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中是和现代化进程过程有着特殊的实践相联系的，其契机可以溯及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熟悉中国史的人们可以简单得出的推论。但是，我认为以前的学术界对于形成特殊的集体记忆的起源或者形成过程并没有倾注特别的关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溯及五四时期的天安门集会的形成过程，研究其中的各种各样势力的竞争和妥协的方法，希望不只是单纯的确认其起源，更重要的是纠明理解中国民主主义特质的起点。
北京皇城的正门，以“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意义命名为“天安门”，前边的广场在五四运动期间比现在的规模更小。1随着北京政府的成立，总统府的门前，位于新华门旁边的天安门广场 2，自然地就成为人们请愿的集结地。但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又成为各界民众(其中心是学生)集会示威的场所，在这点上它又有了新的意义。即，不是所有的示威都在这里挙行，(在对付帝国主义所招来的民族危机的状态下)只有全国民规模的争点所召开的集会示威才在这里。因此被称为“国民大会”。也因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民众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所以，以下我对天安门集会，不探讨它是以一种象征仪式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活，而是关注于围绕着这种集会的各种势力。
在天安门集会上可以动员以学生为主的民众，这个事实，不是由组织产生的，而基本上是由救国意志(或者民族危机)而引发出大义的作用，并且在没有代表此大义的机构的状态下，组成代表国民的国民大会，这成为惯例并一直延用下来。在这里，学生们自发的日常组织和联系网(比如说，在集会上揭竿而起的各种小组和学生会等)在后面支持着这个集会。像这样学生们并不是从日常生活的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抽象的动机来参加集会，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持续下去的运动体，集会散了以后马上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由此看来，用天安门集会来树立起新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这可能是学生运动的先天局限，但是若将此视为揭露中央政府正当性不足为其第一优先目的，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确是有效果的。
一、天安门集会的由来：民间庆典和政府活动
一般认为天安门广场从1919年五四事件开始被称为各界民众示威的集会场所。但此种形式在当时是首创吗？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以及随着这个集会的街头示威，实际上并没有计划。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行的历史事实而言，我们或可假设这个集会以前，应该有个既存的社会文化经验，让学生们可以利用。
首先，我们可以追溯的是民间的提灯游行。在官府的允许下，民间人士在节日的时候制灯，在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随意往来，这种习惯是从很久以前就在北京流行的。从阴历正月十三到十七日被称为“灯节”，这种气氛甚至比元旦更热闹。随着夜色的深入，无论商店还是住户都争先恐后地挂起灯。无论男女老少所有的人手里都提着灯毫无顾忌地往来于路上。3
其次，我们可以推测的是为纪念辛亥革命而举行的活动。 1912年满清政府瓦解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第一次庆祝活动是在1913年。换句话说，这个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初的共和国体政府”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庆大典。大总统在太和殿挙行了就任仪式以后，于午前11点登上天安门进行了阅兵式。4 1914年的纪念式有了更为系统的体系，学生们也开始参加此种活动。5 但是，这样规模的纪念活动，从此以后几年之内都没有再举行过。因国体的变动(推行帝制运动)发生了骚乱并因此没能进行祝贺共和政体的成立，随着袁世凯的灭亡，1916年和1917年的大总统举行的阅兵式，都不是在天安门，是在军队的驻扎地南苑。6 1918年连这样的活动也不再举行了。7
在这两种的经验的混合之下，于1918年11月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活动。8 11月14日，在天安门举行了由欧战协济会主办的学界的胜战祝贺活动。28日由北京政府正式举行庆祝胜战大会，在30日进行了提灯会。为了准备这件事，教育部在21日召集了北京各专门学校以上的校长，做了具体指示，安排了行进路线，即经过议院和总统府，绕过各国公使馆，最后到达参战督办段祺瑞住宅。9
这种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各国公使馆区域扩散，直到城东边的段祺瑞督办住宅，这整个过程是一次官民协调一致的庆贺活动10。参与过庆祝活动的学生们在5个月以后又重新复活了，但此种复活却有了新的意义。与此同时，不但整个北京而且是全中国都沉浸在这胜利的气氛中。然而战胜国之间的和会交谈却背弃了中国人的期待，这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北京的学生将庆祝游行的经验，转变为学生抗议和示威的运动基础。就此意义而言，一向为庆典和官办活动场所的天安门，从此转化为一种民间正在谋求新参政方式和实验的场所，开始具有划时代的新意义。
二、天安门集会的新的意义：批判中央政府的场所
