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76年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时，选修了京都大学佐伯富教授一门关于中国盐业史的课程。每次上课时，佐伯教授总是恭谨地将一方精致的深色「风吕敷」置于讲台上，像茶道仪式般，有条不紊地打开方巾，取出讲义，开始当日的授课。像是中国的儒者或当代西方绅士的训练一样，佐伯教授对穿着的礼节也非常重视，再热的天气，授课时也坚持穿西装、打领带，一次竟因此中暑昏倒在课堂上，引起一阵骚动。我对佐伯教授当年授课的内容已毫无印象，但对他如仪式般揭开方巾，和中暑昏厥的场景，却记忆犹新。
十年后，我在赴美国留学途中，在东京稍作停留，并前往东大东洋文库拜访田仲一成教授。在田仲教授的引领下，参观了仁井田升的收藏，算是象征性地进入了日本汉学的殿堂。此后几年，为了应付系里的学分要求，我第三次从日文初级开始，密集地选修日文课。对我和大部份以中国史为专业的美国同学而言，和伶牙俐齿、能言善道的哈佛大学部学生一起牙牙学语的过程，除了徒增挫折感和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外，日文老师高效率的组织教学，显然并没有为我们的日文阅读能力，带来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另一方面，我从我的指导教授Philip Kuhn的第一本经典著作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看到他对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的介绍和推崇，开始对铃木中正等人对清朝社会史和民众叛乱的研究，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研究所需，进一步阅读了秋月观瑛、洼德忠、福井康顺、酒井忠夫、田仲一成人关于中国佛教、道教、善书和戏曲的研究。
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阶段密集的日文训练和对日本汉学的涉猎，其实和我的美国经验密不可分。而美国汉学界对日文和日本汉学的重视，除了日本汉学在二十上半叶的突出表现和累积的学术传承外，和二次大战后，美国汉学的初创萌芽、中国的再次闭关自守及学术传统的中断，显然都有极大的关系。1950-80年代中国的锁国和学术研究的僵化，切断了美国学者赴中国搜集资料和田野考察的主动脉，也大大降低了美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的需求，日本的资料收藏和研究成果则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从1990年左右，我对日本汉学研究的认识，有一段长时间的停滞，其中除了语言障碍、时间不足等因素外，大环境的改变和研究领域的移转，也都很有关系。中国的开放，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对日本汉学的地位及美国汉学中的日本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我在此仅能提出此一印象式的观察，而无法深论。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研究领域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和明清的士大夫文化及城市生活，却显然是我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持续关注的主要因素。我过去稍有涉猎的日本学者对明清社会经济、宗教及民众叛乱的研究，代表的是日本（及美国）中国研究的主流学术传统，和我对明清文人文化的新嗜好，显然有极大的距离。
在我这个由俗而雅，从现代到明清的文化转向中，干嘉学者和当代中国大陆学者所作的诗词戏曲的考证、诠释、年谱编纂和研究论著，提供了基础而关键的助力，让我进入传统复杂的士大夫文化的尝试，不致过于支绌和挫折。而也就在这个试图进入另一个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我读到大木康教授的相关著作，看到另一位现代异邦人，对另一种传统的文化型态、生活方式，同样抱持着极大的同情和兴趣，并作出细致而全面的阐释。我原有的一些迟疑和不确定感因而得到纾减，并能更心安理得的体会发现和探险的乐趣。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答应为大木康教授《中国游里空间》的中译本写一篇序言，除了因为我在修改〈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一文时，受益于此书之处甚多，而思有所图报外，也因为大木教授的这本书重新唤起我对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的兴趣，想对日本年轻一代学者在中国文化史、城市史乃至日本近世文化史和城市史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我在过去十几年中，研究课题由近代上海转至清代扬州，并由扬州进而上溯至明末金陵，使用的数据也更具文学色彩。几年前在构思如何重建明末士人的南京回忆时，更决定用《桃花扇》和《板桥杂记》两本文学著作，作为重建的基石。大木康教授的这本秦淮研究，虽然征引资料浩繁，但他以余怀的《板桥杂记》、孔尚任的《桃花扇》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等文学作品作主要根据的出发点，却和我不谋而合。大木教授在后记中，提到他从大学时代接触到《板桥杂记》的日译本开始，就被这本书中的美感经验所震慑，自此爱不释手，成为日后写作本书的主要契机。和我自己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首次接触日本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却无所长进的经验相比，大木教授的自叙，一方面显示出他的早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文学作品无所不在，浸润渲染的力量。虽然我第一次阅读《板桥杂记》的年龄，比大木教授晚了约三十年，但对书中的兴亡之感、离乱之情和美学意境，却有着同样强烈而难以释怀的情感，并决定用这本书和《桃花扇》的描述，来重建一个中国城市的繁华岁月。
但只有在读了大木教授的研究和后序后，我才了解到余怀的作品，不仅能穿越时间的阻隔，在几百年后，对我这样一个现代的中文读者产生震撼力，并早在十八世纪，透过各种日文译本，在锁国的江户时代，对日本人的秦淮想象和日本自身的冶游文学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不是透过大木教授的考订、爬梳，我们实难想象余怀这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中相对隐晦的「艳游文学」作家，竟也像白居易、苏东坡一样，在日本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木教授从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余怀、秦淮文学对日本人的秦淮想象和冶游文学的影响，我有机会为此书的中译本，略尽棉薄之力，似乎就成为义不容辞的工作。
