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鉴治英语口述 高俊翻译整理
一 政治气候和学生状况
1945年到1949年，国内政局跌宕变幻，全国几乎所有高校的青年学生都自愿或不自愿地卷入到政治运动中来。多数大学的日常教学常常会因为学潮而受到影响，以反腐化、反内战为主题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拉开了国民党政权告别历史舞台的序幕。与其它大学相比，这时的圣约翰大学表面上比较平静。1947年春，以学生为主力军的“反饥饿大游行”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独裁腐化，以及因无休止的内战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圣约翰大学也有不少学生加入到了这一抗议行列中来，但是学校的教学活动及校园生活却未因此而有明显改变。
这一时期，受时局影响，圣约翰大学的教师不再讳言政治，在面对学生的尖锐提问时，他们很乐意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时这种交流还会在课堂上进行，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就是中共党员。例如，政治学系的潘世兹①教授（潘教授在平时考试中从不难为学生，他经常很慷慨地给多数惧怕考试的学生打及格分“C”），因为极具政治热情而成为最受同学欢迎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在当时像潘世兹教授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党派背景，只是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之极才发出倾向共产党的言论。在1949年建国以后，潘世兹由于不改自己直言敢言的秉性，而在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常常遭到批判，经历了难以名状的人格屈辱和苦痛。
当然，表明上的平静气氛并不意味着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没有和政治有关的学生活动。众所周知，圣约翰大学有许多倾向进步的学生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有一些实际身份是国民党特务的职业学生。两帮人马经常交锋，当然双方均避免造成过激的冲突。例如，在学校的一些与和专业相关的学生团体中，经常会有若干竞选活动，这些“民主竞选”通常成为双方较劲的场合，但结果往往是进步学生控制了包括学生会在内的多数学生团体，他们希望以此为平台，以自己的政治观点来影响持中立态度的中间学生，而不是要煽动他们反对校政当局。
总体上讲，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对于共产主义并不缺乏了解，他们当中很多人广泛接触到过这类宣传。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进步学生的影响，许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相信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迟早的事情，由中共取代一个病入膏肓的政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有人准备离开中国大陆，不过像普通上海市民一样，圣约翰大学的多数学生还是对中共的胜利充满了憧憬。
1948年年中，圣约翰大学发生了“六三事件” ②。事件起因于美国圣公会授意校方强行没收进步学生在校园内陈列的反美反战展品。
①潘世兹，广东南海人。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并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诬陷坐牢7年多。著有《中国简明历史》，汉译英《三字经》等。
② 1948年5月25、26两日，约大学生积极配合“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的运动，在校园的交谊室走廊中张贴图片、标语并陈列展品，通过办展览会的形式来谴责美帝国主义。5月27日，在教会方面授意下，校方以学生擅自行动为由，横加干涉，收走展品。这一举措加深了学生和校方的对峙。学生会随即展开交涉，索回了展品，并向校方提出继续举行展览会的请求。5月31日，约大五个学生团体联合发起纪念五卅惨案的活动，并邀请校外人士来演讲。校方对此做出激烈反应，6月2日学校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宣布即日起学校停课一周，提前在6月9日举行大考，并给予学生会主席史久馀、陈文涵停学一学期的处分。6月3日，学术会在学校南草地集会抗议校方决定，但会场遭人为破坏，史久馀等10余名学生被打伤。这就是圣约翰大学校史上的“六三事件”。
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校内外种种压力之下，涂羽卿校长①被迫辞职。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各高校中抓捕进步青年，许多学生被以共产党嫌疑遭到逮捕或是莫名其妙地失踪。好在圣约翰大学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不过还是有不少约大学生被特务列上黑名单。他们中许多人为了保存实力，从家里或是学校宿舍中逃走，像政治难民般东躲西藏，有的还离开了上海。而许多右翼分子也在这一时期消失，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们原来是随着国民党当局撤离到了台湾。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堪称多事之秋，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于此际发生。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淮海战役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已是气数已尽，蒋介石不久宣布下野，由副手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随即派遣和平代表团北上会晤毛泽东，代表中包括颜惠庆，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同时又是约大校董会的主席。当时人们都知道蒋介石将退守台湾，而中共也将跨过扬子江直取南京、上海。美国教会人员开始为撤离做准备，没有人会知道圣约翰大学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和抗战时期一样，约大的中国教员在这一特殊时刻被委以诸多教学和行政的重要事务。表面上看，学校的一切似乎有条不紊，一如既往。实际上，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紧张和不安。通货膨胀变得更加糟糕，银元替代了法币，政府虽一再严禁黑市交易但也于事无补。多数民众相信国民党政府的垮台随时都会变成现实。