中国人在庆祝战胜的同时，对列强国家在战后的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感到了巨大的失望。从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使北京的知识阶层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们义愤填膺，奔走相告，企图迫使北京政府不承认巴黎和会中的讲和条约。社会团体中的国民外交协会也阐明了他们的计划（将于5月7日(恰巧是国耻日)召开在中央公园国民大会的计划）。但是在前一年进行过抗日请愿运动的学生们认为，如果在5月7日召开大会的话，就来不及了。他们希望单独进行集会和示威，表达自己政治上的见解，所以在5月3日的晩间，各学校的代表们在北京大学举行了预备会，并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天安门在5个月以前曾是学生们庆祝胜利时大规模聚集的场所，所以，他们决定以天安门为集会场所对于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如果事态以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以及那段时间的街头示威为终止的话，那么5月4日在历史上不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关注。所有的人都知道被逮捕的学生以保释的形式被释放了，但是这个街头示威的消息却震动了全国。例如，仅仅在北京，学生们为了彻底的达到自己的要求进行了强行示威，以6月3日的大示威为高潮，之后持续的发展并扩散为各界民众参与的运动。也正因此，他们可以在6月10日这一天收到了3位官僚被罢免的消息以及28日拒绝在和会条约上签字的宣言。
从其结果中可以推测出，当时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已诞生了，通过这个方式各界民众参加到政府的决策中来。当时中央政府所在的北京，虽然因为外交问题使政府合法性受到了损伤，但是由此却揭开了在天安门进行政治集会的序幕。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示威的形式，往后成为北京所有政治集会的雏型。当发生政治争论焦点时，民间各个团体就在天安门举行大规模的国民大会，并随之进行街头示威来宣传他们政治主张的合法性(legitimacy)---反过来说，是在揭示北京军阀政权的不合法性---且在大会和示威中的主流仍旧是学生。
从宏观上来讲这种形式一直维持到20年代，但是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所获得的新的合法性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评价。比如说，当时的梁漱溟以现行的国家法律为基础批评示威的学生，但当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以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和现行法律的不恰当性对他进行反驳。这个事件表明对于当时国家权力合法性认识是多角度的。11 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天安门集会的合理性不是通过这些过程获得。天安门集会不是突然地确保了它新的合法性地位的，而是通过不断举行的集会和示威，在与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自己的合法性的。
1919年11月的福州事件天安门集会可以被认为是此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1919年11月16日在福建省的福州市学生们展开了排斥日本商品的运动，但遭到了日本领事的袭击。这个事件马上引发了全国性的民族运动。特别是在五四事件的发源地北京，以夏季为分水岭，使得逐渐冷却下来的学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11月29日和12月7日在天安门又召开了集会.12此次天安门集会也大致类似于上一年5月的集会，由民族问题引发的以民族的大义为名义，展开了以学生为主力的请愿、集会和示威。当局对其维持旁观的态度。但是这些集会也被赋予新的内容。从一开始此次集会和示威在前面就明确的阐明了代替辩护各界舆论的“国民大会”的形式，代表们召开露天会议并讨论示威日程和行动方针等。示威路线也被扩展了，甚至有往返城外的変化。这大体上是从1919年5月6月运动经验中总结出的结果。我认为特别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界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个事実可以看出这次集会比5月的集会具备了更完整的体系。这意味着今后天安门集会的一种“惯例”出台了。
三、天安门集会的激进化：追求新的政治权力
然而直到20年代的中期在天安门几乎没有举行过什么集会。在1920年1月有一次集会，13在2月4日和2月6日有过开集会的企图但却没有成功。14在此期间例外的是1922年10月的“裁兵大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隶派取得成功之后，吴佩孚一掌握北京政府力求“通过法统的统一”，随之出现了反响。北京的学界期待着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一方面提出“好人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召开了要求裁兵的盛大集会。15 在这期间，1923年夏季的北京政变曹锟腐败选挙等，当然有很多争端可能招来国民敏感的反应。但是在天安门几乎没发生过集会。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政府对于集会和示威改变了以前旁观的态度，进行强硬的镇压。所以，为了了解裁兵大会成功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当时很短时间里北京政府釆取的妥协方针16.
