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权能约束人的行动，但不能束缚人的心灵。文学是人类的心灵产物，在日本强权统治下的1932-1945年的中国满洲地区有自己的心灵史，有自己的文学。本文从被淹没的文学史料入手，梳理出1932－1945年中国满洲地区的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群落及其创作情况，较清晰地绘出其文学地图的经纬。
关键词：身份；群落；中国满洲；文学
“满洲”这一地理名称由来已久，指长城以北中国东北边疆，包括今天的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和河北省的北部地区，这个地区也历来被称为“关外”，是中国中原大陆（“关内”）御外的屏障。1949年以前，当灾难来临时，为维持“关内”的暂时和平，这里常常被首先被抛出 。
公元1932年，中华民国21年，在中国的满洲地区又产生了一种纪年表述方式――大同元年，日本国在这里孵出一个伪政治政体――满洲国。这种纪年方式及伪政体，一直持续到公元1945年，中华民国34年，以康德12年的名称结束。这14年的满洲常常被学界描述成殖民/反殖民、压迫/反抗、掠夺/反掠夺的规整平滑的政治经济斗争的载体，其内部蕴含的复杂丰富独特的文化现象很少被提及。笔者试图从满洲的文学入手，考察生活在1932-1945年中国满洲的作家及他们发表在当时当地传媒上的文学作品 ，梳理出当时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群落及其创作情况，努力掀开其文化的一角。
身处时空的凄厉变幻，敏感的心灵不会沉默，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感知周遭，在沦陷的满洲区域同样生活着以文学为志业的人群，他们没有家园，没有明确的文化身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文学。他们有的听命于某种召唤，以文学为工具进行各种层面上的抗争；有的在探索文学自身的各种可能，以此确定生命的意义；有的用文字来安慰、麻醉自己，有的为破碎的虚幻的理想而写作，还有人为生存而写作，为权势而写作……这些写作者用文字来感受粗砺的异态的生存时空，把一种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带入文学，出现了区别于其他时段、地域的独特的文学图景。这个文学图景虽然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绚烂的一幕，但却也是别具特色无法代替的一幕，对其他文学图景的描绘代替不了对这个文学图景的描绘，对其他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代替不了这个时空文学的阅读与研究。然而，这个特定时空的文学景观，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叙述中 ，几十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轻易地涂去了这个时空的文学，偶尔提到，也被淹没在“沦陷区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或以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代替之，还有的文学史采取最简单化的粗暴办法，把之“打入另册”，斥之为“敌伪文学”、“汉奸文学”。其中原因十分复杂，有文学史观的原因，更有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对此笔者将另辟专章论述。
生活在1932-1945年中国满洲地区的作家，来自于不同国族、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他们的作品形态各异，有各种态式的新文学的作品，有各式旧体文学，还有大量的非汉语写作：日语、朝语、俄语、尤太语等 。不同文化身份的写作者，自然形成了以下几个作家群落：1、满洲左翼作家群，2、满洲新进作家群，3、满洲闲情作家群，4、满洲日系作家群，5、流寓满洲作家群，6、帝制大臣作家群。其中满洲新进作家群和日系作家群是当时文坛的主力，其内部结构也最为复杂。
1、满洲左翼作家群
满洲左翼作家群在现有的研究资料中一般被称为“北满作家群”，主要指九·一八事变后在哈尔滨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文艺运动的作家群 ，以金剑啸 、舒群、罗烽、姜椿芳 等共产党作家为中心，萧军、萧红、白朗 、金人 、塞克 、唐景阳 、方未艾 、侯小古、关沫南 、山丁、叶福 、陈隄 、王光逖 、艾循 、牢罕 、丁宁、支援、刘宾雁等文学青年积极参与期间。他们以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的地下刊物《满洲红旗》 、《哈尔滨新报》 为发表核心阵地，同时在长春的《大同报》 上开设的文艺栏目“夜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 的副刊“文艺”、寒流书店编辑刊行的文学杂志《寒流》、齐齐哈尔的《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 、哈尔滨的《大北新报》和后来的《滨江日报》 上面发表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具有阶级意识、反抗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
满洲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后来在关内文坛著称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为主，他们的作品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阶级学说的影响，充满阶级意识，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工人、农民的凄苦生活的同时，将有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尖锐对立呈现出来。如罗烽的《星散之群》、萧红的《王阿嫂的死》、萧军的《下等人》《这是常有的事》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反满抗日”的号召，这些作家还创作了揭示民族矛盾、反映抗联的作品，如罗烽的短篇小说《口供》，描写了日本人“×长”，利用职权凌辱年轻女犯人的卑劣嘴脸。星 的中篇小说《路》，更是一篇有鲜明的抗日指向的作品，小说直接描写辽南一带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生活，创造时间早于萧军后来在内地刊出的《八月的乡村》。代表这个时期较高文学成就的是萧军、萧红二人的作品集《跋涉》 。
随着伪满洲国官制文化监视的加强，满洲左翼作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有些人被捕，有些人被杀，大部分左翼作家开始远走他乡 。逃到关内的作家被抗日文艺阵营所接受，他们的作品因其表现了异族统治的屈辱和抗争意识而崛起于关内文坛。
