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内敌视共产党的情绪日渐强烈。这种情绪日渐弥漫的结果，就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所以会打人，是因为在后方，即在国统区内共产党没有合法的身份，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因而也使得众多国民党人的敌情观念和政治嗅觉格外敏感。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这方面同样相当情绪化，其部属自然倍受感染。故凡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与共产党同音调者，难免都会被看成是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因为这些人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且每一发动即人多势众，不便由政府出面轻易捕杀，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嚇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1]也因为大凡唱反调者多是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负责嚇阻惩治的一方对群殴和打砸则做了充分准备，人人要表现对党的忠诚，且不达目的不止，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案。
但是，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来对付青年学生，毕竟是一件极易引起国内外舆论反感的事情。何况在这些流血惨案发生后，地方党团军政的幕后指使往往太容易被人识破，结果就总是会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即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党团军政为忠党尽责通常非打不可，而打起来又往往控制不住局面，不仅流血而且死人；事情一旦闹大，为了不给领袖脸上抹黑，就不得不“为应付环境”，找人出来“牺牲”，“挺胸做烈士”。[2]结果常常是事情做了，国民党内部从上到下的抱怨和歧异反而更多了。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党团员都身处党团军政这种必须忠党尽责的岗位上，或必须以忠党尽责的表现来保住饭碗及取得升迁之阶的环境之中。特别是那些身处各大学之中的党团员教授和学生们，他们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其心态及其对事情的看法和考虑，往往与处在党团军政各部门中的那些人不大一样。即使是包括高高在上，从骨子里痛恨共产党，却又必须要顾及内外影响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地方党团军政惹祸上身也往往是抱着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动辄当着部属的面痛骂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口口声声“应施打击”，“不必姑息”；另一方面，当地方党团军政暗中策动予以打击，闹出命案之后，他又不能不大光其火，痛恨地方当局给他惹祸。然而，一旦身边的亲信巧为地方负责人开脱，比如将问题说成是因被害人言辞过激，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刺激过甚，杀人者血气方刚，气愤不过，实属忠党之义侠行为时，他又不免“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了。[3]
总之，战后国民党人虽然多半反共，但因处于不同位置上和不同环境中，其态度却并不完全相同。高到蒋介石，低到被发派到第一线去充当打手的国民党党团员，因受不同的动机、利益、目的和观念的驱使影响，他们对反共问题，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行动上，都难免会感受不同，意见不一，进而内部渐生分化。注意到这些细微的，甚至是巨大的区别，对于我们深入客观地认识国民党，了解战后国民党内部分化的原因及其过程，应有相当助益。
本文选择国民党人对1945年年底发生的那场著名的“一二·一”学潮的态度做个案的分析和描述，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涉及该案的国民党的历史文献与资料保存得相对完整一些，它使我们可以较其他案例更容易接触到直接卷入这一事件的不同层级以及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当时的一些想法；第二，从该案中表现出来的基于不同地位和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对学生运动的种种不同态度，对于我们了解战后不同地位上和不同环境中的国民党人，在反共问题上的不同心态，较有典型性。
“一二·一”惨案发生背景与经过
云南长期在地方军阀龙云的控制之下，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事实上也处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不仅如此，龙云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还在于他在1941年香港沦陷以后，大量接收由香港撤出的左派人士，逐渐把云南变成了亲共左派分子的庇护所，特别是“使昆明成为共产主义温床”。[4]这些左派人士在昆明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而且很快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扩展了自己的影响，使大批青年学生转趋激进。随着龙云进一步把国民党极为反感的民主同盟领导人当成座上宾，并且坚持不干涉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师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权利，昆明各大学自然迅速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批评国民党的声音最集中的地方。随着抗战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渐公开化，昆明学界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的言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
1945年4月20日，何应钦就曾有电报给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通报西南联大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的危险。[5]蒋介石对此的态度极为严厉。他迅速指示各地教育部门负责人及各校校长，严禁任何旨在酿成学潮之言行，声称：“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6]
然而，由于龙云当政，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不能有效贯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极密”方式分发给各校校长的密电，当天就被一中学校长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会上当众宣读，从而引起全场上千学生的极大愤怒。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随即展开对抗行动，以五四运动周的名义，接连以联大学生为中心组织各种集会，邀请左派教授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大讲反独裁，争民主问题，并计划于5月5日在云南大学新操场举行纪念大会并上街游行。
由于受到龙云制肘，时任昆明防守司令的中央军将领杜聿明没有实施“断然严厉之处置”。在和龙云妥商后，他电告中央称：已颁令禁止游行，并晓喻校方劝导学生，但其方针是避免冲突，故将驻在昆明的中央军系统的青年军一律带往郊外旅行，万一学生坚持游行，即“用宪警以维持保护名义监视之，凡属游行经过街市，劝市民远离。”他估计“不至发生意外严重事端”。[7]果然，当天也确未发生意外情况。
但是，坚信一党独裁理念的国民党人面对反政府的学生不能实施打击，这反而使在昆明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大为愤怒。8月抗战胜利之际，昆明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等发表对国是宣言，各中等以上学校亦公开成立学生联合会，蒋介石断定其背后定为“奸伪”所指使，并声言“目前各校，多在动荡不宁之状态中，若纯采消极防制办法，不惟不能收预期成果，且将使全部学生走入反政府路线”。[8]教育部据此拟定了相应的策略，但贯彻起来仍颇形困难。故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于10月初下令用武力强行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党政军职务，由中央军全面接防龙云所部的防务，其省主席交由李宗黄暂代，军事上很快亦改以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龙云下台之际，恰值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进行和谈之期，举国瞩目，皆盼彻底结束战争，改组政府，使国家能够开始和平建设的历程。昆明各大学中教授、学生对此也高度关注，讨论热烈，早就有各种集会和演讲。不意谈判结束不久，两党先是在华北，接着又在东北开打。政府方面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接收，割据一方；中共方面谴责国民党发布剿共密令，拒不承认中共地位，且不顾民意，坚持召开国民大会，继续一党独裁。
经历了持续八年的抗战之后，国共竟重开内战，这不能不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而中共宣传上取哀兵政策，学生们眼中的国民党又原本强势至极，战后不仅毫无检讨内省之意，还公然以武力逐走在云南学界中口碑较好的龙云，其在舆论上更加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昆明各大学里中共地下党过去较为活跃，民盟以及以学生为骨干的“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也多同情中共，学生们由反内战，发展到激烈批评国民党一党政府，几乎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下旬，西南联大等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准备25日晚7时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讨论会，邀请若干教授演讲。头天晚上，得到消息的李宗黄紧急召集省党政军各机关首长，商讨对策。昆明《中央日报》第二天一早刊出的会议公告强硬提出：“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如有此类情事发生，即由各该团体与学校主管人员负责”。[9]
李宗黄等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纵容民盟等亲共势力的作法，其上台伊始，当然不能听任类似的事情继续发生。为了表现忠党之心，将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采取严厉的处置，即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嚇的双重手法，使大多数学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10]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举行之后，李宗黄等安排好的反制措施就轮番上阵，又是以党团骨干化装成老百姓，上台去唱反调，又是派军警围会场，断交通，并且架起机关枪，做如临大敌状。会议进行中更公然枪炮齐鸣连扰乱带示威，以恐嚇学生不准游行。
