社会公众实现公共交往和社会批判提供了有形的活动空间。
公共场所，中国古已有之。茶馆、酒楼、祠堂、书院、戏园、书场等，皆属之。不过，近代以前，茶楼酒肆之中，“群集谈论之事，亦不过邻家之盗劫窃案而已。邻舍城市外，虽有揭天之大事业，而彼犹醉生梦死，毫末不知”①。祠堂作为宗族、家族祭祀祖先、上灯修谱、调处族内纠纷、议决族内重大事务的活动场所，不对族外之人开放，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书院是学者讲学授徒与士子月课文会之所，虽也间或讥议时政，但其本身并非制度化的批判场所。而戏园、书场，乃是公共消闲娱乐场所，或可寓教于乐，担负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但并非必然具有现实批判性。因此，这些场所，就其空间的社会属性以及其中所开展的活动来看，均称不上是自律性交往场所。
所谓自律性交往场所，是指这样一些实体性地理空间，在这些地方，具有某种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私人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相互交流，以对话、讨论、集会、演说、甚至是戏剧演出的形式，表达人们对时政的关注和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批判。就本文所要讨论的几种交往场所而言，“自律性”一语，首先意味着局部以及整体结构的有序性，也就是说，聚集在这些场所的社会公众并非随意聚合，而是基于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其次是标示了某种排拒外力、尤其是国家政治权力控驭的自治、自主；再次、在清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自律性”还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社会政治批判性。自律性交往场所的出现及其批判功能的彰显，从一个向度揭示了公共领域的拓展状况。
一、 书院与学堂：文化教育与政治参与
书院与学堂，皆为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要功能的地方教育机构，二者虽都带有某种自治性质，但不意味着必然具有某种社会批判性。时至20世纪初年，由于受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书院与学堂里的师生广泛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一些新式学堂甚至阳托办学之名，而阴行革命之实，实际上成为变相的政治性联络、集会之所。
开埠以前，上海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滨海小县，但地方官绅对兴办教育颇为热心。元明两朝，上海先后有清忠、沂源、仰高、启蒙等书院。后因种种原因，这几所书院或毁损，或改作他用，皆不存于世。② 1748年，布政史翁藻与上海知县王侹在沪创建申江书院。1770年，申江更名为敬业。此后的百余年里，上海又陆续建立了一些书院，如龙门、蕊珠、求志、梅溪以及马桥镇的吴会书院、浦东三林镇的三林书院等。此外，还有格致书院，虽以“书院”为名，实际上乃是新式学堂。
“书院者，所以储人才备国家之用也。”③作为地方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的主要作用在于传承文化，延续学统，为地方社会和国家造就各种通经致用之才。就此而言，“书院之设，本为切磋文艺，于功名得失无关。”④但事实上，书院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子们在科考中的成就。因此，书院大多重视引导士子研习儒家经籍，意在鼓励举业。书院的课程一般分为“官课”和“师课”。师课由山长命题、评卷，官课则由地方官员担任。晚清上海的各家书院，以敬业最重科举，蕊珠次之。自同治十年起，敬业就兼作“考棚”，正式成为科举的备考与应试之所。蕊珠是在优选敬业诸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官课专课举业，师课则兼及词章诗赋。其余各书也大同小异，“所课制艺而已”⑤。
一般来说，书院的山长多由学界名流或退职的官员担任。这些人学识渊雅，淹贯古今，通晓儒家经籍，大多具有国家认可的功名，在士林中享有清望。如，龙门书院后期的几任山长，如鲍源深、吴大瀓、朱琛、孙铿鸣、翁斌孙、汤寿潜等全都出身进士，且都曾担任过官职。创设于光绪初年的求志书院，不设山长，由教谕为监院，院内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分任斋长的钟文烝、俞樾、高骖麟、杨泗孙、刘彝程、张焕纶、孙铿鸣、宋存礼等，都是些饱读诗书、学殖宏富的承学之士。显而易见，由这些人担纲山长、斋长，书院的学风、书院与官府的关系当不难想象。
书院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等社会功能。对于学者而言，书院是传授知识、延续学统的私人讲学之所；对于求学的举贡生童而言，书院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月课文会”之所。学者讲学与士子的“月课文会”活动，间亦臧否人物，讥议时政，于现实政治不能不有所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多的是缘于士人的担当精神，并不以否定既有统治以及儒家道德伦理为前提。换言之，书院的各种活动并不具有与官方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相对抗之意。
开埠以后，在欧风美雨的漂打之下，书院内部的风习悄然而变。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当为龙门书院。龙门在开办伊始，即以“学问”相号召，“凡肄业者，必先从事于《小学》、《近思录》，以正其志，趋后及群籍，以备考索。故凡经史诗书，悉购置焉。又书朱子白鹿洞规于堂，俾日见之以资警省。月课性理、策论，期有合于胡安定经义治事立斋之意，故不以举业诗赋列入课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经遇合之心，夺其学问之实也。”故而，师生讲论切磋，成就甚众。清末上海地方上许多社会名流，如张焕纶、姚文栋、李平书、袁希涛、沈恩孚、姚文枏、叶景澐、吴馨等，均出自龙门。19世纪末，因受西方文化的浸润，龙门的精神风貌与办学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院内学生，无分长幼，“据旧学之基础，展新学之钻研。……治算术则紬绎九章，观星宿则攀登屋顶。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朝此夕斯。理窟开而思想放，知识张而意气豪，开风气于士林，播风气于社会。”以致溺于举业者多诧为奇事，至目为疯狂，敬业书院的一般守旧之徒甚至有“用夷变夏”之叹。⑥
“士风之升降，不知始于何人。大约一二人唱之，众从而和之。和之者众，遂成风俗，不可猝变。殆其变也，亦始于一、二人而成于众和。方其始也，人犹异之，及其成也，群相习于其中，油油而不自觉矣。”⑦晚清上海书院风习的变化，既因时潮的影响，更有赖于一二明达之士的提倡。梅溪书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时，士大夫或醉心帖括，或仇视新学，而张焕纶“独奋于俗流之外，远师古小学教人之遗法，近采泰西小学校之成规，联同志数君子，通力合作”，创建梅溪书院。张氏之本意在于改革科举蒙塾利禄鄙陋之风，故明确规定，“不授帖括，以明义理、识时务为宗旨”⑧，每能因材施教，“善曲体学生之性情志趣，而变化其气质，发达其知识”，“其教之目的，则在重器识，轻文艺，尚博爱，耻独善，恒以积学、寡过、养生三事课弟子，合于西儒德育、智育、体育之说”。⑨这样的书院与以往唯举业是尚的旧式书院显有很大差异。
总体而言，在时代大潮的浸润之下，书院的风习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未必一定使得书院变成政治性的活动场所，但却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以及士林风气由守旧而开新的节节嬗变，也从文化层面为公共领域的兴起准备了前提条件。
较之于专授经史义理之学的旧式书院，学堂则是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地方教育机构，大多讲求新学、实学，带有许多旧式书院所不曾有的新气息、新气象。1901年9月，清廷诏令各地书院一律改设学堂，延续千年之久的书院制度宣告终结。此后，在官方政策的导引和“学战”思潮的影响之下，官民大举兴学。据《上海县续志》所载，截止上海光复前，在办的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有229所，加上因种种原因而停办的25所，合计为254所。
学堂与书院一样，其基本社会功能也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所不同的是，书院大多重视心性义理之学，唯举业是图，专以培养封建治术之才为目的，而新式学堂则以造就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具有新知识、新观念、新道德的“国民”以及各种专门人才为宗旨。如果说绝大多数小学堂的学生年龄尚幼，未必理解时潮所趋的意义所在，那么一些中等以上学堂则往往易受外界社会风潮的影响。这些学堂的学生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还积极追踪时代新潮，与校内外各种趋新势力声气相通，甚或屡屡掀起罢学、退学风潮，结果使得以知识教育为主要社会功能的学堂逸出其固有的发展轨道，转而蜕变为带有批判特性的公共活动场所。南洋公学创办后不数年，因“墨水瓶事件”而酿成退学风潮，进而由部分退学学生自组爱国学社，就是学堂蜕变的一个显例。
