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傅斯年是近代中国前后两代学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阅历和辈份不同，性情和思想亦存在很大的差别，但他们又都富于识见，且长于办事，兼有学者和事业家之特长，故各有其独特的建树，皆有大功德于中国文化：张曾参与戊戌维新，政变后被“被革职永不叙用”，遂南旋沪上。初供职于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
1902 年加盟商务印书馆，由翰林而出版家，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 8 月起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终身以出版为业，“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整个文化的光大”。【1】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集编译、印刷、发行、销售于一体的出版集团，被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2】傅则是五四时期北大学生中的风云人物，他凭藉出众的才学和行政能力迅速由一名“新青年”成长为“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1928 年 7 月创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于次年 6 月正式受聘为所长。在他的精心擘画之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渐成世界汉学重镇。惟其如此，张、傅两人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中均膺选首届院士。【3】
有关张元济和傅斯年两人的毕生志业，已有不少专门论述，世所熟知。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样的论著尚付阙如。去年我有幸赴台北访问研究，多次到傅斯年图书馆查阅资料，蒙准借阅傅斯年档案，发现其中有张元济致傅斯年信函多封，如获至宝，当即悉数抄录。返沪后，携所录到淮海中路张元济故居，拜谒张元济先生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他们得知我准备为史语所七十周年撰写“张元济与史语所”一文，极为支持。不久，张人凤先生即从家藏中检出傅致张函抄稿 4 通、张致傅函 5 通寄示，加上我在傅斯年图书馆所录 3 通张致傅函，共得张、傅往来信函 12 通。张、傅来往信函当不止此数，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易势移，这 12 通信函依然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确属珍贵。兹将此 12通信函稍作诠释，借以说明张元济与傅斯年暨史语所之关系，并纪念史语所创建七十周年。
张、傅之间的交往始于何时何地，待考。傅斯年在五四时期即已崭露头角，是当年北大的高材生，深得蔡元培特别是胡适的器识，而蔡、胡两先生又都是张元济平生最知己的朋友，【4】按常理推断，张元济与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或其后就应当相识了，至少彼此已有所耳闻。但从现存资料看，他们之间的实际交往要晚得多。1927 年 9 月 2 日，张元济写给蔡元培一封私人信函【5】中，第一次提到傅斯年（孟真），原函如次：
鹤 仁兄同年阁下：昨奉手示，诵悉。承属之事遵即转致馆中当局诸公。兹据覆
称，已就历年出版之旧学书籍如《汉魏丛书》、《佚存丛书》、《续古逸丛书》、《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顾氏文房小说》、《涵芬楼秘笈》等七种悉以捐送。又拟将《续藏经》、《道藏》两书照普通定价再加特别折扣售与，均已与傅君孟真接洽等情，谨以奉覆。至姬君觉弥，向无交情，且久未谋面。承属转询哈同所印之书，未能代请。尚祈鉴谅为幸！此颂台安。
弟 张元济顿首
十六年九月二日
