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的论坛
作者：〔美〕易社强著 楚德天译
皖南事变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联大人决心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环境，毅然离开家、离开故乡和他们熟悉的环境，团结一致，来到云南 开始新的生活，这一团结又因国家统一而得到了加强。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小的党派组织 都在致力于共同抗日。由于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毫不懈怠的求知和对战争 努力的无条件支持--达成了共识，因此人们在其他事情之上就易于宽容。从1938年到1940 年，思想界之活跃是后期无可企及的。
1938年春开始，一群北平最有名望的学者相继来到昆明，改变了这里的知识分子地图。联大 教授不再满足于把他们的观点局限在专业刊物上，他们创建了大批严肃的期刊来吸引一些知识圈外的人士--包括他们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一时间，在偏僻的云南地方首府--昆明，那里的人们可以在从报摊上买到的报刊杂志上，借助那些在哈佛、牛津和巴黎大学受过教育 的人的视线来了解更广阔的世界。抗日战争集中和增强了联大教师对国际事务的兴趣，它使 昆明人的命运不仅与当地市场的米价相连，也与伦敦、莫斯科和东京的事态息息相关。
在战争初期那些刊物中，最突出的就是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它使得一批新一代学者崭露 头角，这些人要比战前北平以《独立评论》而闻名的胡适及其同人年轻一二十岁。《今日评 论》编委会成员还有王赣愚，他在联大政治系里是钱端升的晚辈。由于《今日评论》致力于 自由地传播不同观点，因此在战争早期，即1939年到1941年4月，这份杂志成为了吸引联大 知识分子讨论时事的论坛。
对世界的看法
《今日评论》的中心议题是抗日斗争，而社论一般对此主题都会保持高度的关注和憧憬。在 1939年1月1日，《今日评论》第一期出版之时，有远见的观察者已经明白，中国必须为这场消耗战做好准备。但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一些像汪精卫的人，他们使日本人相信中国准备接 受稍加掩饰的投降。
同侵略者妥协是不可能的。只有当筋疲力尽的敌人认识到中国不能被征服，而持续的侵略又将引起列强干涉的时候，和平才会到来。[1]但是谁可能是中国的盟友呢？虽然钱端升和他大 部分同事都是在英美接受的教育，但除了英美，他们认为还要寻找那些潜在的盟友。从慕尼 黑协定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的签订期间的几个月里，苏联似乎是最有希望成 为盟友的。因为是苏联而非西方民主国家给中国送来了飞行员和战争物资。苏维埃领导人认 为一个强大友善的中国对于东方的势力均衡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的原 则就是积极反共，最终期望来对付满洲国北部这个让其深恶痛绝的布尔什维克巨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日评论》的编辑们，即使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对莫 斯科充满希望。一直到1940年3月，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仍被认为可能成为中国效仿的模式 ，至少在基础教育领域是这样的。[2]但苏联不论是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还是抗日的盟友，都随着势态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吸引力。令《今日评论》的撰稿人痛苦的是，东京和莫斯科试 图以和平手段处置分歧的趋势日益明显。1939年9月17日苏联军队进入波兰，一位编辑就已 看出此时苏联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欧洲。编辑们认为1940年3月12日苏芬和平条约的签订， 表示苏联将会在亚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期望无疑就像是抓住了一根稻草。[3]
亲苏的潮流从没有在那些英美化的联大教师中间产生很深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高兴有 机会写一些苏联的黑暗面。法学教授燕树棠断言：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合是沙俄帝国传统继 续的信号，他力劝他的同事们放弃苏联是可靠盟友的幻觉。[4]潘光旦 在支持尤金 ·里昂《乌托邦的设想》观点的评论中，以理性的批判揭露了苏维埃社会的丑恶面。[5]
假如苏联军队与日本在亚洲北部不安定的休战线上相对而视，而并不准备冲出中国设防，那么对那些后院已经投降希特勒的西方民主国家又能抱多大希望？这是又一次的痴心妄想。伦敦 的外交照会表示了对中国处境的同情，这似乎成为西方势力可能制裁日本的一个有希望的信号。[6]随着欧洲形势的恶化，英法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意大利又无耻 侵占了阿尔巴尼亚，明显的绥靖趋势使得对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预估都十分悲观。
