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最初想要对职员阶层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认识和掌握的，是1930年代末的上海的中国共产党。194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也着手了这种工作。但是，中国共产党职员运动委员会的认识，主要是以参与观察为基础得来的。相对而言，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则对生活水平进行了标本调查和统计解析。
［关键词］上海职员阶层；新中间阶层
一 前 言
在开埠后的上海，自19世纪50～60年代开始，以洋行的雇员为首1，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的职员、新式学堂的教员等陆续登场。而且被新兴民间企业雇佣的从事精神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薪水生活者，随着甲午战争后各种轻工业的发展以及欧战中开始的中国资本的工厂、银行、大型百货商店等的骤增，他们的人数与资本家、工人一起增加，并扩展了活跃的范围。
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城市史的研究，把大部分的兴趣放在了以企业经营者和地方精英为主的资产阶级以及作为民众运动承担者的工人的身上，而几乎不着眼于出现在这两者中间的从事管理、会计、事务、销售等工作的薪水生活者即“新中间阶层”的意识和生活。一般来说，在社会科学意义上，“旧中间阶层”是指以经营商店和饮食店等比较小规模商业的自主营业者为中心的阶层，“新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大企业的管理职务和专门职务乃至行政职务等精神、脑力方面的工作的薪水生活者为中心的阶层。
在前近代的中国，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管理者被俗称为“头目”“头子”等，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被称为“职员”的薪水生活者出现于中国沿岸、沿江的各大城市，他们从事管理职务、专门职务。2因此，虽然在20世纪初期，除了学生、教员以及知识分子以外，包括“绅商”的实业家被认为“中等社会”的成员3，但是到了1920年代，学校毕业后被大资本或政权雇用的薪水生活者经常被认为“中产阶级”“中等阶级”“中间无产阶级”“中间知识阶级”的主要成员。特别在工商业迅速发展的上海，在大企业和官府工作的人数迅猛增大，可以推算，到1930年代末，达到了约15～17万人左右4。另外，从民国政府于1933年4月～34年10月对全国主要工厂（东北、云南除外，从业人员数30人以上）所作的调查来看，工厂数的约19％、资本额的约40％、生产额的约47％、工人数的约32％5、管理员、工头数的约66％6集中于上海。本文把这些现象理解为近代中国城市的“新中间阶层”的形成，对此进行具体的探究。
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由于薪水生活者一直没有缴纳所得税，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都没有具体地掌握他们的家庭收支。而以新中间阶层的生活情况为对象进行社会调查，是1930年代中叶以后的事情。例如，美国社会学者兰格以1936～1937年收集的数据为基础，把“除了小商人和作坊、工厂的所有主之外，职员、教师、事务员、政府和军队的官员等收入大约在30～40元至100～120元左右的人的阶层”分类成“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并饶有兴味地记录了北平和上海等城市的中间阶层家庭的类型和大小、收入、生活水平、文化生活等7。但是，兰格的调查报告有以下几个问题点：①把企业经营者、商店主和工资生活者作为“中间阶层”划入了同一个范畴之内；②与上海的“中间阶层”有关的数据量极少（因调查事项的不同而不同，但每个调查事项中的家庭数为15～17个左右）；③调查结果直到10年后的1946年总算用英文发表出来，等等。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被称作“孤岛”的政治上孤立的地区。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以职员为对象的两种调查报告。一种是：23岁的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指导下的职员运动委员会的书记的顾准所作的《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一）～（四）》，载于《职业生活》第1卷第1期～第4期（1939年4月15日～5月6日）；另一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业社会处于1941年末实施调查的报告书8。前者是中国在最早发表的关于职员阶层的观察记录，后者是中国最早的以职员阶层为明确的调查对象的正式的调查报告。
但是，必须注意，与上海职员有关的这两份报告，是在政治上变成孤立地区的公共租界的特殊经济状况下实施调查的结果。众所周知，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内生产的军需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由于产生了极高的利润，大量的资金和众多的失业者涌入租界，新开设了很多设备简易的临时工厂9，产生了“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囤积”的状况，加快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0。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的1941年12月的上海工人的生活费，如果想要维持1936年的衣食住的水平，则需要大约12倍的金额11。
