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讨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与男女社交公开诸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这场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中国后都市民众思想观念的一次集中展现。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名流禁舞是在天津跳舞之风流行时引发的，吸引了天津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讨论的时间较长，无论是反对跳舞，还是赞同跳舞，各种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二是在这场禁舞风波中，《大公报》自始至终主导了这场讨论，将名流及各界民众的声音充分地刊载出来，较全面地展示了都市民众对跳舞问题的看法。跳舞有伤风化、破坏礼教，还是正当的新式娱乐？跳舞是一种“肉欲的冲动”，还是一种“美欲的体现”？跳舞是一种高尚娱乐，还是一种如同娼妓般的罪恶？跳舞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礼教的破坏，还是促发了男女平等与社交公开？围绕这些问题，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文主要依据《大公报》相关资料，力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以揭示20年代都市民众关于跳舞问题的复杂观念。
一
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舞蹈相异的娱乐形式，交际舞是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1850年11月，侨居上海租界的西人举行第一次正式交际舞会，开始将西方交际舞带到中国。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经常举办各种交际舞会，但跳舞者仍以洋人为主。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跳舞逐渐从租界西人的交际圈，扩展到都市平民的娱乐圈，日益成为都市民众的一种新式娱乐方式。1927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交际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迅速流行：“近年来上海的跳舞，可算得风行一时。凡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非学会跳舞不能算出风头。”[1]对上海盛行跳舞之事，当时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数月以来，跳舞之风，盛行海上。自沪西曹家渡而东，以及于沪北，试一计之，舞场殆不下数十。”[2]上海社会形成了“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3]
继上海之后，跳舞之风亦在天津、北京等地流行。因为舞客众多，舞业利润可观，许多饭店相继开设舞场以揽生意。天津有福禄林、国民饭店等，上海有月宫饭店等，“近年中国跳舞之术流行，从前以上海为盛，迩来天津、北京时髦女子亦都趋之若鹜。”[4]据《大公报》载：“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沾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女们，如痴如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5]跳舞是欧风东渐的结果，天津跳舞之风实源自租界洋人饭店起士林，然后流行于华人开设的福禄林、国民饭店等：“窃自欧风东渐，发起跳舞之一端，起士林等实开其始。”[6]跳交际舞与剪发、穿皮鞋、穿洋装一起，成为都市民众时髦的娱乐方式。在天津民众看来，“到福禄林去跳跳舞，到电影院去出出风头，”[7]成为天津时髦青年的标志。
西洋交际舞这种娱乐方式，突破了男女社交的界限，包含着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新理念。故从它传入中国起，便引起了维护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的守旧者的非难和抵制，由此引起的争论始终不断。其中，以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风波最具典型意义。1927年5月中旬，王吕元、潘守廉、严修、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为代表的天津社会上“有心世道者”的是十二位名流[①]，因为福禄林饭店开设跳舞场，有了跳舞之事，遂“戚焉忧之”，写信给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道学家的口吻，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以维持风化，从而引发了持续两个多月关于禁舞与跳舞问题的讨论。
天津名流禁舞风波，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名流们先后致函福禄林和国民饭店股东，劝其取消舞场，并运动天津官府查禁跳舞，引起了社会各界围绕着跳舞与礼教、跳舞与风化等问题进行争论；二是名流禁舞之举后，天津民众给予密切关注并参与到《大公报》组织的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中国是否需要跳舞诸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无论是赞同跳舞者，还是反对跳舞者，均将各自的观点展示出来。
在致福禄林饭店股东的公函中，天津十二位名流对近来盛行的男女平等、自由结婚等新思潮进行谩骂：“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名流们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其诋毁跳舞说：“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云：“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故诅咒倡导及赞同跳舞者“不遭天谴，亦受冥诛。”[8]