这是一封复函，惜乎蔡致张的“手示”已不知下落。但据张元济此函推断，蔡元培的“手示”，可能是受傅斯年之托，为酝酿中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募集图书资料。斯时傅斯年任国立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兼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正在酝酿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张元济对蔡元培之托一向认真办理，从无二话。此时他已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之职，专任商务董事会主席（后改称董事长），不再处理商务印书馆的具体行政事务。所以，他接到蔡函后，即将蔡嘱托之事“转致馆中当局诸公”，酌情办理。商务印书馆决定将历年出版之旧学书籍 7 种“悉以捐送”，同时“拟将《续藏经》、《道藏》两书照普通定价再加特别折扣售与”，这对酝酿之中的史语所而言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张元济性格内向，但交游极广。着眼于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开展与持久，他特别强调出版界必须与“学界接洽”，争取学界的合作与支持。因此，在主持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他始终与学界保持多方面的联系。1928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后，由于主事诸公如蔡元培、丁文江等均是张元济的挚友【6】，有着极密切的交往，故张元济从一开始就与中央研究院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基于这一层关系，张元济与傅斯年暨史语所之间的友好往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那时张元济在全力辑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四部丛刊》续编，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项不朽的文化工程，傅增湘称之为“千秋盛业”【7】。傅斯年当然理解这一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与张元济交往之初，就对此事极为关注，并给予支持。1930 年 7 月 17日张元济在致傅斯年一函【8】中写道：
承询明本《全辽志》，是日别后至 隐庐阅书，即见是本，乃知为罗叔韫兄购得，
今正待贾而沽，索价三百四十圆，弟亦不嫌其昂，惟闻先已为赵君万里选定，不欲相争。度赵君北旋，此书必可仰邀青睐也。贵所所藏宋刊《册府元龟》暨元刊《宋史》蒙允假印，极所欣感。卷叶号数已由敝友孙君〖案即商务北平分馆经理孙壮（伯恒）〗抄示，时局少定，当即遣人北来摄照。先此布谢。
这是目前已知的张元济写给傅斯年最早的一封信，也是他们见面会叙的最早记录。会叙中，傅斯年慨允“假印”史语所“所藏宋刊《册府元龟》暨元刊《宋史》”，张元济在信中特别致谢。那时史语所已迁往北平，张元济特委商务北平分馆经理孙伯恒将卷叶号数抄示，待“时局少定，当即遣人北来摄照”。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抢救、整理和影印古籍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人，自晚清以来，他便慨然于“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9】，自觉以抢救、保存和弘扬国粹为己任，开始“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10】依靠商务雄厚的财力尽力搜罗散出各家藏书。积书渐多，乃于 1909 年为商务建立了善本书室，颜曰涵芬楼。到 1920 年代，涵芬楼收藏之善本古籍已富甲一方，称盛一时。但他之搜求善本，目的不在于藏，而在于流通，在于“为古人续命”【11】。从 1916 年编校、辑印《涵芬楼秘笈》起，他陆续为商务主持编校、影印了大量的古籍丛书，其中以《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用力最劬，影响亦最大。善本难求，自古而然，故有“校史之难，首在求本”之说。在访求善本的过程中，张元济不辞劳瘁，持以坚毅，“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闻目见，藉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12】
在“咸出箧藏，助成盛举”者中，当然也包括傅斯年暨史语所。 史语所是一个新建
的学术机构，但傅斯年最重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倡导“史学即史料学”，并大力搜集和网罗各种图书文献。在他的艰辛努力下，史语所收藏渐富，其中颇有稀见之本。张元济在“重校正史”的过程中常通过蔡元培向史语所借阅有关善本古籍。譬如 1935 年初，他得知群碧楼藏书为史语所购藏，即嘱蔡元培代查其中两种古籍。事见同年 3 月 11 日蔡元培致张元济函【13】：
菊哥同年大鉴：前承枉顾，畅谈为快。属查群碧楼书已运往南京史语研究所。函
索之，已得傅、赵二君复函奉览。如有可备参考者，候示，即属寄来。专此，并颂著安。
弟 元培敬启
三月十一日