在依据以上的状况实施的调查的结果的同时，为了描绘出当时的职员形象，似乎有必要事先明确一下调查的来龙去脉。令人深感兴趣的是，这两种调查报告所得出的上海职员形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可知，不能把当时的职员阶层当作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来理解。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是，尽管两种调查都同样以上海的“职员”为对象，但是，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两种不同的调查报告，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各自为了掌握职员阶层，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舞台展开的政治活动、社会政策的痕迹。因此，本文以这两种调查报告为基础，在分析1940年前后的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状况的同时，详细考察进行这两种调查的政治背景，推测实施调查的目的。
二 顾准的认识
（一）顾准的观点的形成
1939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借用了英商《国际日报》增刊的旗号，创刊了《职业生活》（1939年4月15日～1940年4月24日）这一杂志，作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杂志12。在《职业生活》第1卷第1期～第4期（1939年4月15日～5月6日）中，登载了题为《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一）～（四）》的文章，这是论述当时上海职员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意识的文章。另外，1939年7月15日，朱邦兴、胡林阁、徐声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一书出版，其中的第二十四章
—上海各业职员是与《职业生活》的《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一）～（四）》完全相同的文章13。可以认为，《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是在1920～30年代论述工人问题的著作之中，最早论及“职员”的著作14。
首先，在本节中，先简要地追溯一下顾准（1915～1974）的前半生，看一看顾准是如何形成对于上海职业界以及职员的认识的。同时，顾准的经历，也可以作为民国时期职员履历的一个例子来看待。以下的记述依据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和顾南九编辑的《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为主要资料。
1915年7月1日出生于上海南市某棉花商人之家的顾准，从5岁开始，就学于曾经在清心女子中学学习的小姑母办的私塾。1922年，进入留云小学校3年级。留云小学校是海潮寺经营的私立小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后来以银行家、教育家闻名的王志莘（1896～1957年）。1925年，顾准从留云小学校毕业后，通过时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师的王志莘，免除了学费的半额，于1926年10月进入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1927年夏，从中华职业学校的初级班（相当于初中）毕业后，顾准在当时已经在工商银行任职的王志莘的介绍下，作为练习生就职于潘序伦主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15。潘序伦（1893～1985年）从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毕业后，于1921年接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学费援助，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王志莘于1923年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们是在留学期间的朋友。这样，幼年和少年时代的顾准，进学和就职都得到了王志莘的帮助。
顾准在1927～40年，即12～25岁的13年间，以立信会计事务所为据点进行活动。1928年春，潘序伦创办立信会计补习学校后，顾准初次学习了簿记。从1931年开始，年仅16岁的顾准登上了讲台，讲授会计学，还开始负责经营通信教育。在1934年之前，他撰写了一本名为《银行会计》（商务印书馆）的会计学专业书16，还受聘于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之江大学开课讲学17。值得注意的是，顾准工作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多数学生，是银行的初级职员或练习生。另外，顾准就学过的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及在顾准执过教鞭的各大学学习会计学的学生，其中的多数后来成了受雇于银行或其他企业的职员。可以说，顾准对上海职业界的见识，是在以上学历和教历中培育出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顾准倾倒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接近中国共产党。例如，在中华职业学校和顾准一起就学的甘绩瑞，于1927年秋入学于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劳动大学的前身是上海大学，这两所大学以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的盛行而闻名。顾准在每个周末造访国立劳动大学的甘绩瑞的宿舍，受到甘的影响，阅读了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书，信服了无政府主义。