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等：刘广京学术观点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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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京学术观点举要
麦金农　周启荣　黎志刚*      (吴艳红译)

现定居在英语国家的一些中国学者, 改变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解, 我们应该给予重视了。他们的影响可以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 rendt)、卡尔·多伊奇(Karl Deu t sch)、豪约·霍尔本(Hajo Ho lbo rn)、阿尔诺·马耶尔(A rno J. M ayer) 等移居异国他乡的伟大的欧洲学者相比拟, 这些学者曾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宰了近代欧洲历史与思想的撰写与教学。1949 年以后, 既是导师又是学者的萧公权、杨联陞  、余英时、何炳棣和刘广京在提高北美地区中国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水平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以上这些人物中, 刘广京通过对19 世纪中国的深入分析,已经在该领域确立了他的权威。他不仅改变了我们对19 世纪政治、经济和制度史——他的博士论文和早期关于李鸿章的著作涉及此领域——的看法, 而且, 通过对儒家经世思想和韦伯学派关于正统的见解的重新检讨, 他还对清代的思想文化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下是对刘广京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一些观点的介绍。为篇幅所限, 刘广京著作中殊具特色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流畅的笔法,这里只能付之阙如。为此, 我们希望读者能进一步探研文内所引的刘的大量论著。

在刘教授的著作中, 对重新解释19 世纪中国最有贡献的是他有关政治和制度史的著作。这在1978 年和1980 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0 卷和第11 卷中达到了顶点。在任何一种语言中, 这两卷都被认为是对19 世纪中国的权威性研究(在大陆和台湾分别有两种中文译本广泛流传)。刘不仅合编了其中的一卷, 在两卷中都撰写了主要的章节, 而且还帮助确定选题和邀请作者。他对最后成果的影响是具体而广泛的。① 刘在剑桥史中的撰述几乎取代了他的导师和合作者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关于19 世纪历史的开创性著作。正如柯文(Pau lA. Cohen) 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 剑桥史中的论作关注清王朝内部的动力, 其学术关注点已经偏离了回应西方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是50 年代以费正清为首的学术研究的特征。②

在对19 世纪政治和制度史的研究中, 刘对早期有关19 世纪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这些观点在目前仅关注康雍乾盛世的清史学者的著作中仍然有所存留。后者倾向于把19 世纪消极地描述为一种解体过程——旧秩序的瓦解。刘教授的分析则更为客观和复杂,他强调了19 世纪早期经世思想的遗产以及像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贡献。回过头看, 这些人建构了18 世纪乾隆时代中国的体制和20 世纪蒋介石及毛泽东时代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之间的桥梁。

①费正清常常率直地承认这一点。
② Paul A. Cohen, D iscovering H istory in Ch ina: A m erican H istoricalW riting on theR ecent Ch inese P ast (N ew Yo rk: Co lumbia U niversity P ress, 1984) ; John K.Fairbank and Teng Ssu2yu, Ch ina’s R esp onse to theW est: A D ocum entary Survey ,1839- 1923 (Cambridge, M ass. : Harvard U niversity P ress, 1954).

刘也不畏避对19 世纪的思想史进行彻底的重新解释。在儒家的治国之术, 即经世的传统中, 他发现了通向20 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桥梁, ——从龚自珍和魏源到梁启超和李泽厚。刘教授关于魏源的著作至关重要, 他认为其中有丰富的思想源泉可以为中国的改革思想家汲取, 用以证明大规模的改革方案的正当性。刘不仅解释了魏源受《易经》和《老子》影响而产生的对宇宙变化观念的兴趣是怎样与魏对财政和行政改革的拥护相联系的, 他还富有洞察力地强调了魏经世思想中便民(方便百姓的生活) 观念的重要性。藉由这种观念, 魏得以在没有利用外来分析模式的情况下提出了近代化性质的变革建议。刘教授对19 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诠释开始于对华盛顿大学教授弗朗兹·迈克尔(F ranzM ichael) 和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2ley Specto r) 坚持的关于地方主义和原始军阀的观点的驳斥。① 实质上,“华盛顿学派”认为太平军起义破坏了政治上的统一和对清政府统治的忠诚。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的崛起动摇了传统的军事、财政制度, 为20 世纪20 年代的军阀主义打下了基础。在始于20 世纪60 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 刘清楚地阐明, 在军事组织和财政方面, 曾和李那样的所谓原始军阀都把权力交给了北京。参与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地方武装大部分被解散, 或被重组后充当几个省份的地方保安力量。重点其实是在北京监督下的经济和技术性机构的设置上。