针对名流禁舞之举，赞成跳舞者立即予以批驳。1927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署名“我迂”的文章指出：“我听说北京铁狮子胡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时有许多‘上等人’‘官儿’也在那里抱着搂着跳舞，也许那里的‘干柴烈火’要比较的好些。” [8]既然跳舞是“有伤风化”之事，像李赞侯这样有名的大股东，怎么会不懂而劳名流们来劝止呢？既然北京官场跳舞之风兴盛，其所谓“干柴烈火”比天津还旺，何以北京不禁跳舞而唯独天津要禁呢？新式跳舞并非天津一处仅有，为什么比天津更流行跳舞的上海不禁止呢？为什么官办的交际舞会及外国人办的舞场不禁止，而偏偏要禁止国人开设的舞场呢？
该文对名流们认为跳舞是“伤风败俗”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男女跳舞是现代社会交往的正常行为，并非伤风败俗：“其实要讲到男女之防，偎抱着‘两体只隔一丝’，是伤风败俗，如果单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会伤风败俗。”故其以挖苦地口吻说，要想防止男女交往，“最好让男女青年都戴上一副墨晶玳瑁边的眼镜，再不然让女子照土耳其旧时女子似的，将脸蒙起来。如是者，一定可以使风俗回到五千年前的淳厚程度去。”作者还对名流们搬出“阎王”及“遭天谴”、“受冥诛”的道德诅咒，进行讽刺：照十二名流那种“不遭天谴，亦受冥诛”的心理推想，自己做了这样的大功德，起码得“七祖升天”。故该文认为“不必如此的搬出一个礼教的大招牌来。”[8]
两天后，《大公报》发表题为《跳舞与礼教》的社评，对天津流行跳舞之风给予肯定，并指出，跳舞与禁舞已经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社评说：“天津今年忽流行跳舞。因而惹起反对，遂有福禄林饭店废止跳舞之事。然废者自废，兴者自兴，究竟跳舞应否禁废，礼教观念，如何维持，乃一种有兴味之社会问题，不仅天津所关已也。”[9]社评对跳舞与礼教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跳舞与礼教无关，与都市风俗好坏无关；礼教破坏及风俗变坏，不能归罪于跳舞，更不能归罪于倡导男女平等及社交公开的新青年，而应该从维护礼教者本身找原因。
天津名流禁舞是在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此国民革命处于高潮，南北军在徐州、津浦线激战之时，名流们不去社会最急需关注的灾荒、饥民、战乱、兵匪等问题，反而关注天津都市的跳舞问题，发起禁舞之举，这看似“义薄云天”，实际上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自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有人揭露说：“正是报纸上载着鲁南饥民倒毙有四五万的那天，名流、下台官僚、退伍军阀等等，不辞跋涉，分驾汽车，亲临李准之门，痛驳跳舞之非。” [10]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不去救济灾民、消弭兵患，而是极力反对代表新思潮的跳舞，关心富家子女的所谓“廉耻”，“不独号称文物之邦的东南所没有，”即“观瞻所系的首都”也没有。[10]对名流禁舞之举进行讽刺和挖苦。
名流们的禁舞之举，在开始时还是有一定效力的，“福禄林因李赞侯受人一封书，业已取消跳舞。”[11]但并不是所有华商开设的舞场都屈从于名流的压力。国民饭店不仅不听从，而且公开与名流们对抗：“国民饭店虽经名流劝告，而明灯灿烂中，犹见舞伴翩翩，有时且更较前热闹。”[11]
国民饭店这种公然对抗的做法，令名流们十分恼火，遂再次奔走，运动官府对开设舞场的华商施加压力。据《大公报》透露：“名流方面认为非达到实行取消，实无以正风俗而敦人心，故日来轮流往访李准，一面劝告，一面督责，大有不达目的势不甘休之志。”官府似乎也感觉禁舞之事难度大，故采取了回避态度：“闻李氏因过于麻烦，已挡驾不见而名流则预备坚持到底。”[11]尽管官府没有如自己想象得那样下令禁舞，但名流们并不罢休。他们随即再次致函国民饭店经理，劝其禁设舞场，取消跳舞之事：“前此各名流以国民饭店迟疑不肯即使取消，又特具意见书，致国民饭店经理董事并各股东，再公同为最后之陈请。”[6]
潘守廉、严修、王景禧、华世奎、王占元等名流，在致国民饭店公函中，阐述了取消跳舞的理由，痛陈跳舞之害处。在南北各省“天灾人祸刍狗众生”情况下，名流们标榜自己的禁舞之举，带有积德修功的含义：“乃罹此眼前刀兵之苦，我辈托迹津门，安居乐业，此时多积今生一分阴功，即消除前生一层罪案”。这是对其前所作罪恶的忏悔、还是对社会变动的无奈？名流们认为，招引中国年轻女子跳舞是造孽，死后会引起阎王老子的审判。故股东们当顾及名誉，修德抑恶，取缔跳舞之事。其劝说道：“况人生不过百年，大限一到，万贯家产，难带分文，惟所造恶业，须向阎王老子前对簿。”[6]名流们抬出“阎王老子”来压国民饭店，带有威胁与诅咒之意，不仅说明名流禁舞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相当软弱的，而且表明其禁舞的精神力量（道德说教）也是苍白无力的。
在刊登名流们的公函后，《大公报》同时发表了署名“天鹅”的《从名流扯到向阎王老子前对簿》，对名流致函国民饭店公函之举进行讽刺：“反对跳舞的那班名流，第一次写给李赞侯的信，将跳舞描写得淋漓尽致，年轻人瞧了心里只是痒痒的。现在第二次写给国民饭店的信，又好像是仿照的太上感应篇似的，年老的人瞧了，不禁毛发悚然。”[12]
面对名流们气势汹汹的通牒，国民饭店并没有屈服。6月5日，国民饭店在收到公函后召开临时股东会，复函驳斥名流取缔跳舞之举。国民饭店股东会在复函中，明确阐述了不能取消跳舞的三种理由：第一，开设舞场合乎世界潮流，合乎国内新潮：“因跳舞一事，不仅为欧美各国所通行，即东亚中日两国亦风行已久矣（如北京公府怀仁堂、外交部大楼及天津交涉公署、黎前总统宅时常有之），不独为国民饭店一家所有，即利顺德、起士林、天升等处，亦举行多年矣。”既然跳舞是国际风行的交际方式，也是官方举行社交的通用方式，国民饭店没有理由停止。第二，开设舞场合乎商业竞争的惯例：“同一地方，同一营业，彼此竞争，此亦商业之循例也。”[13]为了商业竞争的需要，国民饭店也无单独停止之必要。第三，跳舞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合乎法律规定，没有取消的依据：“且以我国法律言之，亦无禁止跳舞之明文，故本股东会对于跳舞一事，认为并非抵触法律之营业，此不能停止跳舞之理由也。”[13]正因如此，国民饭店语气强硬地回复名流们：一致反对停止跳舞。
