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变法肇端于中日甲午战争，清末变法的思想课题就藏在变法志士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里。严复提出智、力、德的社会进化模式意味清末变法志士已经认识到清朝中国是在社会进化的进程上败给了日本。台湾学者李孝悌认为"'开民智'的主张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和甲午之后知识分子普遍体认到思想改革的迫切性有很大的关系"的见解也透露了上述消息，1然而，"开民智"对清末变法志士来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新认识，而这个进程是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宗教改革开始的。
李孝悌的大作《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是一部新研究典范的开创之作，在1992年的初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我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要题旨。为了救亡，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被重新估量，而使得此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风貌。"2这里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的综合思路令人想起孝悌先生的指导老师孔复礼（飞力）（philip A.Kuhn）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在这部书里，孔氏提出："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课题。"3这样的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提起当出自费正清的"冲击-响应"模式。
史华慈与孔复礼是费正清门下的两员大将，史是费的第一代学生，孔是费的第二代学生，孝悌先生在回复我的电邮中说，他修过史华慈教授几门课，受益良多，对他非常尊敬，而主要的指导教授是孔复礼。在1998年的再版序中，孝悌先生写道："我在过去十几年内，一方面受到孔复礼教授等人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喜好，对社会史和文化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4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虽然受到指导老师孔复礼的影响，把关心焦点对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交叉领域则是孝悌先生"自己的喜好"，费正清的"挑战-响应"分析框架的立脚点固然是西方中心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学术概念是文化触变论（acculturation），史华慈使用这个概念研究严复，得出的结论引起了争议，却也暗示了有别于西方中心的全球化典范的思路，孔复礼的上述大作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挑战-响应"的框架内，但是从传统社会的衰落的地方视角里面包含了东亚儒家汉化文明内部比较或互动的可能视角。
孔复礼认为："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5从清代统治衰落的观点，中国近代史学界一般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代的标志，但是孔复礼却提出了另一个划分标准："西方冲击的不仅是没落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6这一观点在着重点上显示出对乃师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观的偏离。收入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中的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是费正清根据他的博士论文的主旨写的，费氏是从"中西共管"的条约制度的形成以及衰落的过程来看中国近代史的。这就意味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以美国的利益与是非为转移，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儒家汉化文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文化认同基础。
费正清写道："印度鸦片和外国侵略已经开始捣毁中国排他性的藩篱。中国的战败使烟毒进一步泛滥，而取得战争胜利的英国人则试图建立中外交往的新制度。"7在这里，藩篱--烟毒--新制度是近代中西交往的三个关键问题。费正清指出："条约制度这个近代中国的插曲是出现在'王朝虚位'的一个世纪中：这时清王朝中央权力衰落，政治动乱接踵而来，最后，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在根本不同的一种党的专制制度下逐渐建立起来。"8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费正清所强调的是政治统治因素，而孔复礼强调的则是社会文化因素。
很难说孔已经突破了费正清所依据的"挑战-响应"分析模式，但是在社会文化接近法里，确实存在通向新研究典范的通道，这是方法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范围研究对象的视野的问题。费正清在研究中国时提出的的"文化-国家"模式包含了"文化"的视角，他认为："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9而在"国家"的层面就包含了西方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
"救亡"的问题意识背后是要建立西方式的近代国家，这仍是"以夷制夷"的思路。在这种思路理，可以看到"君父"意志在新环境中的延续。孝悌先生在收入该书附录二的《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中写到："经过几代知识分子几十年的努力，一个新的'文化霸权'终于建立。但是这种藉文化、艺术的力量向民众宣导新思想、新价值观点的作法，最后却与其他因素汇合，造成政治力量的全盘掌控。这大概是世纪初的知识分子高喊'戏曲救国'时，从来不曾想到的吧。"10把从日本传入的"新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与传统的"文化、艺术的力量"进行置换的过程是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获得"文化霸权"的过程，也是"君父"世代交替的过程。
在美国人的中国近代史观里总是有日本的影子。给汉字世界带来了国际法知识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说："鸦片战争时期，两个帝国[中国与日本]对外面的世界态度一致。从那时起，确切地说，从1854年我们首次与日本签定条约时起，两国的政策便分化了。"11费正清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两面性》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与西方接触了40年后，变革已使日本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的使命感仍然是纯朴和清白的，它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它的主要愿望是改造中国。"12然而，费氏在晚年写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仍然没有把近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与日本进一步联系起来看："满清朝廷在1860年以后没有引导出一个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现代发展，原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机构的。"13他没有看到，明治维新正是中国自1800年以后出现的晚晴变法运动的结果，而辛亥革命又是被明治维新触发的东亚世界的国际革命。
柯文指出："孔飞力（复礼）的著作于1970年问世。它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尽管《帝制晚期中国叛乱及其敌人》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传统-近代思想倾向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则超越了这个思想模式。"14柯文关于"某些方面"，解释道："由于背离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采取了更加内部的，更加从中国出发的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他们给予先前美国史学中固有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15如果我们把孔复礼的到达点与明治维新放在东亚儒家汉化文明整体回应西方文明挑战的视野中重新审视清末变法的思想课题，就会发现已经站在了"在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中发现历史"的视座上。这一视座是黄俊杰的"东亚儒学"与汉学东京学派以及汉学京都学派所共有的。
那么，我们要问，清末变法的课题是什么？这个课题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柯文针对孔复礼强调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方绅士权力的扩大，认为"我到宁可认为他们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6确实，曾国藩幕府中的孙衣言、俞樾、戴望等浙江士人试图通过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资源与吸收来自文明周边的资源来重建儒家汉化文明的政治秩序。孔著在第六章《民兵、国家和革命》下设两节，第一节《太平天国叛乱的社会-战略问题》，第二节《传统国家的崩溃》，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在日本引到了回响，并且得到了解决，甲午战争以后，来自日本的文化因素经过清末变法志士的转化出现了近似西方宗教改革的复教运动。