南洋公学由洋务官员盛宣怀于1896年奏准设立。充任教习的，多是些学殖宏富的名彦硕儒。其中，有不少思想趋新的开明士绅和新知识分子，如张焕纶、张元济、蔡元培等，他们“讲新学，讲维新”，积极引导学生尽量抛弃“社会上旧的东西”⑩。张焕纶曾作《警醒歌》，通篇充满了忧时伤世、不甘国家沦亡的民族意识，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11蔡元培则经常给学生开列书单，指导学生阅读各种新学书籍。他对学生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负到这种地步。‘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为此，他积极鼓励学生研习外文，学习国际公法和外交知识，并指导学生学习演说，组织演说会，“定期轮流学习演讲”，以便日后走出校门，“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12
南洋公学的学生整体素质较好，不少学生入学前中学已有相当的根柢，进入公学后复又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熏陶，思想十分活跃。他们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教育之外，还经常私下传阅《新民丛报》、《国民报》等新学书报，以了解些“新东西、新思想”，“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13而学校当局和一些思想守旧的教员却禁止学生阅读新书新报，压制学生的言论自由。由此，埋下了日后退学风潮的种子。
1902年，南洋公学因所谓的“墨水瓶事件”，激起全校 200余名学生集体退学，酿成学界前所未有的大风潮，蔡元培等教习亦随之辞职离校。11月16日，在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下，部分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经理，吴稚晖为学监，章太炎、蒋智由、蒋维乔等人分任教习。14
爱国学社成立伊始即立意进行“共和的教育”，以培养“共和的国民”。该社章程规定：“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以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15“吉田氏”即吉田松荫、“西乡氏”即西乡隆盛，二人皆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家，松下讲社、鹿儿私学是他们讲学论政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办学宗旨中明确标示决意取法吉田与西乡二人之所为，表明爱国学社对于自身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有着十分清晰的定位。这样的定位势不可免将社员导向与现实体制相对立的激烈革命之途。
事实也确乎如此。从该社章程来看，学社的学级分为寻常、高等两级，课程设置也相当齐全，与斯时的其他新式学堂并无多大差异。然而，那些都是纸面上的东西。实际上，“爱国学社也上课，但是课上得很少，活动比较多，还办了个儿童报，总是谈时事、讲革命。”16因此，较之于一般的新式学堂，爱国学社虽也传授些文化知识，但其主要影响与其说体现在知识教育方面，毋宁说体现在某种精神理念与政治信仰的灌输方面。这种灌输激发的是社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政治批判意识。
爱国学社开办之初，人数尚少。1903年春，在接纳林立山、章士钊等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之后，社员大为增加。加之时常有新学界名人、归国的留日学生以及各地青年志士出入往来，社员一度扩增到百余人17，“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差不多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初时，大家只知道爱国，求学，什么都学，凡是新的都认真的学。在诸师教导下，日益关心政治，时事，民族意识也日益增长。章师的《驳康有为书》、《逐满歌》更激动人心。《革命军》出版，鼓动力更大。在南洋公学时，《桃花扇》、《扬州十日记》等，只限于小部分人喜爱，此时，章、邹三文殆成为全体学员阅读，谈论，以致信仰的中心。‘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支逐满歌……’与‘刀加我颈，枪指我胸’等等歌诵之声遍闻自修室及宿舍中。从《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出的逸仙先生的起义事迹，亦成为课余谈论中心，过去对《新民丛报》只觉不够味，此时则嫌其主张大不对头。”18 自此，学社风气大变，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 19，辞气之激烈，令人瞠目。那些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每每以“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20自期，日夕鼓吹革命、军国民主义，并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早晚练习兵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们还与吴稚晖等中国教育会会员一起组织张园演说会，隔三岔五到张园举行演说，公开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民主革命，与留日学界的革命运动遥相呼应。
20世纪初年，适值教育体制变革之际，学堂内外原本矛盾丛生，复因源源而入的新观念、新思想的影响，新旧冲突，愈形激烈。继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之后，上海还于1903年和1905年先后发生过广方言馆、震旦学院两次大规模的退学风潮。前者系因反对顽固守旧、专制无行的总教习舒高第而起；后者是由于在华天主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主权、诱迫学生专习法文所致。两次风潮，起因不一，矛头所指，一为本国学校当局，一为外国教会。学生所争者，或为言论自由，或为民族尊严。要之，均是对于外部压制的反抗，且与江浙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连成一气，显示了“学生社会”的风气变化及其“权势”的上升。尽管论者对这些学潮褒贬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堂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已逸出固有轨道，非复宁静的象牙塔。
在清末的十多年中，学潮的高发期为1903－1905年。此后，大规模的罢课、退学风潮较少出现，但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学堂内的自由、平等气氛愈加浓烈，民族民主意识勃然而兴。一些革命党人甚至阳托办学之名，而阴行革命之实，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社会功能的学堂变成了革命的枢纽机关。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一所专为归国留日学生所设的新式学校。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其激进一派即主张回国自办学校。1906年3月，经多方努力，中国公学正式开学，校址原在北四川路，1909年迁至吴淞。中国公学原本“含有对外之性质”。众人抱定“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以“与列强共竞存于二十世纪淘汰残酷之秋” 21之旨办学，意在培植“通才”，为国家立强盛之始基。中国公学的学生来自江、浙、皖、川、滇、黔、陕、豫、湘、鄂、粤、桂等省，堪称是“全国人的公共学校”。学校开办后，成立了校友会，大家立约自治，实行民主管理，“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因而校内“一切组织都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22