国民饭店之强硬态度，令名流们无可奈何。名流禁舞不仅未能压迫国民饭店停止跳舞，反而刺激福禄林恢复跳舞。名流们抬出“阎王”来压制国民饭店取消跳舞，福禄林则用“观世音”（白衣舞女）与之相抗，煞是热闹。《大公报》以挖苦的口吻报道说：“名流要禁止跳舞，使用阎王出面，赫赫（加上口字旁）国民饭店的股东；福禄林恢复跳舞，昨天忽然加入白衣跳舞，这是请观世音和阎王法，天津真可以算是神鬼世界。”[14]
名流禁舞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不仅跳舞活动没有停止，反而刺激了跳舞之流行与舞场的兴盛：“所以倒愈禁奇，愈奇愈妙，反而禁得不喜欢跳舞的，多蹈舞欢跃的去学习跳舞，不爱出风头的，亦形神骚动的去大出其风头了。”[15]这是名流们始料不及的。
从1927年6月中旬开始，禁舞与跳舞之争趋于高潮，天津各界民众纷纷致函《大公报》，竞相发表自己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意见。讨论的重点，已经从名流与民众围绕“跳舞与礼教”的争论，扩大到赞成与反对跳舞者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等问题而展开的讨论。1927年6月20日，《大公报》发表署名“云心”的《我对于跳舞的怀疑》，对于跳舞问题提出了“怀疑”：“我不明白跳舞的用途是什么？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情形，是否有跳舞的必要？有了跳舞，社会能受何等的利益，没有跳舞，国家能有何等的危害？”[16]云心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成为第二阶段《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讨论的基本问题。随后，社会各界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云心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讨论。7月13日，《大公报》“铜锣” 专栏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了一组讨论跳舞的文章，计有：梦湘的《阶级制度的跳舞场》，弃舍的《我的跳舞观念》，化宇的《金钱的势力胜过了名流的金口玉言》，难过的《觉民对于“跳舞”意见之矛盾》，絮絮的《与心冷先生》，心冷的《我的强辩》等文，围绕着跳舞与禁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将赞成跳舞与反对跳舞的各方观点陈列出来。
《大公报》及“铜锣”专栏刊出“跳舞问题”专号后，引起了天津各界的高度关注。7月21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又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表了一组讨论跳舞问题的文章。7月22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再次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罗杰的《现在的“跳舞”是国产吗？》，子鑫的《跳舞的“可怕”与“可怜”》，云心的《读了“答怀疑跳舞”和“谈跳舞”以后》等一组讨论文章。从7月13日到7月23日短短的10天间，《大公报》“铜锣”专栏先后出版了四个“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26篇讨论文章，将跳舞与禁舞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7月2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反跳舞运动停顿》的文章，指出：“津埠名流反对各租界饭店跳舞一节，迭志前报，兹次反对跳舞之内幕，系某饭店之股东黄某，与各股东意见不洽，故利用各界，出而反对，现各方多已谅解，因之反对运动，亦已停顿云。”[17]显然黄某是反对跳舞的，与赞成跳舞者意见不合，故运动天津名流们出面禁舞。如今看到跳舞难以禁止，故宣布“停顿”禁舞之举。至此，持续三个月之久的跳舞与禁舞讨论亦随之结束。
二
交际舞作为一种西方新式娱乐方式，难以为思想保守的天津名流们接受，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两种文化观念毕竟存在着较大差异：“跳舞，西俗也，男女社交，而以拥抱步驱为事，自中国脑筋言，殊属费解。”[9]故名流禁舞，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差异。在以名流为代表的守旧者看来，跳舞与剪发等一样，都是大逆不道的东西，并且跳舞被列为“新五毒”之首：“名流眼中的新五毒是跳舞、女子剪发、白话文、恋爱、党军”。[18]名流眼中的新五毒，显然都是新潮流的体现，其将跳舞、剪发等视为新五毒，是与时代潮流相对抗。
在赞同跳舞的新派人士看来，名流禁舞是落后思想之体现，是阻滞新思潮的表现。但在名流们自己看来，其禁舞之举是有充分理由的。其最大理由即谓：跳舞破坏礼教，有伤风化。为了维持风化、维护礼教，必须禁止跳舞。对此，名流们在先后两次致福禄林及国民饭店的公函中均作了阐述。
在致福禄林股东的公函中，名流们指责跳舞“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提出自己禁舞的理由是由于跳舞“毁坏名节，伤风败俗”。在名流们看来，舞场是“污垢之场”，若中国女子出入其中，互相效仿，风气日坏，故禁舞旨在维护“女德之美”：“中国女德之美，为世界所公认，凡淑闺名媛，孰肯涉足污垢之场？特小家碧玉，朱娴闺训，转相效尤，恐习染日多，陷溺无所底止。”[6]这是名流禁舞的主要借口。此公函还云：“鄙等或系侨居，或系土著，半多古稀之年，每思进德之事，同深挽回狂澜之意，无非爱人以德之心，慨国步之维艰，痛民生之无托，惟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挽浩劫，而出苦海，不至四维不张。是则区区等之所用心也。”[6]