像李鸿章和他早期的幕僚冯桂芬这样的改革家,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强调忠于朝廷的儒家传统的局限。但是, 这种社会伦理传统却容许实用的革新和改良。比如, 在一些省份引入西式的军事训练和军火生产, 但得经常向北京汇报。清廷委任地方官员——从各省督抚到县官——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通过对中外文资料的详尽检索和研究, 刘与司马富(R ichardSm ith)、王尔敏和其他人一起, 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19 世纪晚期军事制度的看法。李鸿章、张之洞及后来的袁世凯的新式军队都很重视掌握最先进的训练和武器, 这为20 世纪的军队现代化(包括蒋介石在30 年代及邓小平近来所进行的努力) 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些革新使1874 年保卫台湾成为可能, 也使70 年代末左宗棠保卫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成为可能。还有, 在1900 年义和团运
动兴起之前, 没有出现过威胁清政府统治的更严重的国内起义, 而义和团运动反对外国, 对清政府的态度则存在矛盾心理。总之, 刘很具说服力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不能因1894- 1895 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台湾的沦丧和其他灾难的发生就抹杀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革新所带来的实在的、前瞻性的成就。

① Stanley Specto r, L i H ung 2chang and the H uai A rmy: A S tudy of N ineteenth Cen2tu ry Ch inese R eg ionalism (Seattle: U niversity of W ash ington P ress, 1964) w ithintroduction by F ranzM ichael. “华盛顿学派”的观点根植于20 世纪30 年代像罗尔纲那样的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中。

换言之, 刘认为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的积极成就在地方这一层次上是真正的、实在的。后者包括了在经济近代化方面的努力,例如轮船的引入, 煤和铁矿的机器开掘, 电报及纺织厂的出现。李鸿章极力追求的这些革新构成了对国家建设的早期尝试, 应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独特阶段, 是19 世纪90 年代激烈的变革运动以及从1901 年开始的清政府最后10 年间中央集权型新政的先声。在清朝的最后20 年间, 中国人的思想变动巨大, 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极其广泛。然而, 刘与郭廷以等人一起, 展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传统——这被黎安友(A ndrew N athan) 和张朋园界定为20 世纪的特征, 是如何深深地根植于19 世纪早期的经世思想和19 世纪改革的累积成果之中的。①刘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文) , 题为《晚清的人权》。②在对李鸿章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 刘教授也在探究着19 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史的问题。他开创性地利用商业档案对中国的航运业进行研究。他的第一部专著《英美在华的航运竞争(1862-1874) 》, 是在他哈佛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③在这一领域, 该书仍然是一部经典之作。刘利用收藏于英国剑桥的怡和洋行的档案资料、哈佛贝克图书馆的福士家族和赫德家族的文件, 以及大量的中文资料, 来研究19 世纪末期的航运贸易。刘的关注点放在一家主要的中国企业上, 这个企业在中国通商口岸间的贸易中与西方轮船展开了竞争。在1959 年《亚洲研究杂志》的一篇文章和1964 年一本书的一章中, 刘讨论了中国的轮船招商局, 这个企业是1872 年由政府倡办的, 到1874 年已经打破了英国和美国垄断中国水域航运贸易的局面。④刘展示了英国和美国的航运公司是如何受到这个官办企业的挑战的。这个中国公司买下了竞争者的产权, 雇佣了外国员工, 并引入了西方的营业方式。在19 世纪80年代中衰败于经济危机、官僚主义的不当经营以及贪污腐败之前,这个公司一直很成功, 在中国水域主宰了航运。