很明显，不论有无同盟，中国都必须继续抗战，战争拖延就意味着能够减缓沦陷的速度。联 大撰稿人再也不夸大前线的中央政府军和共产党游击队所带来的渺茫希望。[7]从战场传来的消息甚至无法激励最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者，陈雪屏在1939年1月初就已指出，中国必须尽快给日本一次严厉的打击以促使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相信东京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两个星期 后他又说中国应该在承受小范围的战败及领土丧失的同时巩固自己的根基。[8]这一观点得到 钱端升的赞同，他警告说中国不能依靠日本国内自身的垮台或者大规模的国外援助，而必须为长期斗争巩固自身的政治基础。[9]
作为一种或其他类型的自由主义者，联大教授们赞同西方民主国家，而谴责贪得无厌、侵略 扩张的独裁者德、意、日。但联大历史学家邵循恪却在一篇文章中发出了不同众议的声音（ 写于苏德条约签订前）。即便邵循恪支持和平解决欧洲边界争端，但他又极力劝说读者们应 该根据政治边界来理解这些问题，因为欧洲争端的产生源于现有的政治边界与民族分布的地 图不相一致。[10]邵循恪同情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目标，而不是他们为 实现这一目标而实 行的手段，他们的行为已超出了他们政治体系的认可。而且，他的声音在支持西方民主国家 的合唱声中是孤立的。当英法因希特勒入侵波兰而对德宣战的时候，《今日评论》在1939年9月10日的社论中欣喜地宣布"纳粹德国的孤立"。[11]
直到1940年春，当英法联军在德国的闪电战下节节败退时，昆明的刊物上才出现怀疑西方民 主国家生存能力的声音。新一浪的弄潮儿是刚创办的杂志--《战国策》，它由云南大学的 教授林同济主编，并得到联大两大学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和尼采研究专家陈铨的大力支持。 战国策派建议以实用的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支持英法的那些人的幻想。《战国策》的撰 稿人谈论主体政策、权力政治和英雄崇拜。在科学中立性的声明下，不难发现他们对希特勒 和墨索里尼的赞赏。1940年6月，当纳粹军队进驻巴黎的时候，自由主义者罗隆基只好提醒他的读者：法国的沦陷既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不代表独裁政权就比民主政权优越。[12]
随着法国的陷落及英国自卫战的开始，联大自由主义者最后寄予厚望的就是美国，那里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13]可是，对美国政局最老练 的观察者钱端升却看出在 选举年份，华盛顿强力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4]即使是罗斯福的连任也没有 给钱端升带来一点高兴的理由。他说，只有当美国自身受到了攻击，或者当中国和英国处于 战败的危险中时，美国会加入战争，无论如何，美国军事力量在1944年以前都不会采取主动。钱端升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但只靠美国的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15]
中国前景的展望
当战争进入第三年时，人们的注意力便从希望得到国外援助或出现战场奇迹转向了民主政治。什么样的政治体系能为抵抗日本侵略提供最坚强的防御，并为将来提供保证？
在《今日评论》的创刊号上，钱端升就已警告政府民族团结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16]。钱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只有提高政治经济效率，减少审查制度，结束党派之争，战争的进行才可能更为有效。[17]钱端升赞成傅斯年提 出的"政治制度化"-- 建立在普遍性标准基础上的韦伯式官僚政治秩序的创立--并对这一议题加以详细拟定；中 国所需要的政权既不是一个超凡魅力人物的统治，亦不是一个特定党派统治基础上的政府。高效率的政府即意味着取消不必要的会议、政治培训集会和琐细的工作报告。[18]
钱端升并没有把政治制度化与西式民主相提并论，但随着政治学家王赣愚和张佛泉加入讨 论，谈论的范围就扩大到法治和在政府中普遍参与的问题。[19]张佛泉认为自治政府应该从发 达城市开始，他的这一观点是对官方三民主义理论即民主应该从乡村开始的直接挑战。然而，即使是在联大政治系--这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国民党成员的中心，系里的教授提出的理论 也还是在执政党的容忍限度之内。
1939年9月，当人民政治会议继续赞成结束一党专政，开始实行宪政的时候，政治对话出现了一个新的焦点。[20]国民党试图通过召集制宪大会，实行分裂两派 改革者的策略，借此占取争论的主动权，这两派其中一派要求修订已经实行合法统治的1936年宪法草案，使之成为可以接受的法律文件，而另一派却把主题岔开。后一派中的钱端升随后写道：