中国公学内聚集了很多关心时事而又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爱国志士，其中既有少数主张改良的立宪分子，更有不少革命党人。据说，当日自日本回国坚持留沪的300余人中就有4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至公学开办以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前后将近百人”23。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于右任、马君武、宋耀如、沈翔云、彭施涤、张邦杰、黄兆祥、谭心休、熊克武、马宗汉、陈伯平、但懋辛、任鸿隽等。因此，校内革命气氛很浓，学生创办了具有革命倾向的竞业学会，发行《竞业旬报》，还私下传阅《民报》、《革命军》等革命书刊。更有甚者，一些人还以学生或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直接参与秘密革命活动。往来于四方的革命党人，如陶成章、秋瑾等，经过上海时，也都在此驻足歇脚。公学因之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机关。曾在此就读的胡适后来回忆说：“中国公学的寄宿舍常常是革命党的旅馆，章太炎先生出狱后即住在这里，戴天仇先生也曾住过，陈其美先生也时时往来这里。有时候，忽然班上少了一个同学，后来才知道是干革命或暗杀去了。如任鸿隽忽然往日本学工业化学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学制造炸弹去了；如但懋辛也忽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同汪精卫、黄复生到北京谋刺摄政王去了。所以当时的中国公学的确是一个革命大机关。”24张承标也说，中国公学“由爱国运动而起，由革命志士创办，故校内爱国革命空气，极为高涨，学校创成为革命之枢纽机关，教职员及学生则多献身革命，助成开国大业。”25
综上所述，爱国学社与中国公学自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变相的政治活动场所。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与激进“新党”的政治活动有关，并非是新式学堂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上海的200余所学堂中，与此两所学堂相类似的学堂虽然并不多见，但在转型之际，由于外部思潮的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一味趋新，且好走极端却也是不争之事实，而青年学生所受影响尤甚。因此，从整体上观之，学堂风气开通，学生思想活跃，为激进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至于少数学生，“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昂然不受羁勒，激而横决，且有荡轶闲检，弁髦道德，蹂躏纲纪，狂诞肆意，至于不可穷诘”26，则又另当别论。
二、戏园：个体娱乐与革命宣传
作为公共娱乐机构，戏园是服务于人们休憩娱乐以及文化生活需要的场所。20世纪初年，在戏曲改良运动的影响下，上海的戏园开始向舞台化剧场方向转变，从演出宗旨、舞台设计到表演形式、表演剧目等都发生了变化，其社会属性与社会功能也相应地有所变化，转而成为变相或公开进行社会政治批判的活动空间。
开埠以前，上海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滨海小县城，文化生活相对而言较为寂寥。除了私人堂会和少数会馆、公所之外，虽偶有茶楼、茶馆进行戏剧演出，但并未形成专门化的戏园27。开埠以后，随着上海市面的日趋繁荣，各地移民的大量涌入，戏曲演出也日渐活跃。最初在上海演出的主要剧种是昆戏。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鸿福、宝和、大章、大雅等昆班。由此，也催生了专门化的戏园。
1851年，位于南市四牌楼附近的三雅园开张，上午卖茶，下午搭台演戏。这是开埠以后上海最早的对外营业性质的戏剧演出场所，所演仍为昆戏，一度曾吸引“城外人向城内跑”。然而，好景不长。1854年，三雅园在小刀会战事中毁于兵火。咸、同年间，徽班从扬州一带来沪，一些新开办的戏园，如一桂、久乐等，“所演之剧皆系徽调”28。于是，“昔之崇尚昆曲者一变而盛行徽调矣”29。不久，京班又接踵而至，燕台雏凤，誉满春江，徽调也日渐式微，上海剧坛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67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法租界石路南靖远街创办满庭芳，从天津邀来一批京班艺人演出，是为京剧首次进入上海。沪人初见，趋之若鹜。一时间，“都人士簪裾毕集，几如群蚁附膻”30。同年，浙江定海人刘维忠在五马路宝善街开办丹桂茶园，从北京请来三庆、四喜等著名京班，角色整齐，行当分工明确，演出文武唱做俱全，令上海人大开眼界，夜夜座无虚席。31
满庭芳与丹桂的成功，揭示了上海人娱乐时尚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也标志着上海的戏曲演出活动在经历初期的昆、徽争哄之后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此后，各具特色的舞榭歌楼、茶园酒肆，蜂拥而起，连薨接栋，争奇斗胜，生面别开。如金桂园、大观园、天仙园等，皆颇负盛名，与丹桂并称“四大京班”；次之则有宜春园、满春园、富春园、和春园、长春园等。32据统计，开埠以后至1912年以前，上海先后有大大小小戏园120多家。33所谓“梨园之盛，甲于天下” 34，洵非虚语。
至光绪初年，京剧已成为上海影响最大的剧种。入戏园，观京剧，成为沪上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之一。一首海上竹枝词如此描摹戏园：“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弟子，来从京国更风华。”梨园豪奢与京国风华，交相辉映，造就了一道最为绚烂的人文景观。于是，在时人品题的“沪北十景”中，“桂园观剧”便赫然位列榜首。35风气所及，凡官府宴客、士绅聚会、商人社交乃至妓女出局，也无不以演唱“京调”为时髦。
京韵悠长、余音袅袅的京剧表演，令人流连忘返。不过，从戏园所排演剧目来看，还多是些传统戏，“虽尽多忠孝义烈、可歌可哭之类，可以感动观众，激励薄俗”36，但其题材无外乎才子佳人、神仙鬼怪、英雄豪杰、历史故事之类，如《蝴蝶梦》、《翠屏山》、《荡湖船》、《凤连山》、《宝莲灯》、《华容道》、《战长沙》、《宁武关》等37，于社会教化或不无裨益，但对于社会现实、特别是对于时事政治则鲜有批判，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时至20世纪初年，因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戏园的舞台设计、表演形式、表演剧目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还出现了近代化的新式舞台。虽然此时戏园的活动仍旧是排演戏剧，但其社会功能已不仅限于娱乐，而是扩大到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
戏园社会政治批判功能的日趋凸显，是与戏剧改良运动的发展紧密相关的。20世纪初年，主张变革的新派人士无不以改良戏曲为急务，视之为启迪民智、改良民俗、开通风气、进行政治宣传的有效手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两个剧本，揭开了戏曲改良的序幕。1905年，陈独秀以“三爱”的笔名发表《论戏曲》一文，明确表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教师也”。在他看来，忧时之士虽多方筹划救国之方，但创办学校“教人少而功缓”，开设报馆、编撰小说等只能对少数识字的人产生影响，“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为此，他还提出了五条改良戏曲的具体办法，即：多排有益风化之戏；采用西法；不演神仙鬼怪之戏；不演淫戏；革除富贵功名之俗套。38天僇生则指出：“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盖戏剧者，学校之补助品也”。故而，他主张“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39
1904年10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明确宣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柳亚子极力主张排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等中外历史剧，以激励民众“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40而陈去病则呼吁青年志士积极投身梨园鞠部，“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以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41从该刊随后发表的几个剧本，如时事剧《安乐窝》、《金谷香》、《新上海》、历史剧《长乐老》、《缕金箱》、西洋剧《拿破仑》等来看，或直刺现实，或借古讽今，或以洋为鉴，较之旧式戏曲，不仅题材有所扩大，而且主题思想也多具革命性。《二十世纪大舞台》刊行两期即被清政府封禁，但它对清末戏剧、戏园的改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戏曲改良思潮的推动下，上海京剧界的一些著名艺人如汪笑侬、潘月樵、夏月仙、夏月润等开始排演一些含有政治变革要求的剧目。1904年秋，汪笑侬根据《波兰衰亡史》，改编为《瓜种兰因》，在春仙茶园上演，借波兰亡国之史实，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这是京剧舞台上最早的外国题材剧目。接着，汪笑侬又陆续排演了《党人碑》、《桃花扇》、《缕金乡》、《长乐老》等戏。与此同时，夏月润等人也在丹桂茶园演出《玫瑰花》等新戏。这些戏不仅在表演形式上有所创新，而且在思想内容上或公开或隐讳地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汪笑侬的表演，更是被誉为“独于黑暗世界中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的“梨园革命军”。 42观众在书函则说：“今笑侬以新戏改良，处处刺激国人之脑，吾知他日有修维新史者，必以笑侬为社会之大改革家，而论功不在禹下也”。43