①A ndrew N athan, Ch inese D em ocracy (N ew Yo rk: A lfred Knopf, 1985) ;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4 年版) ;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9 年版)。
②《新史学》第5 卷第3 期(1994 年) , 第1- 23 页。
③Kwang2Ch ing L iu, A ng lo2A m erican S team sh ip R ivalry
④ “Steam sh ip Enterp rise in N ineteenth2Century Ch ina”, J ou rnal of A sian S tud ies,Vo l. 18, No. 4 (1959) , pp. 435 - 455; “British2Ch inese Steam sh ip R ivalry in China, 1873- 1885”, in C. D. Cowan ed. , E conom ic D evelopm ent of Ch ina and Jap an: S tud ies in E conom ic H istory and P olitical E conomy (London: A llen and U nw in, 1964) , pp. 49- 78.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 刘还展示了中国商人在官办企业以及不动产中的大量投资, 如何在1883 年导致了金融风潮和上海证券市场的崩溃。①刘以中国航运业的历史来挑战这样的观点, 即19 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地受到了西方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压制。实际上, 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可能是受到了西方贸易主动出击的刺激。刘指出,清政府和中国商人都很愿意为那些与外国公司有效竞争的企业投入资金和人才。以政府为后盾的中国公司, 既迫使英国签订了合作的协议, 也充分利用了中国买办丰富的商务经验。唐廷枢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上海怡和洋行当买办时学会了航运商务。后来, 作为轮船招商局的“商总”, 他雇佣外国人为船长、工程师以及“海监”,打击外国竞争者。中国商人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刘所发现和关注。刘研究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引导出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清晰界定, 并有力地提出了19 世纪外国经济的刺激问题, 这个问题在新一代学者中得到了深入的探究和热烈的讨论。②在20 世纪80 年代, 刘利用社会历史学家的方法转而研究商帮和农民的行为。1987 年, 在就任美国史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的演说中, 他探求了宋代以来关涉国家的商帮的制度遗产。他利用了大量的资料, 包括出版的石刻碑文等, 他发现, 几个世纪以来, 中国的商帮从事的活动虽然与中世纪欧洲的商会类似, 却是附属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的。不能说商帮代表了欧洲那种作为集团行使政治权力的新“资产阶级”。

①《1883 年上海金融危机风潮》,《复旦大学学报》1983 年第3 期, 第94- 102 页。
② 在1964 年的一本书的一章《中英在华轮船航运竞争(1873- 1885) 》中, 刘把官督商办翻译为“商人在官府的监督下办(企业等) ”; 商办不仅指经营, 也被认为是指所有权和风险。关于刘教授对这种方式的近期讨论, 可参阅他的《从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看官督商办的两个形态》, 见张寄谦编《素馨集: 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58- 289 页。

中国商人可以非常富有, 在地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是商人“接近政府官员, 并最终接近军队, 仍是获取权力的主要途径”。同样, 在更早一些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农民的起义在性质上千差万别, 同样不能把这些简单地置于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架构之中。要理解起义者各种各样的行为, 农民的宗教意识与大众信仰是必须考虑在内的。①对思想意识的兴趣使得刘教授试图根据超越阶级和哲学—宗教差异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来定义正统与异端。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 把儒教作为“正教”, 而把道教和佛教作为“异端”。这种对中国宗教的二分法把儒家正教的追随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 而把异端信仰限于农民大众。在刘看来, 韦伯错误地把欧洲的正教观念运用于中国, 牵强于儒教。1981 年, 刘组织了一个学术讨论会, 详细探究“帝制中国晚期的正教与异端”之间的区别。其成果集结为两本书: 刘主编的《帝制中国晚期的正教》(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 刘和石汉椿主编的《帝制中国晚期的异端》(加州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在《正教》一书的导言中,刘教授论述说,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 正教的关键是礼教, 即“礼和伦理的教义”。这基本上是一种“以制度和礼仪为基础的伦理”, 以“三纲——父子、夫妇、君臣之道为中心, 以祭祖、婚礼和复杂的朝仪仪式化地表现出来”。在刘的观点中, 正教一方面确实包括了孝、忠等儒家思想的因素, 而在另一方面, 也包容了这样的价值和信仰: 命运、天和其他迷信观念, 而这些是与其他的传统共通的。尽管关注

① “Ch inese M erchant Guilds: A H isto rical Inquiry ”, P acif ic H istorical R ev iew ,Vo l. 57, No. 1 (Feb. , 1988) , pp. 1- 23; and“Wo rld V 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 Reflections on Po st2M ao H isto riography”, J ou rnal of A sian S tud ies, Vo l.40, No. 2 (Feb. , 1981) , pp. 295- 326.