小党派认识到了它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自然对国民党实行宪法草案的新建议也不会反 对。但是国民党员和那些渴望看见政权稳定，即使进程缓慢也是向真正的宪政政府发展的党 外人士都不愿意清楚认识策略性的变动将导致将来对宪政主义者的怀疑。[21]
在张德昌、王赣愚和罗隆基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改革者们缺乏一致性。罗隆基忠于他的自 由主义原则，他要寻找的东西远比钱端升自上而下的改革理想要难达到得多。他告诫钱端升 说，通过把权力集中在上层来实现民主的尝试本身就是矛盾的。罗隆基承认国民党是领导中 国渡过现有危机的合法政党，蒋介石是适当的领袖。"然而"，他补充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其作为中国惟一权力的适宜性这两个问题必须要分开讨论。"但即使是罗，他也反对共产主义合法化，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拥有军队并在发展革命力量"的政党存在。[22]
罗隆基召集了一个编写宪法修正草案的大会，试图强制限制行政权力。他这一行为激怒了蒋 介 石。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限期的推迟召开国民大会。[23]然而，此时《今日评论》的撰稿人已经又回到了官僚政治效率的问题上，并且更加怀疑立宪是否真的是解决之道。[24]即使是罗隆基也从民主和立宪的框架逐渐地转到传统的方式，即政府应招募"德才兼备的人"来减轻独裁政权的罪孽。[25]
立宪希望的破灭，与法西斯在欧洲的胜利浪潮是同步的，担心与怀疑在自由主义者阶层中散 播，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主张得到鼓励，这些思想与战国策派的那些实用思想是一致的。 1940年春，这种变调引起了《今日评论》的共鸣。3月31日王赣愚在题为《加强团结》的评 论中指出：在当前国家危急期间，人们不该要求新闻报道的高度精确性，这就暗示着为了国 家利益，真理应让步于宣传。[26]5月5日，王赣愚呼吁青年一代统一 口径，因为国家再也承受 不起党派不和的巨大消耗。[27]五周内，《今日评论》就开始对自由 主义的两大壁垒--对真 理绝对价值的追求和对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信奉--提出了质疑。自由主义价值的信念危机扩展到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1940年8月29日，陈源从四川乐山写信给他的老朋友--驻美大使胡适，谈到他的想法：
这四个月来，国际局面变化多端，是半年前所没有梦想到的。国内向有一部分人士倾向德国 ，现在更为明显。少年政治学者如何永佶，林同济之流，在昆明办有一个刊物，名《战国策 》，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国式的思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动摇。......可是国内政 治学者，除端升、努生数人外，恐同我观点者为数已不多。[28]
在Michael R.Godley更谨慎的谈话中可知，林同济和雷海宗创办《战国策》是"为了使国 人获知欧洲发生的大事，迫切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不断灌输......对惨无人道的现 实政治的批判认识。"[29]联大德语教授陈铨在《战国策》1940年5月 份那一期发表了《论英 雄崇拜》，在这篇文章中他谴责五四传统打破了权威，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否定了对文化政 治英雄的需要。陈铨的同事沈从文迅速给予回击，他说只有科学和民主，而非英雄崇拜，才能救中国。
联大黑格尔哲学研究者贺麟及其他一些人赞同陈铨此一甚为复杂的观点，但是陈铨却未与他们进行联合，[30]反而站在厚颜无耻的法西斯立场，9月22日，陈铨在 《今日评论》上发表他 最著名的《论新文学》，提出了基于"完美的人是战士而非绅士"这一论调基础上的十一点 信条。[31]陈铨的提议不是没有受到挑战。在一篇带有讽刺意味的驳 论中，欧阳才伟（音译） 暗示陈铨所加上的第十二条箴言--理想的婚姻是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爱情 基础上--是为了百分百的遵从希特勒的训导。[32]
自由主义色彩的《今日评论》接纳了陈铨的这篇挑衅性的文章，而《战国策》也通过出版中 间偏左的教授费孝通、曾昭伦和沈从文的著作表明昆明学术圈子的思想开明。[33]虽然如此，战国策派的出现，以及他们对战争、权力和英雄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标志着在联大和云大知 识 分子中出现一个新的倾向。在欧洲民主国家的明显失败之后，赞成中国一党专政的主张又开 始重新回潮，国共两党之间的敌对情绪也日益增强，甚至是《今日评论》的撰稿人也迅速的 右转。这种论调在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一文中体现出来。[34]钱端升提倡在抵制英 美式民主的，传统官僚制度和当代极权主义的同时，建立一个依据现实--即蒋介石的独权 以及他作为党政的领导者为坚持孙中山普选政府的理想，钱端升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对政府 提意见，进忠言的民众大会。"这种类型的政府在形式上接近集权政府，但精神上决不苟同 ，因为领导这个政府的蒋先生是忠于人民政府的原则的"。在这一著名论断中，钱端升置身于深厚的中国传统中，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应交给一个受正确道德原则规范的人的手上方会 安全。更明显的是，钱端升试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的安排将引导中国走向民主。