在这里，名流们将自己的禁舞之举，视为“进德之事”，颇有“挽回狂澜之意”。只是其“所进之德”，在于维持风化，坚持礼教；其所要挽的“狂澜”，是新文化、新思潮冲击封建礼教之狂澜，实际上乃阻止新思潮之举。名流们将自己打扮成传统道德的化身，称自己的举动是“爱人以得之心”，是行善进德，是救民出苦海之举，是使“四维”昌明、社会秩序稳定、体恤民生之举，俨然一副救世救民的开明姿态。
究竟跳舞是否真得有伤风化？跳舞与礼教是何等的关系？这是禁舞风波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反对跳舞者所持的最主要的理由。反对跳舞的名流们认定跳舞破坏礼教、有伤风化，而赞成跳舞者则对名流的观点进行了坚决驳斥。早在清末西舞输入中国时，有人就指出：“西国有跳舞之俗，类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国人鄙之，以为蛮野，不知彼盖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悦，乃发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妇，则不能各遂其欲，必有郁结不能发纾者焉。惟听其行跳舞之仪，使凡爱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于以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岂非至道之极则乎？奈何薄之？”[19](P964)这显然是对跳舞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既然跳舞是男女“发乎自然之感情”的流露，男女以这种方式“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那么跳舞即为一种正当的娱乐方式，是“正道”而非“乱行”，并非不合礼教。既然跳舞是“至道之极则”，故应该加以推崇，不应该对其指责。
但在天津名流们看来，跳舞既非健身运动，也非社交公开，而纯粹是一种不健康的淫乱行为。其诘难道：“或谓跳舞足以健身，而健身之道正多；若谓交际公开，则交际何须一抱？故其事无他，男女求欢乐而已。中国所应学西洋者甚多，若此等奢靡之俗，费时耗财，一无所益，本可不必也。” [9]针对这种诘难，《大公报》社评明确指出，跳舞并不对破坏礼教负责，更不对社会上的奢侈之风负责：“盖尝痛心于风俗之坏，皆在大都会，而负责者为富贵之家，热心跳舞者，亦此流人。然假令废止跳舞，其奢靡固依然，中国从无跳舞，而都会淫风，本来已甚，可知其病根自在也。”[9]
针对名流们认为跳舞促使青年学生堕落之误解，《大公报》同样给予反驳：“今人之论风俗者，每太息于一般男女青年学生立身之不谨，然就实际论，男女学生堕落者殊少，而中年有职业者及富贵之人，紊乱风俗最甚。即以跳舞论，半夕游资，辄需数元之费，一般青年，孰能任之？试问天津自开跳舞场以来，一般在校之男女学生，能有几人与会，不待调查而知其必少也。是以为此等奢靡事者，不论何时永为少数富贵人，易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寄生于社会者，及其家属。”[9]因此，导致社会风俗日坏者，乃富贵家庭之男女。这些人即使不跳舞，也会进行其他“狭邪之游”，故跳舞并不负“奢侈”罪责。
正因富贵人家管教自己子女对维持风化有巨大作用，故《大公报》认为名流们没有必要以禁舞来维持风化，从而将破坏礼教的罪责归于一般民众，而且敬告名流们要“自省”，不能作“伪君子”和“假道学”，这样才能管教好自己子女。《大公报》指出：勤劳为纠正奢靡之有效方法，全国乡村举家操作，“不谈礼教而礼教自行，不论风俗而风俗自好。”这种情况与都市社会形成显明对比，说明社会风俗及维持礼教，不是靠名流说教就能维持的。所以，都市风俗决非跳舞所引起的：“无论少数都会人荒淫何程度，初不能摇憾中国社会基础。以都会言，诚可悲观矣，而直接受害者，限于少数之富贵人，充其所极，不过少数人家自灭，与多数勤劳之民众仍无干也。其所应反对者，在于少数人肆行奢侈以耗大众之生产资本，而尚不在其导恶风坏礼教也。”[9]故跳舞的真正危害，是少数富贵子弟之堕落，而不在导恶风坏礼教。
《大公报》反复强调，封建礼教受到破坏，并非由于跳舞引起：“中国于跳舞本无提倡必要，然若谓废跳舞即可正风俗，或流行跳舞即坏礼教大防，则亦观察之误，盖风俗败坏，其原因别有在也。”[9]它在肯定中国礼教“其精义有不可磨者”后，对礼教败坏的真正原因作了揭示，认为正是以社会名流为代表的所谓“提倡礼教者”，导致了社会风俗和礼教的败坏：“独惜近年来以提倡礼教者，往往为躬行奢靡之人，或大有力者，已身荒淫无度，而偏以礼教责青年，于是并礼教为物亦受一般都会新人鄙弃，而黠者转以打破礼教之新名词，以便其放纵，此两失之也。”[9]这就是说，提倡礼教者本身就违背了礼教，成为都市风俗之败坏者，“为躬行奢靡之人”。
《大公报》认为，跳舞与廉耻是没有必然关联的。它质问道：“就拿名流来比方吧。他们要是真肯排斥洋化，维持国粹，为什么不坐骡车去见李准，而坐外国人发明外国人流行的汽车呢？……名流既不肯为少数人的治安关系少数人的人道关系主张废除汽车，复不肯牺牲自己两腿的安逸，而乘坐洋化的汽车，那么，安能因为跳舞场或者有少数败类，而根本就不许人家跳洋化的舞呢？” [10]故名流禁舞完全是“假道学”的作派，“廉耻是廉耻，名流是名流”，两者毫不相干。
以“维持风化”为禁舞之理由，暴露出名流们精神力量的贫乏。名流禁舞表面上是为了维持风化，而实际上是要阻止新思潮之流行。有人揭露说：“官厅要发出布告，禁止她们剪发；名流们发出通知，禁止人们跳舞。一个用法权禁止，一个用阎王威哧，这岂不令人怀疑，所以不得不考虑一下。” [20]跳舞是社会的新潮流，是一种民众的新式娱乐，并不关乎风化，名流、官府没有必要加以禁止。故人们质问道：“西洋的女子，剪发跳舞，这两件事，都很风尚；剪发是为便利起见，跳舞是为娱乐起见。中国官厅，因有关风化，而禁止剪发；那么名流所以禁止跳舞，也是因为跳舞女子太多剪发的，而有关风化吗？”[20]
针对名流们断言跳舞“有伤风化”，爱莲女士发表《与其禁跳舞还不如禁娼妓》一文，对名流禁舞作了正面批驳：“天津这一阵子，闹禁跳舞也闹够了！什么名流了，阎王了，弄得名目繁多，应接不暇。结果禁的还是禁，跳的还是跳。”名流只敢禁像国民饭店这样的国人创办的舞场，而不敢禁止外国人开办的舞场，暴露了天津名流禁舞以维风化的虚伪性：“要说有伤风化，难道外国人开的，就不有伤风化了么？”[21]这是回击名流禁舞之有力借口。但跳舞与风化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她看来，跳舞并不关乎社会风化，伤害风化最厉害者，莫过于娼妓，为了维持风化，首先要废除娼妓。故她大胆提议：“与其禁跳舞，还不如禁娼妓。”既然禁止娼妓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也无法以禁舞来维持风化：“东西各国都有娼妓，都没有禁止，都有跳舞，也没有禁止呢！”[21]