留下来的左翼作家继续进行文学活动，满洲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开始活动，据当时的主要成员关沫南回忆，“当时虽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阅读上却是不受约束的。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也读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既读十月的文学《铁流》《毁灭》《夏伯阳》，也读安那其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传》、巴古宁、高德曼的《狱中记》；拿日本文学说，既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叶山嘉树、洼川稻子等左翼作品，也读新感觉主义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早期的片冈铁兵。”[1]（P18）这个阶段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方式有所变化，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倾向。作品的内容上表现有阶级矛盾，有民族压迫，有个性解放，还有人性的压抑和困惑。这些留在满洲的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遥相呼应，他们真诚地爱着自己的故乡和生存其间的人们，但已不把被压迫被凌辱的群体作为惟一正确的道德标准来加以表现，憎恨敌人也剖析自己和民众。这时作家们的生活空间也更为艰险、更为严酷。1941年的“12.30事件” 和“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1942年“7.27事件”，这些“文网事件”彻底破坏了中国满洲的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决大多数的左翼作家被杀、被捕。
“左翼文学作家”在一些中国东北老作家眼中是最高的荣誉，当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给萧红“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是，包括萧军、舒群在内的东北老作家非常兴奋，这个本应属于他们的称号应该给予他们。
2、满洲新进作家群
中国满洲新进作家群，是指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以新文学创作为己任，而且在1932-1945年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满洲地区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当时满洲地区文学的主流，没有他们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当时的满洲新文学。这些新进作家，大致形成以下几个作家群落：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作风》同人作家群。
早期南部文学小社团作家群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三个月，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中国满洲地区开始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满洲文坛也随之进入萧条期，事变前创办的文艺性报刊由于各种原因纷纷停刊 。一年后，在原来新文学基础比较好的中国满洲南部地区的报刊开始复苏。奉天的《东三省民报》改名《民报》出刊，《东三省公报》改为《大亚公报》出刊，大连《关东报》与《奉天日报》等创刊。还有由日本人投资的老报纸《泰东日报》《满洲报》《盛京时报》也纷纷扩版。此后渐渐出现了众多依附于报纸副刊的文学小社团 。这些文学小社团数量多分布广，是其他文学区域少有的。1933－1937年大约出现了近200个新文学小社团，[2](P212)不仅在大连、奉天（今沈阳）、营口、抚顺等南部比较大的城市出现，在小平岛、营川、营滨、安东（今丹东）、盘石、凌水、掏鹿、辽阳、铁岭、开原、通化等中小城市也有，几乎覆盖了中国满洲南部所有城镇。这些文学小社团大多无明确文学主张与明显的文学倾向，甚至仅有一两个人便即称某某社；也有些文学社团积极地探索文学自身的可能，或推崇普罗文学，或吸收英美和日本文学的现代因素，或因袭欧洲古典创作，或汲取中国古典文学营养，或为艺术而艺术。这些文学小社团作家群的文学实践为满洲地区的文学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在奉天的《民报》上办“刊中刊”的文学社团为例，看看这些社团作家的创作实践。依附于《民报》文艺副刊的有影响的文学小社团有：冷雾社、新社、寒寂社、白光社、平凡社、大地社等。冷雾社创办《冷雾》周刊，由成弦、金音、姜灵菲、爵青等作家组成，他们追求完美的文学技巧，主张形式创新。成弦、金音、姜灵菲等人模仿象征诗派，写作态度超然，刻意诗的表现技巧而忽视诗的内容。爵青模仿纪德，追求唯美。新社创办《萝丝》周刊，由碧波、杨萧梅、皑莎等作家组成，他们主张因袭欧洲古典创作，注重对欧美文学理论的介绍，以文学评论为主。寒寂社创办《辘辘》周刊，影响不大。白光社创办《白光》周刊，由小松、杨雪萍、邓雪涤、金展、文文等作家组成，他们讲求纯艺术，以小松的创作成就最高。平凡社创办《平凡》周刊，李乔等人创刊，推崇普罗文艺，发表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这些文学小社团作家群的作品，因为受发表空间狭小的限制，以散文、诗歌、短篇小说为主，文学成就不高，但为满洲新文学在形式上探索做出了贡献，有些作家后来成为中国满洲地区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如爵青、秋萤、小松、石军等。有些文学小社团的刊物发展为后来在满洲有影响的大型杂志，如依附于《泰东日报》的“响涛文艺”同人，后来创办了大型杂志《作风》。
《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
随着哈尔滨文学的衰退和南方文学小社团的式微，接踵而起的是新京（今长春）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当时在伪满洲国总务厅任职的文学爱好者古丁、外文、辛实、辛嘉、少虬、疑迟、爵青、共鸣、小松、非斯等人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由月刊满洲社社主日本人城岛舟礼资助，出版了中文综合杂志《明明》 ，围绕在此刊的作者形成了以古丁为核心的作家群落。《明明》停刊后，他们又创办了大型文艺杂志《艺文志》 。当时中国满洲文坛就称这一作家群落为“明明派”或“艺文志派”。
这一作家群落的政治文化身份扑朔迷离。他们大部分人供职于官制的文化机关 ，几乎都参加了官制的“满洲文话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并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 ，也发表过和他们当时身份相符的言论 ，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受到了日本人的关注 和资金赞助 。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政治面貌”有据可查的却是：主帅古丁在华北曾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副帅外文是共产党员。陈辛嘉是共产党员 。张辛实有左倾思想。作家李民这样评价这个作家群落：“这是由几个左翼分子、共产党的关系人员和脱党分子为主要成员，是一个带点左倾性质的纯文艺团体。” 下了这样的断语之后，李民先生又补充说，“小松、疑迟和爵青是后来加入艺文志同人的，我也说不清楚。爵青的事我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 。”这一作家群的真伪浑呈的身份我们可以用事实来厘清，但硬邦邦的身份下面是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呢？他们那些能把心灵编织其中的作品又是什么状态呢？