一周后，钱端升发表第二篇文章《一党与多党》，继续论述一个多党体制在当代中国是行不 通 的，他主张实行开明的一党独裁："今代的国家必须握有大权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平等，我以为极权主义不全是恶的。"[35]他也承认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实 施它自身的三民主义原则，为此他宣称"不要和普遍原则不协调"，假如国民党继续因自身之故而去追逐权力，那它 将会被其它政党取替--即暗示被共产党取代。钱端升在一直扮演着一位忠于职守的大臣的角色，并企盼当权者在失去"天命"之前进行改革。
1941年春，钱端升逐渐从与极权理论的暧昧中撤离，但他仍试图从孙中山主义正统言论中找 到解决方法。他写道，问题在于三民主义原则中的民治已经被极端主义者在两个方面进行误 解：一方面是坚持极权主义的，另一方面则是推崇英美民主的。[36] 对一种新的中间偏右的立 场的寻找，又使得钱端升的年轻同事王赣愚提出了要平行两分地看待国际事务。王赣愚写道 ，欧洲战争是对两种极端的清除：一方是只依赖理性的民主国家，另一方是依靠不断加强军 事力量的轴心国家。[37]
欧洲和中国的事件都使政治使得政治话语明确的右倾。中国走向民主的任何可能性似乎都消 失了，现在的问题变成国民党是否将建立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政权。为防止出 现这样的前景，一些《今日评论》撰稿人放弃了他们毫无用途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源，试图在 中国传统中寻求庇护。罗隆基谈到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政权在中国无法运行，因 为它与中国古代民意观念背道而驰。[38]
随着最近一轮立宪的失败及"政治制度化"理论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和钱端升及其他《今日 评论》撰稿人一样，罗隆基除了对一党独裁的实践者们进行道德说教外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用句中国的古话就是"对牛弹琴"。罗隆基很快就发现这头牛的角还很锋利。1941年，联大领导迫于重庆方面的压力解聘了罗隆基。
精英政治与民粹主义
钱端升和其他《今日评论》联大的撰稿人经常就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发表评论。钱端升坚信 重庆与昆明间的许多分歧并非源于在特定手段上有太多不同的意见，而是在于联大在中国高 等教育结构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他认为在提高水平，确保政治教育的正统地位，进行课程 改革的尝试中，教育部把联大与中国其它几十所大学和别的高等教育机构放置在一起同等对 待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联大本身就已经具备了高水平。联大是国内最杰出的两所大学之一，另一所就是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企图在一所已经具备模范水准的大学里"提高水平 "简直就是个笑话，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就是让政府认识到中国只有两三所大学配得上 大学的称号。所有其他的学校都应该被淘汰或改成专科学校。[39]根 据钱端升的观点，除非全 面改造高等教育，其他任何事情都会将联大卷入与政府没完没了的对抗中，但他的建议在政 治上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没有机会使得陈立夫或任何其他负责人接受这一观点。钱端升不免 狼狈地反复陈述他的建议。[40]由于使用官僚措施强迫不同而且不平 等的高等教育机构使用统一标准而引起的冲突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钱端升在经济系同事丁佶具体地描述了昆明的困难处境，他指出重庆政府无视昆明极度通货 膨胀，物价要比重庆高出一倍的经济形势，仍对联大实行与其他学校同样的财政政策。他说 这样一个表面看似公平的政策，实际上违背了对昆明的学术群体差别对待的原则。但他并不认为中央政府完全该受谴责，因为本不需要政府资助的富裕学生也加入申请行列，使有限资金的分配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他建议接受公众慷慨资助的学生去参加修建公路、宿舍和 防空洞等工作。这些将在传统的体育教育中实施的计划，将会保持学生因接受施舍而失去的自尊。[41]随后，潘光旦进一步阐发丁佶的提议，他建议大学应转移到农村，在那里，全天的工作和学习能消除学生与中国群众之间的隔阂。[42]