爱莲女士的观点，立即得到赞同跳舞者的支持。他们发挥爱莲女士的观点，揭露娼妓对社会风化的危害，主张维持风化须由禁娼入手。既然名流们禁舞是为了维持风化，而社会风化的“诲淫之门”是从娼妓开始的，那么社会风化则与跳舞无关，却与娼妓相联：“所以我说若要‘挽救风化’，不若先‘废止娼妓’，若要‘维持礼教’不若先改良社会上的一切‘颓风败俗’，这才不失名流们的‘苦心甘旨’吓！”[15]故在赞成跳舞者看来，“娼妓”和“跳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便将两者联系看，既然“娼妓不能禁止”是事实，那么也同样证明禁止跳舞是不可能的。不仅在事实上废止不了跳舞，反而会刺激人们对跳舞的关注与爱好。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名流们关注所谓跳舞问题，令许多民众大惑不解。《大公报》认为，“天津之所谓名流也者，对于跳舞简直是反对到底，这股子勇气，着实令人可以佩服。但是这股子气用歪了。”名流们“勇气”可嘉，只是没有用到正地方。其禁舞之举，实属荒唐，甚至荒唐到外交交涉上来：“现在越弄越起劲，公函了省长，请交涉员向各国领事，禁止华人跳舞，这个圈子总算是绕得不小。”《大公报》以戏弄的口吻质问：作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员，因常与外交官和外国人时常接近，总该知道“跳舞是什么”。既然如此，他何以向各国领事提出禁舞之事？《大公报》还以挪揄的口吻说：“其实我以为要周密也有办法，几个跳舞场里就请那十几个名流轮流在场内站岗，不比将这些麻烦去给警察们好得多吗？而且名流们天天在跳舞场里看了，也许可以明白跳舞不过那么回子事吧！”[22]
耐思在《我也来谈跳舞》一文中，对名流认为跳舞“有伤风化”观点也进行了驳斥。其云：“我想他们反对跳舞的理由，不外因为男女同舞，‘有伤风化’。其实这是很可笑的理由，假使没有跳舞，那么‘风化’就无伤了吗？譬如有姨太太的人们，那个不是监视极严，但结果多半闹出许多笑话来，这也是跳舞之过吗？所以我以为好人虽跳舞，仍是好人；坏人虽不跳舞亦是坏人，‘跳舞’与‘风化’完全是风马牛呵！”[23]他认为，跳舞是男女平等的体现，是一种高尚的游戏和娱乐，对于培植和发展女权是有益的，应该加以提倡：“在现今女权极幼稚的时候，应当设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为跳舞实为男女间平等的游戏，高尚的娱乐，由此渐渐推广，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权必可迅速的发展。反对跳舞，本无关系，但轻视女界，压制女权，其罪可不小呵。”[23]
还有人编撰嘲笑诗，对名流禁舞之举进行讽刺：“跳舞伤风化，难逃冥冥诛，阎王请出阵，腐儒；跳舞讲交涉，目的达到无，名流真热心，糊涂；社交重男女，霓裳蝉翼裁，拦腰一搂抱，美哉。”[24]同时，亦对“男女社交”给予称赞：“结婚文明好，标梅吉士求，不须父母命，自由；问寒共送暖，何妨且代庖，恋爱新名词，社交。”[24]
有人在比较了名流禁舞的理由后指出：“跳舞既可以陶情娱兴，何以要反对他？若说是这件事简直有伤风化，非绝对禁止不可，其理由不过是因为当人万众，男女搂抱的情形，不甚雅观，甚至于因此结果，弄出开房间及一切苟且的事来，像这样的事，何处无之，岂独是跳舞才发生的？”[25]这种质问是有力的：跳舞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同时难免有“不甚雅观”之处，“其实无论在任何游艺场的人众，好者自好，坏者自坏，看电影的，未必皆是我所述的情形，跳舞的，果能断定都是一帮败类吗？所以我说，不是禁了跳舞，就没有开房间和苟且的事了。”[25]故跳舞与社会风化并没有必然联系，名流们以维持风化为理由来禁舞，也是没有道理的。
三
天津名流禁舞风波，在民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促进了跳舞的流行：“在今日社会中，‘跳舞’这个名词，差不多闹成了一种新潮流的问题。”[15]在天津各界围绕跳舞问题展开的讨论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西洋交际舞的性质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讨论跳舞者分成了截然对立的新旧两派：赞成跳舞的新派认为，跳舞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跳舞的用途和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美感”、“美化人生”，是一种正当的健康的新式娱乐；反对跳舞的旧派则断言，跳舞之目的是“寓娱乐于跳舞”，是“满足肉欲”，跳舞者都是“欲鬼”，赞同名流们的禁舞之举。故有人直接提出了这场讨论的焦点所在：跳舞是“好”是“坏”？是“娱乐的运动”，还是“肉欲的冲动”？[15]
觉民在《答云心先生的怀疑跳舞》一文认为，跳舞是一种“游艺”，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美欲”：“我以为跳舞不必说他们有什么目的。勉强着去说，就是受着爱美的心理之支配。所以若强说他们有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满足美欲’。”[26]跳舞是为了“满足美欲”，是赞成跳舞者提出的重要观点。赵永新认为跳舞“直截了当可以说是一种含有艺术意味的娱乐。”又云：“跳舞是想美化人生的，同时他对于男女社交公开也有莫大的帮助。”[27]强调了跳舞“满足美欲、美化人生”的积极功能。
客观地说，跳舞有“满足美感”的积极功能，但并不完全如此。这种观点无疑过高地估计了跳舞的性质，从而忽视了跳舞满足人们男女交往欲望的功能。跳舞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仅仅是西式交际舞的一方面功能，它同时还具有满足精神愉悦等方面的功能。正因如此，有人赞同说：“跳舞是一件娱乐的事，大概一般人不能不承认的，若认他有艺术的价值，那是更深一层的研究。”[25]但跳舞有没有满足“肉欲”的动机与功能？多数赞成跳舞者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实际上，在跳舞刚刚流行于中国时，抱有满足“肉欲”的龌龊心理者并非没有，并不是所有的跳舞者均抱有如此高高尚之动机。正因如此，仅仅强调跳舞有“满足美欲”的积极方面，显然是有偏颇的。