坦率地说，李宗黄等当晚最怕学生会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就已经告诉过他们，这种校园集会从来都是很平和的，通常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会有游行发生。[11]然而，李宗黄等显然更相信谍报人员送给他们的情报，而不相信这位教授的说法。结果，正是他们这种学生们前所未闻、不可思议的所谓反制措施，极大地激起了各校学生的强烈反感。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斗争。
昆明各校学生开始罢课，不仅不能使李宗黄等检讨自己的处置，反而使他们坚信，他们对学生的这种斗争，正是反“奸党”的斗争。他们因此认为，正是25日晚所采取的措施，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于是才有了27日罢课风潮的发生。身为省党部主委的李宗黄当天下午再度召集会议，仍旧决定要针锋相对，包括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以传单压倒“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等。[12]关麟征、李宗黄甚至公开威胁说：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政府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包括组织一个反罢课运动，雇用流氓，直至“开枪”。总之，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13]
学生们一连几天没有大规模游行，但李宗黄等派国民党党团员在校内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和冲击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相关集会的计划，也没有成功。学生们持续罢课，并且在校内校外继续宣传反内战要自由的主张，使李宗黄等如坐针毡，转而下决心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11月30日，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和第五军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开始在昆明市区各街道，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对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肆意殴打。12月1日，更复有大批党团人员和军官总队学员冲入云南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等校，见人便打，且公然投掷手榴弹，造成学生4人死亡，16人重伤的空前惨剧。
云南当局过激反应的原因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云南省地方当局党团政军负责人李宗黄、关麟征等人的作用至为关键。问题是，他们何以要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此狠手呢？对此，了解一下李、关等人的理由和想法应当是十分必要的。
关麟征曾经对两位在联大担任教职的英藉教授坦率地谈到过他为什么会主张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他的理由如下：（一）“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半延安就广播了一项声明，说这所大学将举行罢课。谁都知道这所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它里面的许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就是那些讲演的教授，也是“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因此，25日晚上的集会肯定是共产党人早就预谋好了的。（二）共产党人不仅仅是搞集会，“省政府获悉这次集会结束时将要举行游行，横穿城区并攻打公共建筑。”学生们拿什么来攻打呢？省政府获知“学生们拥有武器”，包括炸药。“他们要把游行安排在黑夜以便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三）学生们不仅仅反内战，他们的目的是反政府，因为“他们在号召工厂罢工，号召农民不要交税和不为政府服役”，意图破坏法纪和秩序。[14]
关麟征的这些说法，在熟悉联大学生状况和这次学潮经过的这两位教授看来，无疑带有某种妄想的性质。但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两位教授深信关是那种“讲话太多也太坦率但基本上诚实的人”。考虑到关本来就是一名职业军人，未必有处理复杂政治情报的能力，其容易把因为道听途说而引发的担心和想象当成事实，并非完全不可能。问题是，像关麟征在谈话中指称25日晚集会时首先开枪的不是他的士兵，而是个叫何聪的共产党学生，以及云南省党部向上汇报事件经过时声称：29日上午“有奸党分子五六人执毛泽东画像，乘吉普车在巫家坝公路上行驶，向行人发问，是否信仰共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如不置答，即鸣枪示威”，云云，所有这种过分离奇的故事，几乎都不会在云南党政军当局的公开言论之中，也不曾出现屡屡发表不实之词的昆明《中央日报》上。关于事情的起因，李宗黄等在内部汇报中讲得很清楚，即是根据谍报人员及党团工作人员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等情”，决定派人操纵会场。[15]即使在公开的场合下，李宗黄的说法也不出其右。他充其量也只是提到11月23日延安无线电广播指出昆明学生对改组省政府不满，暗示会有所反应，断言联大、云大等四校学生自治会25日开时事讨论会，“意在游行肇事，以达其政治阴谋”，如此而已。[16]
正是由于只知道效忠党国与领袖的军事将领关麟征、邱清泉等人的介入，这一事件才会有如此多的军人卷入，并发生枪击和投掷手榴弹这样严重的情况。身为军人，头脑相对简单的关麟征对政治事件简单化和暴力化的处理方法，从事件开始就表现得再明显没有了。11月25日白天布置破坏学生当晚集会游行的联席会议上，他就摆出一付指挥作战的架式，声色俱厉地对与会者发令称：你们“如果今晚不能完成使命，应当自杀”。[17]次日晚上在省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上，他更是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其理由霸蛮至极，即：“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18]然而，真到事情弄坏了，关也难免会一面自请处分，一面背地里后悔自己不该卷入到这种地方性的事情中来。他花几个小时来接见“洋人”教授，除了想要渲泻自己的困惑与不满外，更希望有人了解，他并不是12月1日惨案的策划人，现在却弄到有口难辩。他怒气冲冲地抱怨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把罪名加给我”。而在事实上，在军队方面被推出来主持25日以后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即反罢课委员会）的，是邱清泉，并不是他。换言之，直接调派军官总队学员参预12月1日行动的不是他。[19]当然，他还是竭力想替军人解脱与辨白，故再三强调李宗黄手底下的“秘密警察”才是导致发生重大危险的根源。说所有情报都来自于这些人，而这些人又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他控制不了局势”。[20]
关麟征的报怨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国民党的体制之下，地方党部的各级负责人员因为考绩升迁等切身利害的关系，通常比流动性较大的军人对当地出现的风吹草动，更容易反应过激。李宗黄的情况就更为特殊。他不仅是云南本地人，而且早在国民党一大时就已经做到中央执行委员，却从没有取得过实权，这使得他既相当自负，心态上又很容易失衡。再加上其性格桀敖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导致他在事件中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激烈的心态：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左派学生闹事，我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惨案发生之后，他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他来的，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因此，他不仅毫无惋惜自责之情，而且利用各种场合渲泻不满。由此不难想见，不是军人的李，比关麟征更加强势得多。
关于李宗黄当时自认自己才是接掌云南大权的当然人选，是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透露出来的。他在回忆中着重提到了1945年蒋介石是怎样向他许诺赶走龙云由他“回滇主政”的，为此不厌其详地交待了蒋当年就此说过的几乎每一句话。说蒋最初只给了他一个代主席，是要他暂时隐忍一时，先让龙云手下的卢汉做一段省主席，等到国军反军结束，卢汉的作用利用完了之后，再免去卢汉把他推上正位。因此，他全力以赴助蒋赶走了龙云，并一心想在云南做出成绩，等着蒋兑现许诺。因为蒋讲得很清楚，让卢做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按李宗黄的字）真除（按即实授本职的意思）。”[21]正因为如此，头一次充任省一级政府大员的李宗黄，非常看重自己做代主席这两个月的“政绩”。不料，卢汉12月1日上任，学生们11月25日开始公开挑战国民党中央及其一党专政。这难免会被李看成是龙云的旧势力在所谓“奸党”的支持下，想要乘此时机给他以难堪，使他颜面扫地。李为此恼羞成怒，专门选在卢汉正式就职的当天发动对学生的大规模“还击”，不仅仅是针对学潮，而且也是想要给以卢汉为代表的龙云的旧势力一个下马威，让卢汉及其所有龙云的旧势力知道，他们别想在云南还魂复辟。
为了一举将学生的气势打下去，李不仅采取了直捣学潮据点的做法，而且沿袭了国民党惯用的对付异己的中间势力雇用流氓大打出手的策略。只不过，由于初掌云南大权，李这时并无多少社会力量可以藉用，不得不调动训练有素的军官总队学员与省市县党部人员及其担任情报的特勤人员。但其逻辑是一以贯之的，还在中等以上校长联席会上他就赤裸裸地威胁道：如果学生们再不听劝阻，必要时将使用武力，不惜流血。在12月1日给参预行动的党部人员打气时说得更明白：“过去（指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是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如何“以流血对流血”？就是吩咐省党部守大门的卫兵长，将所有枪枝上的通针和刺刀搜集拢来，交给他们藏匿身边用作打人的武器。[22]党政文职人员都被要求带上打人的家伙，由此亦可知军人们何以会有人带着手榴弹去校园了。
没有证据表明李宗黄或邱清泉曾指示部属去学校杀人，但惨案既出，人命关天，身为军人的关麟征尚且自请处分，自承失职和良心不安，李宗黄在云南学界口诛笔伐，党内亦颇多指责的情况之下，却毫无自责之意，且坚持无错可认。包括其被蒋调赴重庆之后，仍上下活动，极力辨白。他为此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时即明白宣称：“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凡当地腐恶势力，均因之借尸还魂，借刀杀人，一切的一切，无所不用其极。黄奉召来渝后，始知各方不察，大有众口铄金，曾参杀人之势。实令忠肝义胆勇于负责之同志，灰心短气，有冤莫白。其实此次学潮，完全为本党与共党、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若将罪名责任，一律加于军政当局之身，其他毫不过问，实足以长敌人威风，灭自己正气。个人牺牲不足惜，必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当为我革命之中央所不愿闻。基于以上理由，拟请准予列席下周常务会议，详加报告，听凭核议，以明是非，而彰公道。”[23]