1934年2月，顾准和共产党员夏增寿一起召集了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学友共6人，创立了一个名为“进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18。在进社之中，加入了王纪华及同年12月与顾准结婚的汪璧等人。接着，顾准等人被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李公朴主持）的孙化新介绍给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的书记林里夫。在林里夫的引导下，进社被解散，社员成为武装自卫会的会员19，顾准被任命为武装自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兼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并于1935年2月通过林里夫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以推进上海正在盛行的救国会运动作为当前的任务。顾准作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以及职员支部的书记，投身于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以及后来的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之中。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救亡协会的会员，由店员、初级职员以及企业经营者和工程师等高级职员组成。1937年11月，在成为政治上的“孤岛”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和职员运动委员会成立后，同年11月～1938年初，以及1938年5月～39年9月，顾准担任了职员运动委员会的书记。面对如何把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店等的职员、店员组织起来这一课题时，顾准不是去利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既存的社会团体，而是着眼于联谊会、俱乐部等新式的大众组织。在当时的上海租界，陆续成立了上海市银钱业业作联谊会、益友社、上海华联同乐会、上海市保险业业作联谊会、中国妇女俱乐部等为加深各界业职员之间的亲睦而组织的文化、娱乐团体，为了动员职员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可以利用这些团体。从1939年初开始，职员运动委员会组织了银行工作委员会、百货公司委员会、洋行工作委员会、益友社支部、保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下部再设置了各企业的支部。据说，顾准的这些方针虽然作为“联谊会路线”饱受批评，但是，它在加深党与职员的联系方面取得了成果20。
（二）上海职员的薪水、教育水平、意识
顾准用“立达”的假名在《职业生活》杂志上发表《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这篇文章，是在1939年4～5月，正好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推进成立联谊会、俱乐部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是以组织职员和动员他们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为目的而写的文章。对于这一点，必须加以留意。在本节中，以顾准的认识为依据，概观一下上海各业界职员的工资、教育、意识。
顾准把“职员”定义为“从事非筋肉劳动的服务人员”，他推算，上海的职员人数约为20～30万人。除了极少数服务于市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之外，大部分集中在工厂、商行、金融机关、交通机关等经济机关之中。根据顾准的说法，“旧式商店”的店员约13～14万人，外资企业的职员约10万人，中国资本（“民族资本”）企业的职员约4～5万人，其他各机关的职员不超过1～2万人。
第一，从旧式商店来看，批发商店的经营规模比零售店大，店员的待遇也较好。旧式商店的店员之中生活最艰苦的，是零售店的店员，他们虽然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干足12小时，但1个月的工资加上红利（“分红”），中级店员为30元以下，初级店员约10～20元左右21。多数的旧式商店的店员从私塾或初级小学校毕业后，从12～18岁到商店学习商贩，但最初的3～5年是学徒，在此期间，除了提供最低限度的衣食住以外，每月只拿到不足3元的“月规钱”。旧式商店的店员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很短，根据某项统计，在衣料品零售店的店员之中，80～90％都没有从高级小学校毕业，毕业于初级中学的人仅1～2％，完全没有接受过私塾以外的“新式”学校教育的人约有10％左右。在店员之中，读过《秋水轩尺牍》、《书算大全》这类实用书的人仅仅是一部分勤奋的人，许多人在空余时间所品味的书，只是《三国志》、《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小说之类。
第二，从外资企业来看，由于上海外资企业的多数是洋行，所以，外资企业的职员被总称为“洋行员”。外资企业的中国人职员的薪水是固定薪给，没有红利等，但比一般旧式商店的水平高一些。但是，在企业内，管理10人以上上级职员的高级职员，几乎全是西洋人，他们的薪水用外币支付，据说，其金额换算成中国元的话，是中国人职员的4～10倍。根据顾准的说法，外资企业的大多数职员，①只擅长外语，除此之外不懂任何技术。②文化水平也不高，缺乏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相关知识。③另外，虽然对外国人有一些憎恨，但是由于依赖外国人生活，所以“民族革命”的意识不强。④更有甚者，几乎听不到外资企业倒闭的话，因此，对自己的职业抱着可以继续10年甚至20年的幻想，缺乏进取精神。由于有了这些理由，上海的人们带有侮辱性地把他们称呼为“洋行小鬼”。