古丁 ，以写杂文著称于当时的中国满洲文坛，其笔法类似鲁迅，“太苛里有真理”，“太冷里有创见”。[3](P4)。他的文艺类杂文思想力较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与启示性。对于当时的中国满洲文坛，古丁主张要在继承传统、向民间文学和外域文学学习的基础上发展。他强调中国满洲文学要有“屈原、杜甫、鲁迅，在传承着的一贯诗魂。”[3](P86)主张用“自己的母语”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用“写印主义”使汉文作品占领满洲文坛。
古丁给文坛更重要的贡献是两篇长篇小说：《原野》和《平沙》。这两部小说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原野》描写了中国满洲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的没落，《平沙》描写了都市上流社会的溃败，一群“失了味的盐”“只好被丢在外面”的人“几乎无事的悲剧”，即便逃离这曾经开拓的“原野”和建设过的“土和沙” 的世界，人们也没有被救助的保证。这深刻的绝望不仅是满洲知识者、乡绅、官员、女人的，也是在满洲的日本人绝望。这其中暗含着一种象征：原野溃烂了，都市消失了，灵魂被盗走了，人类向何处去？
当时文坛对古丁评价很高，把他称为使满洲文坛渡过到光明去的一架桥。“笔锋和老舍、张天翼有相似之处。”“有着一种幽默的笔调，然而幽默里含着愤满。又有着一种憎恨的笔调，然而憎恨里含着爱惜。” [4]“他在文学上的前途，是得请关心他的人随便向文学史上找出人名来形容或比喻他的。”[5](P124)
爵青 ，一位深受纪德象征和唯美风格影响的追求纯美的作家，被当时的批评家百灵称为“鬼才”。大内隆雄 这样描绘爵青的写作才能：“我要讲讲爵青的文体。那可谓是在现代汉文中正在形成的新的创造的典型的文体。中国的现代作家几乎没有人具有这独特的表现力。现代日本文章所能到达的一切都被活生生地采纳到他的文体中。”[6]爵青的文体很有先锋的味道：用诡异、晦涩、风流、华丽的文字流连忘返地咀嚼都市中个体的灵与肉和病态悲欢。
爵青的小说执著于都市风景线，《哈尔滨》《大观园》《某夜》《巷》等小说，用空间结构方式描绘都市的繁华与溃烂、开放与堕落、文明与野蛮。令人睹之不安的女性灵丽（《哈尔滨》）淫荡、自然，有生命力，追求自由。如长了“淫糜花纹春蛇”的女客（《男女们的塑像》），是现代主义者，有着对社会、性别的现代认识，在主动追求享受爱情后，回去和银行家结婚。清楚而艳丽小妓女张秀英，不为自己的职业而看轻自己，大胆地追求爱情。这些在如绝崖的建筑群穿梭的都市女性，如“被荼毒的肥料所培育出来的惨艳的植物”上的花朵[7](P51)，装点着都市的空间。
把爵青的小说放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背景下认识，更具意义。他的小说无论是文体形式还是内容，都拓展了都市营造的可能，可以和海派都市文学相呼应。
疑迟 ，以《山丁花》登上文坛，并引起了“乡土文学”与“写与印”的文坛争论。可以说，疑迟是在东北实践“乡土文艺”的第一人，文选同人山丁也称疑迟为“一位勇敢的尝试的乡土作家”。他常年生活在北满中东铁路沿线的车务段上，对北中国满洲的自然风光十分熟悉，他通晓俄语，喜欢俄罗斯文学并深受其影响。疑迟笔下的乡土世界是：东北密林和蒙古旷野中原始强悍的生命，土地和森林的沉重呻吟，各种生命在忍不堪忍的蹂躏之下蓬蓬勃勃地生长。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的迟疑，以诗人的忧郁、悲悯去聆听、描绘这个世界。疑迟笔下的风物加之以文选同人山丁笔下的风情所构成的乡土世界，独立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经验。
小松 ，一位素被称为精力旺盛的作家，普通作家的沉潜，往往是化为无文的缄默。而小松却不然，“他是以着冲破的精神在说明着沉潜，所以常冲破了之后，不但没有倦意，反而更为旺盛。”[8]小松被陈因称赞为“在文艺的全能上，真可称为十项的健将。” [9]小松的作品表现形式十分丰富。把造型美移入文学作品。《北归》具有构图美，是一幅很美很匀整的作品。《高级烟蒂》，以电影镜头推移的手法，以简捷的或诗歌式跳跃的语句，勾勒都市男女的偷情和沉沦，颇具有“新感觉”的味道。
明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的创作使当时中国满洲地区的小说开始从短篇走向长篇，发表阵地由报纸文艺专栏走向文艺杂志、单行本，开创了新文艺的舞台，在满洲本土文坛筑起了年轻作家稳固的地位，为提高当时满洲新文学的水平和影响，可以说功不可没。
《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
1939年秋，陈因、王秋萤、王孟素、袁犀、田瑯、李乔、李妹等在奉天组成“文选刊行会”，反对“为文艺而文艺”与把文艺作为个人牢骚泄忿工具，主张文艺应提高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成为教育群众的工具。与《艺文志》对抗的大型杂志是《文选》 ，但《文选》只出两期就停刊了，这中间其他小型杂志《文最》《文颖》填补了空白，出版了“文选丛书”的作品集：王秋萤《小工车》、袁犀《泥沼》等短篇小说集。
同年10月，以新京《大同报》副刊《文学专页》作者为中心，由山丁、吴郎、吴瑛、金音、梅娘、冷歌、弓文才、戈禾等人组成的“文丛刊行会”在奉天成立，计划出大型文艺刊物《文丛》未果，改出《文丛书刊》，出版了作家选集：吴瑛《两极》、山丁《山风》、梅娘《第二代》、王秋萤《去故集》等短篇小说集。
文选、文丛两个刊行会的文学主张基本接近，他们在同艺文志同人作家进行辩论时形成一种松散的合作，故把他们划为一个作家群。
与艺文志同人作家群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同，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和当时的“国策”明显地划了一条界限。但是文选文丛同人作家与艺文志同人作家的争论及创作上的成绩，同样得到了日本人的重视，日本文人同他们也有小规模的交流，主要是同日文杂志《作文》同人交流。
这个作家群落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山丁 ，他在《明明》上撰文《乡土文学与<山丁花>》，提出“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并高度评价说“《山丁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乡土文艺作品。”[10](P202)在提出乡土文学后不久，山丁等人针对艺文志派的“没有方向的方向”和只顾多写多印的“写印主义”，进一步阐发“乡土文学”，提出了“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热与力”的文学主张[11]。这个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也正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创作的。