觉民提出的跳舞是为了“满足美欲”观点提出后，有人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跳舞场中的人才，多半是小姐、少爷，或是少奶奶们，家里过的安闲日子，整天没有事情做，怎吗个想找这些地方去开开心呢？说到他们目的，不过是要多认识几个异性朋友，面在众目炯炯之下，显一显他们的技能，那里说得到为什么‘满足美欲’呢？”[5]在守旧者看来，跳舞是富家子女消遣的方式，并非“满足美欲”。这是反对跳舞的旧派人士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揭示了跳舞的另外一方面消极功能。
华宇在《金钱的势力胜过了名流的金口玉言》一文中，提出了跳舞是为了“满足肉欲”的极端观点。他认为，打网球、踢足球与跳舞，固然都是西方的娱乐方法，但其目的与价值有所不同。网球与足球的目的是“寓娱乐于运动”，其价值是“能使身体强健”；而跳舞的目的和价值则是“寓娱乐于跳舞”，完全是“满足肉欲”。在他看来，交际舞固然是西洋的一种娱乐法，但并不是体育运动；跳舞并不是高尚的艺术，而是一种“满足肉欲”的体现。正因如此，他赞同名流禁舞，肯定名流们维护礼教、维持风化的良苦用心：“这是所以我以为名流之反对跳舞不是无理由的。”[28]
在该文中，华宇对新派人士倡导的跳舞之举进行猛烈抨击。在他看来，跳舞者是一群“欲鬼”，根本谈不上艺术与美感之满足；开设舞场者纯粹是为了赚钱，是由于“金钱的势力”左右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艺术：“所谓现今一般跳舞者，真是丑陋的不惜令人喷饭，跳舞的这一伙男女简直是一群欲鬼，而这些跳舞场正是利用这一般男女的心理来赚钱，亏得这些名流们不能劝住，原来金钱的势力更胜过了名流们的‘金口玉言’。”[28]
正因反对跳舞者将跳舞视为“满足肉欲”，是一种“肉欲的冲动”，故其对跳舞之举深恶痛绝。其挖苦云：“上天赐给你那敏捷的天资，活泼的身体，何尝不许你‘努力上进’？但是你偏要同着骷髅拥拥抱抱，意为足可以发挥你的性欲，满足你的快乐，青年呀！要知道你的性欲是无穷的！‘恐怕’你的精神是有限的！当此以往，耗光阴，废精神，‘可怜’你那高尚的人格，被那浪漫的淘汰，慢慢的演成荒荡无束了！‘可怜’你那强健的四肢，被那性欲冲动，慢慢亦要变成清瘦的皮骨了！疾病呀！魔鬼呀！要来同你对舞了！”[29]在旧派眼中，跳舞是不努力上进的表现，是发挥“性欲”的体现，只有消极的危害，没有积极的功能。
继名流们打着“维护礼教”、“维持风化”理由禁舞之后，天津民众中的新旧两派成为天津禁舞风波的主角。他们围绕着跳舞性质及动机的激烈争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跳舞是“满足美欲”，还是“满足肉欲”？《大公报》“铜锣”专栏开辟了数期“跳舞问题”专号，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新旧派吵得唇焦舌敝，“但是始终还没有一个切实的断定，仍旧公婆吵嘴，各说各理。”[30]在这种情况下，折衷新旧两派的“和事佬”出面，站在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上，发表了对跳舞问题的看法。
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看，“新旧派对于跳舞的意见，本来都有见地，但是所持的论调，太嫌极端。”他指出，旧派说什么“礼仪风化”，未免把跳舞看的太低；新派说什么“文化艺术”，也未免把跳舞捧得太高。这两者都有偏颇，比较中立的意见应该是：“实在跳舞这件事情，据在下和事佬看起来，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即扯不着风化礼仪，也谈不到文化艺术。”[30]这是对新两派极端观点的折衷，将跳舞的性质还原为娱乐和游戏而已。
既然跳舞仅仅是一种娱乐与游戏而已，那么跳舞既谈不上是高雅艺术，更谈不上必然藏有不正当之欲望：“跳舞既是一种游戏，游戏的事情，少年人自然喜欢，并且少年的心情，都爱新鲜，跳舞又是簇新的游戏，所以少年人更喜之欲狂，这般跳舞家心理，料想也不过出出风头，玩意玩意罢了，不见得真都具有文化艺术的观念，也不见得都藏有不正当的念头。”故旧派要对跳舞持宽容态度：“何妨让他们玩玩去，他们玩得腻了，自然会厌，自然会不跳，简直也不要自己捧得那么高。”他批评说：“要是旧派一定要说礼仪风化这种话，那末，根本就要禁止男女社交，什么男女同校，男女杂坐，全得取缔，实行古时男女不同席，男女不受授的制度。”[30]因为这种“开倒车”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故禁止跳舞也是枉然的。
和事佬对新派标榜跳舞是“文化艺术”的观点也提出了非难。他指出：“要是新派一定要说文化艺术这种话，那末，试问全国都学得同梵天阁一样的本事，有什么用处？并且为什么不学那比较的有用，而且应该研究的艺术呢？至于说是运动，也不对，运动是有益身体的，试问半夜三更，乐而忘返，这种熬夜，也是有益于身体的吗？”跳舞既不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也不能笼统地说是有益于身体的体育运动，否则必然因其偏颇和理论漏洞而受到旧派人士的攻击：“所以新旧派，要是不肯变更论调，总不能够自圆其说，不能怪人家的攻击。”那么跳舞的性质及合理的态度应该是：“天下的事情，凡是在可有可无、有理无理之间，而可以为交际娱乐者，都叫做游戏，这就是跳舞的意义。跳舞的本来面目，不过如此，无所谓必要不必要，所以不必捧，亦不必骂。”[30]这是一种淡化跳舞与礼教关系，回避跳舞与高雅艺术关系的折衷观点。跳舞既非高尚的艺术，也非肉欲的冲动，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游戏而已。
正因如此，在和事佬看来，新旧两派之争论可以休矣：“如果旧派老先生，一定非禁止不可，在下可也有一个法子，可以大大的开一个跳舞男女的各家长茶话会，大家同盟起来，严束各人的子女，不管子女念书做事，一起叫他回家，关起来，不许出大门一步，还要不给他钱，不给他穿，他们自然有脚没处跳，有手没处舞了，跳舞场也自然没有了。新派的，也只要跳得规矩点，不要过于放浪形骸，跳舞之暇，对于正当事业，稍为把结点，不要由跳舞闹出笑话来，自然你爷爷爸爸，也就闭口无可骂，默许你们了。”[30]和事佬站在中间立场上阐述的观点，貌似公正，实际上对跳舞采取宽容态度，其反对禁舞之意甚为明了。
客观地讲，新派认为跳舞是一种文化艺术，确实是有偏颇的；旧派认为跳舞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也是一种偏见。跳舞是一种正当的健康的新式娱乐和游戏而已。从这方面说，和事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否认，作为一种正当的娱乐，跳舞的确含有高尚艺术的因素，“满足美欲”、“美化人生”给人以精神的愉悦，是跳舞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对于这种积极功能，时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吾人未入舞场，当认清跳舞完全为一种艺术化。于性灵，于身体，均有莫大之愉悦。入舞场后，尤应认定此来之主旨。此来为跳舞也。时有此念，则音乐之美妙，姿态之典雅，时时可以享受。”[31]既然视跳舞为一种娱乐、一种享受，那么当然是为了满足其精神上愉悦，满足其高雅的“美欲”。若否认跳舞的此种积极功能，显然是偏颇的。