李宗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学潮的发生是共产党在主导，其实很值得怀疑。他事后和晚年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学潮之发生，纯因政府派卢汉来接掌云南大权所引起，使龙云旧势力必欲藉此机会赶走中央势力，“以我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实已妨碍他们的权位与不法利得”。故而制造学潮，激发惨案，进而“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作为政争工具，四出活动，百计中伤，诬指我处理学潮不当，因而发生血案”，“非逼我离开昆明不可”。[24]整个事件的实质，其实就是：“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出活动，百计中伤，不惜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25]由此不难了解，李宗黄对学潮的态度之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和必欲彻底打击报复学界中支持龙云的势力的强烈心态在起作用，反共更多的恐怕还是用来实施此种打击报复的一种藉口而已。
以李宗黄此种心态来处理昆明学潮，惨案自不可免。这也就难怪连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的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在私下里对李宗黄也会痛恨至极了。傅调查后明确认为：惨案的祸首就是李宗黄，其目的根本是政争。其次则是邱清泉。是“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于十二月一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还有一人可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总括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军长），关麟征代人受过。”[26]
蒋介石的点火与灭火
国民党地方当局公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跑到校园里去投弹杀人，固然并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央所指使和鼓励，但蒋在幕后有所纵容与包庇亦勿庸讳言。实际上，战后国统区一再发生打杀学生的流血惨案，蒋介石显然都难脱干系。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得知昆明有学生与中共同声息，公开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就有密令给教育部，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27]蒋介石这里的所谓“断然严厉之处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不惜使用武力的意思。
不惜动武来解决学潮，这在蒋也是有史可稽的。对此，有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学潮汹涌澎湃，大批学生陆续组织请愿团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事情刚一发生，蒋即怀疑：“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等到将学生劝回，他马上心情转好，曰：“青年爱国，知守法纪，岂非一最好现象耶！”然而当学生再度涌至南京，要其亲书誓词率兵北上，而蒋在党内亦备受压迫时，其反应马上变得十分过激。不仅断言“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纯为“无理取闹”，而且认为“中大学生枭张已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由不主张开枪，到暗地里咬牙切齿准备动武，称：“于此危急之际，若惮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发雷霆天怒，有何畏忌哉！”[28]另一个例子则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夕，蒋介石对西安学生集体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一事大发雷霆，扬言动武。张学良在事变后解释他何以发动事变的原因时，特别提到这一点。称当学生决心去蒋所在的临潼请愿时，他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把学生劝说回去了，然而蒋竟当面责怪他为什么不用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张学良对此颇难理解，激愤地表示：“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29]有此可知，蒋对学潮确有一种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的心态。
相信但凡有学生运动，必有中共在背后“鼓惑”“操纵”，联系到对中共必欲以武力解决，面对学潮无力遏制时动辄就想要动武，这在国民党一些领导人思想上已经形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了。但是，进入40年代，即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得不格外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后，蒋介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明显地比地方当局要多了一层顾虑和谨慎。依照其思维惯性，他在遇到类似昆明学潮的问题时依然会气势汹汹地要求各地“当予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然而其这时的“断然严厉之处置”，因顾及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再包含暗杀或开枪之类的内容。只是，地方当局却未必都十分明了这其中的奥妙，更不要说那些有鲁莽军人当政的地方了。因此，只要还允许动武，就难免会出意外。对此，蒋介石亦并非毫无心理准备。一边点火，一边灭火，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
蒋介石是11月27日收到关麟征关于昆明发生学潮的电报的。关说明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关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30]
侍从室得电后，即交由次日的官邸党政军会报会处理。会议“决定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31]但公文还未走完，就传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的消息。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会报会已得知惨案情形，并有所讨论。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报告以呈送蒋介石。3日上午，蒋特地向唐纵仔细询问了昆明学潮的情况，并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传达了蒋的意旨。下午，蒋又再度询问了昆明的情形。次日， 云南省地方当局就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并当庭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另外为把事情与其一惯宣传的共党煽动破坏联系起来，专门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宣称陈、刘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 到的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一方面断言昆明学潮为中共所制造，一方面又扯出一个中共分子利用国民党军官去破坏学运，对于这一说法就连蒋介石也觉得提出得太过草率。但是，蒋内心里早已把中共妖魔化，因此，他对下级官员所报各种故事凡涉及中共阴谋者，一向并不十分在意其合理与否。对此，他只是强调：“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32]
“一二·一惨案”爆发之际，恰逢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国民党方面正忙于应付，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一面力谋改善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惨案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在国际上本来就不大好的形象，这不能不使蒋介石颇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舆论蜂起的批评指责之声。不意，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并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而且，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云南当局被迫收手，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更加踊跃地涌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并与各地学生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蒋明显地有些不耐烦起来了。12月6日，蒋介石两度询问昆明学潮情形，并且怒气冲冲地直接给卢汉去电话，“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33]但实际上，眼见昆明学潮有漫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而已。他紧接着的步骤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枪决陈奇达、刘友治；对关麟征先是着其赴渝报告，以霍揆彰代理其职；同时亲自发出《告昆明教育界书》，要求昆明各校教职员负起神圣责任，“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34]并将善后之权交予卢汉，令其全权处理。