正是在戏剧改良过程中，通过吸收借鉴西洋戏剧的表演形式和风格，逐渐培育出一种新的戏剧——新剧。新剧，又称早期话剧、文明戏，是一种以写实的语言与动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剧种，其在上海的诞生，最初是受到教会学校学生课余演出的影响。当时，圣约翰书院、徐汇中学等校常常于圣诞节之际演出诸如《浪子回头》之类以宣传宗教为主题的短剧。受教会学校的影响，南洋公学、育材学堂等一些中国学校的学生也开始编演时事剧，如《六君子》、《义和团》、《张文祥刺马》等。1905年，民立中学学生汪仲贤（后更名汪优游）等组织“文友会”，并假城东昼锦牌坊陈宅演出《捉拿安得海》、《江西教案》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戏”44，反响颇佳。
对于近代戏剧改良而言，早期的学校剧只是一种新的尝试。学生的演出，“没有唱腔和舞蹈，也没有锣鼓和乐队伴奏，而仅以台词构成全剧”45，在剧目编排、表演技巧等方面都还十分粗糙，而且也没有舞台布景。但它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表演手法上注意模仿西洋戏剧趋于写实的风格，形式较为新颍；二是贴近现实，“一开始就是同当时人民所关心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结合着的”46。所以，引起了一些戏剧爱好者的关注。此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剧团体，并尝试排演新剧。不过，1907年以前，新剧大多只在学校以及私人集会场所排演，“仍然是课余或业余消遣活动，并非职业性质”。47
1907年10月，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组织“春柳社”，排演《茶花女》片段与《黑奴吁天录》而大获成功的鼓舞，浙江人王钟声、沈仲礼等人在上海组织“春阳社”，并假圆明园路兰心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此为新剧首次在剧场中采取分幕编排、西式布景的大规模演出。继之，春阳社又在辛家花园演出《张文祥刺马》，还在张园为筹款进行演出。481908年2月，在浙江旅沪学会的集会上，春阳社长沈仲礼还专门向与会者介绍“戏剧改良之作用”，并组织演出《吊郎汤》、《黑奴吁天录》，其“悲歌慷慨之态，令人感愤”。49
除了组织春阳社之外，王钟声还与马相伯以及曾在日本参加春柳社的任天知等人合作，创办了通鉴学校，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提倡戏剧改良的新剧学校。日后成为新剧界名角的汪优游、查天影等均曾加入其中。50王钟声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51 因此，学校在招生时虽以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并开设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舞蹈、戏剧等科目，但实以组织学生排演新剧为宗旨。王、任二人还合作在宝善街春仙茶园演出《迦茵小传》。此后，又不断演出如《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宣传革命、讽刺权贵的新戏。52
自王钟声创设春阳社与通鉴学校之后，一些新派人士群起而效尤，纷纷组织新剧团体。53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任天知于1910年12月成立的进化团。该团组建时，登报征招演员，一时爱好新剧者，如汪优游、陈无我、范天声、秦哈哈、陈大悲、王幻身、张治儿、陈天晓、陈镜花等，争相应募。54进化团“可以算中国新剧的第一个职业团体”55，曾先后至苏州、南京、芜湖、汉口等地演出，所演剧目大多是时事新剧，如《血蓑衣》、《东亚风云》、《尚武鉴》、《新茶花》、《安重根刺伊藤》、《恨海》、《血泪碑》、《共和万岁》、《新加官》等。这些剧目极力颂扬民主、自由等革命思想，猛烈抨击清政府统治的黑暗与腐朽，发抒了人们久郁的愤懑与不满，因而颇受欢迎。56
随着新剧表演的不断推广，上海出现了新型的剧场化“舞台”，并将戏剧改良推向大规模的舞台实践阶段。1908年，沈缦云、姚伯欣、张逸槎等士绅联合潘月樵以及夏月珊、夏月润仲昆在南市十六铺创建“新舞台”。新舞台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新式剧场，“一切建筑装置多欧化”，废弃了旧式茶园三面敞开的带柱方台，改为半月形的镜框形舞台，并采用机关、灯光、硬片、软片、附片等布景。57因此，整个舞台不但建筑规模宏敞，而且景象逼真，活泼生动，“既有山林旷野，也有曲院洞房，配合剧情，增加了观众的现实感和优美感”58。
新舞台之“新”，绝非仅因其舞台设计新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演出剧目与表演方式等方面。潘、夏等人在此排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如《潘烈士投海》、《黄勋伯》、《赌徒造化》、《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恨》、《黑籍冤魂》等。这些剧目，或警人心之萎靡不振，或策团体之涣散不坚，“或唤起民族主义思想，或讽刺社会现状，取材颇有新意” 59，“演之亦足以鼓励人心、唤醒迷梦”60。如《明末遗恨》，取材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其写庸相之误人，奸党之卖国，外戚之赢利罔私，勇士之慷慨激昂，烈女之报仇血恨，莫不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使观众在欣赏高水平的戏剧表演的同时，得以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自然而然生发出“毋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慨。61而《黑籍冤魂》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以致家破人亡的悲剧，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受到鸦片毒害的情况，在观众中更是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62
新舞台“乃是旧戏新演的场所，也是新戏旧演的场所，在现代戏剧史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场所”。63实际上，自王钟声组织春阳社起，新剧表演就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演戏的目的是从爱国思想出发，鼓吹革命，所以在戏里时有长篇演说”。64新舞台创建后，这种夹杂演说的戏剧表演方式，迅速风行开来，甚至还引起了表演角色的变化，出现了“言论派正生”一角。所谓“言论派正生”，“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是经常发议论的。这样的角色，多半属于爱国志士一类”。这类角色虽然后来蜕变为演员在舞台上的自我表现，但在辛亥前初兴时，不仅在形式上较为新颖自由，而且还使演出更具有鼓动性，使剧情的革命主题更突出、鲜明，“颇合当时观众的心理，而潘月樵的议论，夏月珊的讽刺，名旦冯子和、毛韵珂的新装苏白，也是一时无双”，令人回味无穷。65
在新舞台的带动下，上海的戏园相继向舞台化剧场方向转变，陆续出现了文明大舞台（1909）、歌舞台（1910）、共舞台（1910）、新新舞台（1912）等一批新式剧场，如。从演出者来看，不仅有旧艺人，更有一批受西方思想濡染的各界人士，“像春阳社这样的组织，里面有绅士，有买办，有商人，有学生，成员是很复杂的。”66他们把戏剧演出视为一种开启民智、宣传革命的手段，编排演出各种时事新剧、外国剧和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历史剧，“在戏的内容方面都含有民族思想和社会改良观，故事说白比较近于平凡，能使得妇孺皆知”。67
天僇生曾指出，旧式戏园，“其所演者，则淫亵也，劫杀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词曲雅驯者，十无一二焉，求其与人心世道有关者，百无一二也”。68此语虽不无以偏盖全之嫌，但一般而论，旧戏所演，“谋于目者，皆忠孝节义之陈迹，谋于耳者，尽肃雍和蔼之正声”，无论情节如何曲折，内容如何生动，表演如何精彩，大多远离社会现实，缺乏明确的社会政治批判意识，却是不争之事实。诚如姚公鹤所言：“以原有之戏曲，街谈巷议之故实，靡音曼节之淫词，供旧社会之玩物，赏心则有余，谋新社会之移风易俗则不足。”69欧阳予倩对新旧戏也曾作过一番对比：“旧戏舞台上反映的历史事件，表演的是历史人物；新戏所反映的是当代的生活，当代的人物；用新的戏剧形式，表现着人民切身的社会问题，和人民自己最熟悉的、体会最深的社会生活；新戏一出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70