第三，从日资企业来看，日资企业的中、初级职员之中雇用了许多日本人，中国人职员加在一起不足1万人。日资企业对于中国人职员的待遇比英、美企业的待遇差一些，另外，中国人职员的地位常常被朝鲜人和台湾人取代，因此，不是很稳定。
第四，从中国资本的企业来看，中国资本企业的职员多数是从初级中学校毕业的人以及从旧式商店转移来的人。另外，中国资本企业大量雇用的“练习生”，只要毕业于高级小学校就足够了。根据顾准的说法，在中国资本企业内工作的职员，比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具有较强一些的“民族观念”，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小资产阶级性”。顾准把中国资本企业的职员分类成以下三个主要业种进行论述。
（１），工厂的职员：在制造纺织、香烟、橡胶、火柴的工厂内工作的职员，在上海约有2～3万人。在公开招收的时候，练习生的应招投考资格是初级中学校毕业以上，但很多是靠同乡之谊被录用的。管理处的职员的劳动时间为每天约6～8小时，在工厂里做事的职员的劳动时间与工人一样，每天约10～12小时。大工厂的待遇较好，每月薪水（包含分红）是，中级职员约30元，初级职员约20元，练习生约10元以下。
（２），商店的职员：永安、先施等百货商店分别拥有约600人以上的职员，其中的大多数是不需要复杂技术的售货员。他们每天工作约11～12小时。百货商店的职员之中，四分之一是练习生，月工资约3～4元，二分之一是普通职员，月工资约8～18元，因此，四分之三的职员的平均月工资约10元，再加上公司所供给的膳宿（部分职员不供宿），加在一起约12～20元左右。
（３），金融机关的职员：银行员的待遇比其他业种要好一些，练习生的月薪约7～8元，中级职员约50～60元左右。特别是象中国银行那样的大银行，练习生也可每月得到约30～40元的薪水。银行员大多数接受过中等教育。另外，保险业的职员与银行业相比较而言，教育水平稍低，商业性的气质稍强。
三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的调查
（一）调查的目的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同年11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的社会局为了提供翌年的工资水平的标准，立即编纂了《工资指数之试编》。社会局从1929年1月起，开始调查每个月的华界及租界的中国人工人的实质工资与劳动时间、工人家庭的生活费和零售物价22。另外，社会局不仅对管辖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及罢工进行了绵密的调查23，而且还通过积极地调停租界内发生的劳动争议，具有了很强的影响力24。1937年11月，上海的华界被日军占领后，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进行的统计业务，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监督部（the
Industrial Section）继续进行25。随着工厂监督部的业务多样化，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40年10月16日将工厂监督部从文书科（the
Secretariat）之下分离、独立出来，新设了工业社会处（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Division），在该工业社会处之下附设了统计科（Statistical
Section），作成了上海公共租界中国人以及西洋人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的指标26。
这样，上海市政府的社会局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监督部、工业社会处，定期地算出并公开发表工人必需的最低水平的生活费，虽然那里所示的最低工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强制力，但是这些数据的存在本身是有意义的，它的公布，可以作为行政当局的重要任务来定位27。
1937年急剧的通货膨胀开始后，公共租界的工厂监督部、工业社会处，不仅对于工人，对于职员也必须公布最低水平的必需的薪金额。因此，工厂监督部、工业社会处对于西洋人职员，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1月的16个月期间，对于中国人职员，从1941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期间，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实施了绵密的调查。以下所见的数据，是在这种原由下实施调查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本调查并不是以“调查社会状况”本身为目的28，而是算出“生活费指数”，将其提示给雇主和职员双方，提供给雇主调整薪金额的标准，以期达到将劳动争议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另外，以下将各种资料略称如下。资料A：关于中国人职员的调查结果，公布在《工部局公报》的专刊号上（1942年8月15日），现将该未刊文书的原本“Provisional
Index of Cost of Living of Chinese Salaried Employees in
Shanghai”（上海市档案馆所藏，U1-10-16-21~38）略称为资料A，并作参照。下面第（2）项的记述，如果没有特别的注记，则全部依据资料A。资料B·：以推断是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在推进该调查结果的整理之后作成的〈八一三以来上海职工生活状况〉（未刊文书，1944年，U1-10-160）。资料C：《工部局公报》（1942年3月27日）以及《申报》（1942年3月26日），是工业社会处公布的于1941年11月到1942年1月期间以105户工人家庭为对象实施的生活状况调查的报告，现将其略称为资料C。资料D：Industrial
