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而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极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几乎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国共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加之1927年以后，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难免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之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较大差距。[①]
事实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改换。这个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的变化，以及两党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党际互动状态，进而描述两党党权的强弱对比和组织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共关系复杂情形的理解。
一、 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
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
首先，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1923年1月12日）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②]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③]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象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④]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提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⑤]。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⑥]在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⑦]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著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
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⑧]；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⑨]
“（孙）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⑩]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1]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
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青有为的中共分子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12]。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它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国共关系建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形式上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13]依李之意，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其时国共两党都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认知[14]，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似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5]。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16]在汪之意，中共既为国际团体，不必顾虑中共会在国内与国民党争衡。据汪精卫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7]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
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18]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19]
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
尽管两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无明显分歧，但由于“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含义本身存有两重性，国共在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实际各有侧重。在国民党一方，最初只强调接纳个体的“共产分子”。而中共则反复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中共最初虽未明说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但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之意则甚明显。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务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20]陈独秀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21]显然中共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若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上海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在表述上，国共双方开始并没有使用“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22]。但据黄彦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据称原稿现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19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的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24]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
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指西山会议）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26]“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8处用“联共”表述，1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1处用“党内合作”表述。[27]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
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采取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的，是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如规定不得怀疑和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职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得超过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28]，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29]，“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规定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联席会议由5名国民党代表和3名共产党代表组成；两党代表分别有代表本党之全权。[30]
两党联席会议显然与1924年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所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不同。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政会下属的一个国民党党内机构，而两党联席会议则是两党对等的党际联络机构。这意味着国民党正式以联席会议的形式确立了两党对等的合作关系。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整理党务案》提出前，曾多次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妥协条件”[31]。故《整理党务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鲍蒋妥协的产物。蒋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曾声称“两党合作之议，最初发于本人之主张”，即指他所提《整理党务案》。[32]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在信中大致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两党合作政策早已确定，两党联盟也早已成为事实；二是《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的决议，与中共无涉，亦即否认该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对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一事，中共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可否。[33]而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则对联席会议持相当肯定态度，认为组织联席会议对中国革命非常重要，“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34]显然中共中央亦注意到了《整理党务案》的另一面。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35]。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认为，《整理党务案》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从此变为了“联共”政策。[36]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37]在当时西山会议派的认知中，《整理党务案》亦是国民党由“容共”向“联共”转变的标志。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都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蒋在复张继书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38]诸如此类的表述，与中共所称的“联共”实无歧异。
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对国共关系的表述实际即是“联共”。兹引述如下：
本党同志现在应该明白何者为革命派，何者为反革命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说联合后恐国民党将为共产党所消灭，为具有新知识脑筋清白者，决不出此无稽之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故现在可说共产党消灭本党，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奋斗，依照政纲进行，不仅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且可为国民党辅助；如不努力奋斗，不联合共产党亦必终归于消灭。所以，对于共产党必不用其怀疑。且须知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民众向本党团结，革命方可成功；反是，则是自杀。此为本党应注意的最大问题，兄弟所以特提出来要请各位格外注意。[39]
大约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的提法亦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频繁出现。有时“联共”与“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4月8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正文首句为：“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标题中为“容共”，正文中为“联共”，“容共”与“联共”似乎通用。又《现代青年》第73期《编者的话》提到，不少读者来信质问和请求解释“容共”与“联共”的区别。亦说明当时“容共”与“联共”两种提法之并存。其时，被中共指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对“联共”与“容共”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共产党分子内存在着两种成份，一种是纯粹共产党，一种是跨党的共产党。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40]
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而提“容共”者渐少。这意味着不少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联共政策”已是一个“口号常呼着，标语常写着”的词语。[41]
二 《向导》式的文字与中共的话语强势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而当时国民党党员号称20万。尽管如此，当时中共党人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那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几何时，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精英亦曾是一批急进青年。如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书中即称：“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42]无奈时代变换的步伐实在太快，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当年视别人为“老朽顽锢”的“少年勇进之辈”，又很快被比他们更年青更急进的五四少年视为“老朽”。
民国2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43]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44]这颇能代表五四新青年对改组前国民党的观感。国民党的旧旗帜，显然已对五四一代新青年失去吸引力。
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45]。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群众”和“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所传闻的共产党，也许囿于“共产公妻”的浮面印象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46]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番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7]。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即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48]。当时有社会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49]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正因如此，当国民党一大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已“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不够进步。当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50]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持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51]。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如以代际来划分，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分子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52]“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53]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最早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这其间实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