因此，较之于旧式戏园，新式舞台已转变为变相的政治宣传场所。通过新式舞台上的戏剧演出，在潜移默化之中，把市民的目光由狭隘的私人小天地引向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由个体性的娱乐欣赏引向集体性、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化、政治批判，并最终汇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三、惜阴堂：私宅与政治集议
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自律性的公共活动场所，不仅出现在学校、戏园之中，甚至还通过私人交往关系而扩大到私人寓所。比如，郑孝胥的海藏楼、伍廷芳的观渡庐、李平书的贞吉里寓所等，就时常嘉宾云集，高朋满座。聚集在这些私人寓所的宾客在宴饮清谈的同时，还讥议时政，筹划方策，结果使得这些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私宅变成了某种变相的政治性或准政治性的公共活动场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赵凤昌的私寓“惜阴堂”。
赵凤昌，字竹君，号惜阴，江苏武进人。少时家贫，入钱庄习贾，后纳赀捐官县丞，分省广东候补，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粤督曾国荃幕府。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赵入张幕。1889年，张之洞转任湖广总督，赵随之入鄂，充任机要文案。赵凤昌敏于幕道，“通达政事文章”71，时或代拟公牍文电，“模仿之洞书法几能乱真”72，故而颇得张之洞的信任，被倚为左右手，但也不免为人所妒嫉。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牵及藩司王之春及赵凤昌。廷旨着刘坤一、李瀚章确切查明，据实奏覆。结果，张、王“毋容置议”，而赵因“不无在外招权之事”73，“不恤人言，罔知自爱”74，被革职，勒令回籍，永不叙用。为了安慰赵凤昌，张之洞特为其在武昌电报局安置一挂名差使，予以支薪。75
赵凤昌被革职后，并未回到原籍，而是来到上海，先在华界住了一阵子，不久即在公共租界购地10亩，建一英式楼房，前后五间，两层半，取名“惜阴堂”，前门为南洋路10号（1943年改为南阳路154号），后门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76。闲居在沪的赵凤昌已无官守，但他并未完全远身政治，实际上是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藉以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为张之洞提供消息，出谋划策。77 因此，自息影沪滨之后，赵凤昌虽闭关却扫，脱略公卿，但他与江浙地区的官绅往还密切，在官场之外建立起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并藉以在各种势力之间穿梭往来。
义和团运动期间，寓居在沪的赵凤昌除每日与武昌方面保持密电往来，及时向张之洞“报告外人对于此事件的消息与国际的情势”之外，还时常与何嗣焜等人计议密商。78在策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赵凤昌作为张之洞方面的代表，既在幕后出谋划策，又奔走于地方官绅与西人之间，穿针引线，周旋调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庚子以后，赵凤昌俯察时事，“感怅清政之不纲，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能转祸为福”，益加注意结交各方人士，“贤士大夫之过谈者，所聚益众”。张謇、汤寿潜等人时来会聚，自不待言；其他各地名流士绅，如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庄蕴宽、王清穆等“凡过沪必就谈大计”。蒋作宾、何成浚、李书诚等留日学生往来上海，亦必至赵寓盘桓，“述彼邦治道”。791906年，张謇、郑孝胥等人在沪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赵凤昌于1909年应邀入会，他不仅以会员身份“参与会事”，还时常与一些“新知旧雨，抵掌斗室”80。虽然赵凤昌等人当年究竟如何策划密商，现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预备立宪公会的一些幕后决策，与惜阴堂必有关系。
事实上，由于赵凤昌阅历丰富，人脉深厚，又熟悉政情，洞悉时事，因而惜阴堂一直是上海地方绅、商、学界聚谈集议的主要据点之一。黄炎培回忆说，辛亥革命前，“上海有一群政治意识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倾向于推翻清廷，创立民国的战友。中间教育界为主力，包括新闻界，进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辈如马良（相伯）、张謇、赵凤昌（竹君）、姚文枏等。” 81这些人经常集会，其集会地点，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上海工巡捐局、《时报》馆的息楼之外，另一处就是赵凤昌的惜阴堂。
所谓“推翻清廷”、“创立民国”云云，对于黄炎培而言，或许确为其真实想法，因为他早在1905年就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但如若声言此一群“战友”皆有倾覆清廷之志，恐怕多少只是回忆者在建构个人化历史叙事过程不自觉地运用“加法”（葛兆光语）的结果，未必完全合乎历史的本相。毫无疑问，上述诸人都主张实行某种政治变革，但揆诸他们的政治立场，大多属于温和的立宪派。而黄炎培当时所担任的几个重要社会职务，如江苏谘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教育总会常任调查干事、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等，也都还属于体制内或体制边缘的角色。由这些社会职务以及因这些职务而发生的社会交往关系所界定的社会身份，与那种以倾覆政府为职志的革命者的形象也还有不少距离。不过，黄炎培的回忆确也表明，这群“战友”都是些热心时事而倾向于变革的有识之士，他们的集会不完全是一般意义上的友朋雅集，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惜阴堂绝非单纯意义上的私宅，实际上还担负着某种政治集会的功能。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时常在惜阴堂集会的，以地方绅、商、学界名流为主，多属温和的立宪派人士；那么辛亥革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旧官僚以及革命党人亦时来会商议事，惜阴堂转而成为南方各派人物的集会之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上海，各方人士奔走联络，积极图谋大举。10月15日，赵凤昌打电话邀请黄炎培等人到惜阴堂，与张謇、马相伯、姚文枏等“商讨时局前途应付办法，定了一些策划”。82次日，黄炎培、沈恩孚、雷奋、杨廷栋等邀请张謇根据先前的“策划”，到苏州与苏抚程德全商议，并由张謇代为草拟《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要求清廷组织责任内阁，“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83。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惜阴堂一直是张謇等人密谋策划的主要场所之一。
起初，张謇、赵凤昌等一度还希望清廷通过组织责任内阁，尽快实行宪政，以消弭内乱，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很快就本着“保将来中国”的立场而改弦更张。为了策动各省响应义举，赵凤昌等人“展（辗）转约各省籍友好，无论其为赞成共和与否，均来惜阴堂集商。奔走最力者，苏人黄炎培、沈恩孚、孟森、刘垣、冷遹、雷奋、浙人褚辅成等。”张謇亦以江苏谘议局局长的身份，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响应，“于是先后至者十余省，晨夕相见于惜阴堂。卒以十余省代表之力，奠南京临时国会之鎡基，壮图宏举，共商惜阴堂斗室之间也。”84据回忆，经常到惜阴堂“商讨大计”的革命党人有黄兴、汪兆铭、章炳麟、宋教仁、章士钊、于右任等。85此外，“若山西景耀月、直隶张继、山东丁世铎、云南张耀曾等，过沪必先来陈说当地情事，徵问进止，一堂济济”。客寓惜阴堂的庄蕴宽还不时邀集旧部党人钮永建、王孝缜、赵正平等前来议事。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知革命计议多在惜阴堂，亦来与会”。浙江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则通过汤寿潜的介绍，前来惜阴堂与会。86惜阴堂成了南方各派力量商讨革命大计、部署军政事宜的中枢机关。