这些民粹派的建议并不比钱端升的精英论更容易被采纳，他们在联大群体里也唤不起多少热 情；受过教育的城市教授并不准备深入到众多的农村文盲中去。中国少数宝贵的受过教育的 人应免除兵役这一设想现在很少有人反对。然而在这一问题上，至少有一个持独立意见的知 识分子阐明了他的观点。1939年历史学家雷海宗写了一篇文章，生动地以《君子与伪君子》 为题，在这篇文章中他谴责中国自春秋以来两千五百年里对于精英的文武两分法，坚持说只有打破这一有害的传统才能使当代知识分子褪去他们的伪装。[43]
丁佶、雷海宗和潘光旦一直与时代的潮流相逆而行。《今日评论》的学术评论一般远离对知 识分子的批判，而指向那些追逐个人私利、生活奢华、轻视知识分子的政府官员（行政院建 议富有的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参军入伍，这一建议暗示着政府官员应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儿 子送往前线）。[44]他们指出，重庆有钱有势的官僚显然要比昆明穷酸书生虚伪得多；不乏例证--高级官员在丰盛的新年宴会上玩着轻佻的游戏。《今日评论》的主笔们发现，这样的行为是与国家危机的形势是多么的不协调。[45]
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
腐败官员与敢于献身的学者之间矛盾的敏感性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之中，这种敏感性最近 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原则，这个运动又突出了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相对立的问题。这一 问题从20世纪初就开始热烈讨论，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今日评论》撰稿人中值得注意 的只有陈序经一人，他拥护流行一时的"全盘西化"的口号，而当时没有人提倡全面反对西 化。这一论点建立在对近代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北京新文化运动 期间是一个意识形态狂热的时期，而四十年代的昆明是学术稳定发展的时期。当然，哥伦比 亚大学毕业的新儒家代表冯友兰也讽刺地说扬古抑今的旧习已经让步于贬中褒外这一新的陋 习。但冯友兰发现他所拥有的民族自豪感的资源与其说是中国古代就具有的，不如说是源于 现代国家的成就，他的证据就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投降希特勒与中 国不顾一切的抵抗日本相对比，冯友兰找到了民族自尊的充足理由。[46]
冯友兰同样赞成知识分子作为学术专家的西方模式胜于知识分子作为道德模范的中国传统观 念。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友兰与漫画中讽刺的新儒家圣人们无丝毫相似之处。冯友兰强调思 想等级的精确划分这一例证经常在保守主义名目下归类。[47]
要理解联大的保守主义者，我们必须区分传统保守主义（建立在对中国文化遗产效忠的基础 上）和现代保守主义（建立在新古典主义、浪漫的民族主义基础上）。近代保守主义代表人之一贺麟是冯友兰在哲学系的同事，也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和忠诚的国民党员。他在《物质建 设现代化与思想建设现代化》一文中，表明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已经背离中国传统主义很远了。为批判"体用"说的现代化理论，即在传统价值理念基础上借鉴外来的物质文明，贺 麟援引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观点即是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 与加尔文派的兴起紧密相连的。虽然贺发现韦伯的著作太简约化，但他接受了它的基本论点 ：近代宗教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写道：中国大量的基督教商人就是最好的例证。贺麟的现代化模式，包括当代世界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本没有保存中国历史完整的考虑。[48]
陈序经顽固地坚持主张"全盘西化"是合理的、必需的、必然的，他在学者群中以能言善辩 著称。 然而，陈序经为使他全盘西化的立场能够在中国当时的情形下被接受，言论之含糊， 以至于批评者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建议缺乏知识分子的严谨。他还解释说全盘西化并不意味 着"被动的西化或奴役性的模仿"，而是"一种自觉吸收、消化、批判、创造的精神。"陈 序经谴责他的反对者思想之混乱。 冯友兰和贺麟明确否定旧的"体用说"和物质-精神两分 法，陈序经在他们的思想中发现了这些类似古代观念的影子。他说，那些寻找保存中国传统 因素的人对于区分哪些该借鉴西方，哪些该保留还缺乏精确的标准。[49]
陈序经的西化理念忽视了选择的需要，并且没有考虑到西方文化中本身存在的自相矛盾的部 分。全盘西化的观点运用到现代科学中时是可行的，但无法为在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作出选 择提供标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哪一个是所有的西方人都 想要的？伍启元坚决主张"我们惟一可行的道路是在我们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尽我们最大的 可能吸收当代科学和当代科学创造的文明。"[50]