此函末仅署月日，年份据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确定。信中“傅、赵二君”，指傅斯年和赵良输。时史语所已由北平迁往南京鸡鸣寺路一号新落成的大厦集中办公。张元济接到蔡元培函及随函附来的“傅、赵二君复函”后，即给傅斯年致函道谢【14】，原函如次：孟真先生阁下：阔别有年，弥殷想望。时时从《独立评论》得读大作。名言谠论，茅塞为开，钦佩无似。群碧楼藏书为贵院所收，适有两种托孑民先生代查，乃劳检校赐答，知二书为邓氏自留，有渎清神，衔感不尽。并承慨允，假阅他书，尤深欣幸！异时如有需用之书，当迳具函上请，不复再请孑民先生转达，先此陈明，并鸣谢悃。
敬问起居安益。
赵良输先生均此道谢。
弟 张元济 顿首
三月十二日
此函末亦仅署月日，但此函显系对前引蔡元培致张元济函所附“傅、赵二君复函”的致谢函，感谢傅斯年的“检校赐答”，两函所谈内容同为一事，且前后相连，故可断定张元济此函写于 1935 年。从张元济此函可知，在“傅、赵二君复函”中，傅斯年不仅“检校赐答”，而且慨允张元济“假阅他书”。“假印”之难，张元济体会殊深，因此，对傅斯年的“慨允”尤为心感！
傅斯年治学以史学为归，虽然版本和校勘非其所长，但对“旧本正史”的版本优劣亦常有自己的独到之见。在他与张元济的往来书信中，除了“假印”之外，对版本的取舍亦有所交流与商讨。1936 年 4 月 5 日傅斯年就曾致函张元济，对《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史记》和《明史》的版本问题坦率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原函较长，但因不易见到，特照录如
下：
菊生先生赐鉴：久不侍教，渴念弥深。迩者辱承长者赐之手书，拜读之余，欣感
无似。敝所史学一部分，业已迁京，斯年即在此间服务，有事当时至沪上，聆教正有日也。敝所数年来以财力所限，收书不多，然所藏亦偶有善本。其中以史部居多，书目编成后，当持求教正也。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印成，赖大力进行，今未成者仅一篑耳。斯年有一微意，敢以求正。《史记》所用之本，其半为王本，其半为王本之祖本，《史记》之善本不少，先生所以独选此者，意者以其兼备集解、索隐、正义耶？然王本流传尚多，其局刻翻本尤为普及。祖本纵有一家之长，轮廓究非异制，易以他本，或亦一法。若虑不能兼备三注，斯年则以为或无兼备三注之必要。盖正义晚出，本无关弘旨也。忆一日于某君座中询赵万里君云：“宋人合注疏而刊之，而不辩注疏所据非一本，即不能不改字，而改字即失原来面目。卢抱经、段懋堂慨夫其言之矣。《史记》三注皆分别流传。南宋末合刊者，毋亦重蹈此失欤？”赵君以为正有此失。昔年彼亦曾校出若干条（未以见示），果此情不虚，或者百衲本中不收三注兼备者，未始非一善法。闻《楹书隅录》所著录两宋本之一出于北平书肆，沅叔先生据校一卷，司马相如传，胜处甚多。此书现归上海中央银行陈君。果先生以为可用，或可一物色之也。
《明史》无殿本以外之刊本，故百衲本仅附捃遗。然四库本系殿本刊行后更修改
者。百衲本既以补正殿本为宗旨，似不妨于《明史》舍殿本而用四库本，俾已有殿本者不有重复之累。
以上二点，敬请斟酌。
闻《四部丛刊》四编或不复付印，极觉可惜。营业自以销路为前提，然如此事业
能勉为之，则勉为之。望先生更力排困难，行强不息也。年来斯年有一微意，以为北平各国立机关藏有善本者，不妨各出其所藏，成一丛书，分集付刊，先自有实用、存未流传之材料者始，其纯粹关系版本问题者，可待将来社会中购买力稍抒时。书式如《四部丛刊》，以保原来面目，且可定价低廉（《续古逸丛书》书式不适用），至于各机关之分配，可如下表：
故宫 60％
北平图书馆 25％
北大 7％
历史语言研究所 8％
如选择时宗旨不在玩赏，而在流传材料；不多注重版本，而多注重实用，销路当可超过续《四部丛刊》之上。兼以公家所藏，名声较大。故宫之菁华（包括观海堂包括在内），北平图书馆之秘籍，未尝不可号召，在日本及西土尤动听闻。此事就事业论，就生意经论，皆有意思。果此事有先生与孑民师之提倡，斯年自当效奔走之劳。至于各处之出其所藏，斯年可保其必成也。便中幸先生详计之，为感。群碧楼书及敝所所藏如有需用之处，自当奉借。专此，敬颂道安。
傅斯年 谨上
廿五、四、五
这封长函要点有四：一，建议《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史记》不收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兼备的王本及其祖本；二，建议《明史》不用殿本而改用《四库》本，因“《四库》本系殿本刊行后更修改者”；三，劝张元济力排困难，行强不息，续出《四部丛刊》四编；四，建议将北平各国立机关，如故宫、北平图书馆、北大、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之善本书，印成一部书式如《四部丛刊》那样的大型丛书，分集付刊。张元济对傅斯年的建议极为重视，当即做了两条“批注”：“一，请岫庐、拔可先生台阅；二，《明史》若无善本，北平图书馆《四库》本如叶数不增多，能照从前借照《衲史》不索重酬，即采用傅氏之说，何如请核示。”王云五阅后，认为“如《四库》本与殿本无更动，仍以用殿本为便，因商借需时，且 必不能免酬也。”【 15】张 元济同意王云五的意见，于 同年 4 月 13 日复函傅斯年【 16】：