晚清变法运动由戴震埋下思想种子，经过章学诚、龚自珍开始凸显，到辛亥革命前夕达到高潮。李著所处理的主题是这个运动的最后局面。徂徕的《论语徵》是1809年传入中国的，刘宝楠于同治五年（1866）出版的《论语正义》中已经多处引用了徂徕的《论语徵》，戴望表彰颜元思想可以看作是晚清宗教改革的文化事件，他也于同年在杭州书肆购得徂徕的《论语徵》，并借给俞樾，同一年，杨仁山在南京成立金陵刻经处，传布佛经。同治中兴也是传统文化在西方冲击下的复兴运动，已经开始着力于吸收中国周边的文化资源。
谭献于1890年读了徂徕的《辨道》、《辨名》，认为不及颜元崇尚践履。俞樾与谭献都是宋恕的老师，宋恕于1895年对山鹿素行与徂徕的反理学思想表示共鸣，来自日本的文化要素已经成为清末变法思潮的资源之一。这样看来，孝悌先生所处理的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从文化史的源流来看，有中国本土的阳明学、来自日本的文化因素以及来自西方的观念。这三股力量的汇合所放射出的中国式宗教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
李著由第一章《导论》，第二章《白话报刊与宣传品》，第三章《阅报社》，第四章《宣讲、讲报与演说》，第五章《戏曲》共五章组成，具体展现了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孝悌先生发现严复提出的民智、民力与民德的社会进化课题是通过"口语启蒙"深入到清末的下层社会的，我觉得，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命题背后还有一个夏曾佑的"救危亡"与"无君父"的命题交织在里面，问题发生在"启蒙"与"君父"在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上的冲突。
在严复看来，社会进化本身是目的，中国不能外于社会进化的文明进程而独存, 严复的社会进化论课题经过梁启超在日本的演绎才与近代国家典范结合起来，这一西方中心的价值取向严复本人并不认可，严复的思路是通过受容社会进化论再铸儒家汉化文明，宋恕在目的与方法上发现了作为信息源的日本。通读李著全篇，处处都可以感到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是近代日本国民动员的延长与翻版，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化进程，诚如孝悌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经验，实在是清末启蒙者心思、议论的重要泉源"。17这一观点从不同于作者所强调的"国民"的角度论证了笔者提出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了东亚儒家汉化文明上层建筑的观点。
孝悌先生认为，革命党对"清廷的攻击，实际上是对既存政治权威的攻击，在本质上和欧洲启蒙运动对教会权威的攻击，并没有什么差别"。18这一看法符合严复、夏曾佑、宋恕的变法思路，日本经验对启蒙者来说，不仅是白话报纸、讲演、戏曲等方法的借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认为，日本假名对东方教化裨益良多，梁启超编写过《和文汉读法》，宋恕为林文潜的《寄学速成法》写过序，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教过和文汉读法，第一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通过吸收日语中的近代知识形成的，而下层社会反而从知识分子介绍过来的"工具"和"形式"中，获得了某种具有现代性的大观念，品尝到了足以为之献身的大兴奋。
孝悌先生最后说："世纪初的启蒙者为了救亡图存，殚精竭虑地思考出一套开启民智的工具和形式，为衰颓的古老帝国带来了一线曙光；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这些形式，将新的讯息更有效地带到民间，在种种因素的配合下，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国。"19这是对上述费正清问题的工具论的解答，暗示了东亚儒家汉化文明内部文化运动的视角，从工具使用者所具有的目的意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其实是作为信息源的日本与受容信息的中国之间的文化运动。日本并不外于这个运动而独存。
至于共产党如何"巧妙地利用这些形式"是另一个研究课题，冯天瑜在近作《"封建"考论》中略示线索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1922年出版《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主张以政治革命革命引领经济革命的观点"有深远影响"，20这是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日本政治学家京极纯一证言："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革命成功，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里面，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潮流。一九二十年代、一九三十年代，对于这个信徒团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总括内面性的问题与社会问题以及劳动问题给予解决的'真理'。"21这样一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从"旧封建的经济"移向"新资本主义的经济"（王学文用语）来对日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回应。这实际上是要中国社会为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支付成本。我的意思是，无论是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还是后来重建"统一的中国"，都要从东亚世界内部互动的视点才能看到其全貌。
书中所提到的《杭州白话报》与惠兴女士殉学的故事都与宋恕参与的浙江的近代化运动有关。从近代浙江经验可知，对清朝统治方式的揭露与同旗营满人共同推行地方维新变法是同步的，所以不能忽视从"救亡"向"反满"转变的背后有知识精英的权力诉求在起作用。宋恕的政治思想告诉我们，在章太炎的反满思想出现以前的清末变法思想的原貌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孝悌先生已经跨出了费正清朝贡体制的框架，但还囿于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典范，因此他的以"国家再造"（state-building）为目的的清末下层社会启蒙史观若从"文明再造"来理解会呈现出另一种历史图像。
2008年2月13日改定于杭州洞霄宫故地。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注释：
1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15。
2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序页8-9。
3 孔复礼（philip A 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1。
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序页4。
5 孔复礼（philip A 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页1。
6 孔复礼（philip A Kuhn）《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页6。
7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30。
8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页231。
9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页6。
10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页354-355。
11 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晴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页272。
12 费正清《观察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页58。
13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页344。
1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95。
15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页202。
16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页17。
17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页101。
1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页161。
1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页250。
20 冯天瑜《“封建”考论》（第二版），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页287。
21 京极纯一《日本的政治》，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页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