正如薇拉·施瓦支所说，许多"五四"遗产的传播者都不再攻击文化偶像的崇拜以促进战时爱国心的增长。[51]然而，在《今日评论》中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引人注 目的地方，不是作者总结 出来的平庸结论，而是他们在论证过程中的循循善诱。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提供简单的解决办法，而是要提高知识分子辩论的水平。他们成功了。
《今日评论》中讨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在这一基本大纲中，许多都已略去。在那里面，你可以 发现费孝通讨论的农村问题与潘光旦运用他最擅长的优生学理论分析妇女地位的问题。你也 可以看见林同济--倾向法西斯的战国派思想的缔造者，对潘光旦关于妇女的活动场所是家 里的结论的反驳。撰稿人包括拒绝成为道德模范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反对他们政党领袖的国 民党员。作为一个接受广泛观点的公开论坛，《今日评论》为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编辑们讨厌的评论开创了一个自由论坛，它是知识分子正直，自由表达意见，容忍异议的杰出代表，这些原则也是联大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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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端升主编：《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二期，1939年1月8日。
[2]《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7月2日；第一卷第十期，1939年3月5日；第三卷第 十二期，1940年3月24日。
[3]《今日评论》第二卷第十四期，1939年9月24日。
[4]《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一期，1940年3月17日。
[5]燕树棠：《国际现局与我国抗战》，《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一期，1939年11月12日。
[6]潘光旦：《处境在乌托邦中》，《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三期，1940年1月21日。
[7]如抓一根稻草的例子见《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39年1月1日；唐士（叶企孙）《 河北省内的抗战形势》，同上；进一步的讨论见《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清华校友通讯 》，1987年10月。
[8]参看署名为屏(陈雪屏)的时论，《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三期，1939年1月15日；第一 卷第五期，1939年1月29日。
[9]钱端升：《抗战致胜的途径》，《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一期，1939年3月12日。
[10]邵循恪：《最近欧洲疆界问题》，《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七期，1939年4月23日。
[11]《今日评论》，第二卷第十二期，1939年9月10日。
[12]罗隆基：《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一期，1940年7月7 日。
[13]《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14]钱端升：《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一期，1940 年3月17日。
[15]钱端升：《罗斯福当选与今后的美国》，《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九期，1940年1 1月10日。
[16]钱端升：《统一与一致》，《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39年1月1日。
[17]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企望》，《今日评论》第一卷第三期，1939年1月15日。
[18]钱端升：《几件战时的不急政事》，《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七期，1939年4月23 日。
[19]王赣愚：《法治民治与统一》，《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六期，1939年4月16日。
[20]Anthony J. Shahee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 and Chinese Politic s,[STBX]1937-1947[STBZ], pp.297-301.
