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要说明

《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原来被收藏在毛利家德山藩的栖息堂,现在由山口 大学收藏。版本格式是竖16厘米、横9厘米的袖珍版,共八卷七册(卷一、26页,卷二、26页,卷三、30页,卷四、30页,卷五、22页,卷六、31页,卷七、76页,卷八、21页,卷二与卷三合刻一册,卷四与卷五合刻一册,卷七以第40页为界分成二册)。每页七行,每行十九个字,上段起第七个字,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画有横线,构成上下两层合刻的格式。

本书开头有题为“合刻水陆路程叙”的序文,共186个字,作者不详,末尾有“时崇祯 乙亥岁菊月书”,即崇祯八年九月的系年。序文写道:“天下中国以至于九夷八蛮之地,莫不由舟车而至。名山大川以至于海隅日出之表,莫不由遵道而行。舟非水不行,车非陆不至。乃水陆莫不有程途,无程途,滔滔天下,令人迷津,茫茫山河,令人裹足。行必由径,篡入迷途,故差毫厘失千里者也。于是有水陆路程之设,使天下仕者知立于朝,耕者知耕于野,商贾知藏于市,行旅知出于途。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往不适,使海内仕耕商旅,由天下之达道.登天下之正路,恍然驾轻车、就熟路。凡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谁能舍正路不由哉!”该序文说明了正确的地理知识是士农工商及旅行者达到目的不可缺少的。

序和目录以后都分上下两层。下层贯穿全部八卷,记载着“天下水陆路程”。究其内容而言,卷一与卷二详细记述了从北京、南京至十三省的干线路程,卷三详细记述了在南京及各省管辖范围内的至所属府的路线,卷四详细记述了至东北、北方、西北各边境的路线,卷五与卷六详细记述了江北的水陆路,卷八详细记述了江南的水陆路。

在全部八卷的各卷开头都有刊记:新安约山黄汴纂、金陵少泉李潮刊。由此可知该书源 自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黄汴撰、吴岫校、载有隆庆四年(1570年)五月黄汴自序的《一统路程图记》八卷本之系统。自序记载道:新安商人黄汴,与父一道遍历全国,后侨居吴会,对从两京十三省至边境的水陆交通路线进行详细系统地整理,并附有以宋代税安礼的《地理指掌图》为底本的地图(三页表里),以供士、商旅行时便览,此书完成共花了27年时间。由于此书使用方便,后来同类书多有刊刻。如日本前田尊经阁藏《水陆路程》全部八卷便是明丁巳岁(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夏的重修本,该本附有“壮游子”的题识,有些地方稍加校订,无图,卷八最后一条江西城至宝庆府水陆也佚失了,但是,其内容与原《一统路程图记》几乎是一样的。还有,内阁文库藏《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上下一卷是新喻县丞陶承庆的增辑本,由福建建州乔木山房书林的刘大易刊刻,是明刊本。这也是治袭了《一统路程图记》,但是,图减为一页,江南江北的路程也做了若干修正。该书的特色是全书分上下两层合刻,上层有“两京十三省府州县名及土产”、“四夷土产”、“各省王府及禄米俱备”、“天下吏员月支俸米”、“文官服色”、“武官服色”、“文官月俸”、“历代国都”、“历代歌”、“大明清海甸”、“南京城门歌”、“北京城门歌尸。也就是说,这本书采用了将地理知识与士、商实用知识合刻在一起的形式。该书虽然题名“商程一览”,但实际上大量收入了士、商双方必要的信息,反映了当时社会两职能移动时相互关联的状况。

在《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的下层是“天下水陆路程”,它是沿袭了对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加以增辑补订的《水陆路程》、《商程一览》的,但个别地方有所不同。本论文不去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根据苏同炳的《明代驿递制度》 (1987年,《中华丛书》)的调查,知道其前半部分的干线路的记述与万历《明会典》卷145、146所载“天下见设水马驿”的记录大多符合,这部地理指南的独特性在于黄汴在后半部分记录了以新安为中心的水陆路。

接下来看看上层的情况,从卷一至卷五的8页载有号称闽郡李晋德撰的《客商一览醒迷》(略称《客商醒迷》)148条训诫的语录集,卷五8页以后还附录了《悲商歌》30首,《警世歌》16首。卷六、卷七的上层收载了李晋德撰的没有题名的《商贾醒迷》续编与觉者语录120条,卷八的上层附录了其它的“警世歌”24首和“逐月出行吉日”、“增天番地覆时”、“杨公忌日”、“六十甲子”等。