卢汉遵命很快将陈、刘二犯执行死刑，并发文通告，同时以省政府名义函请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抄送相关部门协助通缉所谓姜凯者。不过，负责审讯陈、刘二犯的军法处却深知此中奥妙，故反而复函省政府称：“由陈奇达只供出有姜凯者，与其约会数次，均在公共处所，并未告其藉贯、年龄、住址，当时口供内亦未回明姜凯之相貌身长，无法抄送，仍请查照”，将原函退还。[35]对此，蒋其实也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而已。眼见民愤难平，他不得不忍痛牺牲爱将关麟征，暗示关引咎辞职，随即则“明令停职，听候处分”。关辞后昆明学界矛头直指李宗黄，李却态度倨傲，坚不请辞。碍于自己前曾向其许下宏愿，蒋断难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他不得不咬紧牙关，一面暗中请傅斯年等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其逐步解决李之问题；一面再度发狠威胁，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即一律开除学籍。
由于国民党当局没有能够满足学生们最基本的惩凶要求，复课一时一拖再拖。眼看杜鲁门总统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亦已来华，蒋介石12月18日再度限时于20日必须复课，严令“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36]
然而，由于李宗黄问题迟迟得不到处理，国民党当局明显理亏，故教育部并未能严格按照蒋的意旨行事，朱家骅等仍旧全力斡旋。再加上17日马歇尔已到中国，蒋亦不便采取任何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学生的行动，故罢课学生仍旧拖到了27日，才在朱家骅等通过傅斯年和学校当局居中反复协调之后宣布正式复课。一个多月之后，即1946年2月12日，蒋亦部分地实践了他的承诺。说是部分，是因为他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在云南的本兼各职，看上去给了李一些惩罚，实际上他并不想太过打击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他前脚撤了李在云南的民政厅长的职务，后脚就通过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给足了李面子。[37]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的这种处理方式，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他对地方领导人在防共反共问题上的极端作法，形式上固然不能不表示反对，其内心里却是相当理解的。因此，其处理结果，不仅昆明学界不能满意，李本人以及其他国民党人更不可能从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到半年时间，昆明就再演血案。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只因公开批评政府，蒋派来接替关麟征的霍揆彰就重蹈覆辙，指使手下的军人暗杀了李、闻二人，再度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蒋自然也是故态复萌，得知是霍揆彰指使后，他先是大发雷霆，臭骂霍，等到听说暗杀者纯系出于对李、闻辱骂领袖、诬蔑党国的激愤之举，属“义侠行为”时，他又不能不长吁短叹，感慨系之。最后同意其亲信像处理昆明学潮一样，免去霍揆彰的警备司令，把罪责归结为凶手个人的激愤行为，下令枪毙了事。这样不仅免除了政府官员涉案的麻烦，而且还留下一个基层党员和军人不能容忍任何人贬损领袖和党国，甚至不惜以死抗之的印象，借以威慑那些反政府人士。[38]
受命打人者的邀功与“牺牲”
蒋介石对昆明学潮最极端的指示，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李宗黄、关麟征对“断然严厉之处置”的理解，是可以发动党团人员、特务和军人去冲击学校，并带上家伙去打学生。既然上级有令要动手打人，且允许使用打人的家伙，一线的党团人员和军人会用手榴弹去炸校园里反抗的师生，用刺刀或铁棍去扎死受伤的学生，也就很避免了。
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和能力的机会也极难碰到。对于上级的说法，如所谓“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些胡闹！”[39]长年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熏陶的多数一线党团人员容易受到刺激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现场狂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并把每一个学生或老师都当成共产党来打，当然有仇共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积极参预，很大程度上也不能排除有个人的考虑在其中。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工作在机关中的党团人员来说，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坏会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考绩与升等。同样的情况，对于那些参预行动的军人来说，除了部队严格的纪律约束迫使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以外，其在行动中的表现也同样会关系到许多军人今后的出路与前途。特别是那些军官总队的成员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部队整编后被淘汰下来，尚未解决出路问题的军人。他们自然更关心长官对他们的看法。换言之，基层的众多参加者不顾一切地想要在反共斗争的第一线上挣表现，显然也是造成事件失控和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已披露的材料，可知对基层党团人员的动员和组织分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在11月25日前后，当时的主要目的只是想破坏学生组织的时事讨论晚会，同时用军队远远地包围学校，阻嚇学生在会后组织游行。但由于刚接手昆明党政军大权，尚无其他社会势力可用，只能选派省党部及三青团省支团部的党团工作人员亲去现场，破坏大会的手段也只是想要争取通过要求演说的方式来操纵会场，故尽管关麟征声色俱厉地下达了动员令，随后参预行动的党团骨干也都表了态，并预先设计好了行动的步骤，因参预行动的党团人员人数太少，结果是“会议进行了许久，党团工作人员仍无举动，亦无演说”，破坏讨论的行动几乎完全流产。不得已，在现场负责的省党部调查室主任查宗藩硬着头皮，假冒关心时事的老百姓，自己要求上台发言。上台后只喊了几句：政府不是在打内战，而是在平定内乱。“天下是委员长打下的，你们也要来讲民主？”就被学生认出是省党部特勤人员，很快被轰下台去了。而包围学校的军队虽然奉命乱放了一通枪炮，以示威胁，但因学生当晚早就取消了游行的计划，故其此种阻嚇行动反而激起了学生的强烈愤怒，弄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11月27日，被激怒的学生开始罢课后，云南当局吸取了25日晚党政与军队不能合力的教训，决定由邱清泉为首，成立反罢课委员会，协调党团军政警宪等各个方面，联合行动。委员会下共设了四个组，省党部调查室负责情报组；军方负责行动组；宪警负责破坏组；三青团负责撕毁组。上层的高度重视，明显地调动了基层党团人员的积极性。[40]因为，在这场反共斗争中的表现如何，已经明显地成为党政团机关人员进行年终考绩的最为重要一项考核指标了。故自27日起，相关各组组织人员上街与在街上宣传的学生进行冲突时，参预行动的党团人员的战斗精神已大不同于25日晚了，部分学生在惨案发生前即被打伤，原因也在于此。
30日，省府、警备部、省党部和三青团更进一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了次日冲击学校的行动计划。12月1日当天被组织起来参加行动的党团政宪警及特务等就有200余人。据相关人员回忆，当天上午党部几乎所有人大都主动要求参加行动，但党员集合到天井里后，李宗黄还专门要人事室主任薛梦如及登记科长杨灿挑选了一下，把年老体弱的留下来，主要要挑年轻力壮的去。当时李宗黄还特别提醒参预行动的人员要带上家伙，并且叮嘱将这些人的证章留下来，以免他们中有人被学生抓获后成为证据。这说明，前去参预行动的人员很清楚这次行动的性质及其危险性。当然，有军警宪特一起行动，他们多半并不担心有寡不敌众的问题。当时23岁的龚正德描述了他随队前去冲击学校时的情形。根据他的描述，可知冲击学校的人持有各种打人的家伙，学生们曾封住大门，试图用石块阻止他们冲入学校。而他们中穿军大衣的人就往校门里丢手榴弹，然后破门而入，见人就打。他就是首先发现被压在门板背后躺在地上已经被炸伤的女生潘琰的，藉着当时大家的狂热情绪，他不顾一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在明知该女生已经受伤，毫无还击之力的情况下，他还是用铁条对其腹部连戳数下，将其杀死，并一路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用他的话来说，主要目的就是想完事后好“向行政上报功”，以便能够在年终考绩时评上优等，争取升级。而他也果然在次年春天“升了一级，由二级助理干事升为人事室一级助理干事”。[41]
关于这些党团人员极力在带队的干部面前挣表现的情况，还可以从被打者的叙述中清楚地看出来。西南联大工学院教授马大猷事后亲笔写下了当天他和另两位教员被打的经过。他的叙述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打手们在“一着黑色大衣之领导者”面前极力表现，狂呼乱打，而该人喊停便一声不吭马上收手的奇特情形。给人印象，那些打手们的狂热明显地是表现给这“一着黑色大衣之领导者”看的。马记述说，当天来到工院门口的打人者多着军服和便衣，由一着黑色大衣者率领。工院警卫和传达上前阻拦，当即遭到棍棒打击，黑色大衣随即制止，驱使打手们进入院内，一路将学校布告栏及教室玻璃打碎。马大猷、钱钟韩两教授从宿舍出来想要劝止，即遭围攻。打人者狂呼：“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土匪。”一时间棍棒齐飞，马当即被数名打手打伤。马拼命逃脱，钱却陷于群殴之中，所幸黑色大衣来到，见状挥手制止，众打手遂呼啸而去。这时，另一群打人者恰遇教员牟之信持一电阻表从实验室出来，当即诬指其手持之电阻表为无线电台，指其为“宣传之共产党”，不由分说也是一痛乱打，且边打边把牟揪到黑色大衣跟前报功，幸该黑色大衣认得此表并非无线电台，挥手放人，驱之令去，牟才算逃过此劫。[42]由此可见，这些打人者表现出来的狂热劲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种纯粹自发而难以控制的情绪渲泻，更像是带有很强的个人目的性的一种表演。
在这方面，军人的狂热理应更容易受到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比党团人员少。从目击者和受害学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不过，相比较而言，军人执行命令的心理似乎要更明显一些。一位军官30日就曾明确告诉上街的学生说：“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43]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中有人被捉住后，也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去。一位叫崔俊杰的军人在被学生捉到后，就很快供认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受大队长之命行事的情况。[44]以此来看几天后被捕的投弹疑犯以杀人罪被起诉，却在法庭上不仅毫无愧疚和自责，反而慷慨激昂，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就明显地不合常理。[45]注意到此后不久的南京下关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肯定其“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46]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二·一”惨案就是开其端者。鉴于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即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做忠烈状。随后即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47]“一二·一”惨案投掷手榴弹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还是让人生疑的。