and Social Division,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ed.），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Western Foreign Salaried Employees in Shanghai , Shanghai,
February 1,1942（上海市档案馆所藏，U1-10-152）。
（二） 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状况
[ 调查对象 ]
工业社会处要求上海的职员家庭记录从1941年10月到12月的家庭收支情况，得到了1038个家庭的答复。但是，其中有167个家庭中断了记录，430个家庭偏离了调查对象的选择基准，因此，剩下的441个家庭按照规定，记录并提交了家庭收支情况。此时的家庭选择基准有以下6点。即：①在上海的中国人职员家庭之中，不包含农民、工人、企业者。②家主不靠遣产和父母的补贴而生活。③家主的薪津以及其他收入所得的货币是中国元。④除寄寓者与佣人之外家庭的成员在10人以下。⑤家庭住所限于赁屋而居者，其自置住宅或寄寓服务处所，而不需支付房租的家庭除外。⑥家庭伙食限于自办或雇人烹饪，不雇佣厨师的家庭。工业社会处为了赶得上通货的急剧膨胀，暂且分析了441个家庭之中的100家的帐簿，公布了临时指数。
[ 家庭构成 ]
中国人职员一家的成员，平均为：家庭成员`6.60人，寄寓者0.06人，雇人0.94人，合计为7.60人。消费单位29平均为5.52单位。另外，中国人工人的一家，平均为5.04人，4.43单位。100个家庭合计有660人的成员，男性318人，女性342人。平均每个家庭除了夫与妻之外，还有子女3.45人（男儿1.82人，女儿1.63人），其他生活依赖者1.15人构成。平均年龄夫为36.89岁，妻33.50岁，男儿8.82岁，女儿9.37岁。另外，660人之中，有224人在学校读书，121人（男性108人、女性13人）拥有职业。妻子拥有职业者为6人，男儿拥有职业者为4人，女儿拥有职业者仅3人。121人的业务内容是，在行政机关工作的有23人，公共事业15人，教育20人（其中女性7人），运输、交通17人（女性1人），银行、金融12人（女性2人）、批发业12人（女性1人）、制造业11人，零售业5人（女性2人），教会4人，“自由职业”（医师、律师、工程师、会计师、记者等专门职业）2人。作为一个结果，必须留意的是，分析对象稍微偏重于公务员家庭。
[ 家庭的收支 ]
职员家庭的每月的收入平均为688.38元，其中，家主的薪津所得（正薪、津贴、红利、杂收入）合计为584.86元，占84.96％。另外，职员家庭除工资以外的所得之中，有投资和投机的利润、空房的出租费、赌博的赢钱、利息和股票的分红、赠物和寄寓者支付的餐费和住宿费等，这些合计为77.03元，占11.19％。再把目光转移到支出上。职员家庭的每月平均支出为885.43元，其中餐费为419.25元，占47.34％。因此，职员家庭的支出超过收入197.05元。但是，加上以上的收支，从银行取出的存款、融资的取回、古董的售出、借款、典当款的领取等等，自己资产的减损额平均每月为282.27元，相对于这个额度，储蓄、保险费、投资、贷出金、借款还债等每月平均仅为35.62元，因此，在手头上每月平均剩余49.60元。在通货膨胀加快期间，职员家庭积极地进行投资、投机，甚至变卖资产或借款，以弥补大幅度的支出超过部分，维持生活水平。这些情况在这一时期是很明显的。
[ 临时指数与实际工资 ]
职员的生活费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即：把消费量、消费额、以及消费频度高的生活必需品，从衣、食、住、杂物4个范畴中选出96个种类，以1936年的价格为100来算出。1941年12月的职员的生活费指数（the
index of cost of
living）为892.09。另外，1936年的职员的平均月薪为189.27元（红利除外），1941年的平均月薪为544.85元（正薪189.27元、津贴355.58元、红利除外），因此，收入所得指数（the
index of cost of earnings ）为287.87。但是，把生活费指数的上升部分算进后，实际收入所得指数（the index of
cost of real
earnings）约32.27（＝287.87÷892.09×100），也就是说，从1936年到1941年末之间，上海职员的薪金额虽然有所增加，但通货膨胀加快的结果，致使实际薪津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 职员家庭的特质 ] 工部局工业社会处把调查结果作了如下的分析。即：属于“长衫阶级(long gown
class)”的中国人职员家庭之中的低收入群体，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其原因是：①职员原本薪水水平很低，再加上从1937年开始的急剧的物价上涨，但相应的津贴却得不到充分地支付。②职员家庭的子女数较多，平均为3.45人。
③大家庭制度依然存在，依靠一个职员生活的人平均为1.15人。另外，④同事和亲戚的婚丧嫁娶等支出的社交费较多30。
（三）工人家庭与职员家庭的比较
首先，这里应当确认的是，1930年代末之前，除工人和资本家之外，形成了“职员（salaried
employee）”阶层，这就有必要有一个固有的生活水平的指标。即使在工业社会处的调查之中，与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相距甚远的地方随处可见，这一点请加以留意。在本节中，以工业社会处的调查结果与分析为基础，对这两个阶层的家庭生活作一比较。
[家庭构成]
职员的家庭人数与工人家庭相比较而言，根据资料A，多出约1.58人，根据资料B，多出约0.80人。再加上有很多职员家庭中有一个佣人（【表1】）。另外，职员的子女数平均约3.45人（资料A），可以认为，比工人家庭多31。因此，1941年的上海依然是高学历、高收入的职员的子女数及家庭人数比低学历、低收入的工人的子女数以及家庭人数多。
[收入]