从《商贾醒迷》的语录的系谱来看,可以认为旅行心得等是精选了宋末元初的《事林广记》之类的旅行杂记的戒训。但是,就整体而言,可以推定其源流在万历刊《三台万用正宗》卷21商旅门的客商规鉴论的总论以及其分门别的心得体会25条。《万用正宗》记叙相当具体,通过总论、分论的体裁有条有理地展开议论,与此相比,《商贾醒迷》语录集则在每条开头载有两三行的对句形式的要旨,接下来降一格进行若干补充说明,这种体裁整体而言有些散慢,论旨缺乏连贯性,但相反,这正构成本书的特色:适合人们在日常起居的空闲时间边走边读,从而获得有用的训诫,平易而充实。这260条语录,后来在清代儋漪子编的仕商要览》(总共三卷)的卷三“买卖机关”中被采用53条,这53条中的42条又在吴中孚撰的乾隆五十七年刊《商贾便览》①卷一“江湖必读原书”②的语录99条中出现。

从这种系谱关系来看,《商贾醒迷》的语录集至少对明末清初的客商行动起到过规范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可以用来作为当时商业伦理的分析资料③。

__________________
① 森田明“关于《商贾便览》——清代有关商品流通的备忘录”,《福冈大学研究所报》16,1972年。
② 鞠清远“校正江湖必读”,《食货》半月刊五卷九期,1937年,30—42页。其内容与《商贾醒迷》相比,重见语录有些抄录,但比《商贾醒迷》有更详细的记录。
③ 明天启六年(1626年)刊、程春宇选辑的《士商类要》是上承《三台万用正宗》与《商贾醒迷》,下启《商贾便览》,特别是《江湖必读原书》的资料,颇有意义。关于这一点,水野正明的“关于《新安原版士商类要》”。《东方学》六十辑,1980年.有详细论述。


二、《商贾醒迷》的商业伦理

笔者之所以要向读者强调《商贾醒迷》的语录集,是因为它在明代的商业经济社会中,不仅与维持经济主体的双务体系的经济的或非经济的要因相关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表现了这一体系中中国人社会的范畴和局限,以及支撑着中国商业经济的人格主义和人伦性。这里特别强调了社会性,原因是语录反复主张在商业经济这一合理打算与竞争的世界,客商这种在归属纽带外缘行动的经济人,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双务性,不论是经济还是个人都难以发展,简而言之,商业社会也是一个道义社会,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获得外界的信赖,扩大信用交易的范围,获得正确信息知识和合作者的援助,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

提起客商的行动轨迹,一般来说都是在归属社会中刻苦创业,通过归属纽带积累必要的资本,在生产所在地收购货物并推销到外地的批发销售市场。通常的被称作牙行的批发销售机构是一种由大批发商——小批发商——常连客等构成的一个小社会,它是在大批发商逐步获得垄断地位的同时而不断确立相互分工合作关系的社会组织。对客商来说,在批发销售社会的败退将是致命的打击,这就要求客商细心注意获得信赖。获得成功的客商才能衣锦还乡。但是,不能过分搅乱归属社会的秩序①。

__________________
① Robert Silin,“Marketing and Credit in Hong Kong Wholesale Market”,in w.E.Willmott(ed.),Economic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327—352。


客商的行动被这样规范以后,促进其立志出世的才能主义、竞争主义的个性原则以及对其规范约束的社会性原则,将成为客商人格的平衡砝码。因此,笔者认为语录不单单是一种原则教条,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特色。

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首先对语录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看看其分布状况,大致如下。

A.才能与竞争 23条
B.人格主义 58条
C.经营与管理 55条
D.旅行心得 10条
E.批发销售机构 108条
F.官宪接洽交涉 6条

以上的分门别类方法是笔者主观认定的,但是,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其特色,即主张才能主义、竞争主义的相当少,相反,强调人格主义规范的语录特别多,而且,大多是说明在批发销售机构的对应方法。以下依次对各分类进行具体分析。

A.才能与竞争

“天因才而授职,人有干则起家”(七卷三b)条表明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才能不平等性以及干即能力的发挥是成功的源泉这一原理。“随才而授不失,量力而行少愆”(四卷九b)条说明了在批发销售市场上选择批发商、在家产经营上选择伙计(负责经营的使用人)及其他佣人之际的选材基准。与此同时,还“阴消之辈不堪扶,暴溺之流还可援”(三卷二a)、“能者招[小+石],窘者致嫌”(七卷五十a)、“有德无才可贵,有才无德可轻”(七卷三十七b)、“众昏独醒”、“人浊我清”(六卷三十a、b)等主张。