朱家骅及其傅斯年、梅贻琦的居间调和
“一二·一”惨案最终能够和平解决，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他所赖以在昆明居间调处的，先是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后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朱家骅曾留学德国，做过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后投身政界，一度为CC系骨干人物，后自成一派，出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并先后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长、浙江省农工厅长、民政厅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代三青团书记长、军事委员会参军室主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因其资历甚深，做过北大及中大教授，多年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又执掌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大权，虽坚决反共，但对知识分子颇有亲和力，因此不仅门徒甚众，即使在各大学教授中执弟子礼者亦甚多。
朱家骅在惨案发生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到正在重庆准备北上北京的北大代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傅斯年帮忙赶去昆明进行调处。傅并非国民党员，却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且是朱在中研院多年的部属，与朱关系甚好。傅一向敢于讲话，就连蒋介石也要礼让三分的，是一个可以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中间的重要人物。
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和与教授们的密切关系，使他比较了解学校里面的情况。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造成此一惨案，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过激反应是为关键。故他深知此事的处理绝非易事，明确要求傅斯年等务必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分别办理的原则。他告诉傅斯年、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至复课至关重要，务请兄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身为教育部长，他最担心的是：“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48]
傅斯年的推测与朱家骅并无二致。12月4日到昆明后，他也很快印证了自己的看法。用他的话来说，“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49]他提出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当局要“真正敢作敢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应出来承担责任。傅斯年的态度，再加上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促使蒋做出了某种让步。于7日间不仅发表文告，而且决定将关麟征调渝，由霍揆彰接任其职，并请卢汉出面主持调查和善后。但私下里，蒋还是大发脾气，扬言要解散学校。朱家骅深知蒋的脾气，生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再派次长朱经农到昆明，会同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致电傅斯年等，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50]
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他自然更不清楚蒋对李的许愿，因此，接到朱家骅来电后，他随即于8日复电明言，只要政府负责将李宗黄等调离，此间事便不难解决。其电报宣称：“（一）一面严防另生枝节，一面与卢主席细商办法。（二）卢主席既出面主办，一二日内当为大规模之劝告。（三）如教授能大体联合响应作复课之劝导，便大有希望。卢与斯年正作此。（四）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51]
朱家骅对昆明学生坚不复课已深为紧张，其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交易，但他显然注意到蒋宁肯撤换其嫡系将领关麟征，也不动李宗黄，知道其中定有隐情。故他明确电告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52]
李宗黄的问题不解决，不仅说不服学生，就连对教师方面也难有说辞。朱经农到昆明次日即注意到这种情况。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也认为此次学潮情形复杂，“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必。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53]这时蒋亦转经朱家骅，接连要求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但李宗黄不去,傅亦无法可想。他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周旋后，深知在不能去李的情况下，事情相当棘手，只能暂取“缓兵之计”，于9日复电宽慰蒋称：“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54]
既然蒋坚不去李，深知蒋脾气的傅斯年也只好转而向学生施加压力了。但凭白无故死伤这么多同学，政府却只是换了个警备总司令，找出两个编余军官来顶罪，同时还编出一个再荒唐不过的共产党人姜凯幕后指使的故事来，《中央日报》更是不分清红皂白连篇累牍地指责昆明学生是被阴谋分子鼓惑煽动，这无论如何不能让学生们平静下来。学生会坚持政府必须满足四项条件，即（1）追究11月25日晚射击事件责任人；（2）取消11月25日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颁布之禁止集会游行之禁令；（3）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得随意逮捕；（4）中央社必须更正污蔑学生之报导并道歉。11日，傅斯年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双方发生了意见冲突，弄到不欢而散。次日，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向傅斯年道了歉，但却明言四项要求不能改变。
和学生代表翻脸后，傅斯年对学生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他公开态度上虽然同意继续对学生做劝导的工作，背地里却向朱家骅提议，对学生不要轻易让步。其电报称：只要能劝说教授宣布，学生不复课即行辞职，学生定尽失同情与立场，不愁问题不能解决。目前教授会已被说动大半，问题只在李宗黄一人而已，“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则政府占着地步，关仅受李之愚而已，但决不可有严厉办法，必俟教授与地方并感学生讨厌，政府免李宗黄占着地步，然后方可考虑。”他明显主张通过曲折的办法来解决李宗黄的问题，给教授们一个说法。而他对教授会的工作则尚须数日时间，“此数日内乞许斯年再作最后之努力”。[55]
这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蒋介石已经想到了既不让李宗黄丢面子，又能够缓和学生情绪的解决办法。故朱家骅开始明确告诉傅斯年，可以向教授们透露李宗黄将被免职一点，以便于推动教授们予以配合。其电称：“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对）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惟因当时不能全明真相，已有重要处理做到最大限度，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亦属情理之常。故如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此事弟已与月涵（按即梅贻琦）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员，以解其忿。”[56]但傅斯年对此已不甚在意，其显有成竹在胸，不愁学生们不听劝告。故其复电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57]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58]
傅斯年所以信心十足，在于他这时已有了一整套的进攻策略。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学生违命不遵，则他与梅贻琦即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必出以全体辞职一着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彻底解决问题。
“自请解散”显系一釜底抽薪之法。此法却多半出于梅贻琦的建议。惨案发生前数日，梅贻琦已到北平。但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12日晚赶回昆明。在重庆时，梅曾两晤朱家骅，知道朱因蒋有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之意，相当紧张，因而当面向朱保证，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若“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无宁自请停办耳。”[59]显然，梅贻琦这一建议是有原因的。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即已开始考虑各归原地复办原校。梅此次北上北平，即为考察复校事宜。傅斯年此次赴渝，原本也是为要去北平考察，不想突遇此事而不得不返回昆明。因此，既然复校为迟早之事，万一政府逼不得已坚持要解散联大，自不如乘机停办联大，三校藉此各回原地早日复办原校。
方针既定，梅、傅即开始联合行动。由于得到重庆密电，听说“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故他们在14日就紧急召集了常委会，确定以17日为最后复课期限。选定17日，不仅因为15日是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得出有否复课，与蒋介石的要求不相冲突，而且也是因为它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学潮结束对政府的形象有利。