二 1949届毕业生
圣约翰大学的1949届学生此时处于动荡与不安的漩涡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即将到来的巨变之前，我们能否按时毕业？”按照惯例，约大一般会和东吴大学及华中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联合举办学位授予典礼，然而到1947年，这样的仪式中止了。但是圣约翰大学还是坚持在校园内的思颜堂②举行毕业典礼，而且这一仪式一直持续到1952年。
所有的约大学生都一定记得，学校经常会在一年中举办至少两次毕业典礼，有时也会增加到三次。第一次一般是为上一年冬季毕业的学生举行，时间在1月间，第二次通常是在7月下旬，而偶尔的第三次则是在9月间，是专门为在当年暑期学校中修满学分的学生举办。1949年的第一次典礼是在1月5日，星期三的下午两点半，地点是思颜堂。毕业生包括141位文科生，4位理科生，10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12位农学专业学生以及1位建筑专业学生。吴清泰校长及其他校政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由于这些学生都是在上一年冬季结束学业，所以他们通常被视作是1948届毕业生。这次典礼的程序包括唱国歌和校歌，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国歌（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的党歌）最后一次在校园响起，此后，这首国歌就随着国民党的垮台在中国大陆成为绝响。有趣的是约大的校歌通常是以英语演唱的（至今在约大校友会的联谊会上依然如此），而在这次典礼中它却是以中文形式演唱的，校歌的三段歌词被翻译成了非常美丽的中文文字。
1949届的毕业典礼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史上独一无二，因为时局的影响，校方将典礼提前到当年的5月12日。约大的教务主任常先生（音译）为此大伤脑筋，他不得不尽可能快地准备好毕业证件。由于过于仓促，证件来不及精心印制，他就将单个英文字母的铅字模块，
①涂羽卿(1985—1972)湖北黄岗人，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早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
②思颜堂为圣约翰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04年10月1日落成，为纪念为创办圣约翰贡献甚多的中国牧师颜永京而得名，也是在华教会大学中少有的以中国人命名的校园建筑。华东政法学院成立后，将思颜堂改为学生宿舍一号楼。1979年又被改称为学生宿舍四号楼。因在学院校舍中排列第四十位，又被称作四十号楼。
以每个学生名字的拼写绑在一起，然后使劲按在毕业证书上，这样就留下了浅灰色的痕迹，然后他再用钢笔蘸上墨水，小心翼翼地将灰色痕迹涂黑，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印制出来的一样。校方允许每位毕业生在毕业证上使用他们名字的英文拼写或使用教会名字。这个时候，内战双方的和平谈判已告失败，中共军队业已跨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上海也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此情况下，校方为保证一些打算离开上海的学生有充分时间准备，毕业典礼进行得非常匆忙，在把毕业证发给每位毕业生后就匆匆散会。随后，1949学年宣告结束。寄宿的学生也返回各自家中。
1949年5月22日，中共军队解放上海，随后的几天里，没有人会知道胜利者会采取那些措施，普通市民待在家中等待事态发展。不久后，全市秩序渐渐恢复正常，约大的学生也开始返回校园，学校里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师生出入。几乎所有的美国教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已经离开，不过一切都显得极为平静，图书馆像往日一样正常开放，甚至接受了大量来自学生家长们捐赠的图书。可能许多人是担心私自保存外文类图书会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没过多长时间，学校宣布像往年一样开办暑期班。1949年9月14日，圣约翰大学在思颜堂为结束暑期班学习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当然，这一次的仪式中不再有唱“国歌”一项。典礼由代理校长赵修鸿教授主持，校董会主席颜惠庆出席典礼并为学生颁授学位。参加这次毕业典礼的许多约大学生如今生活在海外。遗憾的是，具体的毕业生名单及典礼的各项活动进程都已记不起了。
在当时，上海的变化还是相当明显的。自由选择就业的机会已经很困难，年轻人被鼓励参加“北上”和“南下”运动。刚刚成立的革命大学和人民大学开始招收从各个大学新近毕业的学生，许多人纷纷报名参加，他们相信去那里学习会对将来的就业及前途有所帮助。一些人则选择通过各种路线离开上海，他们多到了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美国或是其它目的地。由于当时中共对上海的控制还相对较弱，1949届毕业生差不多都能根据自己的计划去了不同的地方。到达香港的人后来多进入媒体服务，他们主要是得益于良好的英文知识，以及先期到达的在新闻界任要职的约大学长的帮助。尽管圣约翰大学学历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但还是有人进入了香港的政府机关工作。许多人在经历了若干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后，选择去西方国家继续学业，为此目的他们不得不尽量节省下每一个铜板。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因为家庭的支持而有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始。当然，与那些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同学相比，在1949年及1950年初离开的约大学生还是幸运得多。他们多数如今已是约大海外校友会的骨干，并且分享了经由他们不懈努力而保留下来的约大永久资源。