除了“满足美欲”外，跳舞也具有“满足肉欲”之消极方面，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中国传统礼教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人之“欲望”视为“大恶”，甚至将人的正当欲望也视为“肉欲”而加以禁灭，这是极为偏颇的，因而受到了五四以后新派人士的猛烈攻击。
即便是跳舞中存在“肉欲”问题，那么是不是有“肉欲”便是罪恶？如何看待跳舞中的“肉欲”问题？如何处理跳舞与“肉欲”的关系？这是摆在新派人士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场关于跳舞问题讨论中，人们开始正视“肉欲”问题，并将跳舞中之所谓“肉欲”与“狎妓”问题区别看待。他们对于该问题的态度是开明的：“有肉欲的关系虽不是不光明的，但是这得要有条件，道德这两个字是不论新旧社会都不能摒弃的，然而狎妓在某种情形之下，是不道德的，因为现在所提倡的‘贞操’不是从前片面的了。”[32]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肉欲”与新旧道德问题。新旧社会均需要讲求道德，但必须将人的正当欲望，与“狎妓”这样的纯粹“肉欲”区分开来。作为纯粹“肉欲”的狎妓，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均是不道德的表现，是应该禁止的；但跳舞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肉欲”，是一种正当的欲望，并非不光明的邪恶之欲。
四
在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多数人之所以不反对跳舞，是因为跳舞合乎时代新潮，反对跳舞“委实是违背潮流”。说跳舞“有伤风化”，是假道学的“架子”：“我更不敢撑起道学架子来，说跳舞的有伤风化。”[16]因此，尽管以天津名流为代表的旧派人士有禁舞之举，但跳舞之风并没有因此衰退。有人描述道：“在这洋气熏人的天津，跳舞已经演成公开的娱乐。虽然也曾有遗老名士，抬出‘阎王爷’的招牌来恐哧各饭店主人，毕竟因他为他的神威管不到舶来的习惯，非但没有一家停止跳舞，此风反而日盛一日了。”[33] 《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跳舞问题的关注。天津都市民众将各自对跳舞与禁舞之意见呈现出来，成为展示都市民众对“跳舞”态度的窗口。[②]有人说：“近来的铜锣上对于跳舞反对和赞成的声浪，敲得震天价响”，人们“对于跳舞的讨论，更深切了。”[25]通过跳舞问题的讨论，很多人认识到：“跳舞本不是一件极恶不容于社会的事，……本可以无须乎反对的。”名流“不遭天谴亦当冥诛”的金口玉言，再加上些他们厚结的势力，“尚且禁止不了”，[25]守旧者的诅咒与谩骂更不会有效果。
就在名流禁舞热闹之际，天津各界的跳舞活动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流行。天津各大电影院还乘机大放介绍跳舞之影片，甚至举行跳舞表演，推动跳舞之风行。从7月21日起，《大公报》连续刊登广告，介绍天津跳舞家梵天阁女士表演跳舞之事。其广告云：“梵天阁女士，绮年玉貌，舞学精深，在津授徒以百计，历在平安天升等院及大华饭店献技，取费一元至三元，而观者无不争先恐后，本院以本期之电影特佳，为使观者格外满意起见，特重资敦聘，读其于电影之外，登场表演其跳舞绝技，此外并有其西洋女徒多人助演，并特别加增音乐，以助其兴，以尽其美，千载良机，幸勿错过。”[34]
天津一些剧场利用民众热烈讨论跳舞问题之机，大放外国有关跳舞的电影，以招徕顾客。《跳舞迷》在皇宫电影院公映，即为典型例证。不仅如此，《大公报》在1927年6月19日、20日、21日接连数日刊登皇宫电影院放映《跳舞迷》的广告。该广告介绍《跳舞迷》电影说：“有少年焉，因醉心跳舞而得娇妻，继又因醉心跳舞而险失娇妻，其成功在跳舞，其失败亦在跳舞。片中有学校之舞，或则花阴月下，舞袖翩翩，或则绣楼珠廉，五光十色，其点缀跳舞之繁华，使人触目惊心，情丝万丈，难系浪子之心，黑夜枪声，惊破登徒之胆。人约黄昏，累他久待，弄成圈套，人拥诸君。”[35]这样大规模地介绍跳舞，说明名流禁舞并不为多数民众及媒体接受。跳舞之风反因名流禁舞而增强，这无疑是对名流禁舞的一种绝妙讽刺。
跳舞之风“反而日盛一日”，出乎名流们的预料。尽管名流禁舞无功而止，但天津守旧势力的禁舞举动并未停息。9月底，天津地方士绅操纵的天津县议会再次提出禁舞问题，要求取缔天津各外国租界内饭店的舞场，并责令交涉公署向各国驻天津领事交涉。《大公报》以嘲笑的口吻报道：“天津县议会提议取缔各租界饭店跳舞一案，闻其议决结果，拟请交涉公署向各国领事交涉，要求取缔。但跳舞为外交界交际场中常有之事，薛交涉员是否将向各国领事交涉取缔，颇为疑问云。”[36]天津县议会的提案并未能实施，仅仅表达了这些保守势力禁舞之态度而已。
但跳舞与禁舞问题并没有结束。随后，天津县议会又以捕风捉影之“裸体跳舞”为由，函请警察厅取缔。其致函警察厅公函云：“乃自欧风东渐以来，吾国趋时之士，动辄模效西人，尤以津埠为甚。近则跳舞之事，日见其多，且变本而加厉，始而为衣服之跳舞，继而为裸体之跳舞。始而为游艺式之跳舞，继而为猥挚式之跳舞。长此以往，隐恶良深。处此时代，纵未便骤为绝对禁止，而风化所关，亟应防其太甚。当场公决，拟请贵厅并照会各租界领事，凡津埠娱乐场中暨饭店等处，如华人跳舞，一律禁止裸体，并不准有猥挚状态，以正观瞻，而端趋向。”[37]警厅得到公函后，函请交涉公署转知各国领事，禁止华人裸体跳舞，并训令所辖境内各娱乐场不准演唱淫剧。
《大公报》对天津县议会提出质疑道：“按裸体跳舞，有伤风化，诚当禁止，特不知县议会诸议员在何时何地见之？藉曰果有其事，则何以不禁西人而只禁华人？”正因如此，《大公报》评论说：“其函请警厅转函交涉公署，以‘如华人跳舞，一律禁止裸体’照会各租界领事，直欲使警厅与交涉公署闹笑话而已。是故警厅函请交涉公署转知各国领事一事，当以敷衍县议会面子视之，而交涉公署将置此事于不理，殆可无疑。特不知所谓县议员者，何竟无聊至此耳。”[37]县议会提案固属无聊之举，但这种举动本身，表明反对跳舞的保守势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其禁舞之念并未放弃。