得本月五日手书，备承训诲，不胜感荷。蒙示衲本迁史可改别本，选用之初，黄
善夫本仅得半部，不得已用王本配入。原拟首先印行，急速摄照。嗣以终有欠缺，故改出班书。其后敝同年傅沅叔得有南宋监本，允以相假，以既经照成，弃之可惜，同时又闻日本藏家有黄本可以配全，展转踪迹竟乃得之，今为全部宋刻，仅以王刻配补数叶耳。黄善夫为达阳坊贾，其书则不逮监本。然王氏覆刻不如此远甚！王书盛行，得此亦足资纠正。现拟先出大本，照原式印行，再用以缩本配入衲史。知注附陈，兼谢盛意。
《明史·本纪》前闻故宫有写本，与殿本稍有异同。曾商借印，坚拒不许。四库
本别无更动，出书期迫，亦拟不再变易。尚祈鉴察。至丛刊预备续出之书，已影存底片不少，当不至遽行中辍。然三编完毕之后，□因赶印衲史，不能即行续出。元济囿于管蠡，自不免偏重版本。以后当将无关实用而又非罕见者稍加删节。稍迟，当将照存底片编一清目□□ 鉴定，指我南针。国立机关所藏善本流通行世，极所欣愿。惟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索酬较重（前在日本图书寮、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处借书，印成之后仅送书十部耳），同人为营业计，以是不免趑趄。贵所藏书倘蒙慨假，为之先导，感荷无既。书目编成，尚祈示阅，□ 深企盼。
手肃布覆，敬候兴居。
弟 张元济 顿首
四月 十三日
此函未署写作年份，此处据前引傅函确定。函中，张元济一方面对傅斯年的“盛意”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对他提出的四条建议逐一做了扼要的答复。关于《衲史》中《史记》的版本，张元济告以版本选择始末，谓“今为全部宋刻，仅以王本配补数叶耳”；关于《明史》，因“《四库》本别无更动，出书期迫”，故仍用殿本，“拟不再更动”；关于《四部丛刊》“预备续出之书”，仍拟继续进行，只因为“赶印《衲史》，不能即行续出”；关于“分集付刊”北平国立机关所藏善本事，张元济原本就有此打算，只因“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索酬较重”未能如愿，现在傅斯年愿鼎力促成此事，并愿以史语所所藏“为之先导”，他当然“极所欣愿”了。
从 1937 年初起，由傅斯年提议分集付刊“国藏善本”之计划正式启动，张元济准备亲自赴南京“检阅版本”。傅斯年闻讯后，致函张元济，表示欢迎，并邀请张元济届时到史
语所“指教一切”，原函如次：
菊生先生赐鉴：守和兄来书，知尊驾将于本月廿日左右到京，参观故宫藏书，闻
之欣然。何日动身，乞先时示知，以便竭诚招待，并请惠临敝所指教一切，至感！专
此敬叩道安。
傅斯年 谨上
廿六、二、四
张元济接到傅函后，即复函傅斯年【17】，告以“行期尚未定”，“届时必当晋谒”，原函如下：
孟真先生：去岁十二月廿二日函覆寸函，计蒙垂察。昨得本月四日手教，谨诵悉。
王岫庐兄告知，诸君子拟委印国藏善本，属挈馆员趋前检阅版本，行期尚未定，约在本月下旬，届时必当晋谒也。先此布谢，敬候起居。
弟 张元济 顿首
二月六日
此函未署年份，此据前引傅函确定。张元济原定 2 月下旬的南京之行因故改期，而傅斯年 3月 16 日必须赴北平开会，恐与张元济南京之行相左，乃将招待之事委诸史语所“主管书籍”的同事，并于 3 月 11 日致函张元济告以原委，原函如下：
菊生先生赐鉴：久未肃候，此想兴居多福，为祷。闻大驾改期，本当恭候，无如
北平有一会，斯年至迟须于十八日以前到彼处。如先生能于周内到此，或廿日后斯年返京，俾申欢迎之忱，至为欣辛！若适值斯年北上之期，则已托敝所同事黄彦堂先生及张苑峰君（主管书籍），竭诚欢迎。俟下日斯年到沪后，再趋谒教益也。斯年北去之期为本月十六日，并闻。专此敬颂道安。
晚 傅斯年 谨上
廿六、三、十一
实际上，张元济到 4 月 13 日晚才启程赴南京，但从此函可知，傅斯年办事之细致及对张元济的敬重之情。张元济此次南京之行为时仅 3 天，4 月 14 日晨抵京，16 日晚便乘火车返沪。期间除拜客访友外，绝大部分时间均在故宫博物院书库看书。15 日午后，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晤傅斯年、董作宾，并检阅图书馆藏书。事后，张元济曾专函致谢【18】，原函如次：
孟真先生大鉴：新都把晤，鬯接清谭，仰承玉体初痊，殷殷招待，且感且悚。比
来起居想已复原，至为驰系。弟别后即日旋沪，当将善本目录复加参核，与王岫庐兄商定大概。谨遵尊旨，已将平馆所藏增加多种，惜有数书以有残缺，未能列入，甚为惋惜。拟目已由岫兄迳呈，计蒙鉴及。余不多赘，专此布谢。敬颂台安。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从张元济此函可知，张、傅“新都把晤”，中心话题是委印“国藏善本”事。傅斯年于本月 30 日曾有一复函，进一步商讨“国藏善本”选目，惜此函已佚。但从张元济 5 月 13 日给傅斯年的复函【19】仍可知其中大概，兹将张元济复函照录如下：