职员与工人相比较而言，家庭总收入的较多部分靠一人挣得（【表2】）。职员的妻子之中，有职业者仅为4.00%（100人之中4人···资料A），工人的妻子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比率较高32。因此，可以确认，兰格观察到的工人家庭的夫妻共同工作，与其说是伴随着女子教育发展和女性进入社会而发生的意识变化，不如说是由于户主工资低难以维持家庭开支，妻子不得已外出工作33。另外，从1936年到1941年期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很明显。在这5年之间，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一半左右，职员的实际薪水减少了约3分之1以下（【表3】）。应当注意的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快，职员工资的增加率比工人工资的增加率来得迟钝。这两个阶层的工资所得的差距正在缩小。其原因是：①工人的工资是以日工资和计件工资的形式支付的，相对而言，职员的薪水是以月薪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伴随着物价上涨，其工资的增加率必然显得较为迟钝34。②在上海租界中，为了军需生产而新开设了许多临时小工厂，这些小工厂需要大量的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因此，维持了工资的水平。
[支出]
职员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饮食费占总支出的比例）比工人家庭低15％左右，约不足50％。总支出的约三分之一，用于衣料品以及杂物。相对而言，工人家庭的场合，饮食费占总支出的约三分之二，衣料品、杂物仅占15％左右（【表4】）。
[生活费指数]
在1941年12月，职员家庭的必需的收入水平，希望达到的标准I设定在498.44元，最低限度的标准II设定在402.42元，它们分别是作为调查对象的职员家庭的平均收入额688.38元的72.41％（标准I）和58.46％（标准II）。另外，职员必需的收入水平，设定为工人家庭必需的收入水平的4.08～4.46倍（1936年）、3.39～3.57倍（1941年）。此外，标准I是为了维持1936年的生活水平的必需的费用，工人家庭的场合为53个物品种类的价格，职员家庭的场合为93个物品种类的价格。标准II是家庭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必需收入额，工人家庭的场合为37个物品种类的价格，职员家庭的场合为62个物品种类的价格。（【表5】）
[营养状态]
工人的饮食种类为122个种类，相对而言，职员的饮食种类达到了305个种类。但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快，职员家庭也开始节约饮食费。例如，他们也开始去吃过去工人的食物“大饼”（资料A）。
[居住环境]
以150平方英尺（＝13.94㎡）的标准房间来计算，平均每个职员家庭（平均7.60人）占有2.50个这样的房间。因此，上海职员家庭，150平方英尺的标准房间平均居住3.04人（资料A）。成为政治上的“孤岛”的上海租界，由于很多人为了寻求安全与机会涌入了租界，因此，即使是职员，居住环境也没有得到改善。但是，上海的工人家庭，在同样的标准房间内平均居住了7.30人（资料A），因此，职员家庭确保了工人家庭的平均约2.40倍的居住空间。
四 上海的“职员”阶层的形成
从以上的2个报告可以看出，最迟在1930年代末以前，“职员”不仅被认识到是上海的一个固有的社会阶层，而且可以说正在成长为城市行政和秩序稳定方面不可忽视的存在。最后，在本节中探讨一下民国时期的上海职员们具有何种阶层意识。
第一，职员把自己的工作和地位与工人作了明确地区别，另外，可以说，工人也认识到了职员的地位和威信。根据顾准的观察，“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他们所以仇视职员，是因为工厂里的管理员与办事员，处处帮助经理、厂长来剥削他们，欺凌他们。他们所以对职员客气，是因为他们看到，职员社会上比他们好似高一等的人物。”另外，许多职员即便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候比工人还要差，但还是小看工人。令人深感兴趣的是，顾准分析认为，应当克服的“中国传统的社会习惯”和“封建”的人际关系，是创造出职员这一社会阶层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产业的兴起，还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农村分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多数来自贫农，职员多数来自地主富农。前者所受教育较少，后者所受教育较高，加以我国需要复杂技术知识的劳动者的产业较少，这就形成工人与职员间文化水平偏差度相当的大。中国传统的社会习惯，重视长衫阶级，轻视劳动阶级，于是无形中划分职员与工人为两个不同的阶层。自然，在产业落后的我国，职员与资本家及经理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比较更浓厚些，以至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大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例如许多产业，禁止职员与工人来往，谈话，交际。”这样就减少了职员与工人在政治运动中联合的机会，中国的“职工”被区分为“职员”和“工人”。35
的确，民国时期各业界的职员，虽然与工人一样加入了工会（“职工会”），但是，一般在很多场合另外组织了工人之外的亲睦团体（“俱乐部”、“联谊会”等）36。另外，从国民政府实业部所作的职务分类来看，共分类成“主管者”、“职员”、“佣工”三大类，由此可以确认，与工人相区别开的“职员”的地位正在工商业界固定下来37。
第二，与在外资和中国资本的大企业、银行、大型商店和官府等工作的新兴的薪水阶层的增大一起，小商店雇用的在学徒制的劳动秩序下工作的旧有的店员阶层也在增大38。也就是说，前者的增大不会带来后者的减少，两者一起扩大。这一点，是民国时期上海“职员”阶层形成的特征。其背景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展，从农村经常有大量的人口流入上海，尤其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通货膨胀急剧加快，小规模的商店和工厂充满了获得高利润的机会。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末的上海，旧式商店的店员的数量达到了13～14万人，他们虽然在收入水平和学历上与工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与新兴产业的薪水生活者一样，同属于“职员”的范畴。