但是在这段时间的天安门集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以往的天安门集会和示威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是参加的成员更广泛了，有各种新的团体(特别是共产党系的)，还有不光是外交问题，即便是国内政治也可以成为集会的名义。这一焕然一新的面貌显示出天安门集会象征不仅仅是为了人民，为政治集团以及某种阶级利益也可以举行集会。17 特别是国共合作的成立，促使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学生们以公共争论来批判北京政府的新的形象出现了。1923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劳动节纪念大会就是这样一个事例。18
这些新的因素破坏了长时间的停滞造成了天安门集会的激进化。这是在另一次民族危机上造成的，即从上海传来的五卅运动的消息。从1925年6月1日北京报纸报道了此事，北京的学生为了支持上海学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19 最终在6月10日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国民大会。20
北京政府也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来限制这次天安门集会。上海的热浪和全国的呼应让北京政府感到无可奈何的政权危机。此后，天安门集会在酷暑的北京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
在1925年6、7月召开的天安门集会，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往的大会类似，事实上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在市中心行进的集会范围被扩展到了东西南北的全城。在6月14日的天安门集会上，北京学联会的代表孙光宇以主席的身份在报告开会的目的的时候说“以前的示威由于侧重于东城因此成了以请愿为主，但这次要以东西南北全方位示威进行来唤起市民的注意21”，由此可以看出集会的指挥部希望通过更广泛的宣传煽动来改変集会的性质。22 其次，由于自由讨论的导入，天安门集会逐渐显示出它的民主性来。另外，不仅是参与频率大幅増加了，同时也出现了劳动者涌跃参与的现象，但是最为明显的特征还是两个月期间集中出现的集会次数。
1922年10月的裁兵大会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集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変化。
天安门集会的形式中添加过来的这些新因素是因为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后的临时政府原来就缺少合法地位，(国共合作之下)国民党以国民会议运动为替代政权出现了，国共双方人士积极运作使五卅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新的要素一经显现，集会的性质就向激进化的方向发展。确实，在几个月后的11月的集会上(像下面写的一样)独立政权的构想被提出来了。
但是这样的变化同时也包含了问题的所在。因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不断召开集会，集会的象征很容易地变成为日常性的了，并且出现了脱离以往集会的惯例的现象。23 加之，北京政府在上海跟帝国主义进行了妥协之后，已经不可能对天安门集会袖手傍观了24，因此集会很难继续存在下去了。此时为了重新调整不平等条约体制在10月召开了关税会议，这个会议一召开，天安门集会就进一歩激进化了。
10月25日和26日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在天安门上召开了。跟以前大不一样，警察和示威队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着冲突的加剧，集会的焦点越来越鲜明地指向了反对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军阀政权。终于在28日和29日这两天里树立起了替代北京政府的革命政府的旗帜，使事态发展到顶峰。25
这两个日子里的集会显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式样。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以学生为中心、各团体联合的集会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这次集会上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的筹划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次，从外表上看，可以看作是“暴动化”。但是，无论如何，它没有仅仅停滞在以往国民大义的旗帜下，进行天安门集会用以揭示北京政府的不合法性，而是上升到以集会合法性来替代北京政权本身。也就是说，立志于树立新政权。