为了配合校方的行动，卢汉亦相应地以17日为限向学生下了最后通牒。故15日，梅贻琦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办事处谈话，正式宣布了校方的决定。梅并且说明了学校规定17日全体复课的理由，和届时不复课可能召致的严重后果。接着傅斯年等亦依次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到为死难学生伸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然而，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仍表示拒绝。其于次日送给校方的书面答复说明，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果然，17日上午梅贻琦与傅斯年巡视学校时发现，教师们均已到校各就各位，而学生“竟无上课者”。[60]
眼看第一步计划落空，17日下午三时校方召集诸教授茶话，梅贻琦报告了近几日调处交涉之经过，明确提出，他和傅斯年对学潮事均已感觉无能为力，解决无望，打算引退让贤。随即教授们开会，一致挽留，并决定次日上午由各系主任联合召集学生代表进行劝告，下午再分由各系教授向本系学生进行劝告。如仍不能有结果，则实行“总辞职”。[61]
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的努力，傅斯年相信教授们出面亦不可能发生效用，最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自请解散”之一着。故他明确告诉朱家骅说：“连日各方均对学生施压力，卢主席严函限期复课，否则另有办法。学生会往谒不见，地方各公团已书面表示学生会无诚意，无法帮忙。删晨常务委员会训话本校全体学生代表七十余人，梅、傅、冯、陈、潘、周继续发言，均告学生必于十七日复课。枚荪并谓吾辈参与联大之人，今日可帮同毁灭之。目下可谓已将万强压力加于罢课者。然明日各教授上课，学生必不能上课，学校当局与教授必纷纷辞职。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南开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至受责，枝节可以减少。然亦必有详细全般计划，乞俟弟到渝面陈后再决定，万勿先下解散令。”[62]
对于梅贻琦和傅斯年关于“自请解散”的意见，朱家骅其实并不十分赞同。他明确告诉傅说，因交通困难，如采取此一措施，势必要使学生们牺牲一个学期而无法学习，届时问题更多，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最好的办法仍是等蒋回重庆后，争取蒋同意将最后期限再度延长。他在15日当天就曾报告蒋说：“联大云大等校校务会议决议定十七日复课。卢主席与地方人士亦均作最后坚定恳切之表示。但各校情形复杂，能否如期复课殊尚无绝对把握。如果届时学生仍不就范，各校当局希望在执行最后处置办法之前，能有数日缓冲期间，俾各校负责人及多数教授获有表示最后严正态度之机会，并使学生失其立场与同情，以减少政府责任。”蒋对此未示可否，但反应颇不耐烦，朱家骅因此一面上条陈自责“此事上烦厪虑，职至感不安”，一面仍坚持提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63]
18日，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届时“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注意到蒋介石让了步，朱家骅明显地意识到危机正在过去。他在将蒋令转发昆明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和霍揆彰，强调对“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留有余地，不可仓促行事。因此，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恺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64]
这边朱家骅全力调和，那边教授会亦积极运作。在有梅贻琦和傅斯年出席的19日的教授会上，通过了再度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卢汉随后亦痛快允诺。政府方面有了一点让步，学生方面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分化。联大除师范学院外，20日各班均开始有学生上课了。
开始有部分学生上课，预示着其他学生也将逐渐开始分化，因此，这时上至蒋介石，下至校方，反而不好再采取其他措施。如此连拖两日，倍感失落的傅斯年就已经沉不住气了。22日下午三时，教授会开会，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傅明显地表现“焦躁”，明言“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欲过问矣”。晚饭后，梅贻琦等均前去访傅，“劝其稍缓返渝”，也“未得谅允”。[65]
傅斯年刚走，李宗黄就于25日就被召去重庆，离开了昆明，从而使事情进一步有了转机。由于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这时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强调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的适当的改变自己的斗争方式和策略，来适合时宜地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66]因此，李宗黄的离开，使得他们有了迅速结束罢课的理由。学生罢课联合会于次日即发出了复课启事，昆明学潮至此终于告一段落了。
国民党籍教授众生相
对于“一二·一”惨案及其整个昆明学潮而言，处于漩涡中心的昆明各大学里的国民党藉教授的情况，无疑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且经营多年，昆明各大学中相当一部分教授早已是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以西南联大为例，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而成，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芩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监察委员。联大成立后各院院长及各系主任，不少也已是国民党员，如这时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教育系主任陈雪屏等。[67]而在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也已占到20％左右，其比例不可谓不大。[68]
然而，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地方当局党政军各界的国民党人相比，昆明各大学里有国民党和三青团背景的教授们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绝大多数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的断然严厉之处置，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联大和云大国民党籍教授在这一事件上的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他们或者因强烈反共，故会把学运的发生看成是中共的挑拨或煽动，但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左倾分子，不赞同激化矛盾；或者基本站在国民政府的一边，但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的发生根本在于地方当局的专横与野蛮，如有中共捣乱，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69]
联大史学系主任姚从吾显然是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那一部分国民党籍教授的代表人物。他是西南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的最早的创办者和主持者，后又曾负责组建联大国民党党部。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之态度。1945年11月27日，即25日时事晚会召开后，他就开始专门去函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们所采取的对策了。他明确认为，学潮的兴起，根本在于驻军的过反激应。因25日晚上的时事集会，“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从而导致“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其罢课虽成，校内毕竟还有党团力量与之相抗， “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在他看来，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他力主：“应与辞修（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按即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70]
学校中国民党人的意见显然不能对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发生影响。惨案就在姚从吾等人明确提出告诫之后，仍旧发生了。这一切不能不使姚从吾等党团人员倍感沮丧与不满。他在惨案发生后就有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陈雪屏和郑天挺。陈是联大教育系主任、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干事会长；郑是历史系教授、时任联大总务长，同为国民党人。他在信中具体交待了国民党及三青团人员在学生罢课开始后的尴尬处境与心态。信称：25日晚之后，“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个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特别是一些团员看到当天“率领参加”打入学校的“祸首”即为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和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联大的三青团员内部更形分化，以至于“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面对这种情况，姚从吾等不得不一方面“对地方军人的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且据实呈报上级俾以公平处置，以平众心”；一方面“命令同志停止活动”，而不少人更“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姚悲愤地说：“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按即郑华炽）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按即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姚唯一感到庆幸的只是：“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会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71]