那么，为什么雇用体系、收入水平、学历不同的旧式商店店员与新兴企业职员被认为是属于同一阶层呢？这是因为，在阶级操作的层面上，为了动员劳动运动，使店员与职员团结一致对抗资本家，因而将他们归于同一个阶层。另外还因为，旧式商店店员与新兴企业职员有时候具有相同的社会出身，因此，旧式商店的店员有可能转向新中间阶层。例如，顾准分析道，“〔在开埠后不久的上海···岩间补注〕，这时所谓职员，只有旧式商店与外商企业中的华人职员两部分，而这两者之间，一般讲来，接触很少，根本似乎属于两个中间的人物。三四十年前，开始出现了民族资本经济，于是从旧式商店职员和新式学校学生中吸收了一部份人，形成了许多民族资本的产业、银行和大商店的职员层”39，他指出，不接受学校教育也可以走上新中间阶层之路。另外，出身于上海棉花商人之家，就学于中华职业学校和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成为会计学专家的顾准本人的履历，也可看作是旧式商店店员与新兴企业职员的连续性的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有：顾准的恩师王志莘，虽出身于贫寒之家，但辞去了叔父经理的钱庄的学徒一职，就学于南洋公学、上海商科大学，后升任了工商银行的储蓄部主任、江苏省农民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总经理，可谓是显亲扬名。这种苦学成就的经历，被广泛介绍在以职业青年为读者对象的杂志上40。的确，这种成功的故事在现实中给予很少有出名希望的店员、职员以希望，使他们萌生好学心和勤劳的欲望，使事业的效率得以提高，等等。但是，实际上，由于①民国时期的上海，外资及中国资本的民间企业陆续开设，管理、专业职位以及事务、销售员的需要量具有长时期增加的倾向。另外，由于②商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大学商科等得到完善，使职业青年比较容易地得到必要的学历，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新中间阶层，是一种通过努力可以到达的比较敞开的地位。
第三，这种“职员”阶层的形成，意味着出现了可以使社会地位上升的新的阶梯，位于这个阶梯上方的高级职员阶层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大多数中、初级职员憧憬的对象。协助工部局工业社会处调查的中国人职员的平均月薪额是584.86元，这个金额相当于工人待遇较好的外资工厂中工作的男性工人平均月工资额177.88元（资料C）的约3.29倍。另外，协助该调查的中国人职员家庭（平均5.0人）的平均支出额为每月885.34元，其金额相当于工人家庭（平均5.02人）的平均支出额329.86元的约2.68倍。这些职员们在很多场合下，虽然实际薪水下降到了1937年急剧通货膨胀开始前的三分之一以下，但是，他们依靠活泼的投资、投机以及变卖资产和借款，取得了现金收入，依然赡养着人数众多的家庭成员（平均5.60人），维持着1920年代被视为“中等”的生活水平41。从工业社会处算出的生活水平的指标来看，显然，公共租界工部局把“职员（salaried
employee）”作为必须至少具有工人收入的约3～4倍左右的一个社会阶层来把握。令人混乱的是，作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对象的“职员”，并不是几乎同时期进行调查的社会学者兰格所说的“中间阶层”，而是被她依据生活水平和家庭构成分类为“上流阶层”的人们42。另外，这种由大企业的管理职员、银行员、高级公务员等构成的高级职员阶层，体现出模仿欧美生活的生活方式43，
这种生活方式以杂志等为媒介，成为学习和憧憬的对象，因此，可以说，它构成了引导中国城市向近代化迈进的一个方向。
五、结束语
在中国，最初想要对职员阶层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认识和掌握的，是1930年代末的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公共租界工部局也着手了这种工作。但是，对比顾准和工业社会处的两种调查报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对职员层的把握，主要是以参与观察为基础来进行的，相对而言，工部局工业社会处的社会调查，进行了标本调查和统计解析，可以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层面上具有更高的精度。
顾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认为，上海的职员阶层与工人阶级有一致的立场和利害关系，也要让职员阶层与工人阶级一样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希望他们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部分。因此，顾准对上海职业界的主要关心趋向于生活状况接近于工人阶级的中、初级职员的薪水和意识。中、初级职员通过联谊会、俱乐部等亲睦团体和《职业青年》等刊物，把自己等同于“职员”这一社会阶层，在上海社会以及国际形势中重新加以理解，进一步促进了与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应当注意的是，顾准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把“职员”的阶层意识的形成理解为中国固有的不良的社会现象，竭力劝说职员与工人的联合，另外，他把以外语能力为武器的依赖于外国人生活的外资企业的职员，批评为“民族革命”的意识薄弱的人们。