[21]钱端升：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pp.307-308. See also Lawrence K.Shyu, "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 in Sih,ed., Nationalist China , pp.297-301。
[22]罗隆基：《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二十四期，1940年12 月5日；第四卷第二十五期，1940年12月22日。
[23]Lawrence K. Rosinger, China's Wartime Politics, [STBX]1937-1944[STB Z], p.60；Frederick Spaar, Libera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STBX]1928-1958,[STBZ] Ph.D.diss.,Brown University, 1980, p.87.
[24]王赣愚：《说人事》，《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六期，1940年2月11日；《时评》，《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三期，1940年3月31日；第三卷第十五期，1940年4月14日。
[25]罗隆基：《论公开政权》，《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二十一期，1940年5月26日。
[26]王赣愚：《言事与政治》，《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三期，1940年3月31日。
[27]王赣愚：《今年的青年节》，《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八期，1940年5月5日。
[28]《胡适来往书信选》，2∶482。
[29][30]Michael R. Godley, Politics from History: Lei Haizong and the Zhanguo Ce Clique, p.104,pp.113-114.
[31]陈铨：《论新文学》，《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二期，1940年9月22日。
[32]欧阳才伟：《论所谓的新文学与新理想》，《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九期，1940 年11月10日。
[33]Godley, p.106.
[34]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五期，1940年10月13日。
[35]钱端升:《一党与多党》，《今日评论》第四卷第十六期，1940年10月20日。
[36]钱端升：《论党务》，《今日评论》第五卷第十四期，1941年4月14日。
[37]王赣愚：《欧战的思想背景》，《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二十期，1940年11月10日。
[38]罗隆基：《中国与民意政治》，《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0年11月24日。
[39]钱端升：《大学往何处去》，《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二十四期，1940年6月16日。
[40]钱端升：《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今日评论》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0年11月24日。
[41]丁佶：《时评》，《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五期，1939年12月10日。
[42]潘光旦：《说过度兼营》，《自由》，第211-20页。
[43]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39年1月22日。
[44]弋：《推行兵役》，《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期，1939年3月5日。
[45]源：《正视官场》，《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十七期，1940年4月28日。
[46]冯有兰：《中国毕竟还是中国》，《今日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1939年4月2日。
[47]Furth,ed., Limints of Change, passim.
[48]贺麟：《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建设现代化》，《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一期，194 0年1月7日。
[49]陈序经：《抗战时期文化问题》，《今日评论》第五卷第三期，1941年1月26日。 冯的回应，见冯友兰《答陈序经先生》，《今日评论》第五卷第六期，1941年2月16日；或 李源《记爱国学者序经先生》，第144-149页。
[50]伍启元：《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今日评论》1940年6月16日。
[51]史华慈：《中国的启蒙运动》，第230-236页。
作者简介：易社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