才能是个别的并且是不平等的,因此,需要刻苦勉励、投身竞争的意志力,需要节俭储蓄的习惯,力戒放荡行为。“富从勤得,贫自懒招”(七卷五十六b)、“处自亦宜藏钞”(三卷四b)、“频频果品点心、馈中浪费,垒垒钗钏罗绮、内室奢华”(七卷七十一b)等条即是典型例子。此外,还有像“兴发多自败余,贫贱必自骄侈” (七卷七十四b)、“维寡维能,维孤维杰”(六卷二十一b)等那样的,虽遭破产或孤独等辛酸经历,但能磨炼志操,从而获得成功,诸如此类的认识社会的道理在许多语录中反映出来。不过,关于竞争原理的训诫依然是特别的少。

B.人格主义

“来之无当,去之甚速,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若剥削贫穷、蒙昧良善、智术巧取、贪嗜非义,虽得之,亦守之不坚,非产败,儿必招横祸,人命火盗,概不可测”(六卷十二a)、“财溺于人,其爱义取者希。得起于众,所争贪嗜者多”(一卷一b)。这两条把商界作为一个道义社会来看,优劣竞争虽在所难免,但所作所为伴随着社会的制约,要达到绝对的成功是不大可能的。从这种观点出来,此类语录主张的是为了与社会共生的人格主义。而且,还强调了贪滥、刻薄、纵欲将导致破灭的道理,如“贪小失大”(六卷十七b)、“兴其利有患、则宁穷,莫若安无求,则自贵”(六卷十四b)等。此外还告诫人们如果用刻薄手段获取资产,即使用捐施来谋求外福,本心缺乏仁厚之念的话,还是没有用的,如“专于刻利,纵舍无功,与人交际,刻剥取利,锱铢不饶,握算贫人,逼至鬻卖,纵然致富万金,捐财施舍,造桥建寺,徒慕外福,亦无功德,以其本心无仁厚也” (六卷六。)。还有“贪不在贫,廉不论富,或谓贪者为贫所逼,廉者因富无取,非也。人性贪廉,岂论贫富。多有富者,无厌无止,索利于贫,恨不剥肌槌髓,全无慈悯。所以,富由不仁来也。彼廉者则不然,宁甘清淡,不以利禄关心,正大光明,惟求洁白,虽大食峨冠置前,不能移其志也”(六卷六b)。这一条更在前面一条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强调了既然是在竞争社会,巨富由不仁而来,因此要保持廉洁,须有特别的人格,以超越利害的道理。

这样,即使从一般论的角度来为营利性的人格主义划上修止符,也很难调和其与竞争原理的关系。但是,像人格主义这样的非经济要因则是在双重经济社会形成信赖关系的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来讲,会让人们首肯的。“人皆人,贪廉无辨。心非心,真伪难知”(一卷二a)、“因人放债,看婿许婚,人求借,不独计其家产,惟其素性诚实,若狡猾顽[?]、虽富难与交际。有女许婚,不必论其世家,惟在观其郎婿,若奇异聪慧,虽贫宜嫁。世俗有等陷女者,拣富贵,弃贫寒,恋土著,嫌异乡,此皆泥于迂见……”(七卷一a)。这就是说,不管是放债、许婚,还是雇佣等等,都相当于选择与自己利害直接相关的伙伴,必须要那些能够遵守一定道德规范而行动的人。有意思的是,不管是什么事,懂得理的人则“理胜则刚,义合则为”(七卷二十一b)、“忠耿难合,奸佞易从”(七卷四十二a)、“燥性直如火,不若柔性和似水”(七卷六十五a、b)。此外,还论述了应该推重知廉耻(六卷二十四a)、名节(同十b)、谦逊(七卷四十九a)、恒心(七卷二十b)、中正(同二十九b)、诚实(同六十四b)、坚实(同七d)等美德,尊重老成定见(七卷二十九b),而对于口辩谮谤(七卷四十六a)、自己显示(同七十二b、二十四a等)、好胜(同八b)、骄慢(同五十二a)等则应该排斥。总之,只有对第三者老成定见、谦逊坚实、大度恩仁的人格,才是获得巨大成功者的理想形象。反之,多才阴险、贪暴刻薄、自己显示的人则往往作为危险人物而受到警戒,这类人在商业社会是很难成为合作伙伴的。