1949届冬季毕业生在1950年初获得学位，但他们的经历要困难得多。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正在加强。他们已经不大可能随意离开或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工作。有的虽然最终想方设法出了国，但是他们事业的起步晚了很多。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是圣约翰大学的建校70周年的纪念年，但是没有任何的庆祝仪式，美国人和西方教会此时奉行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他们希望新中国能允许宗教团体的继续存在。然而事与愿违，局势的发展并非他们想象的那般。圣约翰大学的存在已经进入它存在的倒计时阶段。
三 结束的开始
按惯例，1949年秋季进入圣约翰大学的新生应该是1953届的毕业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和往常一样，建国之初，约大的日常教学还是采用英语授课，但是到1950年，政治气候的变化预示着这一传统到了得改一改的时候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所有中国人都视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圣约翰大学由于和美国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被贴上“黑学校”、“帝国主义大学”的标签。特别让它“声名狼藉”的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敲定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赫然在列。包括宋子文，这位前行政院院长（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理）也是头号战犯蒋介石的小舅子。还有曾任国民党当局的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他娶了蒋夫人的大姐，其子女也都在圣约翰大学就读。
1951年，约大的校园里还有几位外国教师。等到1951届学生毕业时，毕业证的样式开始有所改变，证书不再用英文印制而是全部采用中文，这使它看上去和别的高校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有悖于圣约翰的传统，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用自己国家的语言颁发文凭有何种不妥。当全国所有大学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时，约大师生开始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至少这对于清除他们身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圣约翰大学的过去给约大学生带来了相当沉重的负担。数十年以后，一位1951年毕业的学生回忆他参加工作之初的经历：
毕业后，我被安排到了一个偏远地区的省份担任基层文秘工作。在我报道的第一天，单位人事科通知我去谈话，我进去时，一位人事干部正在翻阅一份材料，很明显那就是我的档案。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来问道：“你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圣约翰大学”。“哦，就是那所帝国主义黑校了？”他反问道。当时我颇感窘迫，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低下头一言不发。我想他肯定在通知我进来前就已经很详细地查阅过我的档案了，对我的教育背景应很了解。他之所以故意那么提问，显然是警告我最好规矩一点，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许多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肯定曾有过类似经历。一般主修文科的约大学生，由于在校期间所接受的良好的英语教育往往可以在毕业后去中学里面做外语老师，而那些有志于在各自专业领域有所作为的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心态渐渐趋于平常。
另一方面，那些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以及在解放之初参加“北上”、“南下”运动或是在人民大学、革命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约大学生状况则要好得多，他们多被吸收到党政机关中去。多数医学院及工学院的毕业生接受政府指派走上了能够学有所用的岗位。当然，抛开工作不谈，在当时有一件事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已不再被人视作社会精英，持有圣约翰的毕业证反倒成为一种人生污点。没有多久，对圣约翰大学的最后一击终于发生了。
那是在1952年，新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院校院系进行调整，所有的教会大学在这次调整中被裁撤。实际上，私人教育机构在当时已不复存在。在这次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的院系被并入到其它大学，具体为：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被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政治系，英语系和新闻系被并入国立复旦大学；财经系科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取消农学院被，部分学生转入广东的岭南大学；取消神学院，学生转入南京的宗教学校；理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此外，约大附中与大同大学附中（1912年创建）合并，命名为上海市五四中学。