山丁，开始创作时深受“普罗文学”的影响，从《夜哨》上，结识了萧军、萧红、罗烽、白朗、金剑啸等左翼作家，他自己称“哈尔滨是我的文学故乡”。以后的文学创作一直坚持乡土文学。山丁的乡土文学有两条展开路径。一条是描写（暴露）农民的困境和不幸的遭遇，暴露中国满洲地区乡村的现实。他为了这暴露的目的，牺牲了一些文学性，被一些人指责为“素材主义”。 还有一条路径是描写中国满洲乡土风情：奇异风光、大快朵颐的人物性格、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在土尔池哈小镇上》，描写土尔池哈的风情：这里有一句不体面的谚语“一到土尔池哈，女人全是你的。”这里久违的老友见面用打对方的脸这种粗野的方式寒暄。这里唯一的兽医是个侏儒，常把一种毒药拌在马槽里，然后向马的主人敲一大笔竹杠，但这里的人离不开他，还有点喜欢他。这里的人宁可骑马而不坐火车，有时甚至就睡在马背上。这里女人的情敌是马而不是人，女人雇人杀死情人“马”而招致杀身之果……这些都处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经验之外，有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意味。这是令人惊喜的乡土小说，不是鲁迅伦理批判式的乡土小说，不是左翼社会分析式的乡土小说，也不是京派精神寄托式的乡土小说，而是一种具有魔幻性、反现代性的乡土小说。他的思绪仿佛飞入另外一种空间，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来认知和体验这个世界。山丁凭这后一种路径的乡土小说就应该站在现代文体大家之列。
秋萤 ，一个长发白面的青年。被古丁称为文学史家。离开《民声晚报》后，秋萤开始编《文选》杂志，过着兼编辑兼校对兼贩卖兼交际的工作。
同样倡导乡土文艺，但和山丁的注重描绘乡土民情、农民题材略有不同，秋萤更擅长描写工人的困难和大变动中的知识青年的复杂心理，他塑造了一群“罗亭”式的青年形象。《小工车》以《离散》《血债》《农家女》《滂沱雨》等八篇而成的。题材方面是写实，个性的描写却极逼真而令人感动。其中尤以《小工车》一篇愈为生动，小说写小工车上的一个售票员老面包冯云祥的悲惨生活。为人忠厚老实的冯云祥在小工车上做了13年的售票员，结果日子一天比一天穷苦无望，缺吃少穿，艰难度日。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创造了“典型人物”，补足了作者的以前的缺陷。更巧妙地洗练地烘托出一篇社会的故事，而展开他的写作前途。
秋萤的作品，有几分安特列夫的“灰色人生”和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暗淡气氛和苦涩况味。
文选文丛同人作家群中，还有几位颇为出色的女作家。梅娘、但娣、罗麦等。她们用女性的细腻的笔暴露了当时中国满洲地区粗砺生活的另一面的现实。
《作风》同人作家群
1939年底，在奉天的田兵 、石军 、杨野、也丽、夷夫、安犀等人组织“作风刊行会”，出版了《作风》杂志。
《作风》本来计划出版创作专号――文学丛书，结果只出了一本石军的《麦秋》，就被查封了。丛书发行人夷夫受牵连入狱。文学丛书后来又出了一本翻译特辑，模仿“关里”作家编译东欧小国的作品。
作风同人作家群同关系紧张的文选同人与艺文志同人不同，作风同人反对文学上的“本桌主义”，他们同文选同人、艺文志同人关系都很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杂志稿源上也互通有无。作风同人之所以要编辑翻译文集，就是要团结作者，“凡是会日语、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的，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将来可以再出别的作品”。2003年81岁的作风同人金汤先生回忆他的“作风时代”这样表述。
作风同人这种姿态在当时中国满洲文坛具有很大意义。新进作家以杂志同人形成的几个作家群，各自为营，帮派意识浓厚，之间有些摩擦。他们的分歧不是学派上、政治上的对立，而仅仅是文艺运动的操作方法有区别。艺文志同人主张多写多印，文选同人主张暴露，新满洲同人主张通俗 。作风同人作家群的存在起到了团结和调解的作用。
3、满洲闲情作家群
苦难，芸芸众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地区期间，老百姓还得按部就班地生活，他们也要读书看报，找些消遣性的读物来抵御无边的黑暗。当时东北有和江南“鸳鸯蝴蝶派”相似的市井言情小说，有传统的武侠小说，有幽默小说、侦探小说，还有一些诗词、小品，这些作品主要刊登在当时著名的“满洲五大杂志”《兴亚》《青年文化》《新满洲》《新潮》《电影画报》上面，或以单行本刊出。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有，张春园的醒世小说《花中恨》 ，描写小市民的市井生活，男女之情，写得色彩斑斓，可与“鸳鸯蝴蝶派”媲美。天籁生，其人肯定是关东“土著”，只是一切情况无从考究。他的文字可比张恨水、刘云若，三部社会言情小说《碎珊瑚》《醉黄花》《莽佳人》，文字细腻、情节引人，颇有名家风范。冯玉奇的长篇言情小说《月圆残宵》和程瞻庐的中篇小说《风月泪史》，也赚时人不少眼泪。另外还有大学教授陶明浚，他1936年出版过《红楼梦别本》，后来又写了两部武侠小说《双剑侠》《陈公案》。报界名人“大主笔”穆儒丐，除了写有长篇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尚有《新婚别》《如梦令》等多部小说。赵任情的幽默小说集《碗》及根据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改编的长篇小说《浔阳琵琶》。当时中国满洲“自产”的武侠小说，影响较为广泛的是《青衣女》，叙述女侠梁小环和大侠马如龙喋血江湖的故事，据说此书出于邓白云（沈阳某中学教师）的手笔。
侦探小说创作，在中国满洲从事此道者甚少，而且多为模仿抄袭程小青，无甚可读价值。其中李冉的《车厢惨案》，蹇庐的《李智侦探案》（新京国民图书株式会社出版），有某些艺术特色。
除小说外，当时的消遣文学还有诗词和小品。这些诗词、小品强调性灵的流露，注重趣味性，大部分是吟风弄月、浅吟底唱、闲愁闲情之作，作者有刘恩格、少虬 、昨非、真如、眉郎（公眉）、徐娘 、韩护、匡庐、翠羽（于莲客）、沈瑞麟、延春室主（荣孟枚）等人。这些作品文笔很见功力，一些作品尚有可观，如“行近孤亭野水涯。霜林一抹亲残霞。楼高愁听南归雁。菊瘦伦怜旧色花。”[12](P178)。这些作者自享其间，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这些以闲情消遣文字为生的写作者，他们的文字虽然无补于国愁家恨，但也是疏遣了自己的情感，安抚了孤寂的民众心灵。这一作家群落即便是作为社会与文学现象，也该以兹存照。
4、满洲的日系作家群
“满洲”建国后，大量的日本文人涌入中国满洲地区，有些是自己自觉来的，有些是被政府机关派来的。当时仅“满洲文话会”一个文学社团中有记录的日本文人就有300多人[2]( P237-242)。这些在中国满洲的日本文人，创办文学社团和报张刊物，还直接参与满洲地区文学问题的争论与批判，发表大量的或日文或中文的文学作品。他们的身份十分复杂，有的是负有日本官方使命的“笔部队”，有的是相对的独立的“自由人”，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目的各不相同，大致有这样几个群落。
大连意识作家群