久雨快晴，伏想起居定已康复，驰念无似。前奉四月三十日手教，备承指示，至
深感荷。当与岫庐兄将前拟国藏善本选目重加检校，谨复如左：
《神庙留中奏疏》、《山海关志》，遵已加入。
《宋史》全文、《资治通鉴》原拟选印，以配补明刻太多，故而割爱。今承谆命，
仍以入目。倘能觅得元本，俾成完璧，则更美而无憾矣。
《千顷堂书目》吴兔床校补极精，惜多用蓝色笔，无法摄照。
《龙虎山志》印刷模糊，不易制版。
《西游记》亦多烂版。岫庐兄请同事与坊肆通行本比对，云异同无多。
以上三书仍未能列入，甚歉如也。
《国朝献征录》敝馆最近购得一部，价格不昂，故亦未列入。
《南北史合注》遵已撤出。
合计选定之书可得七万叶，千册之数，较见整齐。未审卓见以为如何？
写本书已选用十余种，惟已加墨，不易制版，或挽晚近者未录耳。小说、传奇，
鄙见颇思别行，再图机会。
改定目录即日邮呈，仍乞裁核，无任祷企。贵院所藏善本，特许随时借印，尤深
感谢！
岫庐兄属笔问候。
廿六年五月十三
日
辑印“国藏善本”计划由傅斯年发起，他不仅表示愿意竭力促成此事，将中央研究院暨史语所所藏善本无条件向张元济开放，“特许随时借印”，而且随时与张元济、王云五商讨“国藏善本选目”，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张元济此函即是对傅斯年所提建议的答复。从张元济的复函可知，这是一个极庞大的计划，“合计选定之书可得七万叶，千册之数”。张元济对傅斯年的意见亦相当尊重，每改定选目必呈傅斯年裁核。此次“改定目录”邮呈傅斯年后，因袁守和“复有商榷”增入数种，又令王云五将详目呈上，请傅斯年核定。并致
函傅斯年【20】，告知原委，原函如次：
前函缮就，尚未封发，续得袁守和兄信，复有商榷，不欲过违其意，又遣人赴南
京复加检阅，现又增入数种，由岫兄另呈详目，统祈核定。《国朝诸臣奏议》及《龙虎山志》底本甚模糊，今将草样附呈。守兄坚属印行。《奏议》凡二千六百余页，《事林广记》、《龙虎山志》印工亦略相等，修润须增费数千金，亦不便计较矣。因改书目，致复延搁。弟近又病目，久稽裁答，统祈鉴宥。
廿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这是目前已知张元济致傅斯年的最后一封信函，也是傅、张商讨辑印“国藏善本”的最后见证。
令人扼腕的是，一个多月后，抗战军兴，史语所于神州板荡之中数度播迁，商务印书馆亦
进入极艰难之历史时期，再无力大规模影印善本古籍，辑印“国藏善本”计划遂付诸东流。在现存的 12 通傅、张往来书信函中，有 2 两通专门谈及蔡元培，极为珍贵。1936 年11 月下旬，蔡元培在上海病重，“濒危者再”，张元济力排众议，改请西医专家悉心治疗，遂使蔡元培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傅斯年闻其经过，特于 12 月 19 日专函向张元济致谢。
原函如次：
菊生先生赐鉴：斯年一月之中，三至上海，屡思走候，移延未果。孑师之病，如
无先生力持正议，后果不堪设想。斯年生病一周，正值孑师病重之时，稍愈至沪，闻其经过，佩服感激，莫可言喻。此日少年，自始受新式教育，而于此咸同年间即应解决之中西医问题，乃无定见，认识无惑，转在前辈老先生，于以知社会进步之太缓，而长者风度为不可及也。欣佩之余，谨申微意。专叩道安！
傅斯年 谨上
廿五、十二、十九
傅斯年重师道，此函可见他对乃师蔡元培那种不同寻常的感情。蔡元培是张元济毕生相濡以沫的朋友，有一本出色的张元济传记这样写道，假使（张元济）有那么一本回忆录，可以猜想其中的“感旧”部分首先会谈到蔡元培。张元济与蔡元培心心相印，堪称知己。人的一生中能结识这样的朋友，实在是一种幸福。因此，于蔡元培病重之时“力持正议”，在张元济，仅是尽“友朋应尽之责”。但傅斯年对乃师的感情仍令张元济感动！收到傅的“专函”后，张元济即复函傅斯年【21】，原函如次：
得十九日书，藉悉起居违和，已占勿药，至深忭慰。 公抱病，弟向蔡氏进言，
实友朋应尽之责，而先生乃专函以劳之，愧不敢当。中医之壁垒以今物理学、生理学之毫末加之 无不粉碎，而犹能为祟于今日者，实有不可解之理由。吾国人之恒性，
往往不求甚解。以己身之生死关系，犹如是游移，则寻常之论事论人，又安有准确者？进步太缓，实由于病根太深。拔此病根，恐舍教育，仍无他径。不知贤者以为如何？弟前日往探 公，在榻前略谈数语。音容如昔，知念附陈。秦中之变，可谓奇突。近
闻且□ 及赎金，此言如信，传诸世界，国真不国矣。
尊体初复，严寒，伏维珍重。
弟 张元济 拜启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此函由蔡元培之病谈到“中西医之壁垒”，又由“中西医之壁垒”谈到“国人之恒性”及其“病根”，谈到拔除“病根”之径，字里行间，寄意和感慨遥深。傅斯年对蔡元培的病况极为关切，故张元济在复函中特告以蔡氏病情已有所好转，“音容如昔”。函末稍稍涉及时事，所谓“秦中之变”，当指西安事变。
张元济与傅斯年都是近代文化史上功德彪炳的人物，他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如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等，他们之间的交往不算太多，但真诚无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他们