我几年前读到美国霍浦金斯大学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一篇讨论扬州从1600年迄今，不同的文字数据如何作为「文化地图」，而对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扬州游客产生不同的形塑作用。以1930年代为例，同样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文旅游导览中，英文写的中国导游书，往往对扬州却乏好感。日文的导游书中，则透过对唐代扬州佛教的介绍，苏轼、欧阳修的相关诗文，和《扬州画舫录》的描述，让日本游客有了全然不同的扬州印象。[1]日本人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的浸润，让他们在进入中国历史名城和文化遗迹时，有了和西方人很不同的想象、感知力和美感体验。
扬州如此，南京亦然。大木教授的研究，正好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用大量的书写、文学和图像数据呼应了梅尔清精彩的论断。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在扬州之外，南京是另一个（或者更重要的）寄托日本人的异国想象的文化名城。以一种近乎侦探小说的笔法，大木教授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二十世纪作家以南京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出发，将我们一步一步地引入一个和Hershatter笔下的二十世纪的上海欢场[2]大异其趣的风月世界。
作为一个亡国之都，南京伤感的历史，当然不始自二十世纪日本人的占领，也不始自孔尚任、余怀华丽的悼亡、追悔之作。作为一名文学史家，大木教授同时为当代的日文和中文读者，精确地勾勒出秦淮所承续的文化传承。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楼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到南唐李后主的〈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南京在明亡之前的历史，其实一直是以一种伤感、唯美的形象流传于世。大木教授也不时透过文字的考证，指出余怀、钱谦益和六朝文学的传承之处。
虽然大木教授谦称他并不打算像一个有才情的创作者那样，活灵活现地呈现秦淮风月的情致，但全书的结构、布局和叙事，却不时透露出作者文学训练的背景。这个精心搭建的框架，饰以无所不包的细部数据，让我们对秦淮游里空间的每一个面向，都有深入的了解。大木教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工夫和成果，在我写〈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一文时受益良多，也让我再一次体认到日本中国学者扎实的传统。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不论是在《桃花扇》、《板桥杂记》，还是张岱的《陶庵梦忆》及其它的明人记叙中，都对柳敬亭这位知名的说书艺人，有极深刻的勾画。也许因为柳敬亭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形象过于突出，我完全忽略了他和明末知名的清客丁继之等人共有的「帮闲」身分。「帮闲」的角色，看似无足轻重，却是明清士大夫文化和城市逸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钱谦益的诗作中就有几十首以丁继之及丁氏河房为对象，陈寅恪更详细考证了丁继之在秦淮河上的丁氏河房，曾一度被钱谦益用为反清复明活动的基地[3]。大木教授在此仔细追溯了帮闲一族的系谱，从孟元老记载北宋都城汴京景象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南宋临安的《都城纪胜》，到《金瓶梅》中与西门庆厮混的应伯爵，看似细琐，却为我们探究明清与宋代城市生活的异同，提供了有用的线索。
大木教授借着丰富多元的资料，将明清秦淮放在一个更悠久的文化传统中考察，而赋予这个游里空间更宽广的意涵的作法，在对「《水浒传》里的妓院」一节的描写中也充分反映出来。故事的场景是《水浒传》中的头号俊男燕青，奉宋江之命，前往汴京（今开封）拜访都城第一名妓李师师，希望藉由李师师与宋徽宗的私情，转致宋江亟思被朝廷招安的苦心。在引用了《水浒传》中燕青进入李师师闺房后的相关描述后，大木教授随即指出这段以北宋汴京为背景的描述和明末江南，乃至秦淮妓院间的关系：
《水浒传》故事发展的舞台背景虽然在中国北方，然而成书问世却在明末的江南地方。宫崎市定曾在论文中指出，《水浒传》里描述的房舍屋宅主要是南方建筑，而非北方之物。虽然描写宋代都城汴京的故事经纬，实际上可能反映着江南或是秦淮的风情故趣。
大木康教授所承续的日本汉学传统，让他营造出的明清秦淮，更加坚实绵密。和在时间、数据上的拓展相辅相成的，则是经由实地的探勘、考察，将秦淮这个可以驰骋无限文学、美学想象的源头，固着在一块南北长300公尺，东西宽100公尺的有限土地上。当我沉浸在《桃花扇》和《板桥杂记》所铺陈出的美学情境和乱离之感时，大木教授这段对旧院面积所作的考证，让我有一种恍然若惊，从文学回到历史，从想象回到现实的强烈感觉。无限的文学想象和坚硬的地理坐标间的张力，让秦淮的游里空间变得更耐人寻味。大木教授的深描细究，配合上丰富的地图、版画、图片和照片，让我们在不同文化、不同时空、不同场景间的穿梭，变得更为悠游裕如。
大木教授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中，完成此书的初稿，可谓成果丰硕。相形之下，我在哈佛一生悬命，勉强得来的日文知识，则变得后继乏力，形同具文。另一方面，我最近陆续读到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2002）、《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和本书的中译本，收获良多，深深觉得我们对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认识不足，特别期待能看到更多类似译作的出现。
李孝悌
2007年5月3日
--------------------------------------------------------------------------------
[1] Tobie Meyer-Fong, “Seeing the Sights in Yangzhou from 1600 to the Present,” 收于黄克武主编，《 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页237-244。
[2]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中译本《危险的逸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与现代性》，由台北时英出版（2005）。
[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三联书店，2001），下，页1096-1098。
大木康：《风月秦淮：中国游里空间》， 辛如意译，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 。
转载：都市史学术网络讨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