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雅尔塔会议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然而战争爆发后，美国并没有进行武装干涉，共产党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分化改组，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可以说屈指可数。而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覆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
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兵干涉？十分明显，仅仅用毛泽东如何"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本文准备就战前战后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生成和作用做一扼要的分析，旨在说明，战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人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 ·谢伟思、约翰·P ·戴维斯和约翰·C ·文森特等人。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因为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更倾向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谢伟思一样，戴维斯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中去。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做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建立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
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不十分肯定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
"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惟一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在不同阶段，其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
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其实，随着欧洲战争接近胜利，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英与苏联之间的问题。
还在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中，苏联与美英之间就已经开始产生分歧。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为了战后自身的战略利益，苏联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1943年底和1944年初相继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同样，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决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先触发了英美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年2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据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8-9月间在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的重大阴谋。
结果，英美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做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匆匆飞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坐卧不安了。
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由于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10月9日商定：罗马尼亚苏联占90%；希腊，英美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苏联占75%；英美占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英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75%的保加利亚、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者丘吉尔本人。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惟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就是："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
"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由此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再加上"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来提出更多的要求。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遭到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既然凭实力讲话，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
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然而，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担心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20多年才得来的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都不能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
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磨擦可谓层出不穷。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基于这样的原因，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公开出面加以干预，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做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并且在签订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他显然没有想到，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他寄予希望的美苏合作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随后，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如此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结束对日战争。
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其实是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1945年8月9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150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
鉴于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不能及时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威胁日本人，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日、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独占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而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进行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9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
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