点在礼仪和伦理方面, 中国帝制时代的儒教是根植于以阴阳二元观念和对命运及先祖灵魂的信仰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刘教授已阐明, 自汉代萌芽以来, 礼教正统或者说社会—宗教伦理一直是儒教的基本组成部分, ——儒教在宋、明时期演变为理学的两大主要学派, 在晚明时期则表现为三教合一学说。尽管彼此之间也有对立和关于教义的争论, 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基本上都接受了同样的道德正统观念。刘所要论证的是, 这种“道德正统观念”构成了对中国主要的三种信仰体系——儒家各学派、道教和佛教——普遍适用的一个核心信仰。礼教历来为朝廷、儒学大师、高僧和道士所遵奉。

建立在这样的论断之上, 刘教授主张历史学家在分析中国文化和宗教时使用“宗教多元论和道德正统观”这样的概念。这样, 道教与佛教虽然是不同的宗教, 却不像韦伯说的那样是异端。两者的传统与儒教的道德正统观念是相通的。如不考虑特殊时期帝制政府尊崇的那些特殊宗教, 那么, 几乎没有不遵从官方宗教的宗教团体受到压制和迫害, 只要这些团体接受道德的正统观念。只有在教义和礼仪与传统的社会伦理不协调, 特别是对自然和社会中贵贱有序这种世界观也加以否认时, 国家一方才会忍无可忍——试看明清对被(错误地) 界定为白莲教的佛教—道教教派的镇压政策。①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旨在消灭异端或邪教信奉者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比欧洲历史上要少得多? 对刘而言, 答案就是礼教。正如他在《正教》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 在中国,“在统一的社会伦理的基础上, 宗教的多元化是被允许的。”

① See L iu and Shek, eds. , H eterod oxy in L ate Imp erial Ch ina (fo rthcom ing, U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ress) , also Barend ter Haar, T heW h ite L otus T each ing s inChinese Relig ious H istory (L eiden: Brill, 1992).

刘教授的观点还有另一方面的重大意义。它涉及到中国人的特性何在这样一个问题——共同的文化因素把中国人结合在了一起, 尽管人口众多, 宗教信仰和方言种类繁多。刘认为礼教是核心的道德正统, 他对哲学家赫伯特·芬加勒特(Herbert F ingaret te)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 am esW at son ) 的新韦伯学派观点提出了挑战, 他们一直认为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是一些规范做法, 是礼仪的奉行, 而不是信仰体系的接受。韦伯学派关于儒家伦理的观点具有这样一种效果, 即把中国帝制时代的儒教和正统观念归结为阻碍了社会经济进程(即资本主义的兴起) 的礼仪和传统主义。刘教授把正统观念定义为一种“信仰体系”, 对此种看待中国文化的“礼仪主义”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很少因为学者在经义注释中“偏离”那个时代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而迫害他们。只要道德的正统性没有受到怀疑, 哲学的多元性是被容忍的。

从以上简短的介绍中可知, 刘教授长久以来的贡献, 其范围之宽广是很明显的: 涵盖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他的著作总是牢固地建立在对中文资料充分检索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有时也许掩盖了他的分析性结论的重要性。正如此文已经提到的, 刘对帝制中国晚期历史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基本观点都提出了挑战。他强调19 世纪早期的经世思想以及像李鸿章这样的改革者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越了他的密友和同事费正清和芮玛丽(M ary C. W righ t) 的著作。在对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和农民起义的研究中, 他对迄今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挑战。而在思想和文化史领域, 刘在中国的背景之下, 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正教和异端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重新予以阐释。刘广京是一位令学者钦佩的学者。即使那些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也会承认, 他们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论中获益良多。这篇短文强调的是刘使用的一些方法, 他用这些方法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史(尤其是19 世纪的历史) 进行了重新解释, 并提出了诠释历史的基本问题。回首而视, 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即多年来刘教授的著作一直盛行不衰。就对本领域的长期影响而言, 刘广京教授的著作在文首提到的移居异国他乡的那一代杰出的中国学者中是位列一流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