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成为日本租借地关东州的中心不断发展起来，在大连的日本人不断增多，其中就有些文学爱好者自办刊物，进行文学创作。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亚》杂志，就在大连创办并发展起来的。[13]（P31-32）1932年10月，竹内正一、城小雄、青木实等人在大连创办日文杂志《文学》 ，主张文学主义，并且声称要捍卫文学的独立性。但青木实等人的“文学主义”并不反对“满洲建国”，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在认同和支持“满洲建国”基础上的“满洲文学独立”。“满洲文学和遵循满洲工作线活动的主张并无任何异议，但文学精神最放光彩的部分，却存在于紧紧贴近生活情感的畅通无阻的热情赞颂之中吧……如果我说，满洲建国的宣传文学还是由政府去做为好。应该尊重完美生活的地道的文学趋势……”[14](P7)后来的一些大连意识的作家更明确了这一点“在满的日本人是满洲民族”，“独立的满洲文学不是在满的日本人文学，而是从日本人文学向满洲民族文学质变的文学。”[15]
大连意识作家群的作品与在中国满洲的其他日系作家作品相比较属于上层。竹内正一的小说集《冰花》在拥有大量的读者，“于满洲读书界中放一异彩”，“作者以其旺盛的精神力，并在满洲多年的生活经验充溢在他的作品里，所以他写的东西颇富有真实性，与普遍性，为在满之日系作家中的佼佼者”[12]（P228）当时著名的评论家艺文志同人共鸣这样评价竹内正一和他的作品。新京意识作家群更大的文学意义在于其文学姿态。“在社会否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流于全体主义的倾向中，不为建国理念幻象所蛊惑，追求紧贴现实生活或忠实于自身感受的文学姿态，是作为一个抵抗体而发挥机能的现实形态。暂且把它命名为文学中与‘政治主义’相对抗的‘文学主义’，我认为这是大连意识的一根支柱。”[14](P12)
“伪满洲国”定“国都”为新京后，新京起到了满洲建设中心的作用，已经十分都市化的大连被边缘化，在大连的日本文人也受到冷落。
新京意识作家群
大连意识作家群式微，新京意识作家群越来越中心化，并成为伪政府的口舌。在新京意识的作家眼中，“满洲文学”应该是“其所具内容，是基于日满不可分之精神的日本民族的指导、强化（教化），是遵循着满洲工作线的文学活动。”[16]他们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欢迎国家的“政治与文学的结合统一”。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这个作家群落：
“将建国理想原封不动作为作家的思想、自己的信念。而且它不但是义务和观念，还从心底里相信，那是为了使其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而存在的。……他们没有流露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意识过剩，以及知性的泛滥和失败，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不安、虚无、怀疑这类字眼。”[17]
新京意识作家群以《高粱》《摩登满洲》《满洲浪漫》三大日文杂志为发表阵地，顺应、亲近“国策”的新京意识日系作家的人数众多，作品泛滥，但大都是时局、政治的阐释、教化作品。
转向作家群
1930年代，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成立了由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的作家组织“文学报国会”，把日本作家驱赶到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轨道上来，一些原来左翼或进步的日本作家也积极地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劳。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藤学、锅山贞亲两人，在狱中联名发表所谓“转向声明”，宣称效忠天皇和军部，放弃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断绝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转向声明”刊登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改造》和《文艺春秋》两家杂志上。其后，一批又一批日共干部宣布转向，狱中绝大多数作家都发表了“转向声明”，于是在日本共产党历史和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转向时代”。在同一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满洲也形成了一群转向作家，他们顺应当时国策，在日本军方授意下为“满洲建国”效力。
在中国满洲的转向作家以山田清三郎、大内隆雄、德永直、横山敏男等为代表，山田清三郎的四卷本长篇《建国列传》，大内隆雄的辛勤翻译 ，德永直的《先遣队》，横山敏男的《新京邮信》等作品，都在为推进“国策”尽力。这一作家群也是新京意识作家群和大陆开拓文学中重要的一翼。
大陆开拓文学作家群
1937年，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大使植田谦吉，签订了“拓殖议定书”。之后又成立了“开拓总局官制”，专门办理收买土地为日本移民的事情，计划20年移民500万日本人到中国满洲。计划虽没得逞，但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日本在满洲的移民已达31.8万多人。对于“大陆开拓移民”行动，在中国满洲的日文文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写了大量的是以移民活动为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大陆开拓文学”。
“大陆开拓文学”的核心和阵地是两个文学团体，“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和“农民文学恳话会”，这两个团体集中了大多数“大陆开拓文学”的作家，炮制了许多作品。福田清人在《大陆开拓与文学》中光单行本就列了80多部，大陆开拓文艺恳话会还编有《大陆开拓小说集》，农民文学恳话会编有《农民文学十人集》，满洲移住协会：《潮流 大陆归农小说集》，满洲移住协会编有《开拓文苑》。
大陆开拓文学作家的作品同样是依附文学，是日本军政的宣传工具，和新京意识作家的作品不分伯仲。但大陆开拓文学作品中有些对描写满洲地区自然风光和思乡情绪的些许篇章，还是接近了文学性。
5、流寓满洲作家群
20世纪以来，中国满洲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铁路交通 ，成为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1920年代的哈尔滨等城市商业活跃，比较开放、自由，有各种思潮的书刊传播，也是文化人流动的场所，瞿秋白、胡适、章士钊等人先后在这里停留活动，周边的日本、朝鲜、俄国等国也有大量的文人流入，即便在1932-1945年期间也不例外，这样在满洲地区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作家群落――流寓满洲作家群。