由于无法再调动右翼学生出来与左翼学生相对抗，姚从吾、郑华炽等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授会上。其策略是以同情学生的姿态出现，在顺应大多数教授心理的情况下，从关心学生和学校前途的角度，努力促使教授会能够通过抑制学潮进一步扩大的各种决议。他们的这一措施显然取得了一些成绩。12月2日，即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们在教授会议上一方面赞同慰问学生，和向当局交涉万一学生举行抬棺游行时，请准予游行的方案；一方面坚决反对闻一多等关于以罢教响应学生的提议，成功地利用党团员教授的支持和工科教授多数不愿扩大事态的心理，以61票对19票否决了罢教提议。[72]对此，姚从吾、郑华炽等颇为振奋，更加积极地以曲折迂回的方式来做教授会的工作。
两周后，党团工作也渐次恢复起来了。他们更进一步组织和动员学生中的三青团员暗中推动中立学生早日复课。随后，在与朱家骅派来协助平息学潮的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他们先是促使教授会出面担保要求政府满足学生的要求，劝说学生于17日复课，继而在复课未成的情况下，则促使教授会通过决议，宣布到本月20日学生“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73]这一宣示明显地发生了效果。20日，部分学生已经开始复课。姚从吾对此欣喜异常，特地写信给朱家骅通报这一消息。信称：“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廿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74]显然，到20日以后，姚从吾等再度恢复了信心。其原因就是他们看到国民党籍教授在教授会里起到了中坚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教授会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教授会重心，就此事论，仍以党员为主动。枚荪（按即周炳琳）、芝生（按即冯友兰）、华炽、霍秉权、蔡维藩、贺自昭（按即贺麟）等二十余人，均甚努力。而枚荪尤佳。”[75]
当然，那些立场与姚从吾等并无二致的国民党籍教授，其表现亦未必相同。诚如姚所说，前任教育部次长的周炳琳发言在情在理，作用突出，在教授会“几乎受全场的支持”，其本意在阻遏学潮，同情学生的教授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76]但也有个别教授，口头上与姚从吾等同样坚定，内心里却明显地患得患失，生怕学潮牵延，毁了自己的生计。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工学院教授宁晃（晃加木字旁）。他一面极力主张教授会应以全体辞职威胁罢课学生，甚至坚信昆明学潮已难解决，力主当局应“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从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一面却在私下里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告以工科教授多半对形势悲观绝望，再拖下去，“大部分同仁亦将嗟叹求去”。为此，他恳求朱家骅代谋出路，称：“晚（按自谦之词）曾在航委会服务，菲材薄德，既不足感导后学，拟即另觅报效国家之处。敢恳夫子（按对朱家骅的尊称）提挈，无任感盼。”[77]而当学生复课后，宁晃的心态复又为之一变，不仅忿忿然声讨一切破坏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者，而且直言文法教授乃为事件祸首，称：“若无自命名流学者，专事攻讦政府，利用学生，以自高身价之文法教授幕后耸动，则联大可以平静无事，我国人民之普通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如此之低，民主从何谈起。晚坚信唯有工业建国，提高国民生计，为任何主义之先决条件。而实施此条件之先，必须有统一安定之社会秩序，破坏秩序者皆为叛国逆贼。”[78]
除了姚从吾等在反共问题上态度坚决，因而把反对和阻遏学潮视同反共斗争的部分国民党籍教授以外，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态度则明显中立得多。参加25日讲演的伍启元30日即有信给朱家骅，说明：“时事晚会之举行，在昆明各校原为极平常之事。此次之晚会已为第十余次。过去及此次晚会，均由数教授主持演讲，而由学生听讲，但晚会本身则素由学生团体主办，大约有一半为三青团主办，一半为学生自治会主办。此次之晚会，乃由此间各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但由于下列数因，此次晚会甚受地方党政军负责当局所注意：（一）此次晚会乃地方行政改组后第一次之时事晚会。地方负责人或不明了此种晚会乃极平常之事，不免加以注意。且此次论题为‘内战’，故更引起注意。（二）目前学生自治会之负责人员多属左倾之学生，事后据地方负责人言，彼等曾得确实情报学生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演讲会前数小时，钱端升先生及生均风闻学生将有游行及宣言之举，认为此种办法与过去晚会惯例不合，均曾分别与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谈及此事。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承认确有游行及发宣言之计划。当时钱先生与生均谓在此种情下不愿赴会演讲。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前通知钱先生谓已决定取消游行等事，按照过去惯例，只有演讲，演讲后即散会。至于是否发宣言，则不在晚会中讨论。其后学生于该晚六时半以同样决定通知生，生遂往演讲。”当晚演讲内容除诸教授均倡言用联合政府的办法来解决内战问题以外，并无任何过分之处，不意军警干涉，造成学生情绪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分子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学校当局随后即对学生展开劝说工作，教授会亦决议派代表劝告学生即日复课。半数以上学生均有复课之意，只因学生自治会为左倾分子所主持，结果仍无法上课。30日“学生并出校外鼓动罢工罢市，情势已趋恶劣。”伍启元显然担心学潮扩大，故明确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他因此建言：“今日主要关键，仍在学校行政当局对使学生复课一事，是否有更积极之措施。如学校行政当局多所顾忌，不能有较积极之措施，而欲靠教授劝导以促使学生上课，恐非一易事。今日昆市学潮随时有传播他处可能，故今日要图，尤在先在渝市及他处设法防阻学潮发生也。”[79]
然而伍启元杞忧未了，惨案即已发生。25日同赴时事讨论晚会倡言联合政府的国民党籍教授钱端升，一面震惊于地方当局的横蛮暴烈，一面却也积极致书朱家骅，为政府及朱献计献策。其函称：“此间学潮不幸之至，根本原因为先生向所洞察可勿赘述，近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切暴烈。今后如何发展固难逆料，惟鄙意如政府方面无论中央地方，亦无论党方军方政方，如能步骤一致，不紧不驰，则一时总可不致再酿巨变。至言根本治疗，则非政治改进，难收宏效。忆去冬先生方拜新命时，端升一方为大学前途额手称庆，一方深感主持教育工作之不易，而为先生忧。如先生这威权蒙损害，亦即我大学受损害，而北大清华等校尤受损害。故对此次事件，先生究应亲来与否，如亲来应于何时亲来，仍亦应视此威权是否可蒙损害而为定。”[80]
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征等视同为共产党。[81]在党内同仁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作国民党员，但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的最糟”的“国民党左翼”。以钱这样的国民党人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态度不同，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会如何焦虑，亦可想而知了。但是，无论如何，李宗黄等人的暴行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众多国民党籍教授的失望和沮丧。平素本与政治无涉的数学长才华罗庚教授此时的心态就极具代表性。
华罗庚在惨案发生时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政府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经过情形。在详细说明了学潮发生的整个过程后，他显然对当局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他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镇慑？他在给朱家骅信中明确表示：当晚5位上台讲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中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驱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其中并无确定的“赤匪”，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甚至原本就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为此，他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兄即二年前晚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82]
从姚从吾的“身经目睹，不胜气愤”，“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到华罗庚的“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说话者固然地位不同，心态不一，但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失望与不满却如出一辙。事实上，随着战后越来越多的惨案发生出来，像华罗庚这样在学校任教的国民党员逐渐地对蒋介石国民党由失望而感到绝望，几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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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2] 唐纵前引书，第626，634页。
[3] 唐纵前引书，第622，634页。在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处理的过程中，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得尤其明显。
[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215页。
[5] 《何应钦致中央党部吴秘书长铁城兄并转立夫、骝先、公展诸同志电》（1945年4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特003－31。
[6]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
[7] 《杜聿明致重庆侍从室钱主任转委座蒋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09198，34009221。
[8] 《蒋介石为阻止学生运动给教育部的代电》（1945年8月23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一二一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416页。
[9] 见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1月24日。
[10] 《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奸党分子鼓动学潮及我方防制经过概要》（1946年），《一二一运动》，第452页。