C.经营与管理

“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则为养命之源,人岂可无有,而不会营运,则养食易尽,必须生放经商,庶可获利,为资身策也”(一卷一a)。这是开头的一条,它肯定了营利是养命之源,即生存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主张为了经营资产而采取生放(金融)、经商(商业交易)等殖产方式是绝对必要的。以下还提出了踏实的经营应将资产利润控制在社会所允许的20%—30%以内的问题。“厚利非为我利,轻财方是善财。经营贸易,及放私债,惟以二三分利息,此为平常无怨之取,若希七八分利者,偶值则可,难以为恒,尚存此心,每每欲是,怨丛祸积,我本必为天夺,而致倾覆也”(六卷三十一b)。接下来的“乍富者则满,满则惰,惰则颓”(七卷五十三a)则说明了发财容易守成难的道理。“父聚兮,子骄必欺”(四卷七a)、“承受者得失不辩,起创者思虑周详”(七卷六十九b)、“期昌后,在端木澄源”(六卷九a)等条论述了商家的生命周期格外的短,第二代不继承创业者的优秀的继营指针的话,就会走向没落。在经营能力之中,屈指可数的有“嫖赌原为丧神、拙算亦云烂本”(一卷五b),即志操的坚定和算计的能力,“出纳不问几何,其家必败”(七卷七十a),即量人制出的扎实经营等。此外,还有“不识莫买,在行莫丢,平昔生意,惯熟货物,虽然利微,亦或遇而不遇,切不可轻易丢弃。改换生理,暴人别行,而货物真假,未必全识,价值低昂,难以逆料,以致倾覆财本,大有不可量也。然作客贩货,宜固守本行为是”(四卷二b)等之类的,则认为专业化的商品,交易的知识和经验,是在商业界生存所必需的,因而告诫不要轻易转换主业。而像“临财当恤,记帐要勤,银钱堆积目前,益宜斟酌出纳,若矜喜浪用,易于消散。然与人交接,要勤勤记帐,莫厌烦琐,若惰笔负一时强记,少刻为别务所致,遂至忘却,或错与人,反生争竞,虽坐卧忖思,从头握算,亦无益矣”(七卷三a)。则强调了经理的明确、细心的记账等踏实的经营之道。与此相关联,力戒轻率的连带保证(六卷三十a)、滥施(同三十一a)、轻率融资(同二十八a)等,鼓励及时清算借债。同样还指出了守法和保常(六卷一a、一卷五a、七卷二十八a)、预料和预防(五卷四b、六卷十八b)等守成之难。而在“拙于治家,虽能无益” (六卷五a)、“三纲废则勿亲,五伦明则可友”(七卷三十一b)、“凡长宜尊”(七卷三十三a)等三条则认为商才的发扬、信赖的确立应在家族伦理、年功序列的规范内才能达成。

接下来便是合伙人对策问题。首先作为一般论则主张人格主义。从“交接非人、虽万金无足论有,朋友者,伙计者,不独通财,而身家百尔所系,与其高者吾亦高,与其低者吾亦低……”(一卷三a)开始,就合伙、合本、旅中伴侣、同宿者、伙计、佣工、奴仆、婢妾、船户等等广义的合伙人的选择之事,强调了没有鉴定人物的能力,将会陷入诡计。对于经常在外的客商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训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合伙、伙计对策。“合伙开行,择能者是从,分头管事,以值者可托。一行若有数人合伙客,当择其殷厚者托之本,能事者托之鬻,他日分伙相投亦如是也”(四卷四b),则认为以合资方式行商的时候,应让资本雄厚的人管理全伙资金,让有商业才能的人负责交易。“轮卖如同打劫,独任尚顾门风,毋论兄弟叔侄,合伙共开一行,若轮流管手管事,各要顾己,撰钱不肯推让,牙用妄施本文,知客再来,落于谁手,与其独自开行,尚员下年,百凡宽让,以顾门面也”(四卷五a)一条则是就批发商的合资情况而言的,认为在亲族的范围内结成的批发商,往往采取轮流当番的形式,这容易萌生利己之念,导致无责任经营的结果,应引以为戒。“监者启疑,制者取愤,财本任付伙计,听其自便,稍有亏折,惧我不用,自含惶恐,必励志勉图,务求恢复,我当毋以胜败为校,冀其他日获利补,如或使人监督节制,彼必不得自由,疑生愤起,心志皆仄,不惟不肯致力,抑欲私幸吾败也”(七卷四十b)一条则认为对一旦委任的伙计,应放手让其自主经营,过度的监督必然招致怨恨。