我们从以前的叙述上可以看出5五卅运动以来天安门集会日趋激进，所以当然不能说这次“首都革命”是突发的事态。但是，六，七月以来两三个月里发生如此频繁的集会光从集会本身上的因素来说明那也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两天之后的天安门广场又回到了日常的街景，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成果。26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自然转向于天安门集会的这些新的面目对于其合法性起了什么影响。关于此问题在上面已经略微的展示出来了，国民大会在性质上被添加了政党的因素，让以往集会的合法性发生了转换。这个新的因素产生不可能不与以往的集会惯例产生冲突，而为了克服这种冲突就要确保动员民众的形式。并且，更重要的是集会方式的变化意味着旧有的框架已经变成新的框架，这就是革命。但是，这个转变在当时并没有被充分的树立起来，所以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即一方面要依存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另一方面要利用以往天安门集会的合法性以及框架(就是国民大会)。27 充分地表现这一矛盾的时期就是在3个月之后发生的三一八事件上。在此事件中死亡47名，负伤154名，这样大的牺牲是向知识阶层宣告“恐怖时代”的到来，是前所未闻的惨痛。追纠此事的责任所在，在政府当局和主导示威层之间发生了争论。
在此争论中引人注目的是集会指挥部的“道义上的责任论”。迄今为止领导天安门集会的指挥部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构成的。但这种机构不是常设的，而是每次发生外交问题时才临时组成的协议体，联合会事实上也是以学界为主流的。28以学生的联结为基础再加上学界名流的协力，是在当时已经公开的事实。然而改组以后的国民党注意到青年运动以后，特别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集会的指挥部性质发生了变化。又加上，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好几个派系，这些派系在五卅运动以后发生了纠葛，所以这样的事情当然会影响到天安门集会指导层的内部。这种组织主导的天安门集会，对普通人来说，不是由国民大会而是由“党争”所产生。因此对集会的合法性本身就可以提出怀疑。当时的北京政府也当然理解这件事情，因而可以驱逐天安门集会的指导者于“赤化”势力。我们可以看出，在天安门集会上为“革命”和“讨赤”这二者理念所构成的新的对立结构已经登场。
四、庆典，天安门集会的复活？
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以后在天安门广场没再发生过什么集会。在此之后的两年，1928年7月7日的午前9时，尽管天气酷热，但仍有两百个团体六万余名以上的人士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上召开集会。即“北伐胜利欢迎革命大会”。在天安门上设置了主席台，围绕主席台四周放置了演讲台，在每个讲演讲台上飘扬着国旗和党旗，在这周围是孙文总理“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主席台以市党部委员，总商会，学生联合会，总工会和妇女协会等代表们组成。集会的顺序是以放礼炮为宣布会议开始的，之后对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进行三鞠躬，三分钟的黙哀，接着主席宣布会议目的的报告，讲演，临时表决，口号提唱，奏乐之后，就解散了。
因为人们站很长时间，又没有街头示威。因此在天安门前面燃放了爆竹。民众欢呼着在街上互相拥抱。晩上，举行了各个团体参加的提灯会。首先是参加的群众在天安门聚会，之后进入中央公园，再次从公园后门走出经过西四牌楼，到达东单牌楼再返回天安门。沿途上欢呼口号，在天安门和中央公园一帯燃发了礼花，大会以此构成了壮观的景象。29 1928年7月的“歓庆北伐胜利大会”里重现了1918年的“庆祝胜战”庆典的惯例。官․民一起举行了活动和莲灯队伍的并行。换句话来说，天安门集会的意义不仅是批判北京政府合法性，也有庆祝新政权的意义。
蒋介石政权进入北京城以后30，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也不可能赋予那个政权以合法性的保证。蒋政权的合法性被摆在实验台上。但是新政府的首都很快从北京转移到了南京，因此天安门集会此后就失去了以往对中央政府进行批判的空间潜力。
1950年代以后天安门广场被扩展成建国庆典活动和阅兵式的场所，成为强有力的社会政权的象征。到了1980年代，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对权力进行批判的作用又重新复活了。具有双重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也重新进入了又一个竞争的过程。
1 20年代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侧，有很大的牌坊，南侧有城门楼，所以中间的空地不是很大，4,5千名左右的人们聚集的话很拥挤.王善中,《中国共产党与“三·一八”运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硏究室编, 《北京党史硏究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142页.
2 天安门的左侧西长安街上的新华门，是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以后，为了夸示权威，在总统府设立了正门，被称为“新华门”.参考强园, 《新华门今昔》, 《文史资料选编》 第8辑, 1980.
3《北京指南》 增订四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第2编礼俗, 6页.据李景武, 《北平风土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风俗硏究所,1967), 89页，其光景仿佛是西洋的圣诞节.
4 《大公报》, 1913.10.10, 10.11.
5《大公报》 1916.10.12; 1917.10.12。
6《大公报》 1916.10.12; 1917.10.12。
7《大公报》 1918.10. 12。
8《北京学界游行会志盛》， 《大公报》 1918.11.15。
9《未来之庆贺协商国战胜大会》， 《北京大学日刊》 1918. 11.22。
10《北京大学日刊》 1918. 11.22; 《庆贺协约国战胜大会参观记》《大公报》 1918.11.30.