流寓满洲的作家中，有关内的著名文人，如张恨水曾留住沈阳，并为钱芥尘创办的《新民晚报》写出连载小说《春明新史》，他的言情小说《蝶恋花》也由大连的聚胜堂立记书局出版。旧派武侠小说侠情派大家王度庐先生，也长时间在中国满洲的沈阳、大连、铁岭等地教书，他的许多武侠名著，都具有关东的地方色彩。有在中国满洲成长起来的作家，杨朔在哈尔滨某银行工作 ，时常给《国际协报》写稿子，他的散文《垃圾天堂》被满洲中央放送局选为“推荐放送文学”。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派往满洲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作品较少，但培养了一大批有爱国意识的青年作家。
流寓满洲作家群中更大一部分是非汉语写作的域外文人，沙俄的后裔、避难的犹太人、波兰人居多。1930年代在哈尔滨的作家姜椿芳回忆说，“哈尔滨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人口是旧俄和苏联侨民，他们的文艺活动是很热闹的。”他和金剑啸同这些艺术家还有过接触。[18]这些流寓中国满洲的域外文人带给中国满洲地区世界最顶级的诗歌、音乐、美术等艺术。
这些流寓作家文化身份差异很大，他们没有趋同的文学观念，也不相互往来，但他们的创作丰富了、影响了当时当地的文学，为杂色的满洲文学又涂上一笔。
6、帝制大臣作家群
以郑孝胥 、罗振玉 、熙洽 、臧式毅、张锡兰、白永贞等为核心的“满洲国”大臣的文章也不断地出现在当时的满洲报刊杂志中，一些报刊以发表他们的文章为荣，也有出版机构为他们出版单行本的作品集。辑有郑孝胥、许汝荼、罗振玉、宝熙、吴燕绍、何其楷等36人的旧体诗的《曼殊雅颂》，作为“东方国民文库” 之一由新京满日文化协会出版。记述溥仪访日及归来活动的散文集《回鸾训民诏书美谭》由奉天满洲通讯社出版部出版。郑孝胥去世后其弟子曾属所记郑讲学事迹的《夜起庵弟子记》由新京满洲行政学会出版。这些写作者钟情于旧体文学，作品以旧体诗词文为主。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关内时就是著名的诗人，像郑孝胥原本就是晚清“同光体”闽派的领军人物，陈衍、林纾、陈三立、陈宝琛、钱仲联等人对郑诗都有赞许。
这一作家群落的作品中情绪非常复杂。他们的主子依仗日本人才当上“满洲国”的皇帝，日本人帮助他们完成复辟满清帝制的梦想，这些人感谢日本人并愿意为日本人效劳；同时他们又不想彻底地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要反抗日本人太上皇的统治，想做真正的皇帝的大臣。他们的古文体的诗词中有着“杂乱的条理、矛盾的真实”，也流露出一些曲曲折折的民族情绪。郑孝胥的《四月十九日辞国务总理得允》一诗“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虽曰非健儿，亦未齿羸叟。今朝得解官，快若碎玉斗。曲身数张臂，嘘啸频撮口。千秋酸寒徒，岂易觅吾耦。营营鼠窟中，莫復论谁某。造物定何意，留此老不朽。知我者天乎，闻讯堂下柳。”[19]（P428）是自嘲？是反语？是心犹未干……其中复杂的心态值得我们认真揣摩。这些帝制大臣的行为同他们的作品一样也耐人寻味，罗振玉的儿子为他所作的哀启：“辛未（1931年）秋，满洲事变勃发。……大同元年（1932）春，先严扈驾入都（长春），国基大定，即辞卸参议府参议及振务督办职。康德二年（1935）夏，转任为监察院长，坚辞未蒙俞允。康德四年（1937）五月，……蒙恩隐退，归寓旅顺。但每隔数月，必诣新京，恭请圣安。” [20]（P127）有学者称他们为保守型文化精英，有自己的文化政治理想，并且为了实现理想而不惜借助侵略者和腐朽势力，最终落得可悲可叹的下场。[21]这是不是触及了帝制大臣作家群的心灵，只有问“堂下柳”了。
1932-1945年的满洲，是中国人的伤痛，生长在这异态时空的“杂色文学”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这种真实的伤痛。虽然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可耻的！”但后来的文学实践证明，是文学（当然也包括其它艺术形式）承担了苦难，也让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些人为的苦难，承担了政治、历史等无法负荷的责任。而且当我们换一种眼光注视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时，1932-1945年的中国满洲就不再是单一的背负屈辱的代名词，可以进行多种文学、文化思考。
注释
1927年10月，蒋介石亲赴日本，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在“统一”中国问题上进行了交易。“统一”绝不反日，满洲任日本处理。见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
为了更准确清晰地理解描绘这段文学，笔者除翻阅了当时和文学相关的出版物之外，还访问了曾经在那个异态时空生活过的作家：林郎、陈隄、沫南、梅娘、白羽、田兵、疑迟、森丛等。（时间刚刚走过6个月，就有两位作家离我们而去。痛定思痛，唯有公正努力地工作，不使斯人如梦而去。）
19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空的文学资料整理和研究才出现，视点主要集中于具有反抗和暴露意识的新文学作品，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先后创办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东北文学研究丛刊》等不定期刊物（现在均已停刊）。整理出版了作品集：《烛心集》《长夜萤火》（均为山丁主编，1986）《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张毓茂主编，1991）。出版了论文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冯为群等，1991）、《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申殿和等，1991）、《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中日战争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1992)等。
据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到1933年2月末，满洲共有中文报纸27种，日文报纸11种，俄文报纸10种，英文报纸3种，计51种。按办报主体计算：中国人办22种，日本人办18种，俄国人办3种，波兰人办1种，尤太人办3种，英国人办1种，美国人办1种。当时大部分报纸有开辟文学专栏。见伪满洲国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230-334页。这个统计有遗漏，朝鲜文报纸即未统计在内。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沈阳）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遭到破坏，1932年1月，该组织将据点转移到哈尔滨，所以在哈尔滨形成了左翼作家群。
金剑啸，原名金承栽，笔名巴来。1931年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回到哈尔滨，领导抗日运动。1936年在齐齐哈尔就义。代表作有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
姜椿芳，1932年加入共产党。翻译过许多俄语作品。
白朗，原名刘东兰，又名刘莉。1929年与其堂兄罗烽结婚，开始参加抗日文化运动。代表作《为了幸福的明天》。