的这种交往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商务印书馆与史语所两大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史语所 1949 年前的出版物不少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专刊中的《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金石书录目》（容媛辑）、《韩非子考证》（容肇祖）、《甲骨年表》（董作宾、胡厚宣编）等 9 种，单刊中的《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编）、《金文编》及《续编》（容庚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等 13 种，集刊中的第5、6、7、8、9、11 本，以及由史语所编辑的《明清史料》乙丙编各 10 种和著译多种【22】。可惜的是，抗战爆发后，傅斯年率史语所撤往后方，张元济则蛰居孤岛，从此音讯遂疏。他们已商议出眉目的“国藏善本”丛书计划亦于漫天烽火中化为泡影！半个世纪后，得读他们的往来书信，重温他们之间的一段往事，欣慰之余，不禁叹惋久之。
【注释】
〖1〗〖2〗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4 号。
〖3〗张元济以“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排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当选，傅斯年以“治中、上古史，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选。见 1988 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的《中央研究院史稿》第 205 页、第 251 页。
〖4〗有关张元济与蔡元培、胡适的交往，已有不少论著，其中以高平叔的《张元济与蔡元培》（《民国档案》1985 年第 1 期）及张树年主编的《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 1991年 12 月版）最信实全面。
〖5〗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第 62 页。
〖6〗有关张元济与丁文江的关系，参见洁甫所著《丁文江与商务印书馆》一文（《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 552～561 页。
〖7〗傅增湘，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与他讨论古籍的书信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10 月版）。
〖8〗〖18〗〖19〗〖20〗张树年先生藏原信底稿。
〖9〗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60页。
〖10〗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同上，第 282 页。
〖11〗张元济：《赠傅增湘》，同上第 35 页。
〖12〗傅增湘：《校史随笔·序言》，见张元济《校史随笔》（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1月影印本）。
〖13〗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第 183 页。
〖14〗〖16〗〖17〗原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15〗本文所引傅斯年致张元济信均由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提供，谨此致谢。
〖21〗此函据张树年先生藏原信底稿与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残信配补而成，其中“秦中之变”至“国真不国矣”数语为原信底稿所无。
〖22〗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 1897～1949》（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及《中央研究院出版品总目录》（1994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编印）综和统计。
原载《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