11梁漱溟 《论学生事件》、 《每周评论》， 1919. 5.18. 这篇文章是再刊登在《国民公报》以前揭载的.其反论是知非《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每周评论》 1919. 5.18，以及《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每周评论》 1919. 5.18.这两篇文章全部是再刊登的.因示威被逮捕来受裁判的学生们的对国家权力的正当性问题的批判，从被拘留者许德珩等32人的面临法庭时的声明中可以看出. 《五四爱国运动数据》, 169∼70页。
12 《国民对于闽事之愤潮》, 《大公报》 1919 11.27;《闽事之昨闻种种》 《大公报》, 1919. 11.29; 《昨日北京学界因闽事大游行》, 《大公报》, 1919 11.30; 《关于闽事之昨闻》, 《大公报》, 1919. 12.4; 12.5; 《昨日之国民大会》, 《大公报》, 1919. 12.8。
13《昨日北京之学界》, 《大公报》, 1920. 2.1。
14《昨日之学潮》, 《大公报》, 1920. 2.6;《学生团大活动》, 《顺天时报》, 1920.2.6; 《被拘学生昨全释放》, 《大公报》, 1920. 5.25.;《政府严厉防止学潮》, 《大公报》, 1920. 2.7; 《渐归平静之京学潮》, 《大公报》, 1920. 2.10。
15《今日之国民裁兵示威运动》,《大公报》, 1922. 10.10; 《国庆之国民裁兵示威运动》, 1922 10.12,13 以及《今日之国民裁兵运动》, 《顺天时报》, 1922.10.10。
16 北京政府一边公开允许集会，但一边，像抵制北京附近的长辛店的铁路劳动者们的参与一样，对其进行了牵制. 《顺天时报》 1922.10.10 。
17 关于为了在北京政府内的派阀斗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在天安门上要借国民大会的名义的各种势力的动态，看《天安门之国民大会》, 《大公报》, 1922. 11.26; 《昨日国民大会之内幕》, 《大公报》, 1923. 6.9。
18 关于这次集会大公报的记者分析“北京各团体联合会是数个月以来政府在外交内战中没有特别的错误，所以借这次机会在天安门上召开了集会”.《昨日天安门之五一纪念大会》, 《大公报》, 1923. 5.2。
19《国内专电》, 《大公报》, 1925. 6.7,8。
20《国内专电》 6.11。
21 《国内要闻》, 《大公报》, 1925. 6.15; 《昨日天安门雨露天会》, 《顺天时报》, 1925.6.15。
22 在北京市内东西南北地域的居住民之间的差异，可以参照李景武, 《北平风土志》, 17∼18页.
23 一位淸华大学生对于既没有纪律又没有信誉，只是“在天安门上设立舞台”的示威学生有所批判过.自昭, 《论游行示威》, 《清华周刊》 24卷 3期(1925.9.25),138∼39页. 从同样的脉络上，秋学期开始，在知识层中关于学生的现实参与问题展开了“求学”或者“救国”的論争.呂芳上,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台北: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 1994; 白永瑞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硏究》, 一潮阁, 1994 。
24 政府从6月30日的示威开始干涉.参照在这个日子的《顺天时报》记事.
25《昨日各界又大示威》, 《顺天时报》, 1925.11.29;《市民迫段祺瑞下野》, 《晨报》, 1925.11.29; 《国民革命示威运动》, 《顺天时报》, 1925.11.30; 《昨日之国民大会》, 《益世报》, 1925.11.30.
26 据《昨日所闻之国立各校消息》, 《顺天时报》, 1925.12.3的报道，包括北京较大的大学已经归于正常的生活.并且事实是，在11月和12月这两个月中没有发生过一次集会。
27 对国民党一直有批判论调的《顺天时报》的社论从自己的政治上的立场来强烈批评这个矛盾.论说的扼要是集会应该以像从来的一般性的“国民运动”为止，不是这样，国民党利用集会显示“党争的色彩”的话，那政府也有理由干涉.《二十八九日之示威运动》, 《顺天时报》, 1925.12.2。
28 《学潮-----宦潮》, 《大公报》, 1923 3.6。
29以上的内容几乎完全是取材于当时记事的要略.《昨日天安门前之市民庆祝大会》, 《顺天时报》, 1928.7.8。
30 在北京，阎锡山军的一部的商震部队一入城，马上就从6月8日上午11开始举行变换靑天白日旗的“易帜”的活动. 《北都易帜记》, 《大公报》, 1928.6.10。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