金人，原名张少岩。1928年在哈尔滨编辑《大北新报》，其后从事与司法有关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文学活动。在俄文翻译方面成绩颇大，曾经翻译《静静的顿河》。
塞克，原名陈秉秋（凝秋）。代表作有诗集《紫色的歌》。
（ ） 唐景阳，笔名达秋，又名林珏。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山村》。
（ ）方未艾，原名方靖远，笔名林郎。《国际协报》的编辑，1933年入党，留学苏联。代表作短篇小说《九一八之夜》。
（ ）关沫南，哈尔滨30年代左翼文学后期负责人。著有小说集《蹉跎》《雾暗霞明》等，长篇小说《沙地之秋》。
（ ）叶福，原名佟醒愚。代表诗作有《芦荻之歌》《生番》，翻译过但丁的《神曲》。
（ ）陈隄，原名刘国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卖歌者》《追寻》，中篇小说《云子姑娘》等，短篇小说《生之风景线》《棉袍》等。
（ ）王光逖，原名司马桑敦，曾用笔名金明。曾与叶福、关沫南、陈隄合编《大北新报》上的《大北风》。到华北打过三个月游击。后到台湾、美国，著作甚丰。
（ ）艾循，原名温佩筠。作家、 翻译家。解放后出版过作品集《零露集》《温佩筠译文集》。
（ ）牢罕，原名韩道成，代表作《儒林新传》。
（ ）《满洲红旗》，姜椿芳主编，后先后改名为《东北红旗》《东北人民革命报》，萧红曾为其刻过插图。
（ ）《哈尔滨新报》，金剑啸、罗烽等人创办，该报有文艺副刊《新潮》。
（ ）《大同报》，由《大东报》改名而来。1932年3月进行机构改革，以伪满洲国机关报的性质开始出现。社长王光烈（希哲），副社长都甲文雄，1943年7月改名为《康德新闻》。“夜哨”专栏存在时间为1933.8.6－12.24，共24期。
（ ）《国际协报》，1919年创刊，发行人张复生、衣宝田，1937年8月停刊，并于《滨江日报》。“文艺”专栏存在时间为1934.1.18－12.27，共47期。
（ ）《黑龙江民报》，金剑啸主编，先后发表了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田琳的小说《安狄与马华》、田瑯的《大地的波动》等有影响的作品。
（ ）《滨江日报》，1937年，弘报处在进行报纸整顿合并时，将《国际协报》《哈尔滨公报》《滨江时报》合并为《滨江日报》。
（ ）星，原名李文光，黑龙江省安达县人，中共党员。《路》，发表在1933.9.10－12.3《大同报》上。
（ ）《跋涉》，出版时署名为三郎、悄吟，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印刷1000册，但书一到书店即遭禁卖。这是靠文学伙伴的资金援助出版的，也是这时期他们的文学运动中出版的惟一的单行本。
（ ）当时流亡的作家有塞克、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朗、姜椿芳、唐景阳、方未艾、金人等人。
（ ）12.30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稳定东北后方，在1941年12月30日，进行了全东北范围内的“大检举”，凡是他们认为不稳定的分子全都拘捕起来，这件事后来被命名为“12.30事件”。
（ ）当时的报纸除了大连的《泰东日报》《满洲报》、沈阳《盛京日报》、哈尔滨《大北新报》等日本人投资的报纸勉强维持外，大部分报纸先后被迫停刊。
（ ） 一般的文学社团都有自己的刊物，而这些刊物是以报纸上的“刊中刊”形式出现的，自拟刊名，每周出一版或半版。
（ ）《明明》，1937年3月创刊的中文综合性杂志，取名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从第6期（1937年8月）开始，改革成全部版面都提供给新文艺的纯文艺杂志，到1938年8月（第4卷1期）共发行了19期后停刊。
（ ）《艺文志》，1939年6月创刊，1940年6月停刊，共出3辑（1939.6、1939.12.17、1940.6.15），作为填补的之间的空缺，还出版了读书人联丛《读书人》《文学人》《评论人》《诗歌人》《小说家》等。1943年《艺文志》作为满洲文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重新出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艺文志”同人刊物了，带有官方刊物的性质，一直到东北光复前夕。
（ ）有些人在满洲杂志社工作，陈夷夫编《电影画报》，刘迟编《麒麟》。
（ ）1940年6月，在伪满洲国民生部礼堂召开这一年的文话会总会，新京代表议员中有小松的名字。出席者中有刘国沈、刘爵青、辛实、外文、小松、辛嘉、党痒周、李遒赓、田兵（作风同人）、关沫南（左翼作家）。其中工作人员名单中还有，本部事务局的文艺部委员：古丁、陈辛嘉；演剧部委员：陈少虬；电影部委员：赵小松；新京支部文艺干事：刘爵青等。
1941年，文艺家协会发起之际，古丁任本部委员。1943年重新改组的文艺家协会，古丁又是大东亚联络部部长。
（ ）1942年以后的3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古丁、爵青、小松等代表满洲国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歌颂圣战的发言。
（ ）大内隆雄翻译这一作家群的作品在《满洲日日新闻》等日文杂志上发表，并由东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满洲作家小说集 原野》和《满洲作家小说集 第二辑 蒲公英》。不但使在东北的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的作品，在本土日本人也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 ）艺文志同人，1938年5月刊行了“城岛文库”书系，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奋飞》（古丁）、《花月集》（疑迟）、《蝙蝠》（小松）、《群像》（爵青）、《暴风雨》（石军），评论文集：《一知半解集》（古丁）、《我的意识》（孟素），诗文集：《火花》（百灵）、《诗七首》（外文）。此书系的出版是由日本民间商人城岛舟礼资助的。
（ ）一说，古丁曾被捕，并有变节行为。见姚辛编的《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12）和《“左联”盟员谈“左联”》（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5）。
（ ）陈辛嘉，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学生，因为闹事，被蒋介石通缉，逃跑到东北
（ ）李民，笔名杜白羽，和艺文志同人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住在陈辛嘉的家里，经常参加艺文志同人的活动。2003年8月，笔者访问了李民先生，当时他对艺文志同人如此评价。
（ ）解放后，爵青作为文化特务被镇压。据当年同属艺文志同人的疑迟先生说，一次午夜酒酣之后，爵青说：“别看我们都是朋友，如果谁反满抗日，我也不客气。”（见《上官缨书话》P72）爵青的朋友陈隄先生告诉过我，“爵青日本话比中国话讲的好，说中国话时结结巴巴，说日本话非常流畅，可以用日语写作。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文翻译身份，不但我们怕他，就连有些日本作家也怕他。”爵青的朋友们无法揣摩抑郁寡言的他当时的心路，不敢确信又不能不确信爵青的特务身份。1960年就去世的爵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迷惑。