如果说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是以社会道德力量来推动的，名流们是禁舞之主角的话，那么从1928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其干涉民众日常生活之力度亦越来越大，查禁跳舞的主角，已经从社会名流转换为地方官府了。1928年7月27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委会四区十五分部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查禁跳舞：“查本埠舞风甚盛，触目皆是，如跳舞学校及月宫饭店等处，服饰丑怪，几无人格，每每引诱一般青年同志踵迹其间，形同妓馆。而良家子弟妇女们受其陷害者不可胜计，实玷辱于国体良非浅鲜。当兹革命统一之际，廉洁为主，岂可容此污秽流处于青天白日之下耶？敝分部有鉴及此，应即函请贵市政府即日严重取缔等因。”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查明辖境以内，如有上开情事，应即取缔，并将办理情形呈候察核。”[38]这是以政治势力公开进行的禁舞之举。其禁舞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树立政府廉洁开明而奋进的姿态。1928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禁舞令，实开官府禁舞之先河。
在倡导和赞同跳舞者看来，跳舞是现代文明生活的象征，是现代社会的新潮流，那么提倡跳舞便是追求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但跳舞这种新式娱乐，一开始便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压制：在守旧的名流们看来，跳舞有伤风化，必须禁止；在当政的官府看来，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不需要跳舞这种新式娱乐，中国最需要的是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是消磨男女青年意志之“跳舞”行为。两方面的强力压制，在“维持风化”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上海1928年禁舞，北平30年代初禁舞，均是在“维持风化”之堂皇理由下进行的。天津名流禁舞的理由是跳舞有伤风化。这种堂皇而虚伪之理由，竟然成为日后官府禁舞的主要借口。以19333年北平市政当局的禁舞为例，其禁舞理由是“以重政令，而维风化。”[39]在官府看来，取缔跳舞“是为了国家前途作想，是为了多数前程远大的青年人打算。”[40]这与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之言论何等相似，只是禁舞之主角，由名流变为官府了。
天津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后都市民众观念之集中反映。这场风波所展现出来的观念是复杂的。跳舞是都市繁荣和发展的象征，同时也是都市消费主义之必然结果。跳舞是现代文明的新式娱乐，是社会新思潮的体现，但同时也是有产子弟的消费场，对于社会风气未尝无害。跳舞与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女子剪发一起，被视为都市新思潮和新生活的体现，是社会趋新的反映，但在革命、外患、灾荒、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跳舞也同样与社会风化、破坏旧礼教相联系，从而视为社会青年堕落之象征。因此，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不仅表明了名流禁舞力量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其禁舞之理由是何等的苍白乏力，而且也同样反映出跳舞与禁舞问题体现出的民众思想，是何等的复杂。而其后上海、北平禁舞之声的不绝于耳，更说明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在中国之流行，又是何等的曲折和坎坷。
近代以来都市民众对跳舞的欲迎还拒之态度，凸显出社会民众一种怎样的社会意识？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对都市民众充满了诱惑和吸引，故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都市之迅速流行。但在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和伦理化的国度里，跳舞这种新式娱乐方式因始终与所谓礼教、也会风化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故跳舞所表征之日常生活的欲望和乐趣，始终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始终受到旧礼教和社会风化等传统势力的压制。因此，如果说跳舞是人们自然本性之体现的话，那么禁舞则是对这种本性和欲望的有意压制。关于跳舞问题讨论之热烈，体现出人们对这种新式娱乐的关注和向往，但这种娱乐方式却受到社会守旧者的压制，也成为政府查禁的对象。跳舞问题讨论之激烈，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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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袁市长谈取缔舞场办法[N].京报,1933-07-18.
[①] 在名流禁舞风波中，主张禁舞最力者，为王吕元、潘守廉等人。严修虽列名其中，但公开声明：对跳舞者事“我自己并无成见。”参见天鹅《从名流扯到向阎王老子前对簿》，《大公报》1927年6月6日。
[②] 天津各界跳舞问题的讨论中，除了对跳舞与礼教、跳舞与风化及跳舞性质的讨论外，还集中在下述问题上：跳舞目的、动机、用途，中国是否需要跳舞及需要什么样的跳舞，中西舞蹈的差异，是否允许娼妓跳舞，如何改良舞场与提高舞技，跳舞对社会的好处与对国家的坏处等。因篇幅所限，本文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