D.旅行心得

这一项目是告诫客商要注意乡里与批发销售市场之间的旅途危险。在旅途中接触的人是最缺乏身份证明保障的,应该对运送业者、同行人、临时雇用的人和住宿等加以警戒。“守己不贪,终是稳,利人所有,定遭亏。吊白、打拐、诓骗、掣哄之流,智过君子,狡诈莫测,或假装乡里,讲乡谈,称有寄托,哄出我银,却将铅石抵换,或狗皮裹泥,充射香,或竹筒筑土,充水银,或水晶、玛瑙、宝石、溜金、奇巧之具……”(二卷十二a),即是其一例。

E.批发销售机构

这一项目在数量上约占有三分之二,反映了在批发销售市场上的活动才是客商的重中之重。从批发销售市场的角度来看,客商既是产地的贸易商,又是货主。客商与批发商的双重关系往往受商品的供求与当事者的金融状况所左右,优劣本来是不确定的,但本书的语录则表现出客商给与批发商的较多,而获取的较少,虽然说是双重关系,但多带有阶层的观念,这一点值得注意。如“客欲扶主,十有五六,主能体客,百无一二”(三卷十三a)、“好客不欲频换主,良牙安肯负初心。交久而情愈笃,君子也,朝恩而夕寇仇,小人也。客既有扶持之心,主岂无报效之意……”(同二十一a)、“让货非为假义,处财方见真心。一客之货,分派几家经纪,当分之际,不竞多少,凭客所付,此义主也……”(三卷七b)等。客商的大批货物被寄托在几家批发商处,因此供给货物才是获利的源泉,就这一点而言,客商较易拥有主导权。而且,客商托付给批发商的资本或信用,是批发商在市场内活动的源泉。“图多用而帐野,为酒食以限迟。经纪发货,惟图多取,用钱不顾客本,彼肯贵价赊者,断然乏本空虚,不可不察,及以频频酒食款待,延捱限期,此等铺家,最防觉” (四卷一a)即是一例。

但是,客商毕竟是局外之人。不管怎样控制商品供给来源,不管在资金方面具有多大的优势,在市场上悉知市况、掌握常客、建立市场机构的还是批发商,因此,只要情况许可,批发商与任何客商都可以确立起对等以上的关系。“相见恭而席丰,货锋有价,主人初会,恭敬盎然,出于分外,酒席破格丰盛,跟从欢腾,情意甚炽,则知货有价而锋快也”(一卷十二b),“许多卖少,接新客之常情,说快返迟,哄起货之旧套。虽作客者,惟图高价,若不许多,安肯人彀,货迟便直曰迟,客必他适,欲坚其意,起货虽迟,亦曰可行”(一卷二十三a),此即是牙行与客商对处的优势。牙行的优势是可以捕捉市场的需要、市价的昂腾(货锋快、货行)及其弛缓(货迟慢、不行)等商机。

像“投牙三相,相物、相屋、相人,人坐试言,言直、言公、言诈” (一卷七a)之类的语录,还谈及寻找可以信赖的批发产商的各种标准,如门面的虚饰,过度的接待,言行的暧昧,妇女的媚态,即是不可信赖的标志。其实,从谈话或行动即可稍知市况的紧慢、定价的当否和商略的背景。从这种短期的观点来讲,批发销售市场是客商与批发商之间发挥虚虚实实的商才的场所,但从长远观点来讲,两者处于相互补充的立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此项目的开头所揭示的语录用消极的君子、小人论来倡导抑制利己之念、力戒刻薄,其目的就在于此。但是,其主张的反响相当稍弱。

F.官宪折冲

该项目主张为了让官宪的介入降低到最小限度,应该采取贤明而消极对应方式。这里不再赘叙。

三 结 语

上述语录集反映了其前近代性的特征,展示了前近代资本社会中固有的问题点和局限性。但是,本论文重点放在利用该书的内容特色,来揭示在商业经济活动这一前提下的双重结构中中国人社会所赋予的行动规范及其局限,以及为此而出现的人格主义,并从而展示论述。关于导致这种非经济要素发生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原理,有必要加以进一步深入分析、探讨。而且,关于250条语录的系谱的地位、内容的分析,本论文尚未提到的部分还有很多。将来如有机会,想继续探讨下去。


转载: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