11月初，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光复，东南地区“文明大举，大势已成”87。至11月中旬，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宣布独立或脱离清政府。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机关。11月11日，江、浙、沪三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联名电邀各省派代表来沪共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事宜。15日，江苏都督代表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长民、潘祖彝等决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88此后，各省代表连日在沪开会。开会的主要地点是县城西门外斜路的江苏教育会会所，而幕后密商则在惜阴堂。惜阴堂因之“成为当时讨论国事的会场”，“会议内容都是有关全局的大事件，如国体问题等”。89经过密商，张謇、赵凤昌、马相伯、姚文枏、沈恩孚、黄炎培、雷奋等人作出一项重大决策，即鼓动袁世凯转向共和，诱迫清帝退位，由袁来统一全国各方力量，建立稳固的政权，并决定推举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张一麐赴京，对袁进行工作。此即所谓的“惜阴堂策划”。90
苏沪光复后，武汉战事未已。已经独立的地区各自为政，无所统隶，“于是惜阴堂宾客云集，论政以外，兼及论军，皆以增兵筹饷为言，请缨代伐为志”。不仅胡汉民、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等各省都督时来惜阴堂商洽，其他各地民军首领，如原第九镇统制、苏沪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第八师军人张厚琬、李书城、黄葆苍、陈元白、镇江都督林述庆、江北都督洪承点、吴淞总司令李燮和、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以及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素等亦杂沓纷至，前来会商。一时间，惜阴堂车马填咽，户限为穿。91
1911年12月1日，因汉阳失守，黄兴被迫返抵上海。他一到上海，就对《民立报》记者表示：“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统一。”92作为“谋政治统一”的第一步，黄兴首先就是到惜阴堂与张謇等人会晤。12月2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黄兴自汉阳来沪，寄居南阳路，非熊宅，必赵宅也。报言，程德全昨日来沪，与季直、平书等会议，必因汉阳失败，南京固守，故谋办法。”3日，郑孝胥再记：“报言，革党已陷南京，张人浚、铁良避登日本船，张勋走江北。是夜，程德全、汤寿潜皆至竹君宅中议事，车马甚多。”934日，沈恩孚、俞寰澄等十四省代表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等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决定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94毫无疑问，此一决定与前一天晚间的惜阴堂“会议”当不无关系。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抵达上海。当日午后即应伍廷芳之邀至观渡庐，与南方党人相见，“互商要政”。95次日，他就来到惜阴堂征询意见，并会见各省代表，“对各方人士慰勉有加，深以革命大业得各省热心革命人士努力完成，克偿初愿为庆，并谆谆告诫，应以统一建国，网罗人才，策划财政为当前要务”。96应孙中山之询，赵凤昌还“一一陈说沪汉情事”。此后，孙中山又多次前往惜阴堂，就“统一建国诸要端”，与赵凤昌等人磋商，并达成“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为当务之急的共识。通过赵凤昌的介绍，孙、黄还与寓居在沪的熊希龄在惜阴堂会晤，共商财政大计。在酝酿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孙、黄等人又多次前往惜阴堂征求意见。赵凤昌建议：“建基开府，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97此后，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均受邀进入南京临时政府，形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掌权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当然主要是由各派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但与赵凤昌此前的建议恐亦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惜阴堂不仅是南方革命党人、立宪派以及旧官僚聚会讨论时局的主要据点，也成为南北双方联络沟通、交换意见的秘密通道和停战议和的主要场所。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原本天下一统的政治版图分裂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营垒。双方一度处于危疑、观望之中，由此也形成了罢兵和谈之一线端倪。从旧官僚营垒中出来的赵凤昌熟悉北方内情，遂通过其妻弟、也是赵秉钧部属的洪述祖与袁世凯集团进行联系。北方也由洪述祖以私函的方式窥测南方的意旨。赵以此商之于南方党人，孙中山、黄兴皆表示：“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且足补南军之拙，惟当得其人而语之耳。”赵凤昌遂力举唐绍仪，得到孙、黄等人的认可。98
12月初，唐绍仪作为北方和谈的总代表南下议和。唐于甲午以后曾在上海作寓公，与赵凤昌本为旧交相识，深知赵与张謇私交甚笃，所以他于12月17日辗转到沪后，立即到惜阴堂造访赵凤昌，并要求代约张謇晤面。见到张謇后，唐绍仪首先代表袁世凯转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99当日，唐、张等人“即席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谓来日所议，仅成此局之步骤耳”。通过赵凤昌的介绍，唐绍仪还与孙中山、黄兴等在惜阴堂会晤，彼此之间推诚相见，尽掬肺腑，甚为融洽。100
12月18日，南北议和代表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议。自18日至31日，双方先后进行了五轮会谈。作为分属于不同营垒的谈判对手，唐绍仪与南方和谈总代表伍廷芳在谈判桌上不能不有所争持，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其实真正的幕后交易都是在惜阴堂进行的。唐、伍二位广东同乡，白天“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晚上则同往惜阴堂“聚谈”，“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目的”。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亦直接参与密议。南方代表魏宸组后来对人说：“所有议和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101南方代表团秘书余芷江则回忆说：“这次议和是一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定，等等。重要问题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的优待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要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并不公开。”102 北方代表冯耿光也说：“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曾在赵家聚会。”103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在赵凤昌、张謇等人的布置下，又在惜阴堂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至此，和平统一的大局已定。
清帝退位后，南北双方对于拥袁为大总统并无异议，但在国务总理人选问题上出现分歧，不得不继续磋商，主要谈判地点仍为惜阴堂。南方坚持内阁总理由同盟会会员担任，而袁世凯坚决反对。赵凤昌遂建议唐绍仪先加入同盟会，然后再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孙中山、黄兴等人当即明确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104尽管袁世凯对此不甚满意，但迫于形势，也只得接受。不久，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正式成为内阁总理人选。