（ ）古丁，本名徐长吉、徐汲平。曾以满洲国作家代表出席第一、二、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出任伪满文艺联盟大东亚连络部长。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奋飞》，长篇小说《原野》，文艺杂文集《一知半解集》，杂文集《谭》。（注：1995年，由古丁之子徐彻参与李春燕编的《古丁作品选》已出版，其中只缺少《新生》《浮沉》两部集子。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选编了长篇小说《新生》，散文诗集《浮沉》现已找到。笔者2003年8月访问古丁之子徐彻先生时，徐先生说有一家出版社明年可能出《古丁作品全集》。）
（ ）爵青，本名刘佩、刘爵青。曾出席第一、二、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归乡》和长篇小说《麦》。1998年8月，现代文学馆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出版的作品集有《爵青代表作》。解放后，曾任吉林人民大学图书馆资料员，1960年病逝。
（ ）大内隆雄，原名山口慎一，日本共产党，转向作家、翻译家。著有《东亚新文化的构想》《文艺谈丛》（中文）《满洲文学二十年》。据他同在满映工作的李民先生说，大内这个人，很少说话，他每天上班来，就是翻译，下班后和大家一起去喝酒呀、玩呀，也不说话。很多人怀疑他是关东军特务。
（ ）疑迟，本名刘玉璋。曾先后主编杂志《麒麟》《电影画报》。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花月集》《风雪集》《天云集》，长篇小说《同心结》《松花江上》。1948年，参加东北电影厂工作，曾先后参加苏联影片《普通一兵》《列宁在十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译制片制作。晚年创作了反映满洲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民胡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2）。
（ ）小松，本名赵孟原。又名赵树权，笔名：梦园、白野月、MY。1932年组织“白光社”，历任《民生晚报》《明月》《满洲映画》《艺文志》编辑。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蝙蝠》《人和人们》《苦瓜集》，中篇小说集《野葡萄》，中篇小说《铁槛》，长篇小说《无花的蔷薇》，诗集《木筏》。1947年，曾任小学教师。
（ ）《文选》，1939年12月创刊，由王秋萤、佟子松编辑，侧重于创作与批评，1940年8月出第2辑后终刊。
（ ）1939年左右，以互换杂志的形式开始《文选》和《作文》的交流。
1941年10月发展为每月一次的定例会晤。当年12月份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分别刊登在《盛京时报》和《作文》上。
（ ）山丁，本名梁梦庚。笔名：小青、梁倩、芳野、梁冰时、阿庚、邓立。历任《大同报》副刊“夜哨”编辑，提倡乡土文学。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旧作于1987年沈阳出版社重印，有改动），诗集《季季草》，1943年山丁去了北平，在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年》，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在东北时写的。1949年后，曾任《草原》；哈尔滨《生活报》文艺副刊编辑。57年被划为右派，79年平反，从事沦陷期文学研究。
（ ） 辛嘉《评<山风>》中批判到：“山丁氏的小说，显示着素材主义的倾向”，缺少人物的心理描写，“是不能称为艺术品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 评论卷》357页，沈阳出版社1996.12。
（ ）秋萤，本名王秋平。笔名：苏克、阿柯、黄玄。历任《民生晚报》《大同报》记者，《盛京时报》文艺栏主笔。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去故集》《小工车》和长篇小说《河流的底层》。
（ ）田兵，原名金汤。组织过“望洋社”“野狗社”“响涛社”文学社。编辑过《泰东日报》上的“响涛”“水笑”“开拓”周刊 ，《抚顺民报》上的“满洲笔会”周刊，《满洲报》上的“晓潮”，《作风》杂志，《新青年》杂志。组办大地图书公司。主要作品有：诗歌，《海潮呀呀》。小说，《T村的年暮》《老师的威风》《火油机》《阿了式》《同车者》等。
（ ）石军，原名王世浚。作风同人作家群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沃土》，短篇小说集《边城集》《暴风雨》。
（ ）新满洲同人，吴郎、吴瑛脱离文选后，主办《新满洲》杂志。《新满洲》杂志后来成为当时所谓的“满洲五大杂志”之一。该杂志刊登的文学作品以通俗为主，商业气息浓厚。
（ ）《花中恨》，张春园（吉林省通榆县人）著，奉天关东印书馆印行。
（ ）少虬，原名陈邦直，艺文志同人，酷爱古体诗。
（ ） 徐娘，乃哈尔滨一男性报人，每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爱冒充红粉多娇，有时也署名瑞珠公主。
（ ） 《文学》杂志，出至第3期改名为《作文》并将编辑部转移到奉天。
（ ） 据冈田英树编“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142部翻译作品，其中有110部是大内隆雄所译，虽然冈田英树自己认为这是个不完全的统计，但也足以说明大内隆雄在翻译方面的实际情况。
（ ）王向远所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三章：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大陆开拓文学”中对此类作家及作品有详细描述。
（ ） 当时从中国到欧洲的大陆通道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 ） 2003年8月，笔者访问《国际协报》的编辑方未艾先生时，方老介绍说，当时杨朔只喜欢旧体诗，在他的引导下，杨朔才开始白话文写作。
（ ）据黑龙江社科院的张铁江先生介绍，黑龙江省社科院正在整理出版1930年代流寓哈尔滨的犹太作家作品。
（ ）郑孝胥，字苏堪（勘、龛），号海藏。曾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同光诗坛领袖，亦以书法著称。主要作品《海藏楼诗集》《郑孝胥日记》，近年分别由上海国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
（ ）罗振玉，曾辅佐溥仪建国。和王国维共“罗王之学”，被称为中国近代承前启后的国学大师。著有《冷吟社诗集》。
（ ）熙洽，本清宗室西太后的后人，留学日本，有保皇思想。在满洲组织诗社“冷社”。
（ ） 东方民国文库，文化丛书，新京满日文化协会编辑出版，是1932-1945年东北地区最大的一套丛书，其中文学占的比重相当大，且古代现代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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