在此次院系调整过程中，圣约翰大学的教员也分别去了不同的高校。位于极司非而路①上，上海人称之为梵王渡的约大校园被划归到一所新成立的高校——华东政法学院。后来，一部分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办公机构。至此，在建校73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正式走入历史。
至于校园内不少的特色建筑，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作为“根除”帝国主义宗教影响的一项措施，礼拜堂首先被拆除。校园中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的怀施堂，②为纪念圣约翰大学创始人施约瑟主教而得名，后来为纪念已故的约大毕业生邹韬奋，30年代中国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而被更名为韬奋楼。
①极司非而路Jessfield，即今万航渡路。
②怀施堂为圣约翰大学早期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早的中西合璧式校园建筑。1895年2月19日落成，为纪念圣约翰的创始人施约瑟而将其命名为怀施堂。1951年3月怀施堂改名为韬奋楼，以纪念该校1921年毕业生邹韬奋。因该楼在华东政法学院校舍中排列在四十一位，故又被称作四十一号楼。
屹立在怀施堂前的纪念坊①在“文革”中遭到拆毁，1992年，经由约大校友会联合努力，在原址上得以重建。曾辉煌一时的交谊室成为储存后勤物资的地方，大楼的地基在不断下陷，成为了一座危楼。
圣约翰大学最重要的象征莫过于那棵大樟树，而它也在1960年代消失了。据说大樟树是因树龄太老自然死亡的，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中被砍掉作了木材。不管是怎样，当1952年圣约翰大学遭裁撤之际，大樟树实际上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
四 余 响
对留在中国大陆的众多约大校友来说，要彻底忘却母校是极其困难的。在随后的30多年中，他们遭受到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0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多年以后，在一位约大著名校友的记叙中，许多约大学生被送往偏远地区去“修理地球”，或是从事其它低微的工作。当年离开大陆到了海外的文学院教员算是很幸运的，他们可以在别的地方继续从事他们的教职生涯。例如英语系的王文显教授，他和夫人一道搭乘最后一班赴美邮轮，在1949年5月到达美国，随后即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直到退休，他后来在1967年病逝。李名炀先生，一位全能的体育教师，最后到了香港并在那里成名，他通过制作玩具娃娃并及在粤语电影中演出谋生，后来还因此获得了香港电影的最佳配角奖，李先生前几年才以高龄仙逝。与他们相比，许多选择留下的人则不那么幸运，例如，倍受学生尊敬的政治学系刁德仁博士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死前他因遭受红卫兵无休止的批斗而全身瘫痪。“文革”结束后，即就是当政府彻底否定“文革”以后，他们很少愿意提及曾遭受过的屈辱，而这当中的约大校友比比皆是。似乎没有人对自己当初选择留下来有所抱怨，对他们来说，毕竟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他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直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约大校友才开始摆脱教育背景长期带来的困扰。一些劫后余生的约大校友逐渐获得社会尊敬，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成为了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都为自己作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如今，世界各地的约大校友都已步入了晚年，然而，他们始终铭记着“光与真理”的校训，在他们心中，大樟树、礼拜堂、怀施堂、纪念坊等约园内的一草一木始终是他们魂系梦绕之所在，如同校友的诗作《老樟树》那般……
昨夜梦回校园，步入老樟树青色的云。她依然健在，巨大而葱茏。以一千条臂膀，搂抱霞空、晨钟、鸟鸣……一如旧时约会，你手拂枝叶走近。你我坐在弹性的树干上低语，任亲爱的老树，把我们间所有的秘密偷听。让它珍藏着年轻时代的纯真，对人生的思索，对未来的憧憬。翠碧如大地的桂冠，幽深若高雅的诗文，老樟树是亲切的长者。迎送一群群黎明之子，去寻觅真理与光明。不，我不信岁月的利斧，能砍断她的须根。盛大的校友会上，分明都见到她的绿荫，笼罩了大厅。她那粗长的手臂，伸过高山、海峡，把每位校友变作她的叶子——一片片柠檬香的绿叶。饱含友情的芳馨，哦，老友，随我来吧！沿着雪化的小径，同去久违的校园耕耘。张起樟树的华盖，重铺草坪的绿荫，播下深沉的爱，使我们的人生返青。
[口述者简介] 沈鉴治，194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在美国获工商管理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
① 1929年，曹家渡士绅为纪念圣约翰大学成立50周年，在怀施堂前建立起一座形制古朴的牌坊，后被称作纪念坊。纪念坊的四根石柱上均雕刻有对联。1955年初，该纪念坊遭拆毁，拆下的石料被随意堆放。1992年在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努力下，在原地重新建立纪念坊，所用四根石柱仍为当年旧物。
原载：《史林》2006年 增刊（总第9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