此后，南北双方在内阁阁员人选问题上又再度争持不下，讨价还价，往返折冲的幕后交易场所仍是惜阴堂。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纪》一文中写道：“时唐日在惜阴堂与汪兆铭、张謇、熊希龄、宋教仁、章士钊等计议，孙、黄亦间至抒所见，佥求融南北新旧于一炉，务使人得其平，官尽其守。唐于革命为后进，于孙、黄、汪、宋诸党人为新交，则遇事常商之先公。袁多索名额，颇涉自大，非南中所能忍受；而南人又竞求显宦，视若酬庸，虽孙、黄亦穷于应付其事，视前拟临时政府名单为尤难，折衡进退，函电交驰，一拟数改，始勉定议，南北无违言”。105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惜阴堂已从私人寓所发展成为政治集会之所。作为私人寓所，惜阴堂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为居家养性提供私人活动空间。但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各派政治人物，纷至沓来，汇聚于此，或联络声气、沟通消息，或交换意见、决疑定计，惜阴堂由此转变为一个具有“公共性”的政治集会之所，成为一个调和新旧、融合南北、化解矛盾、消弭分歧、积聚共识的意见折衷之所。惜阴堂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主人赵凤昌交游广阔、人脉丰沛，另一方面也是时局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惜阴堂自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公共活动空间。1938年赵凤昌病逝后，刘厚生曾撰祭文一篇，内中有言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客，呱呱民国，于兹诞生。”106事实上，惜阴堂不仅是“民国”诞生的“产房”，即便是民国成立以后，在诸如“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以及反对张勋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这里也还时常是满坐宾客，计议策划，再度为这一政治性的公共活动空间增添许多新的色彩。
四、结语
上文所述的书院与学堂、戏园、惜阴堂是三种不同类型的交往场所，原本具有各自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基本社会功能，未可一概而论，且与时事政治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瓜葛。但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三者都逸出了各自原有的发展轨道，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作为知识教育机构的学堂转变为变相的政治机关，作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戏园转变为政治宣讲所，而作为私人居家生活的私宅则成了政治集议之地。由此，三者的社会属性也相应有所变化，转而成为独立于国家政治权力控驭的具有自主、自治特征的公共活动空间，并在历史叙事中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政治批判性。
毫无疑问，这三种交往场所的“异化”，都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但作为“异化”的产物而形成的渐成组织化、制度化的公共活动空间，却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清末上海这一特定独特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独特的社会构造，是特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特定历史现象。无论如何，这些公共活动空间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公共领域的结构样态，也对上海城市的自主化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修真：《阅报之有益》，《觉民》第一期，1904年7月8日。
② 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卷九，“学校·书院”，同治十一年刊本。
③ 应宝时：《龙门书院记略》，引自姚明辉《上海的书院》，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5页。
④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⑤ 姚明辉：《上海的书院》，《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4页。
⑥ 姚明辉：《上海的书院》，《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6、17页。
⑦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士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⑧ 姚文枏等纂、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十八，“人物·张焕纶”，上海南园刻本1918年版。
⑨ 姚文枏等纂、吴馨等修：《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两等小学堂”。
⑩ 《南洋公学的一九○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4－65页。
11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三卷“晚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12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4－56页。
13 《南洋公学的一九○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68页。
14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7页。
15 《爱国学社之章程》，《选报》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16 《南洋公学的一九○二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71页。
17 据《童子世界》第32号《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记载，仅1903年5月17日的调查，学社社员中可称为“主人翁”的就有132人。
18 俞明夷：《蔡元培与光复会的草创时期》，《辛亥革命回忆录》（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页。
19 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
20 钱瑞湘：《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4月10日。
21 《湖南姚（洪业）烈士遗书》，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29页。
22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745页。
23 张承标：《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740页。
24胡适：《中国公学校史》，《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745页。
25张承标：《中国公学创办的回忆》，《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744页。
26 《论自由必先具裁制之力》，《东方杂志》第1年第10期，1904年12月1日。
27 晚清时期，人们对旧式戏剧演出场所的称谓不一，或称茶园，或称戏院、戏园、戏馆等，但以称茶园较为普遍。
28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29 胡祥翰：《上海小志》，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30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31 张古愚：《上海京剧忆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戏曲菁英》（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32 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33、116、156页
33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上海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665－675页。
34 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101页。
35 葛元煦：《沪游杂记》，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50页；王韬：《瀛壖杂志》，第112页。
36 胡祥翰：《上海小志》，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第32页。
37 池志瀓：《沪游梦影》，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156－157页；曹聚仁：《听涛室剧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189页。
38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