[11]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一二一运动》，第461页。
[12] 同上引注，第453-454页。
[13] 同上引注，第465-466，478页。
[14]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83号快报附件二》（1945年12月），同上引书，第477-481页。
[15] 同注10，第452页。
[16] 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5日；《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946年5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457-458页。
[17] 《查宗藩供词》（1951年1月17日），《一二一运动》，第427-428页。
[18] 云南大学校长替本校费孝通等辨白，邱清泉竟当面讥讽熊看事不明，称：“熊蒋长是忠厚者看事不明，即就熊校长所称费孝通先生学问好一节，即可证之。盖费先生文章不通，余虽武人亦可与之一比。”《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转见《昆明学生罢联会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郑重启事》（1945年12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117-118页；同注11，第487页。
[19] 见《夏培信供词》（1952年11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425页。
[20] 同注11，第484-485页。
[21]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208-209页。
[22]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李宗黄策动“一二·一”惨案的一些情况（二则）》（1986年7月13日），《一二一运动》，第138，423-424页。
[23] 《李宗黄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书》（1946年1月5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24] 李宗黄前引书，第246-247页。
[25] 同注15，第458页。
[26] 《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409-410页。
[27]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4009198。
[28] 《蒋介石日记类抄》1931年9月28，29日，11月25，26，27，30日，12月2，4，8日，转见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
[29] 《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1936年12月13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66页。
[30] 《关麟征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30858。
[31] 唐纵前引书，第557页。
[32] 唐纵前引书，第559－560页。
[33] 唐纵前引书，第560页。
[34] 《朱家骅致叶企荪电》（1945年12月10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蒋中正：《告昆明教育界书》（1945年12月7日），《一二一运动》，第437页。
[35] 《蒋中正致卢汉主席电》（1945年12月8日）；《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致省政府函》（1945年12月12日），《一二一运动》，第432－433页。
[36] 《蒋中正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电》（1945年12月18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37] 参见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2月13日。
[38] 唐纵前引书，第页。
[39]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月），《一二一运动》，第413页。
[40] 《夏培信供词》（1952年11月9日）。
[41] 《龚正德供词》（1955处10月11月），《一二一运动》，第429－431页。
[42] 《马大猷笔述联大工院被袭经过》（1945年12月4日），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43] 《暴行目击记录》（1945年12月），《一二一运动》，第110页。
[44] 《昆明不生罢联会驳斥十二月三日昆明各报所载中央社消息郑重启事》（1945年12月3日），《一二一运动》，第118页。
[45] 《“一二·一”惨案“凶犯”开审》（1945年12月6日），《一二一运动》，第153－154页。
[46] 唐纵前引书，第626，634页。
[47] 见沈醉：《军统秘闻》，北京，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
[48] 《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49] 《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
[50] 转见《中央日报》1945年12月9日，第二版。
[51] 《傅斯年致朱部长并陈布雷先生电》（1945年12月8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52] 《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7日）；《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8日），同上注。
[53] 《朱经农致朱部长函》（1945年12月8日），同上注。
[54]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转呈蒋主席电》（1945年12月9日），同上注。
[55]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1，12日），同上注。
[56] 《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3日），同上注。
[57] 死去的4名学生此时尚未正式下葬，有的且停尸于图书馆。故傅斯年有此之谓。
[58] 《傅斯年致教育部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3日），同上注。
[59]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60] 《梅贻琦日记》，第191页。
[61] 同上引注。
[62] 《傅斯年致朱部长电》（1945年12月17日），同上注。
[63] 《朱家骅致北平行营蒋委员长电》（1945年12月15），同上注。
[64] 《朱家骅致傅斯年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梅贻琦、傅斯年两常委电》（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致云南大学熊迪之校长电》（1945年12月18日），同上注。
[65] 《梅贻琦日记》，第192页。
[66] 参见林焕成：《谈青年的斗争》，《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3日，第四版。
[67] 关于联大各院院长大都加入了国民党的情况，可见冯友兰回忆。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页。
[68] 已知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即有崔书琴、查良钊、郑华炽、周炳琳、雷海宗、宁榥、张清常、梅贻琦、张伯芩、姚从吾、贺麟、冯友兰、杨西孟、陈雪屏、马大猷、华罗庚、杨振声、伍启元、钱瑞升、章廷谦、郑华炽、何衍睿、郑天挺、蔡维藩、霍秉权等。
[69] 谢泳先生对西南联大中国民党籍教授有过一段分析，说是“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此说似略嫌表面化。见谢泳：《从《观察》的言论看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精神状态》。转见www.cnread.net/cnread1/xdwx/x/xieyong/sqdn/075.htm。
[7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1]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日），《一二一运动》，第411－414页。
[72] 参见《西南联大教授会一九四五年第二次至第十次会议记录》（1945年11月29日－12月26日），《一二一运动》，第381页。
[73] 同上引注，第384页。
[74] 《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0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5] 《姚从吾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23日），同上注。
[76] 《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
[77] 《宁晃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16，17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78] 《宁晃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2月27日），同上注。
[79] 《伍启元致朱家骅部长函》（1945年11月30日），同上注。
[80] 《钱端升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4日），同上注。
[81] 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学生报》创刊号，1946年1月19日，转见《一二一运动》，第272页。
[82] 《华罗庚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研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注：与一般所说两位主要死难者于再和潘琰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略有区别的是，华罗庚在报告中说明两位死者的身份时称：“于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岁，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国民党党员，南菁中学音乐教员，独子，未婚。”“潘琰（女），江苏徐州人，廿八岁，曾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军队，徐州突围（亦国民党党员）。”比照中共中央组织部1981和1984年关于两人党籍问题的相关文件，两人当时或属双重身份。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1984年7月1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潘琰同志党籍问题的意见》（1981年2月9日），《一二一运动》，第397－4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