另一方面，协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社会调查的高级职员层，在工部局公布生活水平的指标下期待着维持甚至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可以说是相对于现有体制的较为稳健的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体间接地学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把它运用在职业场所和家庭之中，因此，他们是一群过着令中、初级职员和店员憧憬的生活的人们。因此，民国时期形成的“职员”层，其中在新兴的大企业、银行、大型商店中工作的新中间阶层，虽然也被爱国、民族意识驱使着，但是，他们还热心地学习西洋起源的专门知识、技能和外语，想要模仿西洋式的生活方式。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个具有双面价值的阶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国时期“职员”阶层所承担的工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干部”的职务，更有甚者，近年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白领”这一新兴阶层，他们也从事同样的业务。但是，本文不是把民国时期的“职员”和现在的“白领”直接关连起来进行考虑，而是探讨在中华民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职员”这一阶层是如何被认识的。以上所述的新中间阶层的形成，是否引导了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治的民主化，这方面的证据不容易发现。民国时期的新中间阶层，不能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自己的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仅限于慈善公益等的社会活动，参与策划民众运动，通过杂志、报纸、戏剧等文化活动发表意见。在这些场合，在诉说维持生活、救国、爱国民主的时候，职员、工人和资本家不同的固有的政治、社会地位是如何获得、维持的?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是今后的重要课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职员”的社会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阶层重组的过程中面临着完全消失的危险性。如果探究近代中国城市的新中间阶层，关于它的形成同时开始摇摆的动态，有必要同时进行考察。
[附录]
表1： 家庭成员数（1941年）[单位：人]
家庭 寄寓者 佣人 合计 消费单位
工人 5.02 0.02 5.04 4.33
职员 5.82(6.60) 0.08(0.06) 0.65(0.94) 6.55(7.60) 5.52
说明：工人的数据在资料A、资料B中相同。职员的数据在括弧外表示为资料B的数据，在括弧内表示为资料A的数据。
表2：家庭收入（月金额）的明细（1941年） [单位：％；元（法币）]
户主 其他家庭 其他 合计 金额
工人 66.20 13.29 20.51 100.00 268.71※
职员 85.11(84.96) 2.93(3.85) 11.96(11.19) 100.00 (688.38)
说明：工人家庭的收入的明细，资料A与资料B相同。※但是，工人家庭的收入额，由于在资料A、B中缺乏数据，因此表示为资料C的数值。职员家庭的数据，括弧外表示为资料B，括弧内表示为资料A的数据。
表3： 实际工资、薪水的变化 [单位：％]
1930年 1936年 1937年 1941年 1943年
工人 98.34 100.00 71.23 53.64(56.61) (53.13)
职员 － 100.00 － 32.27 (32.34)
说明：工人的数据，根据“Indices of Actual Earnings ,Cost of Living, and Real Wage,
1930-1941”
（U1-10-134-15），职员的数据根据资料A。另外，括弧内全部为资料B的数据。
表4：家庭支出（月金额）的明细（1941年） [单位：％；元（法币）]
饮食费 居住费 衣料费 其他 合计 金额
工人 65.82 17.77 4.88 11.53 100.00 329.86※
(65.70) (17.74) (4.87) (11.69) (100.00)
职员 49.33 15.65 11.20 23.82 100.00 (885.43)
(47.34) (15.29) (12.74) (24.44) (100.00)
说明：工人、职员家庭的数据，括弧外表示为资料B，括弧内表示为资料A的数据。
※ 但是，由于在资料A、B中缺乏1941年的工人家庭的支出额的数据，因此表示为资料C的数值。
表5：最低限度的必需的收入（月金额）水平 [单位：元（法币）]
标准I 标准II
工人 1936年 15.02 (9.95) 10.90 (7.22)
1941年12月 147.09 (97.37) 112.56 (74.51)
职员 1936年 61.29 (52.16) 48.64 (41.40)
1941年12月 498.44 (424.23) 402.42 (342.50)
注：工人的数据根据“Earnings Standard Based on New Index of Cost of Living of
Chinese Workers in Shanghai”（U1-10-88-36），职员的数据根据“Amount of Earnings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Living of Salaried Employees’ Families”（U1-10-142-10,Table
V.）。括弧外是1个家庭所必需的消费金额，括弧内是其中家主必须挣得的工资、薪水的基准。
[作者附记]本文是“松下国际财团”的“松下亚洲奖学金”（1999年度）资助下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原文发表在2002年6月《东洋学报》第84卷第1号。非常感谢甘慧杰先生的准确翻译。
（作者岩间一弘，1972年生，博士研究生，日本东京大学；
译者甘慧杰，1974年生，助理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