39 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第13号，1908年2月8日。
40 亚庐（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0月。
41 佩忍（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0月。
42 亚庐（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10月。
43 美国留学生：《致汪笑侬书》，《二十世纪大舞台》第2期，1904年11月。
44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55页。
45 汤伟康：《新剧·文明戏·话剧》，《上海掌故》，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46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版，第53页。
47 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地方史资料》（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48 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50页。
49 《浙江旅沪学会大会纪事》，1908年2月25日《申报》。
50 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53页。
51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56页。
52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56页；高黎痕：《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27页；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50页。
53 这一时期的新剧团体主要有： 一社、乐社、慈善会、天义社、仁社、馀时学会、上海演剧联合会、亦社、文艺新剧场、广济社等。参见徐慕云《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128页。
54 高黎痕：《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30页。
55 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53页。
56 林道源：《上海职业话剧的起源》，《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50页。
57 王仲钧、胡仲龄：《上海戏园琐话》，《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200－201页。
58 郑逸梅：《新舞台和潘月樵》，《上海掌故》，第28页。
59 胡怀琛：《上海的学艺团体》，《通志馆期刊》第1卷第4期，1934年年3月。
60 胡祥翰：《上海小志》，胡祥翰等：《上海小志·上海乡土志·夷患备尝记》，第32页。
61 新舞台《明末遗恨告白》，1910年3月20日《申报》。
62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348页。
63 曹聚仁：《听涛室剧话》，第191页。
64 高黎痕：《谈解放前上海的话剧》，《上海地方史资料》（五），第127页。
65 曹聚仁：《听涛室剧话》，第201、192页。
66 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53页。
67 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第123页。
68 天僇生：《剧场之教育》，《月月小说》第13号，1908年2月8日。
69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70 欧阳予倩：《谈文明戏》，《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辑，第56页。
71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页。
72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93页。
73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64页。
74 朱寿朋编、张静庐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20页。
75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4页。
76 杨小佛：《辛亥前后的上海惜阴堂》，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
77 陈时伟：《赵凤昌》，朱信泉、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
78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7页。
79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246页。
80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47页。
81 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第81页。
82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3页。
83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898页。
84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48页。
85 潘仰尧：《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几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86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49页。
87 《赵凤昌致梁敦彦电》，《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52页。
88 刘星楠：《辛亥各省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页。
89 严独鹤：《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新闻界动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84页。
90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第9页。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6页。
91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50页。
92 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9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62、1365页。
94 刘星楠：《辛亥各省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48页。
95 毛注青：《黄兴年谱》，第158页。
96 潘宗尧：《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几件事》，《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97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50－251页。
98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52页。
99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94页。
100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53页。
101 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印行，第292页。
102 《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5页。
103 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62页。
104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第